仔细地说起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往往都有一个高洁的隐士梦，像西晋著名的诗人左思就有一首诗里曾这样写道：“被褐出阊阖，高步追许由。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其慷慨激扬、不落尘俗之情溢于言表。可是，由于现实的责任感及无奈的种种，结果总是少有人来付诸实行。当然还有这样一条根本原则需要遵守，而且也没有道理不遵守：“邦有道则见，邦无道则隐。”其实说到底，谁不希望将自己的满腹才华有所更好的施展呢？隐逸山间、托身林泉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
当然更重要的还是一个人应该有品格，应该有骨气，应该敢于坚持自己的做人原则，哪怕为之付出生命的代价也应该在所不惜，这就如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唐代大文学家、思想家韩愈更是作《伯夷颂》来这样称扬伯夷的可贵品格与立场：
士之特立独行，适于义而已。不顾人之是非，皆豪杰之士，信道笃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于一国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盖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于举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则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昭乎日月不足为明，崒乎泰山不足为高，巍乎天地不足为容也。
当殷之亡，周之兴，微子贤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圣也，从天下之贤士与天下之诸侯而往攻之，未尝闻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齐者，乃独以为不可。殷既灭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独耻食其粟，饿死而不顾。繇是而言，夫岂有求而为哉？信道笃而自知明也。
今世之所谓士者，一凡人誉之，则自以为有余；一凡人沮之，则自以为不足。彼独非圣人，而自是如此。夫圣人乃万世之标准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独行，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虽然，微二子，乱臣贼子接迹于后世矣。
就像《庄子·逍遥游》篇中所指出的：“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斯已矣。”也只有这种所谓“特立独行”、“不顾人之是非”、敢于坚持自我的人才是真正意义的人，而那些动辄要顾及自己在别人眼中的“形象”和评价的人，却是彻头彻尾的没有原则性的庸人，是所谓“乱臣贼子”的潜在的准帮凶。
不过就像司马迁为伯夷立传是发自己的胸臆一样，韩愈在这里也是借伯夷来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近代著名翻译家、批评家林纾先生就曾经这样说：“唯《伯夷》一颂，大致与史公同工而异曲，史公传伯夷，患己之无传，故思及孔子表彰伯夷，伤知己之无人也。昌黎颂伯夷，信己之必传，故语及豪杰，不因毁誉而易操。”（《韩柳文研究法·韩文研究法》）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后人也同样可以出于自己的考虑来指责伯夷的“反动”和“错误”，就如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所指出的：“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从毛泽东主席当时的立场上看，他的话自然不错，可是如果要从韩愈的立场来分析，大力弘扬伯夷、叔齐的精神品格确又无可厚非。
从这里我们正可以体会出，凡事都具有其两面性，关键在于我们要发挥它的积极的一面而避免消极的一面。就如《易经·乾》所指出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