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汉伦与明星的矛盾，从《孤儿救祖记》开始，就已经深埋，《苦儿弱女》之后，她终于起跳，脱离了明星，寻找新的出路。但张石川并没有因为头牌女星的出走而慌乱，《玉梨魂》过后，杨耐梅冒了出来。春风过境，上海的影坛蠢蠢欲动，女明星们跃跃欲试，想要在刚刚开天辟地的影坛闯出一番作为，但杨耐梅却觉得自己没得到公正对待。她投身影坛，是要当明星的，可《玉梨魂》过后，名气稍微起来点，公司居然让她在《苦儿弱女》中演一个恶毒的地主婆。期待形象与实际角色的反差，让杨耐梅耐心顿失，怒不可遏。片子上映，公司忙着宣传，杨耐梅却毫不配合，跑得无影无踪，连300块酬劳都自动放弃，是为无声的抗议。
王汉伦出走，杨耐梅这个潜力股明星公司自然不会轻易放手，赶忙安排她演《诱婚》，当女一号，角色也是个众人围绕的时髦女郎。杨耐梅满意了。她终于演到了自己期盼已久的角色，妖魅，性感，风流不羁。如果说，王汉伦的银幕形象和本人形象是有差距的，银幕上，她是忍辱负重的苦女人；银幕下，她是引动潮流的时髦女郎，那么杨耐梅在银幕内外的形象则渐渐合一。在摄影场，她带了一箱子衣服，头发烫成时髦样式；在影片中，她则努力学习西方艳星的眼色、动作，大胆得好像一朵蓝色妖姬。凭借这种大胆作风，杨耐梅在影坛杀出了一条血路，明星公司继苦旦王汉伦之后，再次推出艳星杨耐梅，一举站在了造星运动的潮头。后来杨耐梅拍根据托尔斯泰小说《复活》改编的电影《良心复活》，又在放映间隙亲自上阵，演了个舞台剧，更加模糊了虚构与真实的界限，观众瞬间为之疯狂。杨耐梅终于实现了她的明星梦。她红了，彻头彻尾地红了，但代价是，她的父亲为女儿的“暴露”暴怒，她自己也没落得好名声，人们只是消费她的性感，并没有打算把她的性感请回家，摆在自家的桌面上瞻仰。传统的巨大后坐力，还不允许杨耐梅从银幕上走下来。杨耐梅是一只火狐狸，妖媚，危险，徜徉在夜上海的舞台上。
昔日的上海滩，以张石川为领头羊的明星公司，总能够发现一些平凡女子的闪光点，他们像鹰一样，盘旋在上海滩的上空，观察着，寻找着，期待推出一两个明星。他们点石成金，凿璞为玉，他们是上海滩的造梦人，成全了一个个在红尘中挣扎的女子。明星公司就曾给宣景琳造了一个梦。在明星公司的“四大名旦”中，宣景琳可能是最不惹人注目的。王汉伦是明星公司第一个捧红的女星；杨耐梅风格艳异，惹人注目；张织云是第一个公推的“电影皇后”；而宣景琳，则似乎少了些“标签”。
宣景琳身世凄苦，为家庭所累，被迫沦落红尘，卖笑为生，她曾把人生的希望寄托在海上名绅之子王六公子身上，但囿于出身低贱，她始终无法与王六“成了眷属”。宣景琳的人生，是凄婉的，哀叹的，一眼望不到边的。入红尘易，出红尘难，如果没有郑正秋和张石川对她的“发现”，宣景琳的人生路途，将不知通向何处。宣景琳的人生全靠“撞”。她也仿佛天生与“戏”有缘。8岁跟郑正秋同台表演，15岁认识家里开办新世界游乐园的经家大小姐，陪经大小姐去霞飞路试镜，自己却意外雀屏中选，被张石川看中，进入电影圈。
宣景琳不挑戏，她拍戏不为出名，只是想赚够酬金，为自己赎身。1925年，她入明星公司拍片，参演的第一部戏是《最后之良心》。妓院知道她出去赚钱，没收了她的积蓄，好一顿大骂。郑正秋知道后，出面调停，由“明星”出面给宣景琳赎身，从此跳出苦海。宣景琳的戏路宽，《最后之良心》中，她演一个骄奢轻浮的女人，到了《小朋友》中，她又演一个忍辱负重的母亲。宽阔的戏路，高曝光率，让宣景琳声名鹊起，但戏路宽对当时的宣景琳来说也是一种劣势，因为缺少一种一以贯之的性格魅力，宣景琳虽然参演众多影片，但在影坛却没有爆红爆紫，始终不温不火。尽管是明星的四大名旦，但总归少了那点劲道，多了点中庸色彩。宣景琳是红花里的绿叶，绿叶里的红花，她是一首歌规规矩矩的歌，中气十足，可总归少了点魅惑力。
宣景琳的感情生活也为后来的女星们做出了样板。宣景琳的前度恋人王六是个年轻朴实的买办。宣景琳成名前，王家嫌弃她出身低贱，不许她与王六交往；宣景琳成名后，郑正秋亲自登王家门，担保其人品作风，王家给郑正秋面子，才勉强松口，允许她与王六结合。不过，王家还是约法三章：一不办婚礼；二不请家长出面；三不许宣景琳进王家大门。宣景琳结婚后，依旧拍戏，并且不忘公司为其赎身之恩，坚持用自己的酬劳抵赎身费。后来，宣景琳在《可怜的闺女》中饰演了一个作风不良的反面角色，一时坊间流言又起，好事者刻意联系到她卖笑的出身，宣景琳痛苦不堪。巨大的舆论压力像一片乌云，时时刻刻笼罩在小夫妻头上，最终宣景琳和王六感情破裂，两人分手。人生如戏，“戏子”入“豪门”的曲折故事，在宣景琳身上演了个遍，值得深味的是，这样的故事还没有完，它仿佛悬在娱乐圈女星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从未远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