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封建社会主要是以儒家政治伦理思想为根本指导方针的，因此儒家的“大同”、“太平”等治世思想就是一个封建统治者最高的政治理想。
《汉书·刑法志》中说：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善人为国百年，可以胜残去杀矣。’言圣王承衰拨乱而起，被民以德教，变而化之，必世然后仁道成焉；至于善人，不入于室，然犹百年胜残去杀矣。此为国者之程式也。”虽然这个没有杀戮、仁善为国的政治理想境界在唐朝以前从未达到过，但是它却成为了一种衡量政治治乱、效绩的标尺，鼓励和吸引着后人去为实现这一“治世”理想而去努力、奋斗，为此李世民就曾经这样说过：“善人为邦百年，然后胜残去杀。大乱之后，将求致化，宁可造次而望乎？”（见《贞观政要》）。
唐太宗父子都是非常笃信儒家治国思想的。在唐初时，高祖李渊就命令在太学中立周公孔子庙。在唐太宗还在做秦王时，他就在自己的王府“开文学馆，召名儒十八人为学士，与议天下事”，“既即位，殿左置弘文《纵囚归狱》图，选自明·张居正《帝鉴图说》。馆，悉引内学士番宿更休；听朝之间，则与讨古今，道前王所以成败，或日昃夜艾，未尝少怠。贞观六年，诏罢周公祠，更以孔子为先圣，颜氏为先师，尽召天下惇师老德以为学官。数临幸观释菜，命祭酒博士讲论经义，赐以束帛。生能通一经者，得署吏……帝又雠正《五经》缪阙，颁天下示学者，与诸儒稡章句为义疏，俾久其传……二十一年，诏‘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谷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玄、服虔、何休、王肃、王弼、杜预、范宁二十一人，用其书，行其道，宜有以褒大之，自今并配享孔子庙廷’……”（见《新唐书·儒林列传》序）显然还不止于这些，这其中尤以唐太宗命令当时的名儒孔颖达等人作《五经正义》，遂被后人视为儒教自两汉以来重又逐渐恢复统治思想地位的标志。
唐太宗李世民还是一个非常有抱负和能力的君主，他一生都在追求圣明之治，比如《贞观政要》中就记录了一些他的发言：“看古之帝王，有兴有衰，犹朝之有暮，皆为敝其耳目，不知时政得失，忠正者不言，邪谄者日进，既不见过，所以至于灭亡。朕既在九重，不能尽见天下事，故布之卿等，以为朕之耳目。莫以天下无事，四海安宁，便不存意。可爱非君，可畏非民”（贞观六年），“朕观古来帝王，骄矜而取败者，不可胜数。不能远述古昔，至如晋武平吴、隋文伐陈已后，心逾骄奢，自矜诸己，臣下不复敢言，政道因兹弛紊。朕自平定突厥、破高丽已后，兼并铁勒，席卷沙漠，以为州县，夷狄远服，声教益广。朕恐怀骄矜，恒自抑折，日旰而食，坐以待晨。每思臣下有谠言直谏，可以施于政教者，当拭目以师友待之。如此，庶几于时康道泰尔”（贞观二十二年）。当然，一般来说开国之君都是很有进取之心的。
综合以上种种情况，可以看出，“唐太宗纵囚”事件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政治事件，也不单纯是唐太宗一时的心血来潮，在这整个事件的背后牵涉了很多重大的甚至本质性的东西。而我们或许也正可从中揣度出一些唐太宗宽仁的政治举措——其对于天下人心的感化，这同时就更增加了唐太宗无比巨大的政治权威，无形中它就是对于普通民众的一种强烈的精神感召！具体到那些死囚们身上，他们难免会觉得像唐太宗这样的仁者——不可欺也不能欺，更不忍欺！
这样，再重新回过头来思考“纵囚”事件中的那些死刑犯们的心理时，也就有了一些值得且经得起推敲的东西了。首先，这些所谓的死刑犯并不是什么绝对意义上的罪大恶极的“小人中的小人”（欧阳修没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犯了形而上学的毛病），他们本来也可能是一些朴实、顺从的良民；这样说，就是他们良心未泯。其次，他们在当时一定知晓唐太宗实行的那些深得人心的政治举措，而且作为他们自己也是深深地感同身受了一回，不管他们是否抱有一丝重新再齐聚京城时被赦免的侥幸心理，起码他们已经先对唐太宗感恩戴德了——在他们的心底，他们一定知道自己犯了不可饶恕的罪孽，是死有余辜（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良心发现”）；然而堂堂天子竟然还那么关心他们，体贴他们，对法外施恩，此时他们的内心也一定会深深的有所触动——虽死而无憾。所以，最终已经道德觉醒的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来秋来就死”——这就是死囚们的道德选择。
当然，怕连累家人实质上也是一种道德选择。不过，这忽而令人不能不想到发生在今天的那个抢劫犯的故事。印象中这个故事好像是发生在美国的事情，就是说一个为生活所迫的抢劫犯拿枪当众劫持了一位妇女，可是就在这名劫持者与警察们紧张对峙的时候，突然这位本来怀有身孕的妇女因为受到惊吓而早产，眼看在这种情形下两个生命就要危在旦夕。正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那名劫持者却选择了道德——毅然将这位妇女放开并一路护送到了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