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说我小时就不喜欢车之类的玩具。父亲给我买的玩具车，寿命都不会超过一天，不是被我摔坏就是被我拆得七零八落。我两岁时照的一张骑在三轮车上的照片就是哭着脸的，母亲说为把我按到车上还拍了我两巴掌。上了学，我对自行车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我父亲在机场值班，每到星期六才回家来。部队家属院距机场有好几里地，所以父亲大都是骑着值班室的自行车回家。那是一辆掉了漆的老飞鸽牌的自行车，当时的年代家有自行车的还很少，就是这样的旧自行车也是很匝眼的。我缠着父亲要学自行车，父亲不同意，说我还太小，再说那是公家的车，万一摔坏了，影响不好。不过，父亲倒是把擦自行车的“革命工作”交给了我。我也“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把风尘仆仆的自行车檫得一尘不染。
家属院有个叫茗的孩子，比我高两年级。他的手很巧，会用钢锯条打成的小刀雕刻木手枪。他雕刻的木手枪跟真枪一模一样。他爸爸有一支废了的驳壳枪，他就是照着枪的尺寸和部件雕刻。部队宣传队的叔叔都相中了他刻的木手枪，排样板戏《沙家浜》时，演郭建光和一排长的叔叔就用的是他刻的木手枪。他可以不用票到礼堂看演出，我们好羡慕哦。我从小就立志当解放军，“飞虎队”的八路军打日本鬼子也是骑着自行车拿着盒子枪哩，我多想也能有一把盒子枪啊。为了能得到他刻的盒子枪，我不断的找机会接近他，想方设法讨好他，甚至不惜把辛苦积攒的五张“大中华”烟盒送给他。他收了我的烟盒，答应给我刻一支小一点的盒子枪。我连连点头，行啊行啊。他又说，不过你得把你爸的自行车推出来让我骑骑。我说，那是公家的，我爸都不让我骑。他牛气的一撇嘴，那就算了。我立即就妥协了，说那行，就10分钟，不能摔倒。他说，行，我会骑，向毛主席保证摔不倒。茗果然会骑自行车，还会载人。他载着我围着家属院转了好几圈，还让我玩了盒子枪。以后，每回我父亲回来，我都偷偷的把自行车推出去，让他过过瘾，慢慢的我也学会了骑自行车。每次问他给我刻的盒子枪，他不是说已经刻了枪管了，就是刻到枪把了，再不就是木料不好，刻断了。终于有一次，父亲接到通知要赶到值班室，却找不到自行车。当我满头大汗地推车进门，迎接我的是一记耳光。父亲再回家，自行车总是上着锁。我找到茗说了原因，他不在乎，说反正有人给他自行车骑了。原来我班君的父亲骑回了一辆“凤凰”车，答应给他骑，茗说要给君刻一支盒子枪。我这才明白，茗是怕我有了枪就不给他车骑了，所以就一直用枪吊我的胃口。那天放学，我把茗堵在草坡上，狠狠的揍了他一顿。第二年，父亲就转业了。
上初中时，学校组织学生拉练到龙门山。学校要挑选10名同学组成先遣队，在队伍前面侦察开路，回来帮助疲惫的女同学驮背包。到先遣队的条件是必须有一辆自行车。我家里没有自行车，但我还是报了名。回到家，我把参加拉练先谴队的事告诉了母亲。母亲很支持，还答应帮我借自行车。那天，母亲真的借回了一辆新的“凤凰”自行车。原来，母亲帮助一位邻居淹了一上午酸菜就为我借了一天的自行车。我兴高采烈地骑着自行车飞奔到学校，偏偏天公不作美，淅淅沥沥地下起了雨，拉练计划被迫推迟。我失望又沮丧，无精打采地回到家。母亲安慰我说，别着急，到时候咱再借嘛。过了几天，拉练开始，我到处借不到自行车。家有“凤凰”车的邻居说有个亲戚结婚，把自行车借走了。队伍就要集合，我急得都要哭了。母亲气喘吁吁的推着一辆除了铃不响剩下哪都响的自行车赶来了。母亲说是跟单位看门的老牛头借的，老牛头家住在农村，每天要骑车回家。母亲给了老牛头5角钱，让他乘公共汽车。我骑着那辆破自行车参加了先遣队，返回的路上，不断的有走不动的女同学把背包交给先遣队的同学。尤其是骑“凤凰”车的同学，背包都挂满了，骑着车摇头晃脑神气得跟李向阳似的。我的车上却空空荡荡，没有女同学往我的车上放背包，心里失落得发酸。班里的洋洋看出了我的窘境，我也知道她能够坚持到学校，她还是说，班长，我背不动了，帮我带一下背包。我带着洋洋的一只背包回到学校，完成了我的先遣队任务。那时我就发誓，长大后我一定要买一辆“凤凰”自行车。
参加工作后，我攒了半年的工资，买回了一辆崭新的“凤凰”自行车。我载着女朋友洋洋绕着县城转了一圈，又转了一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