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6世纪前后，人类精神领域实现了一大突破，在古代希腊、中东、印度和中国，几乎同时出现了一批伟大的思想家，中国的孔子、孟子，印度的释迦牟尼，波斯的琐罗亚斯德，巴勒斯坦的先知，希腊的苏格拉底……他们对人类的一些根本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并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文化传统。而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世界几大文化模式——中国式的、印度式的、西方式的，大致同时确立起来。这一时期被德国著名的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称为“轴心时代”。
（1）乱世中的终极追问
这一人类意识的第一个大爆炸时期始于公元前700年左右，一直持续到公元前300年左右。在轴心时代，世界各个文明无不处于社会动荡之中。中国正值诸侯割据混战的春秋战国时期，战乱纷扰，民不聊生，而此时的希腊城邦，曾经引以为豪的雅典式的民主已经衰落了，希腊人常常陷入内部冲突之中，外部又有波斯强敌的不时侵扰。但是波斯帝国此时也好不了哪儿去，觊觎王位的阴谋和各省的反叛此起彼伏，帝国因而陷入到统治日益不稳的困境当中。此时的印度，正是种姓制度及其一系列特点开始发挥作用的时候。在残忍的等级压迫之下，贱民们只能寄望于来世改变这种困境。而这一时期的西亚，除了尼布甲尼撒统治期间有短暂的安稳之外，之前是与埃及几度交战，之后则为波斯所灭，两河流域独立发展的历史宣告终结。犹太人更是被毁掉了圣地，被迫背井离乡。
可见，轴心时代的世界各文明实体，没有一个能享受到长期的和平。然而乱世却是最容易产生天才思想家的时代。在此期间，尽管地理位置南辕北辙，却在中国文化区、印度文化区和地中海文化区，尤其集中在公元前500年前后，产生了对人类终极意义的迫切追问。从孔子到苏格拉底，从释迦牟尼到以色列的先知耶米利，先贤们不约而同地正视人性这个问题，并开始追问和反思：既然生是如此艰难，生活的意义又在哪里？我们是否必须听由命运的安排？我们对什么负责任？痛苦与死亡的意义何在？按照雅斯贝斯的说法，这一时期首次将后来称之为理性或个性的人性揭露出来。人类的自我意识得到最初的发展。
（2）西方：个人主义和法制思想的开端
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法制思想是今天西方社会的最主要特点。追根溯源，这些都来自于轴心时代犹太教教义和希腊哲学。
前轴心时代的特点是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还没有完全分开。与此相对应的犹太教的观点是：受苦受难是因为你犯了罪，因而是对你的惩罚。并且对于以色列民族来说，罪过是共同的，整个民族都因其不忠实于同上帝的契约而受到惩罚。因此会以一种“洗罪”的方式来洗刷道德上的污点，这时只是道德良知最初的端倪。此时，个人承担的责任还未到来。
而到了轴心时代，所受痛苦与所犯罪恶之间的因果联系受到质疑。《约伯记》是这种质疑的集中体现。《约伯记》中尖锐地问道：为什么一个正直的人也会受到如此多的苦难？但是这种质问又带来另一种恐惧：如果苦难不是因罪过而来，那它因何而来？如何解释？这时，对苦难的解释就过渡到了不虔诚，并且这种不虔诚是一种个人化的罪，而上帝对这种罪过进行惩罚的威胁是可以通过原谅和拯救而获得平衡的。求得原谅的方式不再是洗罪，而是忏悔。在学习忏悔的过程中，人类进入了良知的王国。个人负罪感标志着人类意识到自己是过错的单个制造者，这是西方文明中自我的开端。只有独立的自我才有能力去认识罪过并且忏悔自己的过错。因此，每个人都必须，也只能对其自己的行为负责。犹太先知耶利米说：“我要用法律来限定他们。”这是西方历史上最为重要的时刻之一，法制思想萌芽了。而在古希腊，苏格拉底第一个真正意识到个人良知的重要性——他以自己的生命证明了人类的良知能认识到比生命更宝贵的东西，那就是自由。因为人是奇迹，人具备意识，能够认识真理。而真理是人类思维的产物，是公开的，是任何愿意思考的人都可以触及的。在埃斯库罗斯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和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中，赞美了这种尽管痛苦，但是仍可以为了追求良知和道德而献出生命的行为。尤其在古希腊城邦的市民生活中，个人良知有了真正的含义，那就是伦理法典和刑法中对各种不同罪行的细致的划分。因为每个人的自我意识都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不是有罪，决定一切的不再是众神或者国王，而是以后将在西方文明中发挥关键作用的东西——人的理性。
（3）东方：君主专制主义的萌芽
面对严重的礼崩乐坏，远在中国的思想家们又是如何面对，如何解决的呢？这首先是由中国的农业经济决定的。农业文明最大的特征是它的固定性，它不可能像游牧民族那样逐水草而居，也不能像海上民族那样往来于世界各地，农民们要求的是稳定的团结的人际关系。这就决定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多平原的农业大国如何来定义“人”。
中国儒家用人伦来规定人，并把人有意识地置于无所不在的人伦秩序中。人伦最初的起源来自圣人。孟子认为，尧舜之时，为了把人与禽兽区别开来，不仅发明了农耕，而且创造了人伦：“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而整个国家，则被看作是放大了的家庭，家庭内部的从属关系自然也就被引申，推广到整个国家内部。
如同希腊的哲人一样，中国的儒家思想家们也在思索什么样的人才是高尚的人，才最符合人性。在希腊哲学家看来，是懂得逻辑推理和理性的哲人，而在儒家看来，则是君子，其最基本的特征是“仁”。“仁”不是冷静的理性，而是一种基于人性的温情，一种将家庭伦理关系推及社会关系的为人处世方式。有“仁”也就意味着有道德意识和道德自觉能力，即可以认识到父和君的存在，以及父子、君臣之间的等级关系。
在荀子看来，除了人伦外，人与禽兽的区别还在于人不能没有群居生活。因为人有一种特别的组织手段，即人君：“能以使下谓之君。君者，善群也。”人生来就存在于人伦秩序之中，能够合群的人类，不但生而有父，而且生而有君。人能合群，没有一位君主是不可想像的。正是这种思想后来主宰了中国的政治发展模式，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君主专制和纲常伦理，在这种专制体制中，实行的是人治原则，强调集体主义，而忽略了个体生命的个性。
轴心时代是人类历史上精神之火的第一次大规模的集体爆发。当人们意识到那个时代竟为后世若干年的发展奠定了那么重要的基础时，都不得不感慨轴心时代的意义是多么的不可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