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玲玉面硬心软。大红大紫的时候，追求者众多，她身边有一只小藤箱，填满求爱信。对于这些，阮玲玉既不回应，也不销毁，更没有看低追求者，她把它们锁在箱子里，贴上纸条，上书：小孩子的信。胡蝶跟她正相反。胡蝶表面上柔软可亲，客客气气，内心却颇强势。这强势，来源于自信和乐观。胡蝶是一个女子，她需要男人，但在胡蝶的生命中，她未必需要男人来给她全部支撑。她与林雪怀打官司，打得理直气壮，最终获胜，她的声名非但没有因为官司而跌落，反倒塑造了自己独立女性的形象。阮玲玉却在张达民和唐季珊对自己的抢夺中，失去了自我，两个男人都认为阮玲玉是自己的私有财产，张达民把她告上法庭，唐季珊对她任意打骂，阮玲玉的精神世界，一下崩塌了。阮玲玉是一个旧女性，不小心走到电影这个新世界中来，她的戏演得越来越好了，经济独立了，名气越来越大了，但精神上却一直没有独立起来。她的世界，必须要有个男人来支撑。
阮玲玉从香港回来之后，影坛就已经开始飘起了另一股新空气。随着战事和政治空气的变化，左翼之风开始席卷影坛。盛夏的傍晚，几个青年人夏衍、阿英和郑伯奇，在DD咖啡馆，面见明星影片公司巨头周剑云，进行了一次“相当坦率而又相互间心照不宣的谈话”。既而三人化名黄子布、张凤吾、席耐芳，成为明星电影公司的顾问，左翼电影运动开始。这股风潮很快拓展到了联华。田汉与联华合作，打造了《三个摩登女性》，阮玲玉意气风发，借着左翼的潮流，突破自我，倾情出演青年女工周淑贞这个角色，演艺生涯更上层楼。而后，她又演了费穆的《城市之夜》和孙瑜的《小玩意》，越演越入戏。但另一方面，她的私人生活，却并不十分愉快。唐季珊懂女人，尤其懂得女人的弱点，但他却不够珍惜女人。他是一杯有毒的美酒，旋转在夜场中，香甜诱人，但喝下去，少不了吃痛万分。
1934年，阮玲玉一口气拍了7部电影：《人生》《归来》《神女》《香雪海》《再会吧，上海》《神女》《新女性》。感情失意，阮玲玉寄情工作，寻找精神上的解脱。她是在逃避，逃避内心的困惑，张达民、唐季珊，都是她曾经爱过的人，可爱的全不对。在电影事业上，阮玲玉挑片子，挑导演，严格认真，可到了私人生活中，到了感情的旋涡中，她则像是换了一个人，毫无抵抗，束手就擒。她总是悲观、低落，她看人生，是溺水般的无望的下沉。1934年，中国选派影星去俄国，胡蝶中选，阮玲玉落第。胡蝶去看阮玲玉，谈起去俄国的事，阮玲玉感叹：“能有机会出去走走，开阔一下眼界，总是好的，不知我此生是否还有此机缘。”胡蝶有悲剧般的经历，但却有乐观的性格，所以最终悲剧也成喜剧。阮玲玉则是完全的悲观者。她把人生看得很严肃，所以一遇到情感不如意，便深觉怅惘。喝酒喝到半醉半醒时，阮玲玉会问朋友，“我算不算一个好人”，又说，“做女人太苦”，“一个女人活过三十岁，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阮玲玉拍《新女性》时，遇到了蔡楚生。蔡楚生是郑正秋的学生，是中国电影的第二代导演。他们的缘分来得很迟。1932年，蔡楚生拍《南国之春》，找阮玲玉出演，被拒绝。而后，他拍《粉红色的梦》，邀请阮玲玉演出，再次被拒绝。他没有名气，拍的片子也是“粉红色”的，这闭门羹吃得完全在情理之中。但蔡楚生很快就转了运。1933年，他拍《都会的早晨》，在影院连映18天，名气小成。1934年，他拍《渔光曲》，轰动上海，在金城大戏院连映60天，一手捧红了王人美，电影歌曲被灌成唱片，狂卖十几万张。蔡楚生跻身一线导演行列。现在，他要拍好友艾霞的故事，又向阮玲玉发出邀请。阮玲玉接受了。阮玲玉和蔡楚生，有太多相似之处，他们祖籍都是广东，都热爱电影事业，而且，在面对自己的出身时，他们有些“同病相怜”。阮玲玉最怕别人提起她是佣人家的女儿。而在众多留洋回来的导演中，蔡楚生又对自己从电影义工做起的奋斗史有些自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