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绝的第三层功夫概以一个“远”字，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商人往往见利忘义，而为商之道又最忌见利忘义，只见眼前，不及长远。我们说要学猎人，因为猎人的聪明之处在于他讲究“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也就是为自己预留后路。当你数着眼前白花花的银子喜笑颜开时，别忘了分其一二为你的未来买单。
1.学会做长线生意
做生意得有耐心，所谓放长线才能钓大鱼，春播一斗谷，等到秋天方可去收那一担粮，急功近利、拔苗助长做不成大生意。
机会不是你想有就有，有时候需要很长时间的等待，这需要耐心。
1988年1月，李嘉诚全系长实、和黄、港灯、嘉宏4公司，向联合船坞公司购入茶果岭、鸭月利洲油库，即宣布兴建两座大型屋村，并以8亿港元收购太古在该项计划中所占的权益。这样，两大屋村地皮归长实系全资拥有。
两大屋村预算耗资110亿港元，又一次轰动港九。
两大屋村盈利100多亿港元。
值得一提的是，丽港城、海怡半岛两大屋村的构想萌动于1978年李嘉诚着手收购和黄之时。之后，经历了长达10年的耐心等待、精心筹划，其间1985年收购港灯，使其构想向前迈了一大步，1988年才推出计划。
因此，人们在称道“超人”过人的胆识与气魄之时，无不惊叹他锲而不舍的忍耐心。
李嘉诚是名副其实的“十年磨一剑”。
成大事者，很多时候不可操之过急，而应有足够的耐心等待机会和创造机会。这就是李嘉诚给我们的启迪。
早在20世纪80年代，李嘉诚就认识到了科技的力量，并悄悄着手在欧洲、美洲、亚洲乃至非洲构建自己的“通信王国”。1989年，他开始在英国投资电信业，几年下来虽赢利不佳，但是这为他后来“卖橙”埋下了伏笔。1996年李嘉诚重组在英投资，组建了Orange（橙子）公司在英国上市，李的总投资是84亿港元。
1999年10月份，香港最轰动的财经新闻，要数李嘉诚和记黄埔集团成功出售英国电讯公司Orange（橙）的44.8%的股权，此举不仅使和黄获得1130亿港元的巨额收益，同时也成为市值7000亿港元的德国最大流动电话公司曼内斯曼的单一股东，拥有的客户由原来的350万增至逾3500万，并可取得德国和意大利的电讯市场。和黄财务顾问高盛证券指出，此交易为全球有史以来的第22大合并收购。香港舆论则称其为香港公司前所未有的国际并购交易。
世界评论，此笔交易中，李嘉诚是零成本，而回报是1100多亿元的现金和大量的股权！这笔交易轰动全球，也改变了李嘉诚“地产大王”的形象。
1999年10月初，海外媒体率先透露德国工业界巨头曼内斯曼正在洽购和黄旗下电讯公司Orange的消息，最后由李嘉诚在此间举行的记者会上得到证实。和黄宣布同意对方有条件收购其所持有44.8%的Orange股份，涉资1130亿港元（146亿美元），以现金、票据及曼内斯曼股票支付。
据了解，曼内斯曼领导层来港与李嘉诚商讨收购事宜，六天之后，就达成了这项震动全球电讯市场的巨额交易。
这是一项被称为“有关各方皆蒙其利”的巨额交易。交易完成后，曼内斯曼不但成为欧洲最大的电讯公司，市值七千亿港元，更重要的是为该集团电讯业务提供更为远大的发展前景。对和黄股东而言，除了二十八亿美元现金及为期三年的二十八亿美元票据的进账之外，还获得曼内斯曼扩大股本后百分之十的股权，成为该公司最大单一股东，同时也成为欧洲最大的GSM电讯经营商。
Orange是和黄最为成功的投资典范之一。十年前，和黄注资五亿英镑收购Orange发展电讯事业，眼下Orange已位居英国第三大电讯公司，同时为以色列、香港及澳大利亚提供电讯服务。后来，和黄通过出售部分Orange股权取回全部投资成本，故这次的千亿港元交易全为投资利润。
有关收购的消息传出后，长实系股价闻风而动。和黄当日收市报港币七十六元五角，升幅总达9%，连带其控股公司长江实业也获益匪浅，股价自三日前的五十八元升至当日收市的六十七元五角，飚升达一成以上。
1989年，和黄通过收购一家英国电讯公司，涉足英国电讯市场，但却出师不利，处于长期亏损状态。当时和黄在英国推出的CT2电讯服务，名为RABEIT（兔子），由于只能打出，不能打入，较同期其他技术逊色，因此不能吸引更多的客户，其产品模拟式电话价格迅速下跌，“兔子”只好宣布死亡，和黄也身受重伤，为此撇账14.2亿元。
但这次卖“橙”的成功，是和黄历史上最重要的一项交易，引起海内外市场的轰动，也引来无数人的羡慕，大家都想知道和黄集团主席李嘉诚经商的“秘诀”。在卖“橙”的记者会上，李嘉诚的一句话或许能给人以启示。他说：电讯业务是未来集团的发展重点，他已知道五年后和黄要做什么。同时，李嘉诚之子、和黄集团副主席李泽钜也谈到，作生意的时间规限是五年、十年，不是一年、两年，长实有些项目也是七年才有收成。可以说，着眼于未来、善于把握趋势是和黄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
耐心在这里不仅仅是一种个人性格，而且是对商机及其运作了然于心之后的积极等待，等待最好的、于己最有利的出手时机，正如胡雪岩所言：“事缓则圆，不必急在一时。”
胡雪岩经常说：“做事不能碰运气，要想停当了再动手。”
胡雪岩第一桩生丝生意的运作成功，可以说是事缓则圆，在等待中寻找战机，得以成功的范例，是完全想停当了再动手，从而大获其利。
商事运作中，经营者的主动性自然是很重要的，优秀的商人一定要懂得从不同的角度来利用已有的条件，等待最佳的时机。甚至要善于在各种因素不利于自己的时候，设法改变不利因素，使之对自己有利。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所谓创造条件。
但有些条件却往往是人力无法创造的，比如在大多数情况下，政局的变化、市场的整体格局就并不是一个或几个商人所能决定的。这时候所能做的，往往也只能是像胡雪岩所说的那样“不必急在一时”，等待时机，待机而动。
2.做生意不能只盯眼前那点利
有的人做生意既看着盆里的，又盯着锅里，所以在这一锅粥里，他总能吃得最多。
正所谓眼睛只在一盆，利益也只能局限于眼前那一点。
真正精明的商人更善于从长计议，为未来打算。
有一年，日本广岛市水道局打算将埋在市区的电线、煤气管和自来水管的阀门位置、各类管道和铺设时间等，绘制出一幅能用电子计算机控制的示意图。水道局的预定价格为1100万日元。当时共有8家公司参加投标，报价分别为2700、980、55、45和35万日元。
拥有大型计算机厂家的富士通公司的最后报价竟只有象征性的1日元，以其几乎完全免费的绝对优势，逼得其他公司纷纷退场，一举中标。
富士通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人家生产耗资1100万日元的产品却只收1日元的报酬？不要以为富士通是有利不图的傻瓜，富士通是在运用“图大利敢弃小利”的计谋。它要通过丢弃这1100万“小利”，赚上比这大几十乃至上百倍的大生意。
原来日本政府建设省早已发出通知，要求包括东京在内的11个大城市都是把铺设在地下的管道绘制成电子计算机能够控制的示意图，广岛不过是率先付诸实施的城市而已。
富士通若能在广岛中标并绘制成功，便可为在其他10个城市的招标竞争中增加了必胜的实力。更为重要的是，日本政府的最终计划是要根据绘制出的示意图来设计和安装电子计算机。富士通丢弃这1100万日元顺利中标并争取到了示意图的设计权，于是就可以设计出符合自己计算机特点的图纸，也就等于把非富士通牌的计算机的硬件、软件统统排斥到这一市场的千里之外，自己却成了使用这一图纸以控制地下管道的惟一的计算机生产厂家。
试想，如此巨大的市场潜力，如此巨大的生意利润，岂是1100万日元的损失可以比拟的？
1935年，日本索尼公司试制成功了第一台晶体管收音机。这种收音机体积虽小，但与原来社会上通用的笨重的真空管收音机相比，性能却大大提高了，而且也非常实用。
考虑到日本是个资源小国，而且市场容量也不大，所以产品只有出口才能有所作为，公司创始人盛田昭夫决定用新产品首攻美国大市场。经过艰难的推销工作，新产品的订单渐渐多了起来。
让人大为惊喜的是，有一天突然冒出一位客商，居然一次要订10万台晶体管收音机。10万，这在当时近似于天文数字。10万台订货的利润足以维持索尼公司好几年的正常生产。全公司的职员无不为此欢欣鼓舞，都希望给这位客商以优惠，尽快订下合同。
不料公司总部突然宣布了一条几乎是拒绝大客商订货的奇异价格“曲线”：订货5000台者，按原订价格；订货1万台者，价格最低；订货过1万台者，价格逐渐升高，如果订货10万台，那么只能按照可以使人破产的高价来订合同。
如此奇异的价格“曲线”令公司职员及客商大为不解。
因为按照常理，总是订货越多，价格也就越低。
什么原因呢？盛田昭夫后来向他的职员透露了他“着眼将来，力避后患”之计。当时索尼公司的年产量还远远不到10万台这个数字。如果接受这批订货，那么生产规模就必须成倍地扩大。可是如果公司筹款扩大生产规模以后，再也没有现在这样的大批量订货，那么结局只能是刚刚起步的公司可能会马上破产。订货越多，单价就越低，就一般情况而言，是成功、完善的方案。以此方案订下10万台合同也足以使索尼公司在短时间内大踏步地前进一步。
但从将来企业的长远发展而言，由于盲目投资、盲目扩大生产规模而造成的生产不稳定，忽上忽下甚至公司倒闭的后患也就在不知不觉当中埋下了。公司所制定的价格“曲线”旨在引导客户接受对双方都有利的1万台订货数量。
为避将来后患，公司目前最需要的就是1万左右的客户。
这里富士通和索尼公司都是先放弃“盆”中小利而得到“锅”中大利。有的人则是直接盯住锅中那比盆里多得多的粥，最后如愿以偿，角度虽是不同，结果都一样让人满意，因为他们都抓住了不只盯眼前、放眼长远的经商秘诀。
瑞士巴塞尔市的霍夫曼·拉罗什多年以来一直是世界最大的而且很可能是获利最丰的制药公司的创始人。当人们看见这家公司日进斗金财源滚滚的时候，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为成功足足等待了60年。
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前，霍夫曼·拉罗什公司不过是一家非常不起眼的小公司，作为一个苦苦挣扎的小商品生产商，他经营几种纺织染料。它在一家庞大的德国印染制造商和两三个国内的大型化学公司的夹缝中苟延残喘，处境艰难。
必须要找到新的增长点，否则企业的败亡迟早会到来。
霍夫曼·拉罗什把赌注押在了当时新发现的维生素上。这不仅意味着长远的等待，也意味着绝大的风险，因为甚至连当时的科学界还没有完全接受这种新物质的存在，更不用说把这种物质转化为商品进而转化为利润了。霍夫曼·拉罗什不仅买下了无人问津的维生素专利，还从苏黎士大学高薪聘来了维生素的发现者，报酬是大学教授的最高薪水的好几倍，也是世界从未出现过的高薪水。尔后，他倾其所有竭其所能把借来的钱都投在了这种新物质的生产和推广上。
60年后，所有维生素的专利都到期了，霍夫曼·拉罗什也已经占据了世界近一半的维生素市场。现在，他的年收入达几十亿美元，已远非昔日的“吴下阿蒙”。
在霍夫曼·拉罗什的成功过程中，类似维生素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20世纪30年代，当他进军新的磺胺类药品市场时，当时大多数的科学家都“知道”此类药品不能有效地治愈传染病。而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当他进军镇定剂、利眠宁和安定片市场时，当时也是与“每一个科学家所知道”的相悖，然而却一次又一次地取得了成功。
一个无人问津的专利，60年坚定不移的等待，看得长远的人敢于在危急之时放手一搏，甚至孤注一掷。
“为了理想，可以少赚，但不宜多赔”，在海外奋斗多年的华侨们常把这当做经商的秘诀，不过在必要的时候，他们也是敢于做赔本生意的。
在日本京都的闹市区，有一家中式的酒楼，近几年生意非常红火，同行人都纷纷投来羡慕的眼光，然而却没有几个人知道这家酒楼的发迹史。
这家酒楼的老板姓马，他最初开的是中药铺，一直经营得非常不错。当他决定改开酒楼时，俗话说“隔行如隔山”，许多朋友都劝他放弃这样愚蠢的念头，“舍掉了老本行不说，还偏偏想到竞争如此激烈的酒店业中分一杯羹，简直是不可思议。”
但马老板主意已决，不管别人怎么说，他开始了计划已久的经营。
马老板的酒店的确是与众不同，他以香港式的点心为中心的饮茶方式来经营。这更加引起了亲朋好友们的担心，因为在此之前有两家点心店刚刚关门倒闭。
开张营业后的一年多时间里，酒楼一直在赔钱。这时候，亲戚朋友们都开始嘲笑他，连他的太太也不断地抱怨，更有人干脆说他是个“败家子”。
成竹在胸的马老板回答得非常坦然：“这都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一开张就赚钱的酒店成不了什么气候，如果做生意只盯着赚钱，时间长了，也就赚不了大钱！”“我的方向是以创造优雅的气氛和优质的服务来吸引顾客，让他来一次就时时念着再来第二次。现在赔钱根本没什么可以担心的，过不了多久就一定会大把赚钱的，你们就等着瞧好吧！”
果然如此。一年后，他的生意日渐兴隆。而且顾客们也认为，就单是为了这么优雅的环境，多花一点也很值得。
这个时候，那些曾经反对和嘲笑过他的人，面对他蒸蒸日上的业务与源源不断的利润，都改变了过去的看法并十分佩服他先赔后赚的长远眼光。
3.好时看坏，坏时看好
好的时候往往暗藏危机；坏的时候又往往蕴含生机。正如没有绝对的好人和坏人一样，把好与坏看得过于绝对，做生意就会或者做死，或者死做。
在1998年长江集团周年晚宴上，李嘉诚说了一句座右铭：“好的时候不要看得太好，坏的时候不要看得太坏。”这是他多年以来“趁低吸纳，见好就收”策略的最佳注释。这正是李嘉诚人生修炼的最高境界，也就是“拿得起，放得下”。歌德说得好：“一个人不能永远做一个英雄或胜者，但一个人能够永远做一个人。”这里，“做一个英雄或胜者”，指的便是“拿得起”时的状态；而“做一个人”，便是“放得下”时的状态。李嘉诚正是善于把握“见好就收”，使他在商场上立于不败之地。
塑胶花为李嘉诚掘得第一桶金，使他成为“塑胶花大王”，并使他赚得盘满钵满。
然而，物极必反。早在李嘉诚开发塑胶花之前，他就预见到塑胶花迎合社会发展的快节奏，只能风行一段时间。人类崇尚自然，而塑胶花无论如何不能取代有生命的植物花。
长江公司拥有稳固的大客户，作为塑胶业的“大哥大”，自然不愁市场问题。但是整个行业走下坡路，最后走向萎靡，已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大趋势。这样，竞争势必日益残酷。
此外，越来越多的因素在向李嘉诚敲响警钟。
1972年，塑胶业的从业人员达到香港劳工总数的13.2%；
塑胶企业达3359家。
李嘉诚从海外杂志上了解到，欧洲北美的塑胶花已被扫地出门。国际塑胶花市场，正转移向南美等中等发达国家。
而香港已出现过几次塑胶花积压。
对此李嘉诚早有心理准备，因为，他一叶知秋，见微知著，未雨绸缪。
李嘉诚深知“长江”在塑胶业的地位和信誉是无价之宝，因此，他采取一种无为而治的态度，让其自由发展。
李嘉诚在那次原料危机中挂帅救业之后，就基本不过问塑胶花事务，而将主要精力和心血投注于缔造以地产为龙头的商业帝国。
识时务者为俊杰——李嘉诚正是这样一位商界俊杰。
“盛极必衰，月盈必亏”。道家的朴素辩证法，自然也适用于商界。
因此，我们对自己所从事的行业的前景必须有清醒的认识。经营往往受非人力所能为的客观因素的影响，我们应该明察善断，占尽先机。像李嘉诚这样，他最早进入塑胶花领域，赚了一大笔钱后，审时度势，激流勇退，无论是进是退，都占尽先机。
我们由此得到启迪，该投入的时候就果断地投入，该撤出的时候，就义无反顾地撤出，否则就会被窒息。
要记住，敢于放弃的商人才能前进。松下幸之助说过：
“高明的枪手，他的收枪动作往往比出枪还快。”
松下常常就生意上的事谈到人生，比如做的好好的一桩生意、一项事业陡生变故，怎么办松下认为，人生经常会发生事与愿违的事情，所以倒不如每天全神贯注地过着充实的生活，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松下的童年经历是非常坎坷的。他出生时家境贫寒，刚上到小学四年级就不得不离开父母，来到大阪，开始了个人独立生活的历程。
松下有幸进入位居船场的五代自行车店，一干就是6年，无论哪一方面的学习都是十分出色的。松下能在要求极其严格的自行车店干得非常顺利，本身就说明松下具备生活的基本素质。对此，松下曾经评论说：
“遇到不景气的时候，正是发挥少年时代磨炼出来的素质和本领的时候。有这种少年历练的人，和那些因悲观而跌倒就爬不起来的人截然不同。这种骨气……根植于少年时代，渐长而渐成。
“那么，在什么地方可以得到这样的磨炼呢？自古以来公认的地方是大阪船场。同样在大阪做事，想进入船场的商号，需要关系，更需要好的素质，并不是轻易就成功的，甚至还要进行考试。
所以，大阪船场可以说是人才济济了。这些本来天分不低的人，又加以数年严格的历练，所形成的本领、骨气，便是任何困难和不景气所不能动摇的。”
松下在船场的五代店所学到的，远不止这些。在老板五代音吉的身上，他就学到许多。五代老板生意兴隆、不断扩展的生意经，也就是松下以后立业、发展的经营秘诀。
人生总是多少有些缺陷的，不可能有100%的幸运。同样，人生也总有好运降临，不会有100%的不幸。就某一件事情来说，看似不幸，但其中却可能有50%的福气。
对于这种生活观点，松下以他自己的例子作说明。松下体弱多病，但肯于努力工作，所以下面的人都纷纷效法，积极工作，干得相当卖力。如果派某人去顾客那里办事情，人家就会认为这个人很了不起，能代替老板工作。以后倘是有机会，就会相当地照顾，成为公司最好的顾客。如此，生意做好了，同时也培养了干部。
松下认为，松下电器能够人才济济，有一个强有力的、完全可以独挡一面的干部队伍，和他自己的体弱多病很有关系。本来是不幸的事情，却有50%成了莫大的福气。
俗话说：“天下不予二物。”但从乐观的角度可以说：“天虽不予二物，可是予一物。”我们就要特别重视这一物，小心地培养发展它。
不这么做会怎样？不那么做又会如何呢？我们经常被这些问题困扰着。但是，与其绞尽脑汁考虑那些问题，倒不如充实每天的生活，并且拼命地工作。松下说，这是他对年轻人的建议。
无论面临何种困境，绝不可抱着悲观的心理。否则，就不能发挥出自己的智慧，并且会失去准确的判断力，对所有的事情都会感到一筹莫展。此时必须摒弃悲观的念头，并且以冷静的态度追究原因。如此才不会迷失方向，才能以稳健的脚步向前迈进，开拓出一条属于你的康庄大道。
工作如是，人生如是，生意又何常不如是？
4.不景气中的景气做法
做生意不可能永远顺利。决定一个生意人成功与否的，往往是不顺利、不景气时的态度和决策。
即使在相当景气的时候，也有因经营不善而倒闭的公司。这时，大多数人都会说那是因为公司的经营不好，而公司本身也会认为自己做得太差劲。可是在不景气的时候，公司的倒闭事件此起彼落，如果自己的公司陷入困境，便会说这么不景气有什么办法，大家都这样找到慰藉的理由。然而，松下却认为，即使不景气的时候，也“要认为应付不景气办法多的是，那么，真的会想出许多对策来”。
1929年至1930年是全世界经济最不景气的时候，就在这一年的7月，滨口内阁成立的同时，政府采取了紧缩政策。到了井上财政部计划“黄金解禁”的时候，财经界一天比一天萎缩，不景气的征候更加明显了。11月，大家所恐惧的黄金解禁终于公布。这虽然是预料中的事情，但还是引起了财经界激烈的混乱。不但物价下跌，而且销售量也显著地减退。
报纸每天都报道各工厂缩小或关闭的消息。员工减薪及解雇，产生了很多劳资纠纷。财经界的不稳定，带来了社会不安。
情况愈来愈严重。
劳工工会趁此机会开始活跃，就连员工待遇一直是全国模范水平的钟纺公司，也因为工资减额而发生了纠纷。当时，担任厂长的津田氏为了调停而奔走各方。钟纺的纠纷经过报纸报道后，对财经界又兴起一场震撼。像钟纺这么优秀的公司，也发生这种情况，其他小工厂更不用提了。井上准之助（财政部长）被暗杀，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刚好这段时期，松下电器也和其他产业一样，销售额剧减。到了12月底，仓库里已经堆满了滞销品。更糟的是，工厂创建不久，资金短缺，更感觉困难备加。松下感到，若情况持续下去，不久之后，只有倒闭这一条路了。
为了应付销售额减小一半的危险，生产量也只好随着减少一半，同时员工也要减少一半。就在这个紧要关头，当老板的松下却又偏偏躺在病床上。主治大夫交代从12月20日起，要到西宫去养病。替松下看管工厂的井植和武久两位，花了很多心思去思考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他们的结论是：为了打开目前的窘困状态，只好先裁减一半的员工。当松下听到这个结论时，说也奇怪，精神突然振奋起来，想到了一个好主意。松下告诉他们：“生产额立刻减半，但员工一个也不许解雇。工厂工作时间减为半天，但员工的薪资全额给付，不减薪。不过，员工们得全力销售库存品。用这个方法，先度过难关，静候时局转变。照这种方法行事，我们也可因而获得资金，免于倒闭。至于半天工资的损失，是个小问题。如何使员工们有‘以工厂为家’的观念，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任何员工都必须照旧雇用，不得解雇一个。”
他们回去之后，便集合全体员工，将松下的意思传达，员工们听后欣然表示愿尽全力销售公司库存。令人吃惊的是，公司所生产的产品，由于员工的倾力推销，反倒造成生产量不够销售的现象，创下公司两年来最大的销售额，解决了公司的危机。
松下的这种思路的转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可是，大企业、工商大财团跟随政府实行紧缩政策，不但不能解决经济不景气的危机，反倒造成经济萧条，收支愈来愈不平衡，也促使失业率增高，导致社会的不稳定。松下认为，政府的“紧缩政策”，才是经济不景气的罪魁。他对这种政策感到很遗憾。松下很怀疑，萧条景象若持续下去，日本的产业能够进展吗？松下认为站在指导地位的人，应在此时刻，分秒必争地为使日本繁荣而卖力才对。为了达到繁荣的目的，应该要“活动、再活动”。本来走路的地方，要改骑自行车；本来骑自行车的地方，要改开汽车，借此提高活动效率。东西用得愈多愈好，这样才能促进新旧产品的更新循环，工业技术才会更加提升，才能消除不景气，实现繁荣日本的目标，国民才会有朝气、有干劲，国家才会富强。
松下电器当时没有自用汽车。当年的8月，有一位汽车推销员来劝松下买车。
他说：“在此紧缩时代，汽车根本卖不出去。政府机关，有三辆汽车的，现在要改为两辆。我们本来是推销新车的，现在却变成收购政府的旧车。经济不景气，实在令我们非常头痛。松下先生，在这种情形下您的生意反倒做得很好，所以请帮帮忙，救救我们，买一辆吧。”
松下从未想过要买汽车来代步。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实力不够。当时在大阪，有汽车的公司屈指可数，何况像他这种独资经营的小工厂呢？可是此刻，松下却突然转换思路，想要买车。
外国人苦心研究，制造了便利的汽车，这么好的文明工具，输入到日本后，竟没人使用，松下认为是十分可惜的事。当时美国连员工阶级都有车子，妇女们都能冠冕堂皇地开车。早晨，公司职员夫妻一起开车上班，先生上班之后，太太开车到市场买菜。汽车如此普及，日本的大官是东奔西走的大人物，却要减少购买汽车，这不是开倒车吗？紧缩政策绝不可能带来繁荣。要使国家经济发展，工商企业突飞猛进，一定要“生产再生产，消费再消费”才行。想到这里……松下便下定决心要买汽车。
松下认为在大家因不景气而一筹莫展时，你仍有拓展事业的勇气和毅力，能创造繁荣局面，将来就是你的天下了。
“没有真正的失败，是因为宇宙万物随时在变化，日日不断地茁壮发展，这是大原则。不管如何失败，都只不过是不断茁壮发展过程中的一幕。在某个期间内或许算是失败，可是等转移之后，又是一片无限的生机。因此，世上的一切，并无所谓‘失败’或‘消灭’。光看表相或许是消灭，但从大的观点看时，万物均是在‘更新’的过程之中。所以，虽然大家都在讨论有关不景气的事，其实也可以说没有所谓的不景气。那是人为的，不是自然现象。古时候因为农作物欠收等自然现象才会发生不景气，而今人类可以储存米粮，所以不可能有不景气、萧条的现象产生。因此大家必须多加考虑的，就是‘不要在心里制造萧条’。”
有人说：“幸运所需要的美德是节制，而厄运所需要的美德是坚韧；后者比前者更为难能可贵。”在一切幸运中并非没有烦恼，而在一切厄运中也决非没有希望。
松下曾意味深长地这样说过：“成功的辉煌固然耀眼夺目，而成功者的探索又是何等的艰辛，没有冲破阻力，摆脱牵绊，而尽全力去耕耘，去经营，去努力奔赴自己的目标，是不会有成绩的。而这个力量，所靠的是坚定的志向和不屈不挠、征服困难的勇气，以及对自己必胜的信心。诚然，我们并不否认人在顺境中容易成功，如果一个人一生下来至他事业的成功都是一帆风顺的，那是人们求之不得、最好不过的了。其实，这不过是人们理想中所希望的，而现实中所缺乏的。正因为现实是让人感到缺憾的，是不完善的，是痛苦的，所以人们才乞求于理想或以宗教的乌托邦来满足现实人生中无法满足的要求和欲望。人的生存、发展无时无刻不与现实的社会、人、周围的环境发生着矛盾，这些矛盾、这些冲突恰恰组成了人的生活、人的生命，也组成人的事业的成功。对于成功，细细地品味，都是过去那些矛盾与痛苦的结晶。正因为矛盾了，痛苦了，我们才感到成功的喜悦和激动，这份喜悦与激动恰恰是这种对比的结果，也是这种对比的升华。”
第二次世界大战快要结束时，日本的广岛、长崎承受了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核武器袭击。时至今日，日本人民仍然对此铭记在心；世界人民都不希望再有这类的事情发生。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正是原子弹的毁灭促进了这两个城市新的生长。战后日本各地的发展速度，首推广岛，其次就是长崎。而当时没有吃过一颗炸弹的金泽和奈良，却没有多大的发展。
以上这些，是真切的历史事实，也是松下幸之助在一次庆祝会讲演中所举的例子。
那是一次松下公司附设电锅厂的庆祝会。3年之前，这个工厂经营不佳，几乎要关门，厂长也几乎引咎自杀。当时，松下幸之助对这位厂长又是安慰，又是教训。不想3年以后，这家工厂的产量和销售额直线上升，电锅产量占据了全国生产总量的50%，跃居全国第一位。厂长为了感谢松下幸之助，特意召开了庆祝会。
在这个会上，松下以广岛、长崎的例子，来说明逆境中顽强前进可能更有收获的道理。
松下说：“我们每个人或者公司甚至国家，其处境不可能永远都是顺利的。我认为，逆境是老天赋予我们的一种磨炼。不论企业还是国家，不可能始终在顺境中生存，有时会有挫折，有时会犯错误。一旦发现错误，只要大家追查原因，团结一致，就一定能够改变劣势。”
事业一失败，别人就会说：“那个人失败了。”失败者自己也这么想。若是倒闭，情况就更严重了。如果有“一切在不断茁壮发展”的观念，那样就可能这么想：“倒闭也是茁壮发展的过程之一。”
甚至还可以创造出另一个机会来，如此就没有真正的失败了。
松下认为，经营者就好比战场上的指挥官，必须先有克服一切困难的信念。具体地说，那就是即使国家不景气而无事可做，经营者也必须设法避免员工士气低落。做到这一点的最好办法就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失去旺盛的经营热忱。
5.善于顺应时势把握大局
大局在胸可眼观六路，顺时而动可一劳永逸。做生意得掌握这些关键点、大学问。
晚清的局面是胡雪岩游走官商两界的一个社会平台。但仅有这一条那是远远不够的。不过，胡雪岩能在这个时代中把握变幻莫测的时势大局，这一点是胡雪岩能够成为商界巨子的重要因素。
胡雪岩善于驾驭时局，首先体现在与洋人打交道这件事情上。随着交往的增多，他逐渐领悟到洋人也不过利之所趋，所以只可使由之，不可放纵之。最后发展到互惠互利，其间的过程都是一步一步变化的。但胡雪岩的确有一种天然的优势，就是对整个时事有先人一步的了解和把握，所以能先于别人筹划出应对措施。有了这一先机，胡雪岩就能开风气，占地利，享天时，逐一己之利。
当我们说胡雪岩对时事有一种特殊驾驭才能时，我们的意思正是，胡雪岩因为占了先机，故能够先人一着，从容应对。
一旦和纷乱时事中茫然无措的人们相比照，胡雪岩的优势便显现出来。
清朝发展到道光咸丰年间，旧的格局突然受到冲击。洋人的坚船利炮让一个至尊无上的帝国突然大吃苦头，随之引发长达十几年的内乱。
这一突然变故，在封建官僚阶层引起分化。面对西方的冲击，官僚阶层起初均采取强硬措施，一致要维护帝国之尊严。
随后，由于与西方接触层次的不同，引起了看法上的分歧，有一部分人看到了西方在势力上的强大，主张对外一律以安抚为主。务使处处讨好，让洋人找不到生事的借口。这一想法固然可爱，但却可怜又可悲。因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以为一味地安抚就可笼住洋人，无非是一厢情愿而已。当然这些人用心良苦，不愿以鸡蛋碰石头，避免一般平民受大损伤。
另一部分人则坚持以理持家，主张对洋人采取强硬态度。
认为一个国家断不可有退缩怯让之心，免得洋人得寸进尺。这一派人以气节胜，但在实际事情上仍然难以行得通，因为中西实力差别太大，凡逢交战，吃亏的尽是老百姓。
还有另外一部分人，因为和洋人打交道多，逐渐与洋人合为一家，一方面借了洋人讨一己私利，另一方面借了洋人为中国做上一点好事。这一部分人就是早期的通事、买办商人以及与洋人交涉较多的沿海地区官僚。
对于洋人的不同理解，必然产生政治见解上的不同。与胡雪岩有关的，在早期，何桂清、王有龄见解相近，都是利用洋人的态度，这与曾国藩等的反感态度相对，形成两派在许多问题上的摩擦。
胡雪岩因为投身王有龄门下，自己也深知洋人之船坚炮利，所以一直是何、王立场的策划者、参与者，同时也是受惠者。
到了后来，曾国藩、左宗棠观点开始变化。特别是左宗棠由开始的不理解到理解和欣赏，进而积极地要开风气之先，胡雪岩之洋人观得以有了更坚强的依托。
基于这种考虑，胡雪岩从来都紧紧依靠官府。从王有龄开始，运漕粮、办团练、收厘金、购军火，到薛焕、何桂清，筹划中外联合剿杀太平军，最后……还说动左宗棠，设置上海转运局，帮助他西北平叛成功。由于帮助官府有功，胡雪岩得以使自己的生意从南方做到北方，从钱庄做到药品，从杭州做到外国。官府承认了胡雪岩的选择和功绩，也为胡雪岩提供了他从事商业活动所必须具有的自由选择权，假如没有官府的层层放任和保护，在这样的一个封建帝国，胡雪岩处处受滞阻，他的商业投入也必然过大。而且由于投入太大的消耗太多，他的经营也不可能形成如此大的气候。
由此可见，胡雪岩对那个时代的时事大局有独到的、超出一般人的把握和应对，这也直接决定了胡雪岩事业的巨大成功。
如果做生意仅仅停留在对时局和大势的把握上，那么这种把握就毫无用处，最多是闲暇人酒后的谈资。胡雪岩高明之处是善于顺应时势为自己的生意谋利。
为了结交丝商巨头，联合同行同业，以达到能够顺利控制市场、操纵价格的目的，胡雪岩在湖州收购的生丝运到上海，一直囤到第二年新丝上市之前都还没有脱手。而这时出现了几个情况：一是由于上海小刀会的活动，朝廷明令禁止将丝、茶等物资运往上海与洋人交易；二是外国使馆联合会衔，各自布告本国侨民，不得接济、帮助小刀会；三是朝廷不顾英、法、美三国的联合抗议，已经决定在上海设立内地海关。
这些情况对于胡雪岩正在进行的生丝销洋庄生意来说，应该是有利的，而且其中有些情况是他事先“算计”过的。一方面新丝虽然快要上市，但由于朝廷禁止丝茶运往上海，胡雪岩的现有囤积也就奇货可居；另一方面，朝廷在上海设立内地海关，洋人在上海做生意必然受到一些限制，而从洋人布告本国侨民不得帮助小刀会，和他们极力反对设立内地海关的情况看，洋人是迫切希望与中国保持一种商贸关系的。此时胡雪岩联合同行同业操纵行情的格局已经大见成效，继续坚持下去，迫使洋人就范，将现有存货卖出一个好价钱，应该说不是太难。
但正是在这个节骨眼儿上，胡雪岩出人意料地突然决定将自己的存丝按洋人开出的并不十分理想的价格卖给洋人。
做出这一决定，就在于胡雪岩从当时出现的各种情况之中，看出了整个局势发展必然会出现的前景。当时太平天国已成强弩之末，洋人也敏感地意识到这一点，从他们的态度和采取的行动来看，洋人事实上已经决定与朝廷接续“洋务”了。同时，虽然朝廷现在禁止本国商人与洋人做生意，但战乱平定之后，为了恢复市场，复苏经济，“洋务”肯定还得继续下去，因而禁令也必会解除。按历来的规矩，朝廷是不与洋人直接打交道从事贸易活动的，与洋人做生意还是商人自己的事情。正是从这些一般人不容易看出来的蛛丝马迹中，胡雪岩看出了一个必不可易的大方向，那就是，他迟早要与洋人长期合作做生意。
在胡雪岩看来，中国的官儿们从来不会体恤为商的艰难，不能指望他们会为商人的利益与洋人去论斤争两。因此，与洋人的生意能不能顺利进行，最终只能靠商人自己的运作。既然如此，也就不如先“放点交情给洋人”，为将来留个见面与合作的余地。出于这种考虑，胡雪岩觉得即使现在自己暂时无法实现控制洋庄市场的目标，也在所不惜了。
这就是胡雪岩眼光精明之所在。这一票生意做下来，他虽然没有赚到钱，但由于有这票生意“垫底”，胡雪岩确实为自己铺就了一条与洋人做更大生意的通途。事实上，胡雪岩在这一笔生意“卖”给洋人的交情，马上就为他赚来了与洋人生丝购销的三年合约，为他以后发展更大规模的洋庄生意，为他借洋债发展国际金融业，总之为他驰骋十里洋场，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6.提前吃小亏，买得百年利
做生意不仅讲究肯吃亏，还要善于吃亏。商人都讲究成本、利润，善于吃亏者才能以最少的成本获取最大的利润。
经商者不管做什么生意，说到底还是个买进与卖出的问题，买进价低高价卖出则大赚，反之就是赔钱赚呦喝的赔本买卖。小商人做生意是买货卖货，而大生意人做的却是另一种买卖，一种关于人的买卖。这种买卖买的是人情——在特定条件下是十分便宜的，卖的也只是人情——在另一种条件下又十分昂贵。所以说这是一本万利的买卖。
我们知道胡雪岩的500两白银买的一个人情，却卖出了不止500万两的价钱，我们当然也知道胡氏的这项智力投资实在划算，无独有偶，晚清有一位官员也曾做过一桩这样的买卖，只是他的误打误撞不像胡雪岩的作为那样使人荡气回肠，而颇令人们喷饭。
咸丰元年冬日的一天傍晚，官居两淮盐大使司山阳分司运判的吴棠接到来报，说是一位姓张的世交故世，送丧的船就停在城外的清江浦运河上。吴棠就派手下送去二百两银子，并约定改日有空前去吊唁。谁知，那手下却误打误撞为吴棠带来了辉煌前程。
原来，这年冬天，初登皇位的咸丰帝向全国下达选秀女的诏命：凡四品以上满蒙文武官员家中十五岁至十八岁之间的女孩子，全部入京候选。慈禧太后那拉氏那年十七岁，父亲惠征官居安徽皖南道员，正四品衔，各方面都在条件之内，家里只得打点行装，准备送她进京。谁知正在这时，惠征得急病死了，那拉氏上无兄长，仅仅有一个十三岁的妹妹幼弟寡妇孤女哭得死去活来。当时官场的风气是，太太死了，吊丧的压断街；老爷死了，无人理睬。惠征居官还算清廉，家中并无多少积蓄，徽州城又无亲戚好友，一切都要靠太太出面，四处花钱张罗。待到把灵柩搬到回京的船上时，身上的银子已所剩无几了。
这天傍晚，灵舟停在江苏清江浦。正当暮冬，寒风怒号，江面冷清至极。舟中那拉氏母女三人眼看家道如此不幸，瞻视前途，更加艰难，遂一齐抚棺痛哭。凄惨的哭声在寒夜江面上传播开去，远远近近的人听了无不悯恻。突然，一个穿着整齐的男子站在岸上，对着灵舟高喊：“这是运灵柩去京师的船吗？”这名男子正是吴棠派来的手下。
“是的。”船老大忙答话。
那人踏过跳板，对着身穿重孝的惠征太太鞠了一躬，说：
“我家老爷是你家过世老爷的故人，今夜因有要客在府上，不能亲来吊唁，特为打发我送来纹银二百两，以表故人之情，并请太太节哀。”
从徽州到清江浦，沿途一千多里无任何人过问，不料在此遇到这样一个古道热肠的好人，惠征太太感激得不知如何答谢才是，忙拖过两个女儿，说：“跪下，给这位大爷磕头！”
那拉氏姊妹正要下跪，那人赶紧先弯腰，连声说：“不敢当！不敢当！我这就回去复命，请太太给我一张收据。”
惠征太太这时才想起，还不知丈夫生前的这个仗义之友是个什么人哩，遂问：“请问贵府老爷尊姓大名，官居何职？”
那人答：“我家老爷姓吴名棠字仲宣，现官居两淮盐大使司山阳分司运判。”
惠征太太心里纳闷：从没有听见丈夫说起过这么个人。她一边道谢，一边提笔写道：“谨收吴老爷纹银二百两。大恩大德，容日后报答。惠征遗孀叩谢。”
再说那吴棠一见差役拿来的字据，勃然大怒道：“混账东西，这银子是送到张老爷家里的，怎么冒出一个惠征来了！这惠征是谁？”
手下慌了：“老爷不是说送到运灵柩去京师的那只船吗？
我听到哭声，又问是不是到京师去，说是的，我就送去了，她们也收了。”
吴棠冷笑道：“好个糊涂的东西，天下哪有不爱银子的人！
你送他二百两白花花的银子，她还会不收吗？你问过她的姓没有？”
手下辩道：“小人想，世上哪有这等凑巧的事，都死了人，都运到京师，又都在这时停在清江浦。所以小人想，这不要问的，必定是张家无疑。”
吴棠发火了，拍着桌子嚷道：“你这个没用的家伙，还敢如此狡辩？你赶快到江边去，把银子追回来，再送到张家的船上去！”
“慢点！”那手下刚要走，侧门边走出一个师爷来，向差役招了招手，然后对吴棠说，“老爷，我刚从江边来，知道些情况。”
“你说吧。”
“收到银子的这一家是满人，主人原是安徽的一个道员。
这次进京，一是运灵柩回籍安葬，二是送女儿进宫选秀女。老爷，”师爷凑到吴棠的耳边小声说，“这进宫的秀女，日后的前途谁能料定得了？倘若被皇上看中，那就是贵妃娘娘了。到那时，只怕老爷想巴结都巴结不上哩！二百两银子，对老爷来说算不上一回事，但对这时的寡妇孤女来说，却是一个天大的人情。既然银子已经送了，老爷不如干脆做个全人情，以惠征故人的身份亲到船上去看望一下，为今后预留一个地步。”
吴棠想想也有道理。二百两银子，对一个盐运判来说，无异于九牛一毛，什么也算不上。于是，他带着师爷连夜来到江边，登上灵舟，好言劝慰惠征太太，又鼓励那拉氏姐妹好自为之，今后前途无量。临走时，留下一个名刺。惠征太太一家千恩万谢。那拉氏把这张名刺珍藏在妆奁里。父亲死后的凄凉，绐她以强烈的刺激，使她深刻地意识到权势的重要。对着冷冰冰的运河水，她咬紧牙关，心里暗暗发誓：此次进京候选，一定要争取选上；进宫后，一定要想方设法引起皇上的注意；倘若今后发迹了，也一定要好好报答这位吴老爷。
多年以后，那拉氏中的姐姐成了慈禧太后，她不忘旧恩，垂帘听政伊始，便将吴棠擢升为两淮盐运使，并且在朝堂中多次询问吴棠官居何职。大臣中自然有不少明事理的，就借了机会上折褒奖吴棠。吴棠官职一升再升，要不是才智平庸，慈禧太后巴不得把他提为军机大臣。吴棠最后官至四川巡抚，快乐一世而终老于成都。
对比胡雪岩和吴棠可以看出，吴棠是顺水人情，歪打正着，而胡雪岩则是拿饭碗性命乃至名节，冒了巨大的风险做的。所以吴棠是“无心插柳”，胡雪岩却是“有心栽花”。不过都开了“花”，并且两人的结果又极其相似。吴棠有了慈禧做靠山，官做得安安稳稳，一辈子平平安安，没有人敢弹劾他。
偶尔有点小错，大家也都一笑了之。
7.亘古不变的商道一定要遵守
狐有狐道，鹰有鹰道，商有商道。有的商道须与时代同变而生，有的商道则亘古不变而长活，比如诚信，比如无欺……
公道自在人心。那些不守商道的人可能得逞于一时，不可能得逞于一世。生意做得再大，也是在一个固定的圈子里，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大凡不德之举、违道之行会很快为圈内所熟知，人人避之惟恐不及之势一旦形成，生意不死也已死了。
不守商道最恶劣的表现就是，害人之心昭然若揭。
无商不奸，这种现象，古往今来确实存在，当然也应全面地看待这一问题。
如果是谋略运用得当，生意得手，被人眼红，认为是“无商不奸”，那无碍事体，是树总有风吹，且还有树欲静而风不止的情况。哪个人前无人说，哪个背后不说人，让人去说罢，好好地做人，好好做生意，管他呢！
如果是因开发的产品讯息、市场网络、投资情况、经营技巧方面对人保密，被人说成是“奸滑”，那也只好听之任之。在生存与发展中，总有些暂时不能对人公开的事。饭不熟不揭锅……生孩子也须十月怀胎。足月了方能一朝分娩，此是情理之中的事。反之，心中无一点秘密与算计，这是取败之道，会让别人奸计得逞。
还有一种情况，倘若遭人暗算，设圈套陷害，而能防范于未然，及早识破诡计，被人咒为“老谋深算”、“奸商多智”，这也只能一笑置之。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防得好，不吃亏，人之共欲也。
但如下情况，便是奸商，为大家所不容，甚至会绳之以法。
一是诈骗。别人手上有好东西，许以好价钱，先赊后付，东西到手，溜之大吉。
二是以劣充优，以假充真。像把色素加进自来水、灌进瓶子贴上标签，拿到市场上去卖，自诩是名牌汽水。把酒精掺水，瓶装上市，冒充茅台酒。这实际上仍是诈骗。
三是短斤少两，商德低劣，同时也显示出小眉小眼，注定成不了大气候。
四是欺负老实人、不识货的人。一种货物分明是上乘货，可卖大价钱，可他见人不懂行，便心眼黑下来，嘴一撇，把货物说得一钱不值，把价格压至最低。
如此等等，都是奸商劣迹，他们可得手一时，但最终必栽跟头。可举吕不韦的命运为证。吕不韦当上秦国的丞相，位极人臣，享尽荣华富贵，但他不改奸商本性，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最终以扰乱宫闱等见不得人的罪恶，迫使秦始皇不得不赐他死，也算是报应。
在胡雪岩胡庆余堂药店的大厅里，除了通常那种“真不贰价”的匾额外，还非常显眼地挂有一块黄底绿字的牌匾。这块牌匾不像普通药店大堂上那些给上门顾客观赏的对联匾额，一律朝外悬挂，而是正对着药店坐堂经理的案桌，朝里悬挂。这块牌匾叫做“戒欺”匾，匾上的文字是胡雪岩亲自拟定的：
“凡是贸易均着不得欺字，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
余存心济世，誓不以劣品巧取厚利，惟愿诸君心余之心，采办务真，修制务精，不致欺余以欺世人。是则造福冥冥，谓诸君之善为余谋也可，谓诸君之善自为谋亦可。”
这块别出心裁的匾额既标榜了胡庆余堂的经营宗旨，又给顾客以诚实可信的印象。经过多年的发展，胡庆余堂“胡记。”
招牌成为与北京同仁堂并驾齐驱的“金字招牌”，深受广大顾客的信赖。时至今日，胡庆余堂的招牌仍高高地悬挂在杭州城里。
不用说，这块“戒欺”匾虽然是给药店档手和伙计们看的，但实际也有让官场靠山放心的意味。匾上所言，是胡雪岩对于自己药店档手、伙计的告诫和警醒，也是他确立胡庆余堂的办店准则，那就是：第一“采办务真，修制务精”，即方子一定要可靠，选料一定得实在，炮制一定要精细，卖出的药一定要有特别的功效。第二，药店上至“阿大”（药店总管）、档手，下到采办、店员，除勤谨能干之外，更要诚实、心慈。只有心慈诚实的人，才能够时时为病人着想，才能时时注意药店的品质。这样，药店才不会坏了名声，倒了招牌。药品货真价实，自然不会发生大的麻烦，官员心里也就踏实了。
旧时药店供顾客休息的大堂上常挂一副对联：“修合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说的是卖药人只能靠自我约束，药店是赚良心钱。这里的“修”，是指中药制作过程中对于未经加工的植物、矿物、动物等“生药材”的炮制。生药材中，不少是含有对人体有害的有毒成分的，必须经过水火炮制之后方可入药。而这里的“合”，则是指配制中药过程中药材的取舍、搭配和组合等，它涉及到药材的种类、产地、质量、数量等因素，直接影响药物的疗效。中国传统中成药“丸散膏丹”的修合，大都沿袭“单方秘制”的惯例，常常被弄得神秘兮兮的，不容外人窥探。而且，由这“单方秘制”的成品品质的良莠优劣，不是行家里手，一般人又难以分辨出来，如果店家存心不正，以次充好，以劣代优，或者偷减贵重药材的分量，是很容易得手的，因而自古以来就有所谓“药糊涂”一说。正是因为上面这些原因，所以也才有了“修合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
不诚实的人卖药，尤其是卖成药，用料不实，分量不足，病家用过，不仅不能治病，相反还会坏事。这个道理，胡雪岩自然是心知肚明，这也才有了那方“戒欺”匾上“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的警戒。不仅如此，在《胡庆余堂雪记丸散全集》的序言中，也写上了类似的戒语：“大凡药之真伪难辨，至丸散膏丹更不易辨！要之，药之真，视心之真伪而已……莫谓人不见，须知天理昭彰，近报己身，远报儿孙，可不慎料！”从这里，我们真可以看出胡雪岩在“戒欺”上的良苦用心良苦。
按照胡雪岩的说法：“说真方，卖假药最要不得。”他要求凡是胡庆余堂卖出去的药，必须是真方真料精心修合，比如当归、黄芪、党参必须采自甘肃、陕西，麝香、贝母、川芎必须来自云、贵、川，而虎骨、人参，则必须到塞外去购买，即使陈皮、冰糖之类的材料，也决不含糊，必须得是分别来自广东、福建的，才允许入药。而且胡雪岩还要叫主顾看得清清楚楚，让他们相信，这家药店卖出的药的确货真价实。为此，他甚至提议每次炮制一种特殊的成药之前，比如修合“十全大补丸”之类，可以贴出告示，让人前来参观。同时，为了让顾客知道本药店选料实在，决不瞒骗顾客，不妨在药店摆出原料的来源，比如卖鹿茸，就不妨在药店后院养上几头鹿，这样，顾客也就自然相信本药店的药了。
诚实是商人的武器，而不是为谋利才打出的幌子。从事商业活动，与客户来往，如果总是一味地抱着投机心理，见利忘义，能坑就坑，能骗就骗，只图近利，而不知广结善缘，久而久之，一定会露出狐狸尾巴，其结果必然是“阎王爷开店，鬼也不上门”。一次经商活动，就是一次诚实的交往。你用真诚去待人，别人必然以信任来回报你。
日本企业家小池20岁时在一家公司当推销员。一次，他推销机器非常顺利，半个月就拿回了33份订单和订金，眼看这下自己将能获取可观的收入。然而，就在这时，他发现自己代为推销的机器比别的厂家出产的机器价格要昂贵些，他的心里非常矛盾，他想：“这事一旦让跟我签约的客户知道了，一定会因此对我的信誉产生怀疑……”
丢了订货的客户，对于一个推销员来说，就等于砸了自己的饭碗！最后，他拿定主意：宁愿这次生意做不成，也不能因此而使自己失信于人。
于是，小池立即拿着订单和订金去找客户。他花了整整三天的时间，逐一找到客户，老老实实向他们说明，自己所卖的机器比别家的昂贵。如果他们觉得不妥，可以解除契约。
他这种坦诚的做法，使客户大受感动，不但没有人向他提出退货的要求，反而还更进一步地加深了对他的信任。由此可见，待人真诚才会赢得客户的信赖。
台湾巨商王永庆被称为“中国最富有的人”，其发家秘诀就是“经商要做人为先”。他早年开米店，是一个经营管理上的好例子。米是最难以竞争的，每家的米似乎都一样。但是，在王永庆的手中，就变成了不一样。首先，他把砂子挑出来。从前的人卖米，掺一点砂子，好像是很平常的。家家户户淘米的时候，自己挑一挑就是了。而王永庆却主动在卖出之前就挑好了。其次，他又首创送货上门的做法。这本来不算什么，但是，他上门之后，便量一量人家的米缸大小，还请教一下人家吃米的习惯，全家有多少大人小孩。他回去后便算出人家要多久能把米吃完，这样；下次人家将要买米之前的二三天，他已经把米送到了。客户也就免除了临急没米下锅的麻烦！
他为人送米，还把人家的旧米倒出来，抹一抹米缸，才倒新米在底下，再倒旧米在上面。这样的近似傻子的“诚实劲”，很快便使他稳操胜券，在米业里站稳了脚，并为以后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待人以诚，处事以信，这是最基本的商业道德，也是亘古以来人们一直在提倡、褒扬的做人准则。最简单的道理为什么很多的人难以做到？只为眼前利益唾手可得，不妨先得，长远利益无影无形，不得也罢。这样庸俗的心态在作祟。实际上，我们只须看看站在商业领域顶峰的那些人就该明白，即使他们中有的人不是因为这些商道而成功，也必是因此而受益。
8.既要赢得起，也要输得起
赢得起的人多，输得起的人少。一个人能输得起，才能赢得更大的将来。
要输得起，首先得看开输赢，但是生意场上赌的就是输赢，又有几人能看得开呢？
在这里我们不能不提一个名字，他就是巨人集团的创立者史玉柱。史玉柱从4000元起家，建立起一个享誉全国的巨人集团，涉及领域包括计算机、保健品、广告、房地产等行业，几乎每一个行业都相当成功。顶峰时年营业额达数十亿元。但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使这个并不结实的巨人一夜之间突然倒下，身家数亿的史玉柱资产成为负数。此时，曾经鞍前马后的人离他而去，讨债者连日盈门。这样前后两重天的境遇相信没有几个人能受得了。
但史玉柱顶了下来。经过一番内心深处的反思，也通过珠穆朗玛之行接受了从肉体到精神的磨炼，史玉柱再生了。几年之间，经过他精心包装、打造的“脑白金”一举摧醒似乎沉睡中的中国脑白金市场，每年十几亿的销售额让史玉柱重新站在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最高一级台阶上。
史玉柱输过，史玉柱又赢了，这样的人没有什么力量能再把他击倒。
还有的人输了再没有爬起来，但他以自己的“输得起”这一铮铮“商骨”为中国百年来的商道买了单。他就是我们一再提到的胡雪岩。
就像战场上没有永远不打败仗的将军一样，商场也没有常胜不败的“不倒翁”。生意场上，没有人敢说自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也没有一个人可以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从根本上来说，做生意，成功的把握总是相对的，而失败的可能却是绝对的。没有生意人会愿意自己正在进行的生意出事，但没有一个生意人会不遇到出事。
因此，任何一个纵横商海的人，都要做好输的心理准备，都要有赢得起也输得起的心理素质，也就是说，在输赢面前既要拿得起，更要放得下。因为只是赢得起还算不上真正的好汉，只有输得起，而且输得洒脱，输得大气，才是真正的好汉。胡雪岩就是这样“拿得起，放得下”的好汉。
因为李鸿章的打压，胡雪岩的阜康钱庄发生挤兑风潮，第二天就波及杭州。胡雪岩从上海返回杭州，还没有下船就得到消息。正当他全力调动、苦撑场面，要保住杭州阜康钱庄的信誉，以图再战的时候，真是“屋漏偏遭连阴雨”，又传来宁波通裕、通泉两家钱庄同时倒闭的消息。
通裕、通泉两家钱庄，是阜康钱庄在宁波的两家联号。上海阜康钱庄总号挤兑风潮开始之后，宓本常潜至宁波，本来是要向这两家阜康联号筹集现银以解燃眉，但由于宁波市面也受时局影响很大，颇为萧条，这两家钱庄不仅无法接济阜康总号，甚至已经自身难保。宓本常到宁波不久，通泉档手就不知避匿何处，通裕档手则自请封闭。因此，宁波海关监督候补道瑞庆即命宁波知县查封通裕，同时给现任浙江藩台德馨发来电报，告知宁波通裕、通泉两家钱庄已经倒闭，并请转告这两家钱庄在杭州的东主，急速到宁波协助清理。
既是阜康联号，东主当然就是胡雪岩。德馨接到电报，凭他与胡雪岩的交情，他不愿意就此撒手不管，马上让自己的姨太太莲珠向胡雪岩转达通裕、通泉的情况，并许以如果这两家钱庄有二十万可以维持住的话，他可以出面请宁波海关代垫，由浙江藩库归还。但当莲珠如此转告胡雪岩的时候，胡雪岩却不肯接受这个办法。他请莲珠转告德馨，他肯为自己垫付二十万维持那两家钱庄，他非常感激，但这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最终结果不过徒然连累德馨，因此，并不是一个好办法。
在目前情况下，维持通裕、通泉，不过是在弥补已经裂开了的面子，怕就怕这里补了，那里又裂开了。胡雪岩决定放弃维持通裕、通泉这些已经基本是难以维持的商号，而投入全部力量保证目前还可以正常营运的杭州阜康钱庄，也就是竭尽全力“保住还没有裂开的地方”。
用现代经营眼光看，先保住还没有裂开而可能保住的地方，其实就是一种处变不惊，收缩战线，全力图存，以求再战的策略。在面临全面崩溃并且破绽已现的情况下，考虑及时收缩战线，集中财力保住有可能保住的部分，对于应付危局和减小损失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十分有效的。第一，它可以避免力量过于分散，在本来已经财力有限的情况下，最忌讳的就是力量分散，因为这样会极大削弱本来就有限的财力物力的效能。
第二，避免四面支绌，在已经面临全面崩溃的情况下，要保住自己所有的生意，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因此，最忌讳的也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四面支绌。四面支绌，将会四面不保。
第三，这种策略也符合危机到来之后挽救败局的最基本目的。
在面临全面崩溃的时候，最基本的目的应该是图存而不是发展，应该是尽可能保一个败而不倒的基础，以图再战。“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有丢弃那些已经明显无救或救之极难而又于全局补益不大的部分，才有可能保住能够较好地保住的部分，达到以图再战的目的。
胡雪岩终因左宗棠无力相保而在官场的倾轧中回天无术，一败涂地，所有的卓越辉煌，所有的荣华富贵，都似乎在一夜之间化为一丝过眼烟云，随风飘散。
不过，胡雪岩也真算得上是一条输得起的好汉。他在仔细考虑了全局后，知道人生做事，有输有赢，胜败乃兵家常事，关键是心理上不能输，也就是说“既要赢得起，更要输得起”。照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是一双空手起来的，到头来仍旧一双空手，不输啥！不但不输，吃过、用过、阔过，都是赚头。只要我不死，你看我照样一双空手再翻过来。”正是因为有如此心胸和气魂，他输得很洒脱，很漂亮，很令人佩服。
胡雪岩没有为自己匿产私藏，不仅输得大气，而且输得光明磊落。他本来是可以，而且也完全有条件为自己私匿一些钱财的。想想胡雪岩驰骋商场几十年，创下偌大一个家业，仅二十三家典当就值二百多万，“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不用说现银，就是家中收藏的首饰细软，私藏几许，大约也可以让他在生意倒闭之后维持一个相当阔绰的生活。说胡雪岩有条件这样，是因为即使在他的钱庄、丝行全面倒闭之后，由于有左宗棠的转圜斡旋，胡雪岩只是被革去二品顶戴，责成清理，并没有最后查抄，他完全有条件转移财产，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一切都是命”。他认命了，这不能不让人钦佩。
另外，在自身已经不保的情况下，胡雪岩仍然没有失去宽以待人的心怀。宓本常在阜康钱庄没救之后自杀身亡，在胡雪岩看来实在“犯不着”——这时候胡雪岩实际上已经原谅了他的过失和不义。胡雪岩特别嘱咐古应春料理好宓本常的后事，虽然宓本常确实不地道，但朋友一场，他的后事也不能不管。
另外，即使在身处绝境的情况下，胡雪岩还能为别人着想。夜访周少棠，回来由自己身上的寒意想到今年的施棉衣、施粥应该照常；他并不怕官府查抄，因为公款有典当作抵，可以慢慢还，他可以不管，只是没有清理之前，私人的存款不知只能打几折偿还，用他自己的话说：“一想到这一层，肩膀上就像有千斤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由此也使人想到，胡雪岩常常挂在口头上的那句“不能不为别人着想”的话，确实并不是说说而已的冠冕之辞。
当然，一个生意人要真正输得起，最重要的大约还是要对于“钱财身外物”这句老话有真正属于自己的体验。说起来，所谓“钱财身外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这几句话人人会说，也人人都懂。可嘴上说说是一回事，懂得道理是一回事，但真正面对现实时如何去做，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9.眼光长远才能前程远大
一个人包括商人，不管现在境况如何，都希望有一个美好的将来。也许将来难料……但如果你能将目光放长远，你的将来就会拥有更多变得美好的资本。
中国古代有个故事叫“壮士断臂”。
春秋时期，专诸刺杀了吴王僚，公子光做了吴王。僚有个儿子叫庆忌，勇猛无比又智慧过人，是吴王的心头之患。吴王想求勇士暗杀庆忌，所以去求教伍子胥，伍子胥推荐了要离。要离受命后，请求吴王斩断他的一只胳膊，杀掉他的妻子，以骗取庆忌对他的信任。
要离辗转来到庆忌门下，庆忌见要离被吴王杀妻断臂，果然心无芥蒂，深信不疑，并把他当做心腹，不离自己的左右。还责成他负责修船治舟，训练士卒，操练水军。几个月后，庆忌率水军袭击吴国，与要离同乘一船。当船行至下游，乱了队形，庆忌亲自督船率领，要离则持矛侍立一旁。要离趁庆忌毫无防备的当儿，用独臂挺矛刺去，矛头穿透了庆忌的脊背，从胸前露了出来，庆忌当即拔矛身亡。
俗话说：“舍得金弹子，打中巧鸳鸯。”“壮士断臂”作为商战用谋，即商战中的“苦肉计”，是指以小的损失来换取大的胜利，以达到推销产品，提高企业信誉，增加盈利的目的。
“壮士断臂”的首要原则是从薄中取利，薄利多销的经营策略是人尽皆知的，但在经营实践中能真正用好用活这一策略的人却为数不多。例如一家百货批发公司的经营赚头越来越大，正得益于打好“薄利”这张王牌。首先，公司用“薄利”抢占市场，该公司一律以二级站的优惠办法对待用户，两年之内就新增用户5000余家，用户几乎覆盖了全国各大中城市，年销货额突破10亿元大关。其次是用“薄利”形成规模。给用户让利，拓展了市场，从而促使公司大批量进货。他们与有关厂家达成协议，如果一次进货达到100万元的让利1%，100万元以上的让利1.5%，200万元以上让利2%。这样，公司每次进货均以200万元以上大批量进货，以进货让利获得的利润补差“薄利”销货的损失，两者相比，公司的赢利颇为可观。因此，如果说“吃小亏占大便宜”是攻心战术的话，那么“薄利多销”则属于经营技巧了。
古人云：“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用“小恩小惠”满足大众的心理，迎合大众的喜好，同样也会引来滚滚财源。
日本大画家谷文晁，成名前生活清苦，门庭冷落，他就想出了一个好主意。在除夕的晚上，他带上1000把廉价的纸扇出门，扇子上画着富士山和财神，并题有他画店的名款，谷文晁一见前后没有人，便把扇子丢在路上，丢遍了大街小巷。第二天元旦，行人一见地上的扇子，就把它拾起来，看见扇子上面是带来好运的图画，非常高兴。于是他们就带着亲戚朋友来到谷文晁店里买画，谷文晁应接不暇，从此生意兴隆。后来，不少人投到他门下学画，成为他的弟子，最多时达2000人。
急他人所急，为人解决困难，也会为企业换来良好的信誉。如一家医药品公司得知某大医院急需紧俏药品白蛋白针剂，立即赔本替他们解决了困难。这一急用户之所急的诚意打动了院方，院方主动找这家公司购买了价值数万元的药品，并建立了长期业务往来关系。这家医药品公司以仅值1000元的赠品，就换回了数千元的盈利，并提高了公司的信誉，带来了长期效益。
将新开发出来的产品试制品免费赠送给用户使用，是当前普遍流行的一种做法。然而，日本三洋公司将昂贵的电器产品免费送给用户使用，倒颇有“壮士断臂”的气概，其深谋远虑更值得人们玩味。一天，日本三洋董事长井植询问业务主管：“你有没有把试制品送给家庭主妇？”这位业务主管面有难色地回答说：“董事长，您知道这个试制品是相当昂贵的呀！”井植董事长微笑着解释说：“这个我知道。东西免费赠送，对方当然高兴。如果用户不太高兴的话，这个产品就完全没有希望了。如果给她起初很高兴，而过一些时间就不用的东西，它就没有恒久性了。为了无畅销希望的东西而投注全力和投下巨额的资金来生产，比起免费赠送损失可多得多呀！”
这位三洋公司的创业者之所以能在电器业界成就卓越，业绩斐然，常得益于他独特的见解。井植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把一般消费大众视为真正的、最重要的、最好的研究员，而不是研究所的研究员。当井植把公司生产的电器洗碟机免费赠送给家庭主妇试用时，东芝、三菱等公司便争先恐后地把电器洗碟机打入市场，并倾其全力大做广告，企图抢占市场。三洋公司的业务主管见此情势，极力劝诫井植尽快将电器洗碟机全面投入生产。但井植不为所动，他通过试用的情形判断，这项制品是没什么人需要的。于是，他当机立断，放弃了这项产品的生产。东芝和三菱的销售情况又如何呢？虽然他们倾其全力大做广告，消费者仍不为所动。后来他们又花了一年的时间削价求售，仍没有卖出首批产品的1/3.两家公司弄得焦头烂额，损失惨重。
对于免费赠送，一般的动机只是为了促销，全世界最大的P8LG香皂公司，每次推出新产品时，也是进行大量的赠送活动。新力电器公司为开拓非洲市场，也是先大举赠送小型晶体管收音机，等到非洲人买电池时再赚钱。但这些以促销为目的的免费赠送，比起三洋公司为了征求消费者的意见，预知市场行情而进行赠送，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正像惠普公司的两位创始人休利特和帕卡德始终强调的那样：决不能为了目前短期利益，牺牲公司的长远效益，损害公司的长期发展！
但是，许多商战中的输家却是一贯重视蝇头小利，常常因小失大；而且，它们的管理人员甚至经常不为将来进行投资，有时甚至在关键时刻假公济私。
道格拉斯飞机公司的“近视眼”使它做出了放弃研制新一代商用喷气式飞机的决定，“近视眼”使得它总是那么“吝啬、保守”（《商业周刊》的评论）；“近视眼”使得它处处落在波音公司的后面。波音公司和道格拉斯公司正代表了两个极端，一个是“放眼未来”，一个是“目光短浅”；
一个是大胆创新，一个是谨小慎微；一个是把长期优势看作首要任务，一个是把短期利益当成优先选择。
半个世纪过去了，最终的结果不言自明。道格拉斯公司在20世纪70年代就不得不同麦克唐纳公司合并，成了“麦道公司”的一部分。而到了1997年，波音又兼并了麦道，并且两家合并了之后，新的公司仍叫波音，而麦道永远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