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我国经济学界在微观经济的一系列问题，特别是消费和储蓄行为、收入分配结构、企业竞争力和全要素生产率、企业绩效、劳动力市场与工资、资产价格等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新的进展。
（一）消费和储蓄行为
近些年来，我国消费率不断下降，尤其是居民消费从2000年以后，下降幅度明显加大。持续低迷的消费需求，使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后劲不足，经济增长不得不更多地利用投资和出口需求拉动，并加剧在一些领域的“产能过剩”。
娄峰等基于我国处于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现实，综合参数模型和非参数模型的各自优点，利用半参数面板数据模型，考察城镇居民消费需求与其各主要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并且运用半参数模型中因变量对部分解释变量的一阶偏导数，刻画这些影响因素对消费需求影响的动态变化轨迹。具体做法是应用Horowitz和Sokbae Lee，Henderson半参数两步估计法进行模型估计，同时考虑到动态模型中内生性问题，应用Hubler面板数据模型的非参数广义矩估计方法，得到解释变量（包括滞后变量）对依赖变量影响的半参数一致性估计。通过使用中国分省、分城乡的面板数据建立随机效应模型进行计量分析发现，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是中国居民人均消费需求的最主要决定因素；中国居民的消费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是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不断向政府部门倾斜，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不断降低。因此，要寻找中国居民的消费需求不足或增长缓慢的原因，既需要关注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变化，更需要关注政府与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变化。
资金流动性约束的存在对我国居民消费行为会造成什么影响，潘彬等运用阈值模型，以实际GDP、货币供应量、股票平均指数、银行贷款余额作为经济景气的衡量指标（即阈值变量）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经济景气的繁荣与疲弱是决定居民消费行为是否符合恒常收入—生命周期假设的关键性因素，且经济景气衡量指标的阈值估计值0.7504和0.8597落于景气稳定阶段，在这一区间经济繁荣受资金流动性约束并不显著，居民消费行为受资金流动性约束不明显。当经济景气指标低于0.7504时，由于居民的资金流动性约束，只能根据当期收入的高低来决定其消费；但是只要经济景气指标高于该阈值即处于经济繁荣时期，当期收入对消费的影响并不显著，显示居民的消费并未随着当期收入的变动作大幅度调整。同时上述结论并不因工具变量与实际利率的选取不同而有所改变。
扩大农民消费不仅可以有效化解和消除当前相对过剩的生产能力，而且还可以在更大程度上创造就业机会，促进农民增收、改善农村生活质量。周建等通过构建具有城镇“示范性”影响效应的农村消费理论模型和实证检验，发现我国农民的消费行为不仅取决于其自身特征变量，而且还显著地受到城镇的影响，城乡之间存在着联动机制。
我国90年代以来，居民消费率都经历过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依据预防性储蓄理论，收入和支出不确定性是导致居民少消费、多储蓄最重要的因素，如果是一个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收入和支出不确定性程度应该维持在一个较为稳定的区间，预防性储蓄动机的强度也应该波动较小。而基于中国数据的研究却表明，2000年以后中国预防性储蓄动机增强是全国性的，包括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这可能与这一时期的经济体制改革直接相关。1990年代后期，中国进行包括国有企业改革、教育体制改革、医疗体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等几项规模较大的经济体制改革。可以发现医疗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住房改革，甚至社会保障体系改革都主要针对城镇居民，这难以作为解释全国性预防性储蓄动机增强的原因。在几项重大经济体制改革中，只有高等教育改革的影响是全国性的，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杨汝岱等认为，高等教育改革可能是我国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增强，消费不振的重要影响因素。基于这一经验事实，利用CHIP数据对高等教育改革与居民消费行为的关系和影响方式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相对于改革前，高等教育改革对居民消费有显著的挤出效应，它使得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下降12%。为进一步从理论上探讨这种影响的微观机制，作者在生命周期模型框架下，引入教育支出，并用数值模拟方法考察了教育支出对个体消费行为的影响，系统而全面地分析了高等教育改革对降低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增强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的内在微观作用机制。
1998年的住房制度改革，对人民的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基于CHNS微观数据，尹志超等从城市家庭耐用品消费的角度考察住房改革的影响。上世纪末的住房改革影响了千千万万中国普通城市家庭的生活，由住房制度改革带来的财富效应影响了居民家庭的消费行为。住房制度改革显著提高了家庭对正常耐用品的消费，改善了家庭的生活，提高了居民的效用水平，增进了整个社会的福利。
针对居民家庭的收入模式、支出模式以及储蓄率的动态变化，周绍杰等利用中国城镇住户调查数据（Chinese Urban Household Survey，CU HS）对居民家庭收入、消费以及储蓄率的生命周期模式进行实证研究，并开发了一个理论模型，该理论模型为家庭收入、消费以及储蓄率的分解提供了分析框架。他们通过组群分析发现，家庭收入、家庭消费和家庭储蓄率在各个组群的年龄曲线以及分解后的年龄效应曲线和组群效应曲线均呈现出不断递增的趋势。同时城市家庭储蓄率总体不断提高可以解释为无论年轻组群还是年老组群，其收入增长都快于消费增长，从而使得储蓄率随家庭收入的增长而出现提高；年轻组群的储蓄倾向相对较高，而随着年轻组群样本比重随时间不断提高，这也对城市居民储蓄率的提高起到了促进作用；养老金收入的增长对年老组群的家庭收入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也解释了家庭储蓄率的年龄效应曲线不断增长的模式。
（二）市场化与收入分配结构
核密度估计的非参数估计方法近年来在收入分布的实证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该方法对于传统的概括性的统计方法是一个较好的替代，在描述收入不平等以及经济福利的改变方面具有明显的优越性。通过收入密度函数估计，可以同时观察分布的位置、延展性以及形状特征，从而得到直观且清晰的整体分布状况描述。同时，通过密度函数的左移或右移可以捕获收入水平的绝对变化，通过观察密度函数的形状变动可以得到收入水平的相对变动，从而观察到不平等的运动方向。刘靖等使用微观家计调查的多年数据，使用核密度估计分解方法，描绘出收入分布的全貌，分析了收入分布变动的差异，通过分解差异的不同来源考察其所代表的福利含义，并得到如下结论：收入分布逐年平缓，中低收入组向高收入组流动。另外，分布在多年呈现出双峰或多峰形状说明了存在异质性群体的效应。均值效应（增长）、方差效应（不平等）、残差效应（异质性群体）小是分布变化的原因，其中残差效应（异质性群体）的贡献最小。表明在收入分布变动的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收入的增长和福利的改善，而异质性群体对于改革受益能力的不同作用主要体现在低收入组，且重要性相对较小。收入不平等削弱了增长的作用，其存在可能使得部分低收入家庭受损，又可能使得部分高收入家庭获益。整体而言不平等的效应会使社会福利下降。城乡之间的分布分解结果有明显差别，乡村地区经历了更为显著的收入分化，且异质性群体的作用更为明显。
黄先海等对我国劳动收入比重下降原因进行了探讨。他们认为经济周期的变化不是造成我国近些年来劳动收入比重下降的因素。原因是劳动收入比重并没有呈现出逆经济周期变动或顺经济周期变动的趋势，各个部门的劳动收入比重无论产出和就业率如何变化都出现了持续性下降。作者参照Solow（1958）及Hicks（1963）的思想，认为技术进步在要素收入比重的变动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特别是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的作用尤为直接。他们将劳动收入比重变化率分解为乘数效应大小、资本深化的速度及劳动（或资本）节约型技术进步的大小；在此基础上，利用动态最小二乘法估算我国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部门的劳动边际产出弹性，并对这两类部门劳动收入比重变化进行实证研究。这两类部门的资本深化均能提高本部门的劳动收入比重，但是乘数效应缩小了资本深化对劳动收入比重的影响。发生了资本深化导致了资本积累对劳动收入比重的正效应。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对劳动收入比重的影响大于资本积累对劳动收入比重的影响，劳动密集型部门的技术进步平均贡献率高达66.02%，资本深化的平均贡献率为33.98%。资本密集型部门的技术进步平均贡献率高达70.59%，资本深化的平均贡献率为29.41%。资本深化能提高劳动收入比重，但大于0小于1的乘数效应缩小了其对劳动收入比重的正向拉动作用，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则是两类部门劳动收入比重下降的最主要原因。为了稳定劳动收入比重，应该在看到资本深化长期效果有限的同时，关注资本节约型技术进步的作用，重视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田新民等以城市部门最优人口承载规模作为研究起点，建立包括农村部门、城市部门和政府部门的三部门经济决策模型，用以解释集聚效应、阻滞效应并存的城市部门、追求收入最大化的农村部门以及追求国民收入最大化的政府部门三者间的相互作用机制，揭示城乡收入差距变化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及其对整体经济效率的影响，在理论上说明城乡收入差距波动与经济效率的关系，以及由此造成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波动。提出我国的基础设施投资在城乡间的分配必须考虑城乡差距状况和城市化费用。具体政策是对于城市部门的基础设施投资，应该根据常住人口规模与最适度人口规模的差异来确定。对于一线城市，由于人口规模已经超过最优人口规模，进一步城市化的费用高昂，其基础设施投资应该倾向其农村地区，走分散城市化道路。对于省会二线城市，由于其人口规模接近于最适度人口规模，且其城市化费用相对较低，一方面加大城市基础设施投资，以避免经济效率的下降，另一方面应提高劳动力进入限制，使劳动力向三线城市流动。对于三线城市，应以优惠政策，鼓励产业向这些城镇的集聚，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促进其经济效率的提高。通过以上措施，将有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合理有序流动，减少城乡收入差距，提升城市部门的经济效率，进而改善整个经济体的效率。
根据SS定理，中国劳动者的收入会上升，而资本、土地等要素所有者的收入会下降，据此，中国的收入差距在开放中应逐步缩小。现实情况却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在不断扩大。王云飞等认为，由于中国尚处于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换的阶段，农业中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大量的劳动力持续从农业部门向现代工业部门转移，使现代工业部门的劳动力供给量持续上升；同时中国要素流动成本，尤其是城乡之间流动成本，非常高。基于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的现实，分析在这一约束条件下贸易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他们将哈里斯-托达罗模型关于二元经济中劳动力城乡流动的均衡条件引入国际贸易的特定要素模型中，建立了存在劳动力流动限制的特定要素模型，该模型适用于短期分析贸易发展后国内各要素报酬的变动情况。理论与实证结果显示，贸易的发展有利于提高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但在解决城市中的失业问题上无能为力；在中国要素市场扭曲的条件下，贸易发展对要素报酬之间收入差距的影响是不确定的，需综合贸易引起商品价格变化的幅度、城乡流动限制的缩减程度以及贸易所引起的技术进步的类型加以考虑。如果仅考虑贸易自由化所引起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即城市制成品的价格变化，则发现城市制造业产品价格的上升能够同时提高资本和劳动力的要素回报，但更有利于资本要素收益率的提高。在一般条件下中国制造业部门的产品出口扩大，对资本和劳动力的要素引致需求都会上升，但因劳动供给的充足而导致其回报相对下降。
（三）劳动市场与工资
我国大规模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对城市劳动力市场产生冲击。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否能够持续顺利地进行，有赖于这些冲击的规模，以及相应的政策是否及时有效地协调各方的利益关系。刘学军等借鉴Card（2001）的研究框架，利用287个地级市和省级城市的数据（外来劳动力的比例达到了21%，其中79%持有外地农村户口。）进行研究发现，尽管外来劳动力对城市本地劳动力的就业率和工资均具有统计上显著的负向作用，但影响的程度相对较小。对于中低教育水平的城市本地劳动力来说，外来劳动力的影响程度相对要大一些；虽然外来劳动力对城市本地劳动力的就业和工资的影响都不大，但是相对来看，对工资（主要是中低教育群体工资）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对就业率的影响。这说明城市本地劳动力对于外来劳动力竞争的反应，主要是降低保留工资，而非退出劳动力市场。
社会关系网络在劳动力市场上能够传递关于就业岗位的信息，从而促进劳动力与就业岗位之间的配置，或者帮助求职者找到更好待遇的工作岗位。章元等基于来自中国22 个省份的农户调查数据检验了农民工所拥有的家庭社会网络对他们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水平的影响，并利用工具变量考察了社会网络是否具有内生性并导致有偏估计，结果发现，只有非常微弱的证据能够表明更多的家庭社会网络能够直接提高农民工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水平。发现在这样一个劳动力市场上，利用社会网络这种非正式制度几乎不能直接改变市场上均衡的工资水平，社会网络主要是通过影响农民工的工作特征而间接地影响工资水平。
户籍制度带来的城市工人与农民工之间的工资歧视和福利歧视现象相当严重，客观地计量因户籍差异带来的工资歧视大小和福利歧视大小，对于政府和社会认知户籍歧视的程度及其危害进而采取措施加以调控乃至消除，具有基础性的作用。郭继强等在梳理Oaxaca、Blinder、Cotton和Neumark等学者关于指数基准问题研究的演进及其局限的基础上，提出并论证了一种估计无歧视工资结构的新方法，试图从一般机理上进一步改进既有的工资差异均值分解，更现实地揭示歧视的实际程度。他们利用2002年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分别对城镇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工资差异进行Oaxaca-Blinder分解、Cot-ton分解、Neumark分解以及用本人提出的方式分解，比较它们各自所得到的歧视大小，从实证角度探讨作者提出的分解方法的有效性。该方法对于社会观察户籍歧视的程度及其危害进而采取措施加以调控乃至消除具有基础性的作用。
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区域间工资收入差距呈现先短暂下挫、后持续上扬的趋势。这一情况对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政策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范剑勇等认为，经济地理因素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途径是通过要素流动、制造业本身的规模报酬递增特性等因素而产生的累积循环机制（Fujitaetal，1999），表现形式是需求的空间分布差异对收入起了决定性作用。他们首次采用中国区域间17个行业投入产出表的数据，以中国地级城市的职工工资为考察对象分析经济地理因素对地区间工资差异的作用机制及影响强度。计量研究发现：市场准入是产生地区工资差异的主要路径，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的障碍是导致沿海地区劳动力短缺的重要原因，同时，这也导致沿海地区的市场准入远高于别的地区，从而抬高了该地区的工资水平，中国出现的劳动力供给不足的原因是户籍、社会保障等制度改革的滞后。因此，应解除束缚劳动力流动在制度上的约束，建设具有弹性的劳动力市场，鼓励中西部劳动力向东部地区移民，降低沿海地区的市场准入。
（四）企业竞争力与全要素生产率
袁堂军利用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对中国行业以及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在标准的生产函数框架内进行了测算，结果显示，上市公司整体的TFP水平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其中以制造业中的汽车、电子工业、一般机械行业等资本/知识密集型产业最为突出。与此相反，纤维纺织业、食品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产率上升缓慢，2002年以后甚至出现停滞的倾向。非制造业的服务业的生产率上升也很迅速。受政策保护的采掘业以及石油化工等行业相对徘徊不前。整体上看中国企业的竞争力正在上升。东亚范围内，中国企业与日韩企业之间在电子、机械、汽车等国际竞争比较激烈的行业尚存在较大的差距。中国企业仍然面临产业保护等妨碍市场机能的因素。企业所有制、持股人的特殊身份等方面的差异，也反映出各个企业所面临的市场环境以及竞争程度的不同，要素市场扭曲阻碍了资源从要素生产率低的企业顺利地流向要素生产率高的企业。中国资本市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上市公司生产率的上升，但仍然存在着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的空间。进一步改善资源配置上的效率是提高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关键。
刘小玄等参照Farrell（1994）提供的方法，选择江苏、四川、河南、辽宁和广东5个地区，随机抽样1022家企业作为样本进行企业效率测度，结果表明，整体生产率的增长具有下降态势，这主要是民营企业的生产率增长速度的下降所导致。对于生产率的分解结果表明，企业生产率有较大增长，而企业的技术进步率增长较小，较多的生产率增长来源于效率改进。由此看出，企业的生产率提高的来源主要在于由市场景气和需求增长所拉动效率改进，而非创新引致的技术进步。缺乏创新动机和创新机制以及相关的产权制度和融资制度是导致企业技术进步率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赋予民营企业公平的融资待遇，形成能够促使国企进行技术创新的制度变革，是促使企业生产率持续发展根本途径。
刘志彪等以制造业企业的实地调查数据为基础，利用制造业企业问卷调查的样本数据，从本土企业微观角度对中国出口扩张的决定因素进行经验分析，并在全球价值链的框架下分析中国本土企业的出口行为与出口动机抉择；深入分析不同规模企业出口的决定因素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通过代理变量，揭示出中国在转型经济背景下，制度层面因素对中国本土企业出口的激励作用，以及这种激励作用在不同规模企业之间的差异。分析发现，产品链供应、企业规模、企业区位是影响中国本土制造业企业出口的决定因素。表明目前中国本土企业的出口竞争优势主要来源于低成本的劳动力禀赋与在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的国际代工因素的结合。
（五）企业绩效
杨忠等选择国际化制造业企业作为大规模样本研究对象，揭示了企业国际化程度的提高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内在关系。结果表明，国际化深度的提高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不显著，而国际化广度的提高会对企业绩效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国际化广度的提高和国际化深度的提高在根本上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国际化扩张行为。国际化广度的提高代表的是通过拓展海外市场范围，从而获得生产制造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国际化扩张模式。国际化深度的提高代表的是通过增加特定海外市场资源投入程度的国际化扩张模式，采用这种国际化扩张模式必须以具有企业特定优势为前提，从而对企业的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品牌建设和国际范围内配置资源的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从中国制造业的现状来看，中国制造业目前处于世界产业价值链的低端，整体技术水平和装备水平还较落后，生产的产品大多数是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值的产品，真正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的企业还不多，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竞争优势主要来自低成本，因此采用资源投入程度高的国际化扩张模式，对于现阶段大多数的中国制造业企业是容易导致失败的。中国制造业企业在不具备充分的技术优势、管理优势和制度优势的情况下，通过资源投入程度低的国际市场进入模式，进行国际市场的拓展，争取更多的国际市场份额是中国制造业企业的首选。因此，对于现阶段大多数制造企业来说，通过代理机构或者直接自行出口，以及通过企业网络所形成的类似于综合商社的集群式组织进行产品出口是促进企业成长的最好途径。
提高信息透明度能否改善公司业绩，提升公司价值，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的判断一直没有定论。张兵等在信息透明度的内生性假设下，分析信息透明度与公司绩效的关系。他们以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市场的上市公司为样本，以深交所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考评结果作为公司信息透明度的代理变量，考察了信息透明度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在控制了内生性之后，公司财务绩效与信息透明度显著地正相关。使用了多维的绩效指标，分别从经营绩效和市场绩效的角度检验了信息透明度的影响，并且首次从实证的角度发现了市场价值与信息透明度之间的“微笑”曲线效应。发现提高上市公司的信息透明度，对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改善公司的财务绩效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有益于降低公司的再融资成本。因此，市场监管部门有必要完善以市场价值为导向的信息披露制度，强化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意识。
刘笑萍等选取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所发生并购重组交易事件，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分别检验了衰退行业内部、成长行业内部以及衰退行业与成长行业之间的不同并购类型的并购绩效，力图寻找出产业周期、并购类型以及并购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分析发现，并购行为为股东创造了价值，在不考虑行业周期因素的情况下，横向并购与多样化并购绩效不存在显著的差异；但当并购双方的行业周期成为考虑因素时，横向并购与多样化并购绩效存在显著差异；对于收购企业，成长行业之间的多样化并购绩效显著优于成长行业内部的横向并购绩效，衰退行业与成长行业之间的多样化并购绩效优于衰退行业内部的横向并购绩效；对于目标企业，成长行业与衰退行业行业之间的多样化并购绩效优于衰退行业内部的横向并购绩效。
大量的国内外研究表明，决定上市公司价值的因素是其基本面，但我国却出现了经济周期与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相背离的现象。李远鹏分析发现，在中国宏观经济持续繁荣的背景下，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萎靡的根源在于IPO公司的利润操纵所导致的上市后业绩滑坡。当控制了IPO效应后，上市公司的投资效率指标和增长性都和宏观经济周期之间表现出较强的正相关。发行上市的监管政策可能会扭曲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从而造成股市与宏观经济之间的背离，并弱化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
我国的民营企业经过从无到有、又逐渐强大的发展过程，这种奇迹般的发展是在各方面制度环境不完善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意味着一定存在着某种内在机制促成了这种奇迹般的发展。罗党论等以中国上市民营公司为样本，实证证明民营企业的政治参与动机显著受到了地方的产权保护水平、政府干预水平及金融发展水平等市场环境的影响。民营企业的政治参与是民营经济在各种法律不完善、产权保护不周的环境下起到良好保护作用的内生替代机制，有助于从国际视角解释民营企业在各种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仍能得到迅速发展的内在机理。当地方产权保护越差、政府干预越大、金融发展水平越落后时，民营上市公司更有动机与政府形成政治关系。因此，对私有财产给予切实有效保护，创造和保护好投资环境，民营企业家才会安心持续经营企业，民营经济才会持续不断地对中国经济持续高效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在企业投资决策过程中，管理者有可能从其自身利益出发，选择有利于自己而并非有益于股东的投资项目，或发动可能有损于企业价值的并购活动，从而导致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发生。姜付秀等依据“高层梯队理论”，选用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从管理层年龄、学历、任期、团队规模、性别等方面，同时区分了管理层和董事长、国有和非国有企业，实证检验了管理者特征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管理者背景特征与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在影响企业过度投资的管理层背景特征中，管理团队的平均教育水平与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提高公司高管的学历水平将有助于降低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管理层平均年龄与过度投资也有明显的负相关关系；而其他的管理者特征对过度投资的影响均不具有显著性；董事长个人的背景特征对过度投资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学历、年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上。区分企业性质后的研究发现，国有控股企业和非国有控股企业的董事长以及管理层的背景特征与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存在一定的差异性，这表明，企业的性质是影响管理者背景特征与企业过度投资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六）资产价格
戴国强等选择股票、汇率、房地产价格以及其他影响通货膨胀的因素，运用ARDL模型对我国资产价格和通货膨胀的关系进行经验分析。结果表明，资产价格波动影响通货膨胀，但各因素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差异较大：房地产价格和汇率两个指标作用显著，股票作用较弱。243戴国强等还进一步通过建立结构VAR模型对我国房地产价格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进行探讨，发现货币政策对房地产价格的传导比较顺畅，房地产价格对投资和消费的传导却存在着阻塞，即我国房地产市场的财富效用和投资效用不显著。由于房地产业在我国经济中的地位日益增强，货币政策的房地产传递渠道将越来越重要，而货币政策房地产价格传导渠道的不顺畅，必将导致房地产市场风险聚集。为了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影响市场、调控经济的积极作用，必须积极加强房地产价格传导渠道建设，保证我国货币政策传递的及时与有效。
高波等通过构建5个向量自回归模型，运用协整检验和脉冲响应函数方法分析了中国房地产市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有效性。结果表明，货币供给量的增加刺激了房地产投资和商品房销售额的增长，导致房地产价格上涨。同时发现提高利率对控制商业银行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货款供给是有效的，但对抑制商业银行在房地产市场的货款供给效果不明显，更不能阻止房地产开发企业以个人住宅按揭货款的增加等途径从银行间接获取更多货款，房地产贷款的增长推动了房地产价格上涨。要稳定房地产价格必须考虑调节货币供给量和调整利率手段的有效配合使用。
崔光灿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对我国1995—2006年31个省市区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利率和通货膨胀率对房地产价格影响明显，在中长期收入、房地产供给等基础性宏观经济变量也决定房地产价格。同时房地产价格对宏观经济的稳定产生明显影响，房地产价格上升会增加社会总投资和总消费，房地产投资通过“财富效应”对消费的影响始终明显，对社会总投资的影响显著。当前要稳定宏观经济，促进经济增长，必须稳定房地产价格。
李稻葵等利用扩展的货币数量论方程和菲利普斯曲线，把市场情绪、资产价格等因素考虑进来，建立了一个新的货币政策理论模型框架，探讨了市场情绪、货币政策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市场情绪和货币政策两者的结合会影响资产价格，因此货币政策的制定不仅要考虑并且要对冲市场情绪。在资产价格过分波动的情况下，以保持产出稳定为部分目标的货币政策应该起到对冲市场不理性情绪的作用。
殷波通过引入投资的时机效应和资产价格波动对一般最优利率政策模型进行了扩展，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发现，利率杠杆的宏观经济影响日益显著，企业投资对利率的反应是敏感的；中央银行制定利率政策时忽视了投资的时机效应和资产价格波动，从而使利率政策对宏观经济变量系统性的反应不足，导致反周期的宏观调控效果不佳可能是近年来中国货币政策低效率的原因。中央银行在推出干预措施时要注意时机和方法策略，在制定利率政策目标时，必须充分考虑企业投资的时机效应和资产价格波动，密切关注企业和社会公众对货币政策效果的信心和预期，逐步增强经济主体对货币政策效果的信心，以达到最优的宏观调控效果。
李强采用一个简化的结构模型将资产价格纳入金融状况指数建立了包含货币供应量、资产价格、通货膨胀和产出等变量在内的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研究发现，无论是用基础货币还是广义货币作为货币政策的衡量指标，货币当局对于资产价格波动都没有像对通货膨胀那样给予直接的反应。
赵进文等构建了加入资产价格后的中国货币政策利率反应模型，分析了资产价格波动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建议中央银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应将资产价格波动作为内生性影响因素纳入央行前瞻性利率规则之中，以此促进我国房地市场、股票市场与衍生品市场、能源与大宗商品市场的健康发展，保持经济快速、平稳、持续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