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经济史研究的热点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历史上的“三农”问题、中国经济增长和道路问题、商业贸易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商人、城市和社会变迁问题、政府和政策问题等。其中近现代经济史研究成果比较多，中国经济史研究成果多于世界经济史、外国经济史研究成果，专题成果多于通史成果，史实研究成果多于理论和方法研究成果。
从方法上来说，2009年的研究成果体现出经济学和经济史有机结合的趋势，对史料的挖掘和整理依然受到重视，经济模型、计量方法和统计方法的使用局限在一定范围，全球化的视角和比较研究的方法取得一定成果，哲学、历史、经济学的融合也是2009年研究成果中的亮点。
（一）经济史理论与方法
高德步的《西方世界的衰落》一书以西方哲学的起点和经济学最基本的假设——理性为核心，将理性分解为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借助了马克思二重性和异化的重要思想，论述了理性在发展过程中工具理性的张扬和异化，导致工具理性凌驾于价值理性之上，其结果是科学主义和功利主义盛行，在经济史中的表现就是科学技术的极大发展和工业革命推动的现代化，在经济学上的表现就是追求效率最大化的经济人成为单向度的人，致使自利驱动的市场经济大行其道。这种异化造成价值理性的沦丧，人的意志和情感受到挤压，人的生命意义再次迷失，这才是西方世界的衰落。在这里，西方世界的衰落不是将来时而是现在进行时，在理性兴起从而现代化的开始就出现了对兴盛的背弃，这可以解释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经济危机、环境危机和社会危机，以及完全市场一定会产生它的反面不完全市场。他用西方从近代以来的丰富史实呈现出了理性的这种矛盾特性，所以西方世界的衰落并不是一个预言，完全可以摆脱证伪的困扰，同时经受住逻辑的考验。他认为，在工具理性张扬的现代中国，兴盛和崛起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作者也纯真地呼唤价值理性的回归316.
陈立兵试图建立一个新经济史学的微观、中观和宏观体系。他认为当前新经济史学的研究框架主要是根据编年特点进行归纳，新经济史学研究内容的体系性不突出。受经济学理论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经济学启发，认为新经济史学也可以划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体系，使经济史学研究思路更加清晰317.
隋福民认为，需要强调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含义，即经济史作为一门经济分析的方法，可以为经济问题的讨论带来新的视野和灵感。经济史研究的主旨是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作为一种经济分析的方法，经济史研究可以为现实经济问题的分析服务。
易棉阳认为《白银资本》是由非专业经济史学家所撰写的著作，尽管它引起广泛的世界影响，但它存在两处致命的硬伤：用外贸盈余来证明中国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的结论难以令人信服；借用俄国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所提出的长波周期理论来分析欧洲和中国数千年来的经济成长，用存在争议的理论来推出结论而且这一理论也未必适用非市场经济国家。从《白银资本》的硬伤折射出了当前经济史研究的尴尬，要使经济学科不至于被边缘化，经济史学者必须正视尴尬，找出差距，奋发图强。
周琳对近年来影响日益扩大的“加州学派”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进行了评述，认为“加州学派”是不同国别、不同研究领域、不同方法论的学者的聚合，他们既有相似的理论诉求，又各自发掘着独特的研究思路。“加州学派”关注中国研究是要在一个更加宏大的全球视角中看待中国问题；他们强调中国经济曾经有过的发展，是为了去除中西二元对立，揭示出中国历史独特的发展逻辑；“加州学派”未来的发展尚未确定，为其下定论还为时尚早。“加州学派”现有研究成果大多向15—19世纪集中；宏大的历史视角和单因素比较使其历史叙述稍显粗糙；新的研究范式难以置换已有的研究结论。因此，他们的观点经常受到学者的质疑。国内学界和“加州学派”所进行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各有价值，应尽力促使二者恰当而有分寸地结合。
（二）历史上的三农问题
农业、农村、农民是中国这个农业文明国家的核心问题，也是国内学者历年研究的热点，2009年集中研究了近代和现代的三农问题。
董志凯研究了1950—2006年中国农村基础设施投资，认为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主要是由政府和各类经济组织实施和推进的。20世纪后半叶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占基本建设总投资的比重偏低；一度较大幅度增加比重来自灾害教训、被迫调整。目前新农村建设的核心仍是基础设施，必须大幅度增加农村中小型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这不仅要保障资金来源，还要有得力的组织承接、合理规划，并与农村金融支持和村民责任相结合。投资形成的经济实体要有明确的产权责任和管理。新农村建设、反哺农业的重点应该是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的力度加强与体制改善321.
游海华考察了百年来的中国农村建设，认为农村建设呈三条轨迹多元模式向纵深发展，即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乡村建设派的农村实（试）验、中国国民党主持下的乡村改进和中国共产党80年来的农村探索。其共同经验有：近百年的乡村建设是多种力量推动的结果，政府居于主导地位；明确了农村现代化的基本内容，尝试并创立了多项农村现代化新体制；乡村建设应循序渐进，忌讳急躁与政绩。其存在的问题为：社会各界好以贵族或救世主的眼光看待农民，好以城市模式来改进农村，好以控制资源、束缚农民实现改造农村的目标。
张东刚认为，近代中国的农村革命推动了整个社会的发展进程，而要深入理解革命产生的原因和背景，就需要对近代农民的经济尤其是收支状况进行研究。他从1930年前后的社会调查资料出发，考察了当时农家的收支状况，以及农家借贷的主要用途。实证研究表明，在1930年前后全国有接近一半的农户负债经营，约三分之一的农户收不抵支，而农户借贷的三分之二以上是为了供应生活必需品和婚丧消费开支而非生产性开支323.
方行认为清代前期，随着社会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发展，传统经济发展到了极致，而社会转型又带来了一些新的经济因素。整个经济呈现出一种丰富多彩的局面。清代前期土地产权交易的发展，如地权交易的多种形式、亲邻优先的发展变化，使封建性的地权交易发展到了极致。市场配置资源这种新因素的作用在农业生产上正日益扩大。这些发展变化都是清代经济发展的明显反映324.
赵入坤研究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历史状况，认为该时期劳动力转移的原因主要是灾荒、大规模经济建设、历史习惯、职业惯例和政治运动等因素所致，因此，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有发展性因素，但主要是生存流动。出于建立计划管理的需要，政府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进行了干预，但过分的干预并不可取。
赵学军等认为20世纪50年代初期及60年代初期，中国农村私人借贷的突出特点是实物借贷比较活跃。农村实物借贷经历了从主角到逐渐退居配角、由配角再度成为主角的过程。这一时期，农村实物借贷之所以成为私人借贷的主要信用形式，是在社会动荡、通货膨胀、自然灾害严重或者某些特殊情况下，借贷双方处于规避通货膨胀风险、降低交易成本的需要而共同选择的结果。
黄少安等用计量和统计分析的方法对1950-1962年中国大陆农业生产效率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各时间段的不同土地产权制度，对农业经济增长有不同的影响。1953——1956年的“土地所有权农民私有、合作或适度统一经营”是相对较好的制度，有利于激励要素投入和提高要素利用率，农业稳定而高速增长327.
（三）中国的工业化道路
西方在近代兴起而东方落后的原因是历史学家永恒的话题。2009年对中国在近代为什么没有走向工业化道路进行了技术和理论方面的研究，并对中国的工业化道路进行了反思。
1.技术推广以及技术引进
沈志忠从农科留学生与中国近代农业科技体制化建设的角度，阐述近代以来农科留学生引进西方先进农业科学知识和在农业科技体制化方面进行的积极而又意义的探索和实践，他们组织创办中华农学会等全国性农业学术团体，创办《中华农学会报》、《林学》、《畜牧兽医》等农业科学刊物，组建中央农业试验所等全国性农业科研机构328.
王加华认为，与19世纪中叶相比，民国时期一年两作制在江南地区的普及率出现了下降。具体而言，棉—稻区以两年三作或三年四作为主，桑—稻区以一年两作或一年一作为主，水稻区则以一年一作为主。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与太平天国战后江南地区肥料输入的减少及人口的大量损失有直接关系329.
贺江枫以天津机器局的朝鲜学徒为个案研究，侧重于“教”的过程，梳理“教”的来龙去脉，比较同时期天津机器局给神机营所派学徒“教”之过程，以图展现天津机器局中洋务人员学习西方技术的体认和对之取舍的动态过程。并对日韩两国所派留学生的过程、所学内容及后来产生的作用进行比较，认为朝鲜与中国失去了一次自强救国的机会。
徐晓望认为中国的手工业技术在西方工业革命发生的前期，仍然不亚于西欧，只是在蒸汽机的发明之后，西欧国家的工业才明显地超越中国。明清时期的中国手工业技术有较大的进步，表现在红茶、白糖、生丝、瓷器等手工业产品对国际市场的开拓，表现于基础工业冶金技术的进步，表现于手工业中机械使用的水平和手工业分工的细化与设备的大型化。
张茂元等以近代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机器缫丝业为例（1860—1936年），解释技术应用为什么会失败。他们通过对机器缫丝业发展相关因素的研究发现，对长三角机器缫丝工厂和珠三角地区机器缫丝业进行比较，得出技术应用活动成败的关键在于是否惠及相关的利益团体。让相关利益群体从中受惠，既是技术影响社会变迁的基础，也是社会结构或文化塑造技术特征的前提。
2.兴起和衰落的理论研究
庞卓恒试图探索世界历史上先进变落后和落后变先进的根本原因，他认为塞尔维斯提出的“进化潜势定理”和汤因比提出的“挑战-应战”论颇有启发性。但是只有循着唯物史观的指引才能看到先进变落后和落后变先进的根本动因在于广大劳动者——包括体力和脑力劳动者——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发展生产能力的要求是受到激励还是受到压抑333.
冯涛等在研究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变迁的基础上，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和已有的经济增长理论的得失，得出了一个新的能够解释一国实现长期均衡的理论框架，即国家、市场、产权之间均衡的结构是一国长期增长的基础性制度结构，建立国家、市场、产权三者之间均衡的制度结构是实现一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三者之间良性互动式调整才能导致长期增长，并运用这一分析框架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市场与产权关系的调整现状及问题作了进一步的分析，指出了中国后改革时代应当致力的改革方向。
舒小昀认为工业革命是从生物能源向矿物能源的转变。人类的物质需求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能量需求。工业革命拓宽了人类改造和利用能量的范围，人类从利用生物能源跃进到利用矿物能源，资本主义的胜利是由煤和铁决定的335.
3.经济增长数据
刘逖以现代国民经济核算方法，对1600—1840年中国GDP进行了估算，发现安格斯·麦迪森等显然高估了当时中国的经济实力。前近代中国人均GDP远远低于欧洲国家，且差距不断扩大。1600年，中国人均GDP大约为银4.5两（折合1990年388美元），到1840年下降到了约3.4两（1600年不变价格，约1990年318美元）。从1600—1840年，中国实际GDP仅增长了55%，年均增长率为0.18%，而人均实际GDP则下降了25%，年均增长率为-0.12%336.
刘巍以计量经济学方法估算了1913年—1926年中国的GDP，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GDP总体上呈下降趋势，造成GDP负增长趋势的主要原因有：工业增长率并无提升；工业设备和重要原料进口下降；农业经济呈负增长。
4.对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反思
岳珑探讨了20世纪50～70年代中国西北地区重工业化道路的选择并进行反思，认为西北地区由于历史的、环境的、经济的因素，依靠国家政策、资金投入，形成了重工业化结构。西北地区重工业化道路经历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重工业奠基、新中国计划经济模式下重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国防指向下的再次重工业化等几个发展阶段。西北地区矿产资源优势与重工业布局使西北五省区形成了嵌入型、跳跃式发展的重工业化结构，对西北五省区工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武力认为，私营经济近60年的发展是与中国共产党对国情和社会主义认识及不断深化密切相关的，私营经济消亡、再生及大发展的历史证明：私营经济是中国实现工业化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
章百家等认为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经济体制经历了两次大的转型：第一次是新中国初期，从半统制半市场经济转变为计划经济；第二次是改革开放之后，由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他们探讨了这两次转型发生的历史原因及关键环节，通过比较认为，这是方向相反但各环节排列大体对称的两个历史过程，市场经济的规律在其中发挥着或隐性或显性的作用，两次转型的共同特点是以党和政府为主导，以渐进方式展开，整个过程较为平稳。
（四）商业、贸易、金融与社会变革
在中国传统的农本社会中，商业、贸易和金融的发展往往意味着社会变革的出现，2009年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除了关注商业、贸易、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外，还关注了商人、士绅、商帮与社会变革之间的问题，同时对全球化的关注也促使学者从全球史的角度看待中国的对外贸易。
1.商业、贸易、金融与经济发展
宁欣认为以农业为本、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中国古代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三次高潮，这些高潮期都处于社会变迁的关键时段，商业的发展对社会转型往往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促使商品经济发展走向新阶段。这三个阶段各自具有时代和阶段性的特点。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是商业繁荣与发展的基础，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是商业发展的客观前提。由于政治地位及政府主导下的市场开放程度等主观因素的限制，以及交换媒介形式（即货币的形式）与交通运输水平等客观条件的限制，中国商业的发展历经坎坷。
王万盈的《东南孔道：明清浙江海洋贸易与商品经济研究》一书首先探讨明代浙江商品经济的发展状况及其特点，对明政权的海洋政策与浙江海洋贸易的关系以及影响做了详细探究，并就新航路开辟后明代浙江海洋贸易的发展态势进行了论述，然后对鸦片战争前清代浙江海洋贸易与商品经济发展状况进行论述，论证了浙江海洋贸易在清代东南沿海贸易地带乃至全国贸易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与作用342.
叶世昌主要以《申报》的资料为依据，对信义银行的设立和倒闭作了一系列的论述。信义银行是清末成立的华商银行，也是中国第一批倒闭的华商银行之一。该银行的倒闭留下了许多需要妥善处理的难题，困扰着当时的地方官和当事人，著名学者马相伯也被牵连。他认为该银行实际掌权人尹克昌盲目发展，夸大宣传是其失败的主要原因，创办不到两年突然倒闭，马相伯与尹克昌共尝苦果，后来幸亏有有人援手，才勉强结案。
姚会元认为银行业推动了近代上海市场经济的发展。银行业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是相辅相成、互为推动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尤其是资本主义产业的发达呼唤和造就了银行机构，银行的快速发展反过来又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市场化。但二者之间互为推动的关系并非完全相等，近代上海银行业明显凸现出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一面。
燕红忠认为，金融的加速发展和现代金融体系的形成是经济近代化过程中的主要特征之一，他从数量指标的角度探讨了近代中国50年间（1887-1936年）的金融发展进程及其结构变化。研究表明，近代中国金融的大发展主要出现在1921-1936年间，这一时期的各项指标都得到了迅速提高和优化。但由于起点很低、维持增长的时间过短，直到1936年，中国金融发展的层次和水平大体上仍然落后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半个多世纪345.
2.商人、市民、与社会变革
中国江南地区自宋已经迈入农商社会的门槛，而与此前建立在自给自足小农经济之上的汉唐社会和同时期的华北地区相区别。葛金芳从商品性农业的成长，市镇网络的形成，早期工业化进程的启动，经济开放度的提高，以及交换手段、商业信用、包买商和雇佣劳动等角度概括出江南农商社会的五大特征。江南农商社会形成于宋元，成熟于明清，自明清以后发生调整和分化。历史上中国宏观经济盛衰变化的长波受到生态、战乱和制度三个要素的影响和制约，尤以制度要素最为重要。在海外贸易的拉动之下，东南沿海地区自宋元至明初已现开放型市场经济的雏形，却因明清专制集权政府闭关锁国政策之打击而步履蹒跚，终在18世纪西方工业革命之后落后于政治民主、经济自由之世界演进大势。江南区域经济近千年的变迁轨迹表明，经济现代化历程是先从市场化发轫，再发展到工业化、城市化即由商业革命引发工业革命，从流通领域进入生产领域。
郑绩等研究了浙商的两种传统认为，近现代浙商与当代浙商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前者主要是基于资本主义文明，和金融业密不可分，依赖资本运作和经理人制度，并且与买办经济关系密切。当代的浙江民营企业发展则源于另一种民间商业传统，有手艺人行营天下而逐渐做大，家庭特征明显。但是近现代浙商的文化精神当中，小商品艺工传统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而当代浙商的发展轨迹又逐渐向大商业传统靠拢。
宁欣认为中国古代市民的成长有一个过程，如何争取话语权是市民群体意识增强的重要表现。唐朝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关市人（民）集体“罢市”的记载逐渐增加，“罢市”成为市人（民）伸展民意、价值判断、政治取向的手段。值得重视的是，集体“罢市”也逐渐成为市民维护经济利益的主要目的，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市民社会的成长。
在张雁南的《唐代消费经济研究》一书中，朝野僧俗，士农工商，衣食住行，声色狗马，形而下的消费，形而上的消费，以一个个鲜活的事例演绎出唐代或平淡或出奇的日常生活。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分析了造成钟鸣鼎食和饥寒交迫的差异及其制度原因、社会原因、自然原因，分析消费趋势与社会生产之间的互动，分析消费现象同世道民俗的关系，继而又分析了各式各样的消费思想，唐人对消费与治乱兴衰关系的认识，这便将消费现象上升到文化的层面上来加以阐释，不仅呈现唐代的消费现象和消费观念，当时斑驳陆离的物质世界，多元的精神世界，还有对当时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政治结构、群体分野以及民族间经济文化交流的解读348.
原祖杰将晚明士商的身份认同与奢侈消费联系起来，认为明中期以后，传统的以国家权力和儒家伦理为核心的等级制度受到了商业化的冲击而发生动摇，原来的等级节点在士商共同参与的奢侈性消费中日益模糊。然而，由于士绅特权的存在和官本位意识的根深蒂固，商人们的消费趋向仍表现为对士绅地位的向往，而没有形成独立的阶级认同，这一趋向决定了晚明时期的社会转型难以获得根本性突破349.
张丽等从国际贸易和全球经济发展的变化入手，从欧洲因海外扩张和殖民地财富获得而对中国产品需求骤增的角度，看海外市场需求与中国长途贸易扩展和明清商帮兴起之间的关系；从中国商人在海外和国内贸易中的利益丧失和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下降，看中国经济衰落与中国商帮衰落之间的关系。通过从全球经济发展变化的角度对明商帮进行考察，认为明清商帮的兴衰不仅是国内经济发展和商帮自身经营的产物，也与全球经济的发展变化之间存在着十分紧密的联系。
3.全球化视角下的中国对外贸易和对外经济
贾志扬通过论述宋代与东亚的多国体系及贸易世界揭示宋代中国在10至13世纪东亚世界中的地位，认为中国的经济变革、多国体系的出现和海洋贸易的扩散都来源于唐朝的经济变化和政治崩坏，这些现象使得东亚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局面：政治上分立分裂但同时经济贸易上却充满活力、欣欣向荣。
仲伟民认为在19世纪中国被卷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茶叶贸易和鸦片贸易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英国国内茶叶需求的迅速增长以及茶税对英国财政的重要性，使英中贸易成为英国在东方最主要的贸易；为了弥补同中国的贸易逆差，英国利用印度殖民地全力发展对华鸦片贸易。在英国—中国—印度三角贸易中，英国是主宰，印度是工具，中国是最终的牺牲品。面对不可阻挡的全球化趋势，中国没有做好应战的准备，甚至没有应战的意识，这导致在战场和商战中全面失败，从而导致19世纪的全面危机。
吴晓亮认为云南省博物馆藏的“洪盛祥”商号的“榆栈洪盛祥各路往来底簿”和“仰光洪盛祥各项零星开费底第三册”两部账册真实记录了洪盛祥自晚清以来的变化，为分析20世纪前期云南与世界经济的互动提供了重要依据。地处中国西南边疆地区的云南与其毗邻的缅、印、越等英、法殖民地有许多商贸往来。其市场一方面表现出中国步入早期经济全球化的某些特征，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云南不同于内地市场的地域特色。
（五）政府、政治与政策
1.政府、政治
罗晓翔以黄宗智提出的“第三领域”（中国的社会政治中一直存在一个国家和社会共同参与其中的区域）为分析基础，关注地方政府与社会力量在城市管理中各自扮演的角色及其变化。南京城市管理在嘉庆初及太平天国战争后经历了两次重要转变，这一过程反映了国家与社会在第三领域中的相互渗透，是近代国家政权建设的体现。清末南京城市管理不仅反映了地方经营的参与热情，也体现了地方行政制度化、官僚化制度不断提高的趋势，在客观上为20世纪的城市行政化改革做了铺垫和准备。
张霞等认为清朝末年的中国在经济结构展开近代性变迁的同时，政治结构也开始了有史以来的第二次大转型，中国几千年来国家政权止于县的状况发生改变，国家权力轨道向乡村铺设，公权力延伸到县以下。事权与财权是密不可分的，公共权力的下移必然要求财权的下移，随着乡村治理的近代转型，清末乡镇财政也开始了近代性变迁。由于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清末乃至中国近代乡镇财政的转型不仅没有巩固基层政权，反而动摇了清末的统治根基。
2.财税政策
江玉勤对元代课程（杂税）征收制度的内容、执行机构、制约等各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并尝试指出元代课程制度的某些变化及倾向，藉此了解元代对非农业税收的态度及观念，并审视经济制度在元代运作时所遇到的特殊问题及解决方式。
马金华的《民国财政研究——中国财政现代化的雏形》一书以现代公共财政理论为架构，以理论分析与计量分析相结合、制度比较与个案分析的研究方法，利用最新发掘的史料，研究中国财政制度的现代化转型及其启示。首先从西方公共财政理论在清末民初的传播入手，揭示民国时期中国财政现代化的理论基础；从清末财政改革的发端，阐释民国期中国财政现代化的滥觞。而后按照现代公共财政理论体系分别阐述了税收制度、财政收支划分、预决算制度、国债制度、财政管理及监督等卓有成效的制度改革。每一项制度又分析其初创、建设、确立的过程。承前启后，一脉相承，共同支撑其整个中国财政现代化的大厦。最后剖析财政现代化演变过程中凸显的发人反省的问题及对当今财政体制改革的启示357.
晏爱红以档案、文献为据，先考察了清朝继承明代旧制时首先确定的漕赋原额，在此基础上着重考察了自清初以及嘉庆晚年的五次加赋的史实，并据此揭示漕粮加赋复杂性和隐蔽性的特点。其中，漕粮加赋的复杂性是由制度本身繁琐玄奥所造成，隐蔽性是加赋的操作者为遮人耳目而蓄意设计的。358黄国信以盐法为中心，探讨王阳明巡抚南赣时期的经费来源，说明在明中叶朝廷并不特别重视动乱地区，军费补给往往从食盐流通中获取。这提示我们，传统时期食盐问题的重要性，远超现代社会。
倪玉平认为关税是全面分析和讨论鸦片战争以及道光晚期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的重要指标，第一次鸦片战争耗时两年之久，兵锋所指，许多关之税收降至同期最低水平，五分之四的关税来源受到威胁，给清廷造成沉重的心理压力。鸦片战争后，通过五口通商，洋货开始大量涌入中国，沿海各关随之做出相应的政策调整，尤其是上海关的异军突起，成为改变近代中国经济格局的一大关键。
3.政策评价
卢华语对唐代西南地区州（郡）县的增置进行了探讨，认为该时期西南地区州（郡的设置）呈现数量大，增置时间相对集中，新增州（郡）县的地域分布大体相同和增置方式各有侧重等特点。州（郡）县增置的主要原因是安置移民之所需，社会经济发展之所求以及纳“化外”之区于“化内”。州（郡）县的增置对于安定社会、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保障；扩大人力资源规模，为人口增长奠定基础和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以及为商品的流通搭建平台等，均有重大意义。
钞晓鸿主要依据档案等史料，从制度及其实施层面考察分析清末废止捐纳实官。对实官捐纳的认定是以其实质而非名义，即实缺铨选、履任、恢复是以向官府捐资的途径来实现。作者认为，光绪二十七年上谕只是在政策上废止了根据当时的暂行事例捐纳实官及其花样，计费标榜的“永远停止”，亦未停止所有实官捐项。清廷所谓的废止捐纳实官更多地表现为政治表态与名义变化，实官捐纳通过各种方式继续实施才是实情。在此废存过程中，关涉到中央与地方的捐资分配及权限调整。
简笙簧梳理了卢作孚于1940——1941年奉命管理四川粮食问题的历史过程。1940年5月日军对重庆进行大轰炸，引发四川粮价的高涨，8月1日卢作孚奉命成立全国粮食管理局，以解决四川粮食问题。卢作孚首先面对的是如何将原先自由买卖的粮食市场，纳入全国粮食管理局建立的管理机制，但蒋介石不愿放手让卢作孚来处理川粮问题，反而处处掣肘，对四川粮食管理问题处处强势主导，最后又放弃川粮管理，直把四川推向高粮价的境地，把人民的生活逐渐推入痛苦深渊绝境之中。
郑会欣认为抗战胜利后，由于国家突然放弃统制经济，转而实施开放外汇和鼓励进出口贸易的政策，导致大批进口商行迅速出现，其中有几家“官办商行”特别引人注目。表面上看，它们是按照公司法成立的民营公司，但其背后却都具有强大的政治势力，享有种种特权。作者在收集各方档案资料的基础上，对宋子良经营的孚中实业公司创立的背景及其经过加以详细介绍，从其创办过程中分析“官办商行”是如何与政府的权力加以结合，并谋取超额利润的。
易棉阳将战时金融监管置于战时经济的大背景下，探讨其模式及内涵，分析其成本与收益。作者认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选择多头监管模式对金融业实施严厉的监管。监管面几乎涉及到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各个领域，其中，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分三个层次进行，即国家银行、商业银行、省县地方银行，对金融市场的监管主要集中在票据贴现市场、外汇市场、内汇市场和货币市场。抗战时期的金融监管主要靠行政命令来维系，忽视金融同业组织和金融机构本身的作用，致使战时金融监管在带来高收益的同时也引起了高昂的成本。
颜烨认为新中国的煤矿安全监管体制经历了安全监管与煤矿生产合一、在反复中缓步前进、安全监管独立并逐步深化的不同发展阶段，从淹没于生产职能中逐步分离并独立运作，在监管体制、组织和制度机制方面逐步加强，对遏制矿难有了一定效果。但要根本解决煤矿安全事故高发频仍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必须从本质上考虑“国家——市场——社会”及其与之相关联的“权力——资本——劳动”之间安全结构的均衡发展，即安全生产长效机制建设，这需要政府和公民社会的共同治理、共同监控，在“安全法治”基础上实行全民民主监管，即“安全民主”。
（六）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
孙文学对《管子》财政调控思想进行了相关研究，论述了《管子》运用财政工具调控国民经济的原理，具体包括调控目的、基础、原则等，阐述了运用财政工具调控国民经济的方向、范围、工具，以及调控方式等。其中国家的财政实力是国家对经济、政治进行调控的基础，而以人为本、尊重人的意愿则是财政调控的出发点和归宿。
钟祥财分析了20世纪30年代有关中国古代经济方法论的歧见，他认为马寅初在当时对中国古代经济方法论的定位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但他据此提出的全体主义方法和统制经济主张则值得商榷；唐庆增对中国古代经方法论的判断不无偏颇之处，但他坚持的个人主义方法却有相当的理论深度，这一歧见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产生的，它所涉及的不仅是对中国古代经济方法论的判断，而且反映出20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发展过程的若干重要特点。
钟祥财认为中外历史上任何一种经济体制，都有它得以建立和实施的文化根源，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文化选择了经济体制，要转变经济体制，必须进行文化反思。“大同”思想的形成使先秦时期崇尚和谐的社会理念发生根本的流变，在一定意义上，“大同”思想是“内圣外王”观念的催生剂，为官府控制市场的体制安排提供了合乎逻辑的选择，影响了西汉以后经济改革的路径选择。
邓加荣认为墨子经济思想可概括为：讲究功利，讲究实际效用，以一个利字作为判断一切经济活动的价值标准，“凡费财、劳力而不加利者，不为也。”以利为目的，以义为手段，他提出，“义，利也。”“利人乎既为，不利人既止。”他认为，社会的财富和价值都是劳动创造出来的，“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死。”
沈端民认为汉代都城赋通过对都城的大量铺陈，从多方面表明了作者关于用货币造就都城繁荣的观点，即货币创造了熙熙攘攘的商品市场；创造了四通八达的道路交通网络；创造了金碧辉煌的宫宅建筑艺术；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创造了人们生存需要和精神享受兼具的饮食文化。汉代都城赋用历史事实证明了马克思关于“城市的繁荣”“完全依赖”于货币的“开支”的论断。
马涛等通过对中国古代货币价值理论相对西方薄弱的特点、成因与影响进行分析，指出正是因为缺乏对货币问题的研讨，导致中国古代货币思想的关注点集中在较次要的方面，无法说明财富增长的动力和源泉，也无法正确认识货币在商品交换中的重要作用。货币价值论的薄弱还导致中国古代货币思想与西方相比更多的关注国家财政，对商品市场研讨不足，从而未能形成完整的理论思想体系。
叶世昌等论述了伍启元主要的经济思想，认为伍启元是自由经济的主张者，在战争期间主张实行物价统治，并通过加强对富人征收来解决通货膨胀问题；在国家经济建设上提倡大量利用外资，同时强调好的政府是国家经济建设的有力保证；在对国家建设各类人才的管理上，更是观点独特，提出了“和谐管理论”，主张发挥工人的潜力和创造力，管理者要尊重工人，并与工人“和谐”生活。
（七）建国60年来中国经济史研究回顾
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对经济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成为经济史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
张海英分阶段回顾了建国60年来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研究。作为一门专业学科的中国经济史研究经历了起步、发展和逐步完善的过程。主要的成果有中国古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资本主义萌芽、汉民族的形成、历代农民战争等议题；大批经济史的文献档案资料的整理出版；对现存于民间和生活中的诸多资料的整理和利用；传统社会中的商品经济和自然经济、传统市场与市场经济等问题；经济史理论与方法的研究有了新进展；众多研讨会的组织与举办等等。目前，中国经济史学研究无论在方法论上还是研究视角上日益走向科学与理性。区域史、部门史和专题史研究的兴起，学者们更多地从经济与社会、文化、自然的相互关联中去研究经济的发展，不再把经济的因素孤立起来进行研究。不同学科及其理论方法亦交叉融合。不同学派的学者正在努力吸取其他学派的理论方法来充实自己的研究。
见声认为建国60年来，中国近代经济史学科研究经历了转型并初步繁荣（1949—1966年）、严重受挫与停滞（1966—1977年）、较为全面的发展繁荣时期（1978—2009年），并对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近代经济史学的发展做了详细的阐述，主要表现为：史料的收集整理和出版取得重大进展，学术论著大量问世；研究机构和队伍迅速恢复并发展壮大；研究领域大为扩展；理论方法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学术流派逐步形成；学术讨论一方面是对以往重大论题进行反思和持续深化，另一方面是对随着研究领域开拓引出的重要问题的探讨。这些讨论乃至争论，具体呈现出新时期近代经济史学争鸣齐放式的繁荣。
赵学军认为，在中国经济史学科中，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是一门新兴的分支学科。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的研究对象是中国现代经济的发展与变迁，主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建国前的根据地经济史，并详细阐述了中国现代经济史的形成与发展，并总结了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研究的热点问题和研究领域目前呈现出的值得关注的趋势。
2009年是中国著名经济史学家严中平先生和李文治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学者们高度评价了他们的治学精神和研究成果，董志凯认为严中平、李文治先生等老一辈大师治学严谨，树立了学术规范，奠定了学科业基；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史学科的地位有所提高，中国经济史研究领域正在呈现几个转折，但这些转折仅是开始，在经济学界，经济史边缘化的状况没有得到完全扭转，所以严中平、李文治等学术大师和先驱们所期盼的经济史研究发展的新局面，有待于我们共同努力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