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玲玉转到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虽然做了台柱，又能有钱养家糊口了，但她的情绪依旧低落。大中华百合是小公司，拍片子还脱不了跟风，明星、天一拍武侠神怪片，他们也就跟着走。1928年到1930年，胡蝶在明星公司拍《火烧红莲寺》，在影坛掀起了一股风暴，一时间，坊间的少年儿童也都开始练武侠。胡蝶风头无两，阮玲玉只能跟在她后面演一些《火烧九龙山》之类的片子，成为疯狂的跟风者。1929年，阮玲玉一口气拍了6部片子，她有些赌气，跟张石川，她想证明自己能行，硬是把这一年打造成了“阮玲玉年”。可是，这些影片艺术上的荒疏，又让她感到失落。阮玲玉煎熬着，等待着。
1929年，华北电影发行巨头罗明佑试水制片业，他找到民新影片公司的黎民伟，想拍一部《故都春梦》，闯入中国电影的高地上海。这是一股电影的新空气。偌大一个影坛，已经被武侠神怪片弄得筋疲力尽，很需要一股新鲜空气缓解这份窒息。他们找来电影诗人孙瑜做导演，又找来阮玲玉，赴北平取外景。为了节省开支，孙瑜在北平一并拍摄了《野草闲花》，依旧启用阮玲玉做女主角。1930年，阮玲玉带着《故都春梦》和《野草闲花》，朴素转型，从脸谱化的神怪女主角，转身成为文艺片女王。在孙瑜的指导下，她一洗明星时期演技的模式化，抖落满身铅华，锻造出独属于自己的演艺路数，大放异彩，一跃成为与胡蝶平起平坐的重量级女星。1930年，罗明佑接收了大中华百合和民新公司的班底，成立联华影业公司，阮玲玉顺理成章成为联华的台柱。阮玲玉的气质与联华公司“提倡艺术，宣扬文化”的旨归不谋而合，她终于找到了事业的春天。
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爆发，联华公司公司积极做抗战宣传，但一大批电影人还是南迁香港。阮玲玉带着张达民以及养女小玉，寄居香港。有人说，香港是中国人的码头。香港川流不息，人山人海，但又是来了又走的。香港这小小的一隅，躲在中国的南端，很有些跳板的意思。上海战火纷飞，阮玲玉却在一帮朋友的陪伴下，在香港度过了一段短暂又心慌的悠游岁月。罗明佑、黎民伟、阮玲玉都是广东人。黎民伟、林楚楚夫妇的民新公司，又是从香港起步，到了香港等于回到了大本营，恍然之间，阮玲玉有种错把异乡做故乡的感觉。黎民伟夫妇把住宅的整个二层，都让给了阮玲玉和张达民居住。林楚楚带着阮玲玉畅游南国风光。阮玲玉还认了著名的英籍贵族何东爵士为干爹，又去了趟澳门。林楚楚还介绍她认识了一个人：茶叶大王唐季珊。
张达民的香港岁月同样是悠游的。只是他的悠游，不像阮玲玉带着点惆怅和忧伤，他的悠游是放肆而沉溺的，香港的跑马场是他的最爱。战事稍稍平息，阮玲玉要回上海，张达民死活不肯。他已经适应了香港纸醉金迷的生活，什么上海的工作、家庭的责任，才不是他眼下要考虑的。今朝有酒今朝醉，张达民顾不了那么多。他让阮玲玉求干爹何东介绍工作。很快，张达民便在太古轮船公司的瑞安轮上当了买办。1932年4月，阮玲玉带着小玉回到上海。许多个孤独的日子，阮玲玉只能靠养女小玉和一条叫“娇丽”的狗，缓解心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