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说谭嗣同的死不是偶然的，不如说他的“轻生”不是偶然的，行他人所不能行，这其中不能不让人注意谭嗣同自觉一死的思想根源。
他在自己的《仁学·自序》中曾提到：“吾自少至壮，遍遭纲伦之厄，涵泳其苦，殆非生人所能任受，濒死累矣，而卒不死。由是益轻其生命，以为块然躯壳，除利人之外，复何足惜。深念高望，私怀墨子摩顶放踵之志矣。”也就是他自己认为是独特而痛苦的生长环境决定了他轻生命、利人、不辞劳苦的可贵意念。
其实历来不乏有人试图揭示谭嗣同的独特心理结构，比如余杰根据谭嗣同曾经一度倾心基督教就在其《盗火者与殉难者——论谭嗣同思想体系及生命实践中的基督教因素》一文推论说：“谭嗣同则（与梁启超）不同，在其生命历程中，宗教已然内化为一种性格，情感与理性两方面皆受其浸染。谭嗣同选择留下待死，此宗教情怀既有来自孔教之‘舍生取义’舍生取义”，亦有来自佛教之‘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更有来自基督教之殉道热忱。谭氏敏锐地发现西人朝气蓬勃的动态人格，以及坚忍不拔的精神气质，而这一切都来自于耶稣精神的浸染……”
梁启超在《谭嗣同传》的论赞部分中则专门强调了儒家与佛教思想对于谭嗣同的深刻影响：“（谭）复生之行谊磊落，轰天撼地，人人共知，是以不论；论其所学……故孔子治《春秋》，为大同小康之制，千条万绪，皆为世界也，为众生也，舍此一大事，无他事也。《华严》之菩萨行也，所谓誓不成佛也。《春秋》三世之义，救过去之众生与救现在之众生，救现在之众生与救将来之众生，其法异而不异；救此土之众生与救彼土之众生，其法异而不异；救全世界之众生与救一国之众生，救一人之众生，其法异而不异：此相宗之唯识也。因众生根器，各各不同，故说法不同，而实法无不同也。既无净土矣，既无我矣，则无所希恋，无所罣碍，无所恐怖。夫净土与我且不爱矣，复何有利害毁誉称讥苦乐之可以动其心乎？故孔子言不忧不惑不惧，佛言大无畏，盖即仁即智即勇焉。通乎此者，则游行自在，可以出生，可以入死，可以仁，可以救众生。”
虽然梁启超所言不免有些玄乎，而余杰所言也只是一种单向度的横切，综观谭嗣同的一生，他无疑是受到了来自多方面、多层次的环境与思想之影响的，不管怎么说，人总是社会的产物，只有典型的环境才可能铸就典型的人格。不过，余杰的一句对于谭嗣同的礼赞倒是可做他的盖棺之论：“谭嗣同的生命实践与理论取向并无矛盾之处，其殉难并非偶然，更非徒然，因其出于个体之自由选择，出于对真理之热切依就，故自有其不可泯灭之价值与光芒。”
最后，就让我们听一听李敖在《北京法源寺·后记》中的心声吧：“在一般以小人物为小说的矮丛中，我高兴我完成了以大人物为主角的这部《北京法源寺》。写大人物是多么振奋主角、振奋人心的事！书中大人物之一谭嗣同，他以身殉道、‘踔属敢死’（章太炎语），更是‘清季以来’、‘一人足以当之’的‘真人物’（熊十力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