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多课题组的调研报告和笔者的调研表明：今日中国的私营企业，普遍采用家庭／家族拥有的形式，在企业内部的管理上广泛存在着家族制管理。可以预料，家族企业将越来越多，其活动会日益成为我国的一个重要经济现象。不仅私营企业普遍存在家族制管理，而且其他类型的企业，如：乡镇企业、集体企业、合伙企业、股份合作制企业、民营承包企业等也大量存在家族制或泛家族制管理。但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之前，学界对这一重要的企业形态和经济现象却长期未给予应有的关注。
从世界范围看，家族企业是主要的企业形式之一。据克林·盖尔西克等（KELINE。GERSICK）的研究，最保守的估计也认为由家庭所有或经营的企业在全世界企业中占65%～80%之间。世界500强企业中有40%由家庭所有或经营。家族企业创造了美国生产总值的一半，雇佣的劳动力也占一半。在欧洲，家庭公司支配着中小规模的公司，并在一些国家里占较大公司的大多数。在亚洲各国，家庭公司大都居主导地位。在拉美，由家族建立和控制的大型企业在绝大多数产业部门中都占主导地位。
与家族企业普遍存在相对应的一个反差是：学界对家族企业的研究却相当缺乏。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PETERF。DRUCKER）指出：大部分企业——包括美国的和所有其他发达国家的——都是由家族控制和管理的。然而，一个奇怪的现象是：有关管理的书籍和课程却几乎完全是针对公共的和专业管理的企业——它们难得提到家族经营的企业。】由此可见，很长时间，家族企业的研究，不被人们看成是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课题，几乎被人们忽略了，或者没有进入学界主流的视野。
这种状况在我国显得更为明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倡导学习国外先进的管理理论和方法，提出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谁也没有提倡发展家族企业和采用家族制方法来管理企业，谁也没想到家族企业会大量出现。然而，家族企业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长期忽视对家族企业的研究，是经济学和管理学界的一大缺陷。只是在近几年，学界才开始重视家族企业问题，并引发一些争论。但是，如何认识家族企业？家族企业如何成长？家族企业向现代企业组织演变的条件、路径是什么？显然，这些问题尚未得到深入探讨。
随着调研和文献涉猎的增多，促使自己把视野从个别地区扩展到更大范围，特别感兴趣的是海外华人企业的发展、日本企业的特征和美国企业演变史，由此触发了更多的思考和研究。
在现代人的印象中，家族企业是一种落后的企业形式，用家族的规则来管理企业也是一种落伍的管理方法。但是，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家族企业都大量顽强地生存和发展着。
近代以来，我国家族企业已有一定的发展。随后，由于外敌的入侵和政治革命的因素，家庭、家族、家文化、家族企业受到强烈冲击。改革开放前，我国内地的家族企业已绝迹。促使人们逐渐重视家族企业研究的原因主要有两点：
（1）20世纪90年代以来，港澳台及分布在东南亚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华商企业及其经济成就特别令世人刮目。约翰·奈斯比特（JOHNNAISBITT，1996）曾有点夸张地说，世界华人经济对日本的经济地位大有取代之势，华人企业家团体“把亚洲经济推向巅峰”，“并逐渐侵蚀着西方经济领域”。虽然海外华人所处的环境并不相同，“他们却都一样地发展并保持了一种特殊的企业组织形式——家族企业”，有时从表面上看，海外华人的新的跨国集团和其他企业完全一样，比如，按公司方式组建，有董事会和公司科层组织。但他们的运行方式和世界经济中任何东西都完全不同，描述他们的最好方式也许是把他们当作一起营运操作的家族。
（2）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国内地平地涌起家庭经营的浪潮。周其仁比较充分地认识到“家族经营再发现”的学术与实践意义，“家庭这个古老的组织形式，在今天和明天的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发展中，正在并将继续焕发出它所容纳的全部活力”。但是，周其仁并没有把他的研究延伸到“家族制与企业组织”这一课题上。由德国大众汽车基金会资助的、并由德国著名学者何梦笔（CARSTENHERRMAN—PILLATH）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陈吉元教授共同主持的大型研究项目“中国乡镇企业的领导与决策：文化和经济转变模式”，对家族规则和现代的商业规则的包容问题作了很有价值的探讨。但直到2000年，中国内地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相关研究依然很少。李新春敏锐地看到，中国经济学者对家族制度研究的漠视是令人惊异的，“在缺乏对家族制度深入了解的情况下，对中国经济特别是企业组织的发展将是难以准确把握的”。
对我国而言，研究家族企业有着特殊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中国是一个家文化传统最为悠久和深厚的国度，台湾著名学者李亦园认为中国文化是“家的文化”；杨国枢进一步认为：“家族不但成为中国人之社会生活、经济生活及文化生活的核心，甚至也成为政治生活的主导因素”。汪丁丁指出“从那个最深厚的文化层次中流传下来，至今仍是中国人行为核心的，是‘家’的概念”。费孝通主张要重视家庭的重要作用，“这个细胞有很强的生命力”，农村中“真正有活力的就是家庭工业”。虽然解放以来，家文化、家族组织受到强烈冲击，但是，中国的现实表明：“家族主义”或“泛家族主义”倾向在中国的各种组织或单位中都惊人的相似，并普遍地存在着，甚至在国有单位中也弥漫着浓厚的家文化氛围。即使在计划经济体制最鼎盛的时期也是如此，只不过是以一种变相的或潜伏的形态存在。在体制转轨时期，家文化与家族企业的勃然复发，应是不足为怪的。正如爱森斯塔（S。N。EISENSTADT）所言，虽然现代化会削弱旧传统的某些层面，然而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旧传统的某些层面有时会被再度提出和强调，以解决文化断层的危机和建立新的集体认同。在中国社会转型状态中，计划经济体制规则渐渐失效，健全的市场经济规则还在逐步地建立之中。因此，家庭与家族规则自然就成为在夹缝中发展起来的私营企业创建和发展的支撑构件。杰纳（W。J。F。JENNER）曾深刻地指出，20世纪的中国历史固然伤痕累累，惟一比其他机制更强韧、更蓬勃的就是父系制度的中国家庭，因为家庭一向是中国人对抗外在险恶政治环境的避风港。
从学理背景看，家文化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突出特征，几千年家文化传统的社会心理积淀对企业的组织与经营行为、对家族企业的生命周期都产生着重大影响。因此，重视对当代中国家族企业、包括海外华人家族企业的研究，可以使人们加深对华人企业组织制度形式与组织行为、家族企业成长及与社会经济制度环境之间的互动变迁关系的认识，可以引发我们去深入探讨中国传统文化规则与现代市场经济规则以及现代企业制度规则的衔接点、结合点，进而可以从学理上探讨富有效率的中国特色的企业组织和企业管理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言，家族企业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