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传记文学源远流长。从总的倾向看，唐代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唐之前，史书中的传记占主导地位；唐代及其之后，由于官方对史书编撰的控制、文学与史学的分离等诸多原因，史传的思想性、艺术性逐渐走了下坡路，而随着韩愈、柳宗元掀起的古文运动，传记文学的重心转向了脱离史书的散体传记，形成了中国古典传记的又一主流。张新科同志的这部书，选取唐代以前的史传文学作为研究对象，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一、博览载籍，视野开阔
唐前传记，除《史记》、《汉书》、《三国志》、《后汉书》、《宋书》、《南齐书》、《魏书》等正史及此前的《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史书所载者而外，尚有魏晋时期大量的杂传，资料十分繁富。这些著作，往往文、史、哲融为一体，具有丰富的内容。因此，本课题的研究有一定的难度。著者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对这些著作一一进行梳理，分清主次，然后探讨史传发展的规律性问题。例如从中国史官文化、巫文化入手，结合当时的社会思潮，分析了唐前史传产生的原因及其特征。又如将唐前史传放在中国文学发展的长河中，分析它与杂传、民间文学、古典小说、辞赋等的关系，溯源探流，上钩下连，纵横开拓，力求多方面挖掘史传的内在价值等等，都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二、角度新颖，重点突出
历代有关史传单部著作如《左传》、《史记》等的研究成果较多。著者因而不再对单部著作作孤立研究，而是另辟蹊径，选取了一个新的角度，把唐前史传作为一个整体，系统地从传记文学理论角度进行综合研究。全书涉及唐前史传文学的诸多方面，而其侧重点则在于对史传文学特征及其内在规律的揭示。分别从思想与艺术、渊源与影响、作家与作品等方面多层次地进行深入论述，体现了纵与横的交错、广度与深度的结合。如绪论部分，对史传文学与历史、文学的联系和区别进行全面分析，并将唐前史传的发展归纳为三个阶段：先秦是萌芽成长期、两汉是成熟高峰期、魏晋南北朝是逐步衰微期。由此将唐前史传的总特征归纳为连续性、系统性、功利性、模式化等。第二章系统论述了唐前史传的嬗变轨迹，认为先秦两汉时期的史传文学，是由简单的记事向复杂的写人演进；人物类型由上层逐步向下层扩大；作者感情由隐而显；风格由简朴单一向多姿多样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诸多原因，史传中的人物范围逐步缩小；由性格化向叙事化转变；思想感情由浓而淡；语言由散行趋向骈俪。这样的宏观审视，在以前的史传文学研究中还是不多见的。
三、深入钻研，力求创新
著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大胆探索，新意迭出。如唐前史传与辞赋的关系，这是前人很少涉及的问题，著者以唐前七部正史著作为例，仔细统计了这些著作中收录的辞赋作品，然后从传记文学发展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史传中收录辞赋作品，是表现人物才能、个性的重要手段之一，也是文学向着自觉化方向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并且还就史传中的辞赋理论、史传对辞赋的影响等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探讨。又如史传文学中人物形象的建立问题，作者从人物形象在时间、空间中的不断扩展、由概括化向个性化迈进、由单一性向复杂性发展等方面系统进行论述，认为史传文学中人物形象的建立从《左传》开始，到《史记》完成，这一结论是可信的。再如中国小说的源头问题，历来较少注意史传这一重要因素，著者则从史传与小说的不解之缘入手，从个性化人物、戏剧化场面、虚实结合的手法、立体化的叙述方法等方面深入探讨了史传与小说在艺术上的相通之处，颇有新意。全书中出新的地方很多，不一一罗列了。
四、立足现实，审视历史
本课题的研究，目的在于从人文精神方面为今天的社会提供有价值的营养，从传记文学创作方面为今天提供有益的借鉴。因此，既具有理论意义，又具有实践意义。著者认为，传记文学是人类生命的载体，能使那些有价值的生命走向永恒的时间和无限的空间。所以，传记文学是一条永不生锈的链条，它不只是历史，还联系着现实，并且指向未来。由此出发，对唐前史传中有价值的东西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如第四章探讨史传中的人性问题，对于认识我们民族的个性光彩、反省人性的弱点具有重要意义。第五章从挫折心理学角度探讨司马迁的创造意识，揭示了司马迁在逆境中奋发进取的心理状态，对今人很有启发意义。尤其是第十章，立足现代，以呼唤更高层次的民族精神为出发点，对唐前史传文学中的生命价值、民族生命和民族精神的凝聚问题进行全面探讨，这对于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促进精神文明建设，是有积极意义的。著者还从唐前史传作家的创作中得出结论：作为传记作家，应以史学家的谨严去求真，哲学家的睿智和心理学家的细腻去求深，文学家的笔调去求美，这是中肯之论。新科同志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浓厚的兴趣，治学勤谨、扎实，希望他继续努力，不断取得新的成就。
霍松林
2000年5月15日于唐音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