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汉语中，当我们说某个人不简单时，一定是在夸奖他。本部分说徐复观不简单，除了夸奖他之外，也想表明他一生经历的复杂性和思想的复杂性。他在中青年时代从军、从政，到了将近知命之年转入学界，在中国思想史、经学史、文学史、艺术史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徐复观身上，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很多有代表性的想法。
（一）
先从政而后从学的徐复观对学术和政治的关系有特别的看法。在叙述他的这方面的看法之前，我们先看一下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处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的几种常见的态度。
第一种态度是与政治的距离比较近或者很近，政治热情高，积极地参与政治，甚至不惜以牺牲学术的独立性为代价来服从政治。持此态度的知识分子，有些善变、易变，随着政治的变化而不断地改变自己的学术观点；有些因不适应政治的多变、常变而不得不改变这种政治态度，转向其他的政治态度。
第二种态度是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既保持一定的学术的独立性，又关心政治。持此态度的知识分子表面上没有太高昂的政治热情，但在内心深处仍然牵挂着政治，政治在其心中仍具有重要地位。
第三种态度是对政治冷淡，自得或自囿清静的学术天地。当然，持此态度的知识分子不乏“明哲保身”的心理。政治风云的变幻莫测、政局人物升降浮沉的难料，令他们对政治感到心寒，感到恐惧，故对它采取避而远之的态度。
总的来说，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持第一种态度者最多，持第二种态度者次之，持第三种态度者比较少。在20世纪后半期的中国大陆，持第三种态度的知识分子曾经遭到打压，他们的生存空间很窄，而持第一种态度的知识分子曾经最受欢迎。
徐复观的一生非常复杂，早年有从政、从军的经历，并与政界、军界要人过往甚密，晚年脱离政界，潜心学术研究。虽然他早年在政界、军界曾受过器重，但相比较来说，其从学的晚年，才是他生命的黄金时代。作为学者的徐复观，其历史地位要远重作为从政者和军人的徐复观。这点，恐怕很多人都会承认。而晚年的徐复观，在学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其态度与前述第二种态度最为接近。
徐复观在1964年发表的《旧梦·明天》中表示意愿：死后落葬在故乡罗家榜祖坟地，并为自己预立碑文：“这里埋的，是曾经尝试过政治，却万分痛恨政治的一个农村的儿子——徐复观。”这个预立的碑文，典型地反映了晚年徐复观的政治心态。他痛恨政治，并不意味着他不关心政治。他痛恨的只是无序的、黑暗的中国政治。至有序的、光明的中国政治，则是他所万分向往，并终生为之奋斗的。在他心目中，这种有序的、光明的政治，就是民主政治。徐复观的大量的政论文，当然体现了他对民主政治的高度关注。即使是其纯粹的学术论著，也同样体现了他的这种关注。例如，在其学术名著《两汉思想史》中，徐先生曾深挖中国专制政治之根，对传统的专制政治，作了深刻的批判。他说：
所谓专制，指的是就朝廷的政权运用上，最后的决定权，乃操在皇帝一个人的手上；皇帝的权力，没有任何立法的根据及具体的制度可加以限制而言。人臣可以个别的或集团的向皇帝提出意见；但接受不接受，依然是决定皇帝的意志；无任何力量可对皇帝的意志能加以强制……皇帝一念之差，及其见知识的限制，便可使整个机构的活动为之狂乱。……在一人专制之下，天下的“治”都是偶然的，“乱”倒是当然的。
两千年来的历史，政治家、思想家，只是在专制这副大机器之下，作补偏救弊之图。补救到要突破此一专制机器时，便立刻会被此一机器轧死。一切人民，只能环绕着这副机器，作相互纠缠的活动；纠缠到与此一机器直接冲突时，便立刻被这副机器轧死。……一切文化、经济，只能活动此一机器之内，而不能轶出此一机器之外，否则只有被毁灭。
这些对中国传统专制政治的揭露和批判，是何等的中肯，何等的尖锐！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徐复观对民主政治是多么的向往。
当然，作为学者的晚年徐复观，他关心政治，并不意味他屈从现实政治，与政治没有任何距离。其“万分痛恨政治”，并不只是情感的发泄，而是有着深厚的理性基础。早年从政的经历，已使他对政治上的黑暗有了刻骨铭心的体会。对中国传统的反思，更使徐复观深信，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完全合一，是中国几千年来的一大悲剧。
徐复观指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士或士大夫）与古希腊的很不相同。希腊的知识分子，是由商业蓄积的富裕生活带来的精神闲暇所形成的。他们解决了自己的生活以后，乃以其闲暇来从事知性的思索活动。这导致了两种结果：第一，希腊的知识分子不是为了求生活而去找知识，这便保障了知识的纯粹性，养成了西方为知识而知识的优良传统。第二，希腊的哲人大都热心政治，但政治对他们只是一种社会活动，甚至是他们思考的一种对象。他们并不把政治看成个人的唯一出路。这就保证了个人对政治的独立性，养成了西方以独立的个人立场和社会立场，而不是以统治者的立场去谈政治的优良传统。与这些古希腊的知识分子不同，中国由贵族没落而开始形成的士大夫阶层，在社会上无物质生活的根基；除政治外，就没有自由活动的天地。战国时出现的“游士”和“养士”两个名词，恰好说明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特性。“游”意味着在社会上没有根；“养”则证明只有当食客才是生存之道。而“游”的圈子只限政治，“养”的圈子，也只限政治。“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开始便是政治的寄生虫，便是政治集团的乞丐。”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对政治的极度依赖、依从，因科举制度而越演越烈。徐复观对科举制度进行过猛烈的抨击。他指出：“科举在事势上只能着眼文字，文字与一个人的行为名节无关。……文字的好坏，要揣摩朝廷的好恶……科举考试，都是‘投牒自进’，破坏士大夫的廉耻，使士大夫日趋卑贱，日安卑贱，把士人与政治的关系，简化为一种单纯的利禄之门，把读书的事情，简化为一单纯的利禄的工具。”在科举制度下，“士大夫与政治的关系，成为‘垂钓’与‘入彀’的关系，这已不是人与人的关系，而是渔猎者与动物的关系，此种关系卡住了政治的大门，士大夫要进此一大门，自己的精神便不能不先折磨得使其下趋动物之只知衣食，而不知是非廉耻之境域，对政治当然成为纯被动的奴妾”。自19世纪末以来，不断有人批评科举制度，但像徐复观那样把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的影响说得如此透彻者，并不多见。
虽然科举制度早在20世纪初就被废除，但科举制度的遗毒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仍然起作用。对此，徐复观揭示了两种典型的表现。其一，不择手段地争取个人升官发财的私利，而毫不顾及公是公非。口头上可以讲各种学说，但在私人利害上决不相信任何学说。其二，除个人、家庭享受外，对文化、经济、政治等，只有破坏，而无半丝半毫的建设。徐复观认为，这种遗毒也影响到以“三民主义”为号召的国民党中的许多党员。作为勇者型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徐复观对国民党和蒋介石都有尖锐批评。有人说他办《民主评论》是“拿了国民党的钱，来骂国民党”。
基个人的经历，更基其对历史与现实的审察，徐复观强烈地追求知识分子对政治的独立性。这种独立，首先是人格的独立。这种人格独立，在孟子所称赞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里已得到相当程度的体现。为了人格上的独立，知识分子关键要在学术上独立。学术绝不能成为政治的手段或捞取政治资本的工具。它是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根基之一。学术屈从政治，是专制政治的必然结果；学术独立政治，是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徐复观很欣赏西方知识分子那种为知识而知识的追求。他的众多学术论著，虽然体现着某种政治意识，但是，它们不为现实政治所范限，也不直接为现实的政治服务。徐复观希望知识分子成为制衡现实政治的一种力量。唯有学术独立，才能保证做到这一点。
徐复观如此处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无疑值得我们重视。在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曾经扮演过重要的角色。为了在21世纪更好地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他们有必要好好地反省自身的所作所为。在谈到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挨整时，徐复观曾半是伤心、半是幽默地说：对此，他有百分之七八十是同情的，因为他们最缺乏的是人格。言下之意，徐先生是希望通过整他们“整”出人格来。政治热情过高，完全与现实的政治融为一体，不惜以牺牲学术的独立为代价来投身政治或求得现实政治的认同，这种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常见的心态，容易导致他们随风而倒，丧失人格。应该说，只有那种既关心政治，并敢批判现实政治的不足，又坚持学术独立的心态，才是健康的心态、值得知识分子守持的心态。在这方面，徐复观的所为所思，确有重要价值。
（二）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都受到古老的中国传统的影响。即使是激烈地反传统的西化派人士，亦难幸免。林毓生教授在《中国意识的危机》一书中，通过分析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的思想，深刻地指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实际上借用了中国的一种古老的传统：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思维模式。
徐复观青年时代也曾不满中国传统文化，厌弃线装书。后来，由受熊十力的影响，他改变了这种态度，转而全心弘扬传统，维护中国文化，终至成为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到了晚年，徐先生越来越相信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与价值。他在遗嘱里说道：“余自四十五岁以后，乃渐悟孔孟思想为中华文化命脉所寄，今以未能赴曲阜亲谒孔陵为大恨也。”就其文化观来说，徐复观是保守主义者；但就其政治观、社会观来说，他却追求自由、民主，崇尚开放。这一复杂的情形，使我们不得不对“保守=落后=反动”的公式作重新的思考。
萧欣义先生把中国现代的保守主义分成三种类型：顽固的保守主义、消极的保守主义、积极的保守主义。顽固的保守主义者幻想传统都是好的。他们宣称传统没有黑暗面，没有专制政治。他们指斥这一切都是别有用心的人捏造出来诬蔑中国文化，以迎合帝国主义及国际汉奸的丑剧。消极的保守主义者，虽然承认传统中有病态污秽的地方，但认为不能轻易谈改革。因为一旦改革，社会就会失去秩序，而混乱失序的代价，远远超过改革所得的益处。积极的保守主义者，则区分传统中值得肯定之处以及有待改革之处，而主张合理的改革。根据这种对现代中国保守主义的三分法，萧先生把徐复观归为积极的保守主义。他的这种分法以及对徐的归类，无疑是很有见地的。
作为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徐复观在文化上自然与西化派知识分子针锋相对。西化派要抛弃的对象——传统，恰好正是徐复观所要极力维护的。他把自己的生命投入传统，又在传统中发现自我生命的价值。徐先生曾说：“当初我们少数人，看到中国文化遭到诬蔑，是共同发心，要为中国文化打抱不平。”他的学生杜维明指出：“这种愤愤不平的心理，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农民，面对欧风美雨所带来的泛滥，筑堤开渠奋不顾身以抗洪的大禹精神的体现。”确实，徐复观生在农家，是一个乡土味很浓的知识分子，对西化派知识分子之毁弃传统，这个农家子弟深恶痛绝。胡适1961年在一次讲演上说道，东方文化很少或者没有灵性。徐复观对之作了猛烈的抨击：
看到胡博士在东亚科教会的演说，他以一切下流的辞句，来诬蔑中国文化，诬蔑东方文化，我应当向中国人、东方人宣布出来，胡博士之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是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我之所以这样说，并不是因为他不懂文学，不懂史学，不懂哲学，不懂中国的，更不懂西方的，不懂过去的，更不懂现代的，而是他过了七十之年，感到对人类任何学问都沾不到边，是由过分的自卑心理，发而为狂悖的言论，想用诬蔑中国文化、东方文化的方法，以掩饰自己的无知，向西方人卖俏，因而得点残羹冷炙，来维持早已掉到厕所里去了的招牌。这未免太脸厚心黑了。
如果说，徐复观以上对西化派的看法带有情绪性的话，那么，他以下的看法则是非常理性的。他在评价“五四”的反传统时说：“五四时代的反传统，实在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当时反传统反得太过，事实上也不易避免。所以今日我们只可加以反省，而不必去深责。”这种对反传统的宽宏大量的态度，可以部分地说明为什么徐复观这个传统主义者与反传统主义者在自由、民主等方面存在着一致性。
在很多时候，徐复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维护都持有理性的态度。他保守光明的传统，而希望洗除阴暗的传统。他所要保守的是这样的中国传统：尊重人性、个人人格和个人心灵自由，强调内在价值论。他反对外在权威残害人性，压迫人权，强调个性发掘到基底，即可通群性，人人扩充仁心，就可爱亲友、同胞、人类。对传统中的黑暗部分，如专制、不尊重人性与人权等，徐复观则不遗余力地予以批判。
作为现代新儒家的重镇，徐复观尤强调儒家传统的价值。他对儒家传统的阐释，与常论颇异。他认为，儒学起源一种忧患意识。根据这种看法，儒家的兴起，是对“郁郁乎文哉”的周代文化的没落所作的自觉的、全面的反省。这一反省，同墨家、道家、法家的反省不同，基本上是肯定人类文明、文化的价值，因而对周代文化传统的崩溃，有一种不忍之情，想恢复过去的礼乐制度。这不是一般所认为的复古，而是对中华民族从殷周以来所建构的文明作出一个内在的肯定，希望这一文明能够延续下去。“兴灭国，继绝世”所表达的，就是这种悲情。徐复观这种对儒学兴起所作的解释，是很新颖的。不管我们同意与否，这种探索都是有意义的。
徐先生对儒家的政治思想的阐释，也独具特色。他认为，德治思想、民本思想、礼治思想，都是儒家政治思想的成就。在徐复观看来，“儒家的政治思想，从其最高原则来说，可称之为德治主义；从其基本努力的对象来说，可称之为民本主义。……德治的出发点是对人的尊重，是对人性的依赖。首先认定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所以治者必先尽其在己之德，因而使人人尽其秉彝之德。治者与被治者之间，乃是以德相与的关系，而非以权力相加相迫的关系。……由民本思想，而否定了统治者自身有任何特殊权益的观点……礼的基本精神，对己而言则主敬，敬是克制小我。对人而言，则主让，让是伸张大我”。
同时，徐复观也指出了儒家政治思想的局限性：它总是处在统治者的地位来为被统治者想办法，而很少以被统治者之地位，去规定统治者之政治行动，也很少站在被统治者的地位去谋求解决政治问题。这是一种“施”与“济”的性质，是一种“发”与“施”的性质，而人民始终处一种消极被动的地位。尽管以民为本，而终不能跳出一步，达到以民为主，是政治问题，总是站在思想中打转，以致真正的政治主体，没有建立起来。因为政治上的主体未立，是一方面仅靠统治者道德之自觉，反感天道之难知，而对历史上的暴君、污吏，多束手无策。在另一方面，纵有道德自觉之圣君贤相，而社会上缺乏迎接呼应承当的力量，圣君贤相也感到孤单悬隔，负担太重，因此常常是力不从心。由此可以了解历史上的朝廷，何以君子之道易消，而小人之道易长。因为政治之主体未立，是政治的发动力，完全在朝廷而不在社会。知识分子欲进入朝廷为仕，学以致用，只有参加考试，或巴结权贵，别无致力之方。若对现实政治不满，也只有当隐士之一法。知识分子除做官外，放弃了对社会各方面应有的责任与努力，失去了其积极生存之意义，从而失去了道德。上述徐复观对儒家政治传统的反省，达到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应有的水平，反映了他们应有的自觉。这种自觉，为他们确立自己的责任与努力方向创造了条件。徐复观真不简单。
生活在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在面对古老传统的同时，也必然会面对严峻的现实。中国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的落伍，民主政治迟迟未能真正地、完全地确立起来，科学技术急需引进，普遍存在失落感与羞耻感……这些问题，无不困扰着知识分子的心灵。在人们一般的印象中，保守主义者似乎都是满足现实的。但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徐复观却经常猛烈地批评现实，他有着很清醒的现实头脑。他对很多现实，都有着深深的不满。这种不满，又促使他去进一步反思传统，促使他更加珍惜好的传统，更加反感坏的传统。西化派知识分子也同样不满现实，但他们中的不少人有一种倾向：把坏的现实统统归罪传统。这种倾向，正是徐复观所坚决反对的。
如果从诠释学的角度来看，徐复观在传统与现实之间进行不断的互评、互释。这里存在着几方面的情况：首先，以好的传统来批评坏的现实。例如，以儒家尊重人性、人权的传统来批评伤害人性、人权的现实。其次，以坏传统的影响来解释坏的现实。如以科举制度的遗毒来说明现实中官场的黑暗。再次，以现实（不论好、坏）来重释传统、重构传统。例如，以现实的民主自由精神来重释、重构儒家传统。总的来说，这种在传统与现实之间所作的互评、互释，很值得中国知识分子坚持和发扬。
（三）
在历史上，中国人曾遇到过两次外来文化的大挑战。前一次为印度文化的挑战，后一次为西方文化的挑战。这一挑战自19世纪后期开始，至20世纪而愈演愈烈。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如何解决中学与西学的冲突与融合，就成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
如果说，在19世纪末，全然拒斥西学的知识分子尚大有人在的话，那么，在20世纪这样的人却越来越少。至今，甚至已很难找到敢公开全然拒斥西学的人了。确实，中国知识分子对西学接受得越来越多。虽然徐复观是现代有名的文化保守主义人物，但他的心灵已相当的开放。事实上，他对西学的理解和接受已高出很多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例如，他对西方民主与自由的思想的理解和接受，就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徐复观在台湾有“民主斗士”之美誉。如果他没有对西方民主理解得如此透彻，就不会有对中国传统与现实的专制的淋漓尽致的批判。徐复观还认为，近代欧洲文明进步的基本动力，是自由主义。只有保持自由主义的精神状态，才能敞开人类向前、向上之门，给人类的前途赋予无限的可能性。并且，民主与自由是不可分的。自由主义落实在政治制度上，就是民主宪政。再如，他对西方知识分子那种为知识而知识的追求的肯定，也表明了他对西学接受的深度。
徐复观还提出了“文化性格”说，用以概观和评价中、西文化。他认为，文化的本质在人性，而人性蕴蓄有无限的多样性。不过，因人性所凭借以自觉的外缘条件不同，人性总不会同时作全面的均衡发展，而所成就的常是偏向人性之某一面。中、西文化的不同，就是源自它们对人性发展方向的不同。西方文化着重发展人的知性，因而成为知识型的文化；中国文化着重发展人的德性，因而成为道德型的文化。知识型的文化以自然为对象，而道德型的文化以人生为对象。徐复观坚持认为，文化类型的不同，只是精神性格上的差异，彼此之间并无高低、优劣的区别。他说：“这些年来谈中国文化的人士，不论站在正面或反面的立场，都忽视了文化性格上的不同，而仅拿同一的尺度去夸张附会。凡说中国文化是落后的，这是拿西方的文化尺度来量中国的文化。凡说中国文化是超越的，这是拿中国文化的尺度去量西方的文化。殊不知以一个尺度去量两种性格不同的文化，恐怕这不能不是一种错误。”徐先生的这种看法，无疑是非常公允的。这反映了他对文化相对性的高度认识。只有确立这种文化相对性的认识，才能克服殷海光所说的、曾长期支配中国人的“天朝模型的世界观”，树立健康的开放心态。
冯友兰1982年在答谢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授予他文学名誉博士学位时曾说：“我生活在不同的文化矛盾冲突的时代。我所要回答的问题是如何理解这种矛盾冲突的性质，如何适当地处理这种冲突，解决这种矛盾。又如何在这种矛盾冲突中使自己与之能适应。”在20世纪，每一个中国知识分子都面临着跟冯友兰所说的一样的问题。为解决中西文化的矛盾，他们提出了很多看法。这些看法归结起来，主要可分为几大类：第一，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结合论。把西方文明归为物质文明，把中国文明归为精神文明，这种说法在20世纪初颇流行。第二，全盘移植与全盘抛弃论。此论为胡适、陈序经等全盘西化论者所持。他们认为，文化是一个整体，西方文化有其物质文明，也有其精神文明，中国文化也同样如此。为了适应现代世界的发展潮流，全盘抛弃中国文化和全盘接受西方文化，是中国人的唯一选择。第三，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论。此论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持。主张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判继承，吸其精华，剔其糟粕，并对西方文化也作如是观。第四，内圣外王论。此论为现代新儒家所持。认为中国文化内圣（主要指儒家道德）强而外王（主要指科学、民主）弱；科学、民主为西方文化之最大成就。内圣与外王的结合，实际上就体现了中西文化的结合。
以上四种看法，都各有根据，又各有所偏。从理论上看，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论片面性最小，但其实践的结果却经常变为对西方文化的排斥多吸纳，对中国文化的摒弃多继承。关这一点，经历过“文革”的人都会深有体会。
作为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徐复观当然坚持内圣外王论。他跟唐君毅、牟宗三一样，都追求儒家道德与西方科学、民主的结合。他们大体上都把中国文化归为道德型（或伦理型），而把西方文化归为知识型（或科学型）。必须肯定，把西方的民主、科学与中国的儒家道德结合起来，这是一种新的、良好的追求。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应该坚持“能合则合，不能合则不能强合”的原则。而徐复观跟其他新儒家一样，似乎有不能合也要强合的倾向。这便使他们难免美化和泛化儒家道德，有时甚至给人以儒家道德压倒科学民主的印象。而且，“中国的道德—西方的科学民主”这种思维格局，使他们难以深刻地认识到西方道德的价值和意义。
面对中学和西学，中国知识分子似应做到“既有分中西，又无分中西”。这是解决中西文化矛盾、冲突的一个值得重视的思路。有分中西，意味着要对中学和西学作适当的区分，注意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不同。无分中西，意味着要具有世界胸怀，反对狭隘的民族偏执和文化偏见，冲破人为的中西界限，不管中学、西学，只要有理、有利，一概兼容。总的来说，徐复观在这两方面都有建树。在有分中西方面，其建树尤多。这充分体现了他对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意识，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的觉醒。在无分中西方面，徐复观也有所贡献。
作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杰出成员，徐复观给后世的中国知识分子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徐复观真的不简单。在这些遗产中，最值得珍惜的是他的无私无畏的批判精神。假如现世和后世的中国知识分子，能普遍地、持续地坚持这种精神，徐先生在天之灵，将会得到永恒的慰藉。自90年代以来，随着他的各种著作在中国大陆出版，他的学问和思想对学界产生了多重影响。当然，海峡两岸的学术交流、大陆华人与海外华人的学术交流，对过去二十多年学术发展中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