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中给予文天祥的赞辞是这样的：“观其从容伏质，就死如归，是其所欲有甚于生者，可不谓之‘仁’哉。宋三百余年，取士之科，莫盛于进士，进士莫盛于伦魁。自天祥死，世之好为高论者，谓科目不足以得伟人，岂其然乎！”也就是说，文天祥成为了封建士大夫的一种不屈的、大仁大义的精神标榜，一个社会特殊群体——进士的象征。
当然，文天祥出色的文学才能也有力地使得他的声名得以传之千载而不少衰，这是需要我们加以留意的问题。文天祥创作了大量的诗、词和散文作品；其中诗作达百余首，成就很高，有《文山先生全集》，其中的《过零丁洋》《正气歌》等可谓千古绝唱。透过他的那些倾注了深厚且强烈的思想感情的诗歌作品，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就是这样内心被激荡着，被深情地感染着……
一个人在滚滚的历史车轮面前，在无限的时空面前，总是显得非常渺小和可悲的；然而，一个人真正可贵的是精神，人只要有了这点精神——有了这点可以传之后世的精神，那么他的有限的生命和作为也就化为了一种人类大历史的无限和永恒！毛泽东当年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所高扬的那种人格精神，也正可以说乃是文天祥的人生写照：“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最后，再值得一说的是，当历史（时代）给予人一种现实的作用力时，人自身也会给予历史（时代）一种精神的反作用力。当历史（时代）给予人的作用力越强时，人自身所给予历史（时代）的反作用力也就会随之增强——因此可以说，文天祥的人格的铸就并不是偶然的，他是一种强烈的历史（时代）作用力下的精神产物，是历史（环境）压力的一种反弹。也就是说，在当时南宋那种卑弱、可耻、沉沦的时代氛围中，一旦整个国家遭遇重大变故（这就是历史压力的体现），时代便会更加强烈地呼唤一种历史担当精神（这也就是人类精神反作用力的体现），而像文天祥这样的时代的佼佼者就是具体来体现这种历史担当精神的个人。
历史的偶然之中总是充满着必然，这是需要我们加以深刻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