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利之争是先秦以来中国哲学的重要时代命题，儒墨对立的一个基本点是儒者喻“义”不喻“利”。作为墨学开创者，墨子明确提出尚利思想，认为“利”就是“义”，“贵义”就是兴天下之“利”。墨子倡导追求利己与利群相兼顾，不偏颇任意一方，在义利观上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并对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墨子的“贵义”思想，也是当代企业伦理的道德基础。企业应该以墨家的“贵义”思想作为企业的最高目标，尽企业的社会责任，并善待员工，提升员工的忠诚度。建立在道德基础之上的企业伦理，才会形成优良的企业文化。
墨家文化观中的“贵义”思想
墨家的管理思想包括了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葬、节用、非乐、非命、尊天和事鬼。在这“十论”中，虽然没有“贵义”一说，但是在整个墨家思想体系中，贵义与兼爱密不可分，成为墨家伦理思想的一部分。《墨子·贵义》一开头就说：“万事莫贵于义。”墨家大力提倡“贵义”，教化天下之人。《鲁问》说：“天下匹夫徒步之士少知义，而教天下以义者功亦多，何故弗言也？若得鼓而进于义，则吾义岂不益进哉！”
儒、墨两家都言“义”，但在儒家那里，义是与利相对应的词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二者是对立关系。在儒者看来，“义，事之宜也”，做应该做的事就是“义”，至于结果，不在考虑范围之内；相反就是不义。儒家反对见利忘义。由此可见，儒家所谈的“义”是就动机来说的。墨家对“义”有自己的界定，《经上》说：“义，利也。”《大取》也说：“义，利，不义，害。志功为辩。”“义”与“利”不仅不矛盾，而且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墨家所谈的“利”不是一己私利，而是社会功利。在墨者那里，“志功为辩”，“义”与“利”、动机与结果得到了有效的统一。必须指出，墨者虽然是功利主义者，但不是只重结果而不论动机，“合其志功而观”是墨家义利统一观的思想基础，墨子将义与利有机地统一起来。墨家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待义利关系，认为：“义可以利人，故曰：义，天下之良宝也。”“贵义”在墨家那里，做对个人、社会有益的事就是义。
“天下有义则生，无义则死；有义则富，无义则贫。”义是利的前提。利与不利，首先要看其义与不义，以义断利害，以义定是非，义为第一位。当义与利冲突时，墨家主张“贵义”，即取大利而舍小利。那么，什么是“义”呢？墨子说：“义，利也。”墨家以利来解释义，但墨家所讲的“利”是“兼相爱，交相利”之“利”，是“利天下”之“利”，“义”是公利；凡合乎“义”的东西才必然有利，大利、利他和公利便是“义”；在社会生活中，施义于人，就是爱利万民，就是“从而爱之”、“从而利之”。墨子又说：“且夫义者，正也。”“正”者，乃指行为之正确标准，或者说，此言之“义”就是指正气、正道。正气讲人的精神境界，正道讲的是人生之正确的道路，如能追求“国家百姓万民之利”便是正道。人之为人、处世、施政，都当以义为其行为、行事的价值标准。
具体说来，墨家既主张“贵义”的社会行为价值观，主张以义为道德行为的标准、善恶的区分和赏罚的准则。墨子重视义，所以他在《墨子》的每一篇都离不开言“义”，能“兼爱”天下便是“义事”，“非攻”他国是“义”，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命、非乐都是“义事”。因为这些都是为整个天下谋取利益、去除祸患的。墨子所谓的“义”，实际上就是为天下百姓谋利，有利于天下百姓的事情便去做，不利于天下百姓的事情便不去做，为天下人谋利，既是大义，也是大利。
“贵义”思想是企业伦理的道德基础
就现代企业而言，追求利润是企业的目标之一。没有利润，企业就没有发展壮大的资本，就失去了发展的动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利润成了企业唯一的目标或者终极目标，有益于社会、国家，才应该成为企业的最高目标。所谓企业的最高目标，是相对企业的共同精神或共同价值观而言，或者说是企业的理念。企业的存在不仅在于利润，还在它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因此，企业应该以墨家的“贵义”思想作为企业的最高目标，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就不至于出现短视行为，也能使企业获得持续有效的发展。
企业与社会的关系，有如作物与土壤。作物从土壤吸取养分才能成长收获，但必须给土壤施加肥料才能继续耕种。企业从社会赚取利润，也要回馈社会。企业是现代社会有力的公器，不但要多做公益事业，而且要带领提升社会风气，促进文化升级，注重环保措施，维护自然生态。这些都需要遵循“贵义”、“兼爱”原则去实行，这也是评定企业形象的一个重要标准。
墨家思想中的“义与利”，即以利驱人。利，在这里主要是指物质利益。墨家非常重视对利的追求，古代明智的君王和圣人之所以能称王天下，并能管辖诸侯，就在于他们爱护百姓，对百姓忠诚谨慎，为百姓谋以后利，对百姓讲忠信，又使百姓得到实际利益，因此百姓对他们终身拥戴。人们在不断追求利益中生存和发展，“利”是管理者进行管理的有效驱动力。民心的向背，不仅要依靠一定的政治信念，还要有相当的利益驱动才行。墨子所言之“利”不是利己主义之“利”，而是利民之“利”，即兴天下之公利。另一方面，利民之利不是单向的，而是互爱互利的双向关系。墨子认为，“爱人者必先爱之”、“利人者必先利之”，所以说，墨子的这种义利并重的功利主义思想，为提升企业员工凝聚力、忠诚度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
由于全球化带来的价值多元化和员工自我意识的强化，员工如何与企业构建一种信任、持久的关系及如何提升员工的忠诚度，成为许多企业面临的挑战。无疑，给员工提供好的经济保障是一项重要举措。如果员工在同行业和市场中拥有高的薪资收入，那是员工获得认可的一个重要的标识。员工获得了工作成果的回报，并能够因此获得更加美好的生活，会给员工极大的鼓舞并使员工留在企业，为企业付出全部的努力。
总之，企业要赚钱，要继续成长，要永续经营，必须注重企业伦理，善尽企业的社会责任，并善待员工，提升员工的忠诚度。管理学者一致认为，企业伦理应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之上，才有优良的企业文化。墨子的“贵义”，即崇尚正义正利，也就是重视合理公正的利益，这是道德原则，用在经济上便是“交换的正义”。企业只有赚钱才能生存，但赚钱须合于道德，所以要讲究“义”。不管国内企业或国外企业，要经营得好而且长久，必须守住互惠原则。可见，墨子的“贵义”哲学最适合作为企业的经营理念，也最适合充当企业伦理的原则。它不但切实可行，而且完全合乎人性的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