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1987）试图回答这一问题。他认为，中国人与西方人的根本不同是缺乏集体生活，所以特别倚重家庭家族。“西方人集团生活偏胜，中国人家族生活偏胜，正是分向两方走去，由此开出两种相反的文化”。在中国传统中，个人一进入社会，“于教学则有师徒；于经济则有东伙；于政治则有君臣官民；……”，各种“关系，皆是伦理；伦理始于家庭，而不止于家庭”。“更为表示彼此亲切，加重其情与义，则于师恒曰‘师父’，而有‘徒子徒孙’之说；于官恒曰‘父母官’，而有子民之说；于乡邻朋友，则互以伯叔兄弟相呼。举整个社会各种关系而一概家庭化之，务使其情益亲，其义益重。”由此，人们之间互有义务，“全社会之人，不期而辗转互相联锁起来，无形中成为一种组织”。为什么会如此？梁漱溟从宗教的角度做了解释，“为西方人集团生活开路的是基督教；同时不待说周孔教化便为中国人开了家族生活之路”。但基督教为何能促成了西方人的集团生活，而周孔教化为何促成了中国人的家庭生活？对这个问题梁漱溟未能深究。韦伯在1920年指出：“伦理宗教，特别是新教的伦理与禁欲教派的伟大业绩就是挣断了宗族纽带，建立了信仰和伦理的生活方式共同体对于血缘共同体的优势，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对于家族的优势”。韦伯所言的“对于家族的优势”主要是指人际之间的“信任”能突破血缘亲情的局限，“一切共同体行动在中国一直是纯粹个人的关系，特别是亲戚关系包围着，并以它们为前提，”“反之，新教则将所有这一切都客观化了，……并用理性的法律和契约代替了中国那种原则上万能的传统、地方习惯以及官场上的任人唯亲”。从韦伯的思想路向来看，理性的法律和契约与家族文化规则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文化体系，因为家族“血缘共同体”是狭隘的、是缺乏理性的，是阻碍人类合作秩序扩展的。但是，韦伯不了解中国人的泛家族规则，不了解这种泛家族规则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家族血缘共同体的局限性，不了解这种规则所具有的工具理性的功能，不了解这种规则对人与人之间合作秩序扩展的促进意义，不了解这种规则对维系中华文明的持续统一和破损后重新复兴的巨大建构功能。
全面探讨宗教与家庭及家文化的起源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已超出本书的主题范围，也不是笔者的知识能力所能胜任的。在这里，笔者只能大致地对中国家文化的起源及其功能作一试探性的概括分析。
根据史料，在春秋战国时代，封建宗法世袭制度的夭折和宗教的不彰，使得中国古代社会除了国之外，没有中间的社会组织形态，家庭、家族就成了中国人依存的最主要的组织，家庭是一个独立的生产单位，是所有成员共同生活及惟一的经济来源，是抗拒险恶环境的堡垒，也是精神和心理慰藉的支柱，是接受教育的惟一场所。也就是说，由于封建宗法世袭制度和教会组织不存在，使家庭的社会功能大大凸显出来。于是，家庭“内部成员自然衍生出一种坚韧无比的互信互赖及互助纽带，使得它能够相当有效地承受或对抗来自家庭以外的任何打击和挑战”。（张保民，1992）这样一来，又产生一些严重的负面效应，如，各个家庭以己私为重，大量的原子式家庭以高度分散状态存在，使得中国传统社会总是呈现一盘散沙的状态，社会公德极度贫乏，横向组织能力低下，勇于私斗，怯于公战。儒家文化是以家文化为根基的，但作为一种治理天下的思想体系，孔子等儒家先哲意识到原子式家庭制度使得天下之人都只“亲其亲，子其子”，则不利于天下的统一，因此提出“不独亲其亲，子其子”，“仁者，爱人也”，“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由此，便制定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一整套伦理规范，系统地把家庭、家族伦理泛化推广到家庭、家族以外，把对家庭的孝道延伸到对皇朝的效忠。“因此，儒家的仁义思想，其终极目标便是通过家庭伦理观念之实践及扩散，使得朝野上下充满仁爱之心及礼义思想，因而将整个中国融合成一个以统治者为家长，精诚团结而又亲睦和谐的大家庭”。（张保民，1992）这就是中国几千年遗留下来的最主要的社会文化资本。家庭／家族伦理熏陶出来的民众、儒家意识形态及其教化出来的士阶层、皇朝政治制度及其统治者三者耦合成了相当富有黏结力和弹性的制度体系。
反观西方，封建宗法世袭制度经久不衰，家庭隶属于封建领主，长子继承制使血缘联结弱化。宗教势力之庞大及其组织之严密，使西方人除家庭以外，还有一个更具权威的效忠对象和更为重要的精神活动范围。（张保民，1992）宗法制度和教会组织成了民众经济与精神生活的重要依托，权利与义务也在其中予以界定，大家同在上帝面前，无亲疏远近之分，也难定长幼尊卑之序，所有这些都有效地转移了个人对家庭的关注或效忠程度，能超出家庭或家族的藩篱，发展出从事各种大型社会集团活动的习性和能力以及平等、权利、义务等观念。由此可见，西方社会发展出宗法制度及其民间社会、宗教意识及教会组织、皇朝政治制度三者耦合的制度体系。中西方为什么会发展形成不同的制度体系？对这一问题实难以作出一个准确全面的回答，只能说是中西方古代社会各种环境因素，特别是人群互动博弈，逐渐演化形成了不同的制度体系及其路径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