一、资本配置效率的分析方法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经济学家仅仅从总量投入角度考察经济增长，从而把结构变化对于经济增长的巨大推动作用给予忽略，比如哈罗德、多马都将资本积累视作决定经济增长的惟一因素。这一缺陷被后来的一些经济学家如库兹涅茨、钱纳里和乔根森等注意到。库兹涅茨提出，在经济增长的诸因素中，除了知识存量的增加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结构方面的变化。他们认为，随着工业化过程中产业结构的转变，存在劳动力由农业向制造业转移的长期趋势，而劳动力转移的同时资本从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转移。在生产要素的再配置过程中，由于各部门劳动生产率存在差别，这种生产要素由生产率低的部门向生产率高的部门转移，会导致整个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就是资源总配置效应。
20世纪60年代以来，不少西方经济学家如马塞尔、赛尔奎因、凯利和威廉森等人先后从资源总配置效应角度来考察部门生产率增长与总体生产率增长的关系，得到一些有意义的结论，赛尔奎因还在对多国数据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了资源总配置效应的多国模型。他们认为，一个经济整体的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不等于各产业相应增长率的加权平均数，而是多一个余额，这就是资源总配置效应。它的数理基础是：经济总产出增长率等于各产业部门产出增长率的加权平均数，而计算各部门的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平均数则以各部门在总产出中的比重为权重。由于各部门的生产率增长率与其产出权重相联系，以此计算的加权平均数往往与总的生产率增长率不同，二者差额主要是由资源再配置的效应决定的。当资源即资本或劳动流向生产率较高的产业部门，或资源再配置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经济增长的不均衡时，各部门的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会有所变动，而总体生产率增长率的变动幅度更大，这时资源总配置或总体再配置一般会有较高的效应。如果资源向生产率较低的产业部门流动，或资源再配置不但没有减轻而且加重经济增长的失衡状态，资源总配置的效应一般会降低甚至会是负数。可以用以下公式来表示。
从总产出的定义可得出：
式中：V为总产出；Vi为第i部门的产出。关于时间的微分给出了总增长率与部门增长率的关系：
式中：GV为总产出增长率；GVi为i部门的产出增长率；ρi =Vi/V，即为i部门产出在总产出中的比重。
又由于：
其中：GA为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GK、GL分别为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增长率；α、β分别为资本和劳动的收入份额或产出弹性系数。
同理，有：
式中：GAi为i部门的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GKi、GLi分别为i部门的资本投入增长率和劳动投入增长率。
即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是以余值形式计算的。如果以产业部门的产出比重作为计算部门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平均数的权重，就可以测量出生产率不同的部门之间的要素投入变化对总产出增长从而对总的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因此有：
式中Δ反映了上述贡献，即是资源总配置效应或TRE，这样：
即资源总配置效应等于总的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与各部门相应增长率加权平均数的差额。
同理，资本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也有总配置效应，它们都是由资源再配置带来的。
式中：A（u）、A（y）分别为资本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的总配置效应；u、y分别为资本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Gu、Gy分别为总的资本生产率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率；Gu i、Gy i分别为i部门的资本生产率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赛尔奎因认为，资源再配置对总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的作用，尤其是当部门之间要素收益率存在显著差异的情况下，它成为说明增长率和增长模式的重要因素。对多国模式中资源再配置效应对生产率的贡献的分析结果显示，总配置效应是总的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一个巨大的组成部分，尤其是在工业化阶段。总配置效应在各个时期的变化，与产出增长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最初加速以及随之而来的放慢状况相似。在最后一阶段即这一阶段大致与西欧20世纪60年代后期相符，资源再配置的作用几乎完全消失了。当劳动继续转移到一个低生产率部门即服务业的时候，资源再配置效应甚至会变为负数。
二、资本配置效率的基本指标
我国统计核算制度与方法最初是照搬前苏联的模式，只适应于高度集中的产品经济模式。改革开放之后，为了与国际并轨，我国统计核算制度开始进行改革。由于经济统计资料不完整、不衔接、不配套，只能通过对现有统计资料进行适当修正和更换来达到研究目的。准确地估算资本存量和资本投入指标及收集其他相关指标，是研究中国资本配置效率的前提。
1.资本投入指标。
度量资本投入的最基本数据是资本存量指标。对于资本存量的度量，西方经济学家通常用永续盘存法，即把存量定义为过去投资的加权总和，权数对应不同使用年份的相对效率。永续盘存法的一般步骤为：一是通过普查或根据一定的假定估算出某一计算基期的全社会资本存量；二是取得各年份产业部门的投资数字，并将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各年投资额分别换算成按可比价格计算的投资额；三是按每年投资额中各类资产的投资构成，以专门调查测算的各类资产的平均使用年限为依据，测算出每年资本报废的价值，并予以汇总；四是从历年投资额中扣除报废总值，得出各年资本的实际增量；五是根据上年资本存量加本年资本增量等于本年资本存量的原理，推算出历年资本存量的数字。
我国资本存量的定义主要有三种：一是固定资产原值加上流动资金就是资本存量；二是固定资产原值或固定资产净值即是资本存量；三是固定资产净值加上流动资金即是资本存量。固定资产原值是指购买和建造各种固定资产时所实际支付的金额，以及后来改建或扩建追加的投资金额的合计。固定资产净值是指固定资产原值减去历年已提折旧额后的净额。流动资金是指为生产准备的原料、材料、燃料、修理用零配件、包装器材、低值易耗品，处于生产过程中的在制品、自制半成品和待摊费用，以及准备出售的半成品、成品和商业部门的商品库存等流动资产一年的年末余额或年平均占用额。
这里采用第三种观点，将资本存量定义为固定资本净值加上全部流动资本之和，主要基于：一方面，这与西方统计中的“净存量”是一致的。显然，不考虑可折旧资产在使用过程中的有形和无形损耗，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际情况看都是说不通的。我国固定资本净值与原值的比率一般在60%~70%之间，如果不采用剔除了折旧和报废资本后的净值而仍用原值，无疑夸大了资本存量30%以上。另一方面，西方统计中资本存量包含“库存”这一组成部分，它的内含与我国的流动资本相当接近。从比较不同国度的研究角度，把流动资本包括进来有利于口径的一致。
由于我国没有直接的固定资本净值和流动资本的统计资料，因而只能采用估算的办法。对资本存量的估算分三个步骤。首先，估算出1952年的资本总量。以艾斯卡瓦对中国1952年的资本总量估计额500亿元和帕金斯对中国1953年资本总量估计额2 145亿元为依据，把1952年的资本总量确定为1 500亿元。其次，估算各年的新增资本额。以国内生产总值紧缩指数调整各年的资本形成总额，得到以不变价格计算的各年新增资本额。最后，计算各年的资本总量。以1952年的资本总量为基础，用上年的资本总量加当年的新增资本额，求得各年的资本总量。
资料来源：1998年以前的资料根据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第3~6页有关数据整理和计算；1998年以后的资料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3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年版，第55、58、68页有关数据整理和计算。
同时，由于缺乏按国民经济行业划分的资本形成额的数据，因而对于三次产业的资本额也只能采用估算的办法。对三次产业资本存量的估算可分为四个步骤。首先，估算出1952年各次产业的资本总量。前面估计1952年资本存量总额为1 500亿元，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数字相比，资本系数为2.21.根据1952年各次产业的资本有机构成状况，估计当时第一产业的资本系数为1.5，第二产业的资本系数为3 ，相应求得1952年第一、二产业的资本额分别为514.35亿元和425.40亿元，这样第三产业的资本额就为560.25亿元。其次，计算历年各次产业在全社会固定资本投资总额中的比重，并以此代表历年各次产业在新增资本总额中的比重。再次，用上述比重乘以历年全社会新增的资本总额，即可得到历年各次产业的新增资本额。最后，以1952年各次产业的资本额为基础，用上年的资本额加当年的新增资本额，求得历年各次产业的资本额。
续表
资料来源：全社会新增资本总额的数字取自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第3~6页；《中国统计年鉴》（2003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年版，第55~68页有关数字整理和计算。各次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重根据《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资料》（1950~1985），中国统计出版社1987年版，第74~89页；《中国统计年鉴》（1987~2003年各年）中的有关数据整理和计算，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
2.产出增长指标。
衡量国民经济增长，东西方核算体系（MPS与SNA ）采用不同的衡量指标。为了便于进行国际比较，必须用同一口径的相应指标。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一直采用国民收入来衡量国民经济增长。改革开放以来，统计核算制度开始与国际接轨，如增设与计算国民生产总值（GNP）、国内生产总值（GDP）。目前，以国内生产总值为主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已经形成。这里选择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作为产出增长指标。当然，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以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衡量将会高估产出增长水平，因此，应以可比价格计算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作为产出增长指标。
三、资本和劳动投入的产出弹性
生产要素投入的产出弹性是指要素投入增长对产出增长的作用，即要素投入每增长1%所带来的产出增长的百分比。在不考虑规模经济的情况下，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之和等于1.西方经济学认为，在竞争均衡的条件下，每个要素获得其边际产出，这样，资本的产出份额等于单位利润与资本投入量的乘积占总产出的份额。由于实际工资等于劳动的边际产出，因此，劳动的产出份额等于单位工资与劳动投入量的乘积占总产出的份额。西方经济学家在进行经济增长因素分析时，通常用资本和劳动的收入份额来代表它们的产出弹性。在我国，由于缺乏必要的统计资料，因而难以全面计算资本和劳动的收入份额。世界银行经济考察团分别假定中国资本与劳动的收入份额为40%比60%和60%比40%，以两个方案来进行经济增长因素分析。郭克莎则认为，从较长时期来看，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是不断变动的，因而将改革前、后资本和劳动的收入份额分别设置60%比40%和40%比60%不同的权重。
参照郭克莎的办法，将改革前、后两个阶段的要素产出弹性分别设定不同系数，改革前资本与劳动的产出弹性系数设定为0.55∶0.45，改革后设定为0.45∶0.55 ，新中国成立以来整个时期则设定为0.5∶0.5.原因是：第一，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大量过剩的劳动力，而资本始终是极为稀缺的资源。我国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劳动力的边际产出或产出弹性较低，资本的边际产出或产出弹性较高。第二，改革前，由于长期实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以及高积累、低消费政策，极大地挫伤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导致劳动生产效率下降，劳动的边际产出极为低下。第三，改革以来，国民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扭转了长期“重生产、轻分配，重积累、轻消费”的倾向，收入分配向个人倾斜，这极大地提高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劳动的边际产出有了较大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