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祖谦在家学渊源的基础上创立了婺学，他兼容并蓄、和而不同的学风使婺学在当时思想界有较大影响，成为浙东学派之先声。
吕祖谦（1137一1181），南宋著名理学家、文献学家、教育家。字伯恭，学者称东莱先生，南宋婺州（今浙江金华）人。吕祖谦开创的婺学，和当时朱熹的理学、陆九渊的心学鼎足而立。婺学又称吕学、金华学派，是南宋浙东学派重要的一支。婺学之得名，是因为唐宋时期金华名“婺州”之故。
吕祖谦出身于显赫的豪门达宦之家，他的成长从学阶段是一帆风顺；从政为宦生涯虽无高位与辉煌，略显平淡，也终究步步稳进，并无大起大落；学术生涯虽未达到其所有抱负，毕竟在当时已是受万人敬仰。吕祖谦所开创的吕学，“本于家学”，是建立在深厚的吕氏家学历代积累的基础上的。吕氏一生勤于著述，一生为后人留下了包括撰著、整理在内的著作约有近60种，1000万字左右，著有《东莱集》、《春秋左氏传说》、《东莱左氏博议》、《少仪外传》等。
鹅湖之会
吕祖谦的学术思想兼取朱学、陆学之长，带有调和朱、陆的折衷色彩，在理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吕祖谦与朱熹在学术交往上有一件大事，值得在理学史上大书特书，那就是吕祖谦邀集朱熹与陆九渊兄弟的关于哲学思想的大论辩——“鹅湖之会”。
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六月，吕祖谦为了调和朱熹之理学和陆九渊之心学的理论分歧，使两人的哲学观点“会归于一”，出面邀请陆九龄、陆九渊兄弟前来与朱熹见面。六月初，陆氏兄弟应约来到鹅湖寺，双方就各自的哲学观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会议辩论的中心议题是“教人之法”。在这个问题上，朱熹强调“格物致知”，认为格物就是穷尽事物之理，致知就是推致其知以至其极。并认为，“致知格物只是一事”，是认识的两个方面。他主张多读书，多观察事物，根据经验，加以分析、综合与归纳，然后得出结论。陆氏兄弟则从“心即理”出发，认为格物就是体认本心。主张“发明本心”，心明则万事万物的道理自然贯通，不必多读书，也不必忙于考察外界事物，去此心之蔽，就可以通晓事理。所以，尊德性、养心神是最重要的，反对多做读书穷理之工夫，以为读书不是成为至贤的必由之路。
会上，双方各执己见，互不相让，争议了三天，陆氏兄弟略占上风，但最终结果却是不欢而散。鹅湖之会是中国哲学史上一次堪称典范的学术讨论会，首开书院会讲之先河。
天理观
吕祖谦深受程颢、程颐学说影响，推祟《伊川易传》。他把“理”或“天理”看作最高的哲学范畴、宇宙万物的总则。认为“理”或“天理”无所不在，理永恒存在而不可灭。天理即天命，循理而行，则无覆亡之患。人无论是顺逆、顺违、向背，皆受天的约束和支配，天人无间，相通而合一。
吕祖谦同时又强调“心”的作用，认为天命和人心相通，并进一步提出“心即天”，没有心外之天；“心即神”，无有心外之神。圣人之心，即天之心。还提出“心外有道非心也，道外有心非道也”的观点，由此得出“心即道”的结论。
吕祖谦力图把“理”和“心”两种唯心主义本体论调合起来，故称“人言之岁，即天理之发也；人心之悔，即天意之悔也；人事之修，即天道之修也”（《东莱博议》）。
关于“理”与“气”的关系，吕祖谦认为理之“偏”与“全”，是由“气”来决定。物得气之偏，则其理也偏，人得气之全，故其理亦必然全。
认识论
吕祖谦的认识论，是以自存本心和“反求诸己”为首要，认为失其本心（固有的仁、义、礼、智之心），则莫能行。本心存，则能“力行”（封建道德的“践覆”）。学问之道，就是寻回失掉的“本心”。只要能保养好固有的良知良能，则不必外求。所以，他主张向内心探索，“反求诸己”。
人性论
吕祖谦认为性本善，但气质有偏，因此才与情亦流而偏。圣贤者，能排除气质的影响，保持固有的善心。故强调“存心”，如能“存心”，则自在自得，“怡愉泰安”，达到“与天地流行而不息”的境界。人由善变恶，是“外心日炽，内心日消”的结果。人只有通过内心修养，恢复“道心”，才能达到“内心日炽、外心日消”。
延伸阅读
朱熹和吕祖谦
朱熹、吕祖谦的交往从吕祖谦20岁时就开始了。两人的哲学思想最初基本一致，他们共编了《近思录》。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论学的逐步深入，他们的学术思想开始处于对立局面，但这并未影响两人的友情。朱熹把自己的《诗集传》初稿带给吕祖谦征求意见，还让儿子朱塾到金华随吕祖谦学习。在朱熹接到吕祖谦去世的讣讯时，立即罢宴哭祭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