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日内瓦梧桐树下计算过的几处地方都逛完了，我们应该与丽芒分别了，但我们真是舍丽芒不掉。直到昨天晚上，我和三弟还发疯，两个人都说，“只要明天早上有阴雨，我们一定再住丽芒一日！”
今天一早便醒了，心上这样想，反正是阴雨，何不多睡一忽儿呢？
然而，太阳从窗门上进来，催促着我们了。太阳！这是理智，这是决断，这是勇敢！它叫我们记得先前的计划，它叫我们实行梧桐树下的谈话，它叫我们觉悟别离的思念也许比朝暮的聚首更加美丽。
车站上的朋友，来替我们运行李的，已经到了门口。
贝格杭先生家送蜂蜜和点心来，这是丽芒的象征，以后凡遇到甜蜜的味道便会一度记得丽芒了罢。我们约定冬季再来，丽芒的雪景一定是比夏日更加美丽的。
我们在六时半离开圣祥哥尔夫。但是我们又与仲鸣兄夫妇游爱维昂和多农，直到下午决定赴安纳西的时候才真正与丽芒作别。
原刊孙伏园曾仲鸣孙福熙著《三湖游记》
××吾兄：
这次暑假旅行，自瑞士回来，又到了法国西部的勃勒搭尼(Bretagne)。关于瑞士的见闻，拟全归入《丽芒湖》一文，现在只报告你这一星期来在勃勒搭尼的生活。
勃勒搭尼本是法国的一省，后来废省改道，行政上已经没有这个名称了，但在一般人的文字上和语言里，依然是存留着。不但存留这个名称而已，勃勒搭尼还存留着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服饰，自己的宗教习惯等。
巴黎城里有勃勒搭尼饭馆，我们常常去吃，觉得其他并没有什么差别，只是侍女头上戴一个白纱罩，与书上所讲一样，以为这不过用以表示勃勒搭尼的饭馆而已，实际上勃勒搭尼的女子也许老早就不戴白纱罩了。这次实地观察，知道这种猜想完全不对，勃勒搭尼的女子至今还个个都有白纱罩在头上，而且这白纱罩之中，尚有若干不同的式样，表示勃勒搭尼以内的地域，这件事当初还不了然，虽然旅馆中的厨娘与侍女的白纱罩几乎人各不同，但她们都是一天到晚忙碌着，谁有功夫来答复我们这种一钱不值的呆问，直到八月二十五日我们去参观一个邻村的神会，那是勃勒搭尼一个极有名的朝山节(名曰Pardon)，各村各县都有香客的团体到来，庙门以外停有公共的和私人的汽车千数，甲村公共汽车开走时，车中女客头上都是甲样的白纱罩，乙村公共汽车开走时，车中女客头上又是乙样的白纱罩，回来晚饭以后打听食堂侍女，她才将白纱罩的式样表示地域的话告诉我们，现在明白了，为什么总厨娘(如果照北平话厨头叫大司父的办法，应该叫作大司母)头上的白纱罩是直竖的高高的像绍兴女子带孝时的“朝前笄，”为什么另一厨娘头上的白纱罩是低低的分层的后面有两条飘带的像京戏里的小生，为什么间壁小杂货铺里的女店员头上的白纱罩像半顶方巾帽而用一根小针拴于发髻，都只是表示她们地域的不同罢了，侍女说得出那一种式自 巴 黎 西 行样是属于那一村，可惜勃勒搭尼语实在难学，勃勒搭尼语里面的名词尤其难记，现在已经忘得干干净净了，更可惜的是匆促间没有问她究竟一起有多少式样，只是在成群的香客家中默察，我敢说二三十种是一定有的。
除了白纱罩以外，女子的服装也与现代法国一般女子的不同。笫一点令人一望而知的是与白纱罩恰成反映，全身都是黑色，连鞋袜在内，第二点是束腰，这是全国各处早就废去了的，这种服装我们只有在贾那华勒(Carnavalet)博物院可以看见。第三点是长裙。第四点是黑毛绳的围巾，连这样的热天也是不去掉的。
不消说，在这种装束之下，女子剪发是一定不容许的了。于是我们当初便这样断定，凡是古装的是本地人，时装的便是与我们一样的旅客。不过后来发见一种骑墙的装束，这可以说有三个层次：第一级是全身古装；只加添手上拿着一只时装的皮夹；第二级是衣服完全古装，但裙子略短，换穿一双浅色的皮鞋，和肤色的长袜；第三级是全身时装，只差了不剪发而在发髻上加一小白纱罩。从这三种骑墙的装束里，便推想到也许会有全身时装的本地人。果然，我们吃完晚饭以后，依然围坐饭桌闲谈，话头忽地转到了几个剪发的侍女。一个是玛丽，她是维嘉先生所谓别人不记得的事情往往由她记着的，是一个性情最温和，工作最勤苦，而且最肯负责任的少女。一个是厨房的助手，白白的胖胖的，虽然很少来做食堂里的事，但是厨房里工作完了以后，便也来到食堂里一边收拾东西一边插入三言两语，她们两个都是本地人，但都是剪发而且时装。于是总厨娘对我们说，她们本来应该各有她们本村式样的白纱罩的，玛丽应该是什么式样，胖子应该是什么式样，维嘉夫人说，很好呵，白纱罩是极美丽的，胖子说，美丽是美丽，但是除了重留起头发来以外还能再用白纱罩吗？据说此白纱罩前数年也曾衰落，但近几年又时行了，也许因为是旅客十分赞美的缘故罢。
从服装一端，你也许已经看出，勃勒搭尼在法国，是怎样特别的一个区域了。这种特别，在法国人是极爱保存的，其实欧美人多少都有这样的脾气，前几年我在中国，一听到西方来的旅客，对于中国风俗略加赞叹，便十分不舒服，以为我们正要提倡革新，给你们一赞叹，便全功尽弃了。我们常有这样的意见，甚至有时我们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以为他们“只要自己过着合理的生活便够了，至于中国人，乐得让他们过着不合理的生活，供我们旅行时的赏玩不是很好吗？”我现在觉得，这种意见未免神经过敏了。自然，所谓合理或不合理的生活，界说是极难定的，此中即使有什么是非，意见亦随各人各时期而有不同。巴黎社会里通行“时风”(Mode)这个字，许多事情不必劳心焦虑去找什么合理的界说，一提到“这是时风”人家也便懂得，倒是一件省力的事。例如白纱罩这一件服饰，真没有余地辩论什么合理不合理，大家说好看时便会好看，说难看时也便难看。不但女人服饰而已，勃勒搭尼男子，都喜欢穿大红色帆布的衣服，一看是怪刺眼的，然而经过甲乙丙丁各画家，或甲乙丙丁各诗人的描绘，自然看着觉得美丽，不久以后，即使还没有勇气穿全套，自己也至少愿意先买一条裤子尝一尝这时风的趣味了。和我们同一处吃饭的旅客，便有好几位是穿着红裤的。不过在本地，这也没有女子头上白纱罩那样普遍，或者勃勒搭尼的渔户，是全穿红衣红裤的。
我们住下的是勃勒搭尼海边一个小城，地名杜亚纳尼(Douarnenoz)，离巴黎大约有十二小时的火车路。晚上八点半动身，次日早晨九时许到。杜亚纳尼车站里，维嘉先生夫妇已经在细雨中候了好久。我们便一同到了迎宾旅馆(Hotel des voyageurs)这旅馆在维嘉先生的通信中我们已经知道的了，但想不到房子早被住满。维嘉先生们比我们先来二三星期的，也由旅馆介绍到人家住宅中寄住，不过房饭仍由旅馆包算就是了。我们同去五个人，我和春苔住一处，还有两位小姐一位少爷住又一处，都是由迎宾旅馆的老板介绍，一日三餐都到旅馆的食堂来吃，房饭在内每天每人二十七法郎，合中国钱二元七角左右，你说便宜不便宜。
所谓一日三餐者是这样：早上每人咖啡牛奶一大碗，新月饼(Croissant是新月形的一种起酥面包，法人平常当早餐吃)一个，奶油尽量(这是本地名产，既便宜又精致，不像巴黎那样用得寒酸。)午饭晚饭是一个小菜，一个肉食，一个鱼类(本地所产各种鱼类每餐更换，)一个生菜，两个点心，晚饭再加一个汤。如果在巴黎，同样的饭食，恐至少须加倍的代价。
苹果酒也像奶油一样，是勃勒搭尼一带的特产。我们只要一望他们的田野，每一片麦田里必种着五颗十颗苹果树，便知道苹果酒出产丰富的由来了。这是连英国人也觉得奇怪的。(勃勒搭尼有许多风气与英国相像，法国人至今称英国为“大勃勒搭尼，”而勃勒搭尼在历史上则曾属英国。)一本英国人做的游记里说，这种麦田内种苹果树的方法，给英国人看见一定以为于麦于苹果树两有妨碍，但是勃勒搭尼人却往往丰收，田里的谷子熟了，树上的果子也熟了，这是何等有趣味的事情。这类苹果酒，颜色略像绍兴酒而稍浊，口味也略像绍兴酒而微酸，确是一种与绍兴酒同样风味的美酒，虽然在巴黎的饭馆里也可以喝，但在勃勒搭尼我们这一回总算畅饮了。照迎宾馆旅的规矩，苹果酒与红葡萄酒是由旅客自己挑选的，要同时饮两样也可以，但是维嘉先生的意思，红葡萄酒我们随处都可以喝，苹果酒却是本地名产，我们何不每餐都饮它呢？而且据他观察，这里的红葡萄酒，恐须由别处运来，原价一定略贵，所以在颜色上看得出人工的痕迹，倒不如不饮为妙。
在法国饮酒真是舒服，记得临行你还劝我毋忘畅饮，×兄，这一点我算是不曾辜负了你的期望。实际，法国的酒大抵是和善的，饮时还要配水，所以烂醉微醺都可以，却不至于喝坏了人。例如在中国极通行的一种英国酒白兰地，我每饮必吐，后来不敢上口，以为倒不如高粱或白干不伤身体。与白兰地同样的性质，在法国也有一种酒，名曰哥匿克(Cognac)，法国一般人也怕喝。法国人的通常饮料，便是红葡萄酒，几乎每饮必喝，连中学校的饭厅里，学生也照规矩每人得喝一瓶的四分之一。但我们是大人了，我们在勃勒搭尼喝苹果酒且有意放量，同桌五个人，维嘉夫人和她母亲都不多喝，而维嘉先生春苔和我每餐总喝到两大瓶，喝后醉醺醺的坐在饭桌里谈闲天，或到海边堤上去吹凉风，这便是我们的日常功课。
但是也有我们的特别功课。八月二十五日是勃勒搭尼一个极大的朝山节，我上面已经说过。最热闹是在杜亚纳尼的邻近一个叫做圣安那拉柏吕(SainteAnnelaPalue)的地方。圣安那是玛丽亚的母亲，耶稣的外祖母。拉柏吕是地名。因为村里有一个有名的古庙，庙内供着圣安那，村便以此得名。这个村离杜亚纳尼约有一小时的汽车路，早晨八点钟有一班公共汽车自杜亚纳尼开行。我们在第一天晚餐桌上决定以后，便先由维嘉先生交代旅馆老班，明天午饭我们不能在此地吃，但须替我们每客用纸包好，我们八时以前来取，以便带到圣安那庙里去。这种办法，用中国人的眼光来看，真是甚为突兀的。如果在中国，旅客这样的提议，说不定旅馆老板会当他是一个极端的怪人看，甚至引起一场无谓的争闹都是可以的。但在法国，这种精密的几乎到了寒酸相的计算，却是毫不稀奇。旅馆老板是一个妙龄女郎，虽然是本地人，但也剪了头发，依旧全身黑衣服，却加着一双白帆布鞋。我们每天去吃早餐的时候，总在路上碰见她，手臂上挂着两只篮，活泼泼地往市场买菜去。有时我们出去得较晚，她已经买好菜蔬转来了，我们可以从她的两大篮子里，预先知道今天有那两种鱼类，至于那一种用于午饭，那一种用于晚饭，那是要看厨娘的配置了。我们有了这样一位美妙的老板，虽然她站在柜台上时也是威仪三千的，但维嘉先生一去提议明日午饭的事，她却毫不游移的答应了。而且她还说，苹果酒也带两瓶去。我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汽车里到底不方便，所以提议取消了。
二十五日的上午九时模样，大家坐在从杜亚纳尼到圣安那的公共汽车里，虽然是夏日，但一辆敞车在田野里疾行，已经令人感到七分秋意了。车中二十四人，丈夫为妻子整围巾，妻子为丈夫披大氅，爱人呀，朋友呀，都相互当心他人的身体。这时候，天空忽然飞下一只蜜蜂仿佛嫉妒人类间的过分相爱，非进攻一下不可似的，狠狠的在维嘉先生的手指上放下一个刺走了。赶紧从口袋里拿出中国的虎标万金油来。车上另外一位客人说，最好是车前子叶研碎，涂患处，立愈。我和春苔都微笑，觉得这简直是在绍兴了，绍兴名车前子曰野甜菜，凡有疮毒等皮肤上的小病，必以野甜菜叶啮碎贴之。那客人又说，你看不是驶到了吗，一到便可以去采车前子叶了。我们抬头一望，果然离汽车前面里许，古庙岸然，钟楼高耸，四面围绕着一大丛形形色色的布篷，是许多小生意人从各地来此赶庙会的。这时候秋寒既不觉得了，蜂螫也不痛了，一霎那大家到了庙前的人丛里。
这一大堆布篷里，有各式各样的摊子。最重要的是纪念品；耶稣像，圣母像，圣外婆像，也是极重要的。刘蘅静小姐买了一个十字架，骆文华小姐买了一个脂粉盒，这都带点游玩的性质，而维嘉夫人却虔诚，她是真正的香客，所以急急然跑到庙门口蜡烛摊里去买了一封白蜡烛，而且正正经经的跑到我们面前来，对我们说，“我已经买好蜡烛，要到神前去拜了；这里的风气，香客如能到神像背上一摸，是可以得到幸福的；你们两位中国小姐，如要去摸，可以和我一道去。”两位中国小姐听完这番话以后，你看我，我看你，说不出一个答案来。后来还是刘蘅静小姐解答了这个难题，直截痛快的说道：“我愿意去！”我们当初是假装着正经脸，一等她们走开以后，几乎中国人便相视大笑。
她们去求神了，我们便在庙外四周看看。
先买了一本庙志，几本勃勒搭尼文的颂诗。勃勒搭尼文与其说是近于法文，倒不如说是近于英文或者可以说它是介于英法文二者之间。我在《杜亚纳尼志》里，和在《圣安那庙志》里，见了许多勃勒搭尼文的单字。例如杜亚纳尼这字的法文是Douarnenez，来自勃勒搭尼文Douaranenez，原意是“岛中地。”圣安那拉柏吕的法文是Sainte Anna la Palue，勃勒搭尼文是Santez Anna ar Palud，原意未明。后来在书铺里闲逛，发见了一本法勃字典，检查了若干字，知道介乎英法文二者之间的断语大致不错。至于颂诗，那简直是一个字也不懂，只有对着字母听他们歌唱就是了。在庙里买书照例是不找零钱的，含有捐助的意思。我看维嘉先生买书两法郎半给四法郎不找，我买三法郎半便也给了他五法郎。
我们一边谈天并翻阅庙志，一边信步走出庙门来。最先招惹我们注意的是庙前及右一片小丘陵，自然造成一个对着庙门的Amphithétre(后列比前列一层一层加高的剧场。）大概也是由来已久的了。庙祝便利用这块斜面宣道。这块斜面怕有五十亩地宽罢，边上却均插着小旗，我们站在庙门口远远望去，好像蚂蚁站在向日葵花的中间望着边上一样，小旗便是一片一片的葵花瓣，维嘉先生说，听香客们讲，今日下午有新自搭衣地(Taliti)回来的一个牧师讲演，听众一定要站到插旗的地方为止哩。说时迟，那时快，我一边疑心站在旗边的香客如何听得见讲演，一边眼角上便映出了小小的黑点，这便是从讲坛引到听众各处的扬声电筒。讲坛后面靠墙是祭坛，我们不上去参观，但见供着些祭品之类。
庙虽说是十六世纪时物，但系十九世纪中叶重建，只有庙左一个小石像尚是旧庙时代传下来的。在石像过去不远，发见了一个大簟棚，近去一望，里面陈列条桌，桌上整整齐齐的摆着碗碟，中午时刻香客可以到这里边去用膳的，但是我们手中沉甸甸的有着是旅馆中给我们包好带来的饭食，所以碗碟即使摆得如何整齐，我们也并不起丝毫羡慕之意。至于这个簟篷旁边，你猜猜看，还有什么放下去最适宜的东西罢，我当时看了真是笑不可仰，自以为置身国内的乡间了。这是毛厕！而且薨薨然有着苍蝇的。国内许多我曾到过的庙宇此刻都涌现到我心头，人类的宗教欲望是不论东西都还一样真切的需要着满足吗？
我们又走到斜面的边上，就是长着葵花瓣的处所。这是山脊，站着四面一望，庙屋骤然的缩小是意中的事了，令我们最出惊的是这一块斜面以外竟是大海；我即刻想像得出来，除了这成千成万的香客，(连同我们这种似香客非香客的游人，)除了这黑黝黝一大堆的汽车，除了这红红绿绿一大群的篷帐，一旦这个盛大的香市完了以后，余下的还有什么东西呢，不就是这白茫茫的大海和这孤零零的古庙吗？至多在秋日再加上鸣虫，在冬日再加上霜雪罢了！所以只有古庙与大海是老伴侣，亘万古而长存的，我们这种一年只来一趟的(也许一生只来这一趟的)泛泛的游客，也配出惊庙后面还有大海吗！
我们回到庙中，祈神的太太小姐们已经完了她们的工作，恰好斜面上的仪式也要开始了，于是我们一道出去，在群众中占住一块草地，铺好了大氅，七个人坐作一堆，这时候我才觉悟，扬声电筒于我们是无关的，无论如何清楚的字音，听它一个一个的从筒口出来，然而是勃勒搭尼语，我们如何能懂得呢？能够坐近一点倒是实惠，视觉的翻译究竟比听觉的翻译容易得多，至少我们可以看清楚穿了绣花道袍的白胡子的祭师和绣花背心的雄赳赳的执事在坛上的一举一动。一点不错，我们的地点确实是优等的，何以见得呢？因为紧靠着我的后面，就是一辆汽车，汽车的篷上站了一个人和一架摄影机，车上写着是美国狐狸影片公司的。它的后面尚有大大小小的汽车十余，都是本国和各国影片公司的摄影车。影片公司尚在我们的背后，我们的地位不可谓不是优等了。我知道，影片公司的心理，也与我们一样，他们何尝希罕这几句用勃勒搭尼语表现出来的大经大法，他们的眼睛(连他们的镜头在内)还不是只注定在几件绣花道袍和绣花背心吗？
绣花道袍和绣花背心在坛上来回的走着，各影片公司的摄影师轧轧的各在摄影机上摇着，祝祷的演讲的乃至歌唱的声音不绝的在扬声电筒口里散放着。我忽然想到幼年时在国内看社戏了。幼年曾在社戏台下读唐诗，大为大人们所激赏，那时我当然快活得非常，以后凡遇有看戏的机会能辞却者一定辞却，不能者便带一两本书到台下去看。其实何今想来，只是因为我自己低能，台上唱的全是勃勒搭尼语，我不配懂它一字就是了。但社戏里的勃勒搭尼语到底没有真勃勒搭尼语难懂，只要手上不带唐诗，两回三回后不是全无希望的，前年与既漂、春苔二君到绍兴去重看社戏，看得极有趣味，不是明证吗？如今真的勃勒搭尼语当前，那是即使把唐诗烧去也是不中用的了。单调的动作，单调的语音，像我们这种最怕单调的人是一定受不了的，当然现在又没有年幼时那样老实了，手上虽有《圣安那庙志》和勃勒搭尼语颂诗，终无心去翻阅它们，却把眼睛溜到前后左右的一切。
黑绒的袍子！黑色在勃勒搭尼最普遍，妙的是能在最普遍的条件之下，用最绵软也最销魂的绒为材料。求美的方法至多，但我以为不必旁求，人但能在其原有的条件之下设法便得。(这似乎有“宪政党的屁话”的嫌疑，但现在又到了发行《孙文小史》的时代，只要慈禧太后不还魂，多引几句康梁大概是没有什么不稳当罢。)然而还有用黑绒袍子衬托着的少女的肤色哩！它是透明的，能够令人望得见少女的灵魂的。她的腰是紧紧的束着。小姐，你不喜欢效巴黎的时装，不是要舒服的多吗？我这样暗想，但是我知道，不束腰便不配穿这件细腰的黑绒袍子了，她头上也拴一个小小的白纱罩，小到只像一个白色的蝴蝶结了。我上面说过，我在勃勒搭尼曾经发见一种骑墙的装束，既非完全勃勒搭尼装，更非完全巴黎装，第一个就从这位小姐看见的。这种白纱罩，当初实在是一种帽，或头帕。但与男子的硬领一样，现在变成以白为贵，以挺直为贵，以花纹的细致式样的玲珑为贵了。我想这种骑墙装束里的白纱罩，一定不分明什么地域了罢。
轧轧轧——我转过头去看摄影师，他们的右手还是不停的摇着摄影机。老实说，我已经够了，我已经倦了。但是同坐诸人尤其是维嘉夫人还聚精会神的看着祭坛，我自然不敢向他们有什么不正当的提议，我于是只有低下头来回想我的中国。我在中国最近的几年来，很喜欢参加宗教的仪式，留下一点记载的却只有妙峰山的一次。可惜近二三十年来，中国的旧风俗实在消灭得太多了。一半自然是因为社会的不安。我十岁上下，还在绍兴看见迎神赛会的热闹。但是社会的经济，年复一年的低落，盗贼年复一年的加多，从前有几处的神会简直是赛珍，几个发起人往往自己夸口“这一次会里谁也找不出一棵假珠子。”后来因为社会不安的关系，有的人家骤然中落，珍珠已经出卖到别处去了；有的人家胆小，虽然珍珠尚未易主，但不比从前太平时世，敢把宝贵的物品摆到众目昭彰的地方来了；有的人家比较暴发，不怕一切，但盗贼也不怕一切，竟有过几次著名的抢劫，这是一半原因。还有一半原因是主张革新者的提倡废止。近来因为迎神赛会老早消灭，所以也甚少看见主张废止的论文了，但二十年前是认为一个极大题目的。北京的妙峰山却幸免，然而自我去后的第二年，就因为战乱没有香市，以后不知道怎样了。无论如何，只有年复一年向消灭的路上走，决不会像勃勒搭尼人那样弄得兴高采烈罢，中国人现在的生活，仿佛是一群被赶急了的鸡，闭了眼睛向四方面找去路，原因就在后面有一条好利害的竹竿，这竹竿就是自鸦片战争以来八十年的外患。去路究竟找着了没有呢？凡为中国人的都没有勇气答复这个问题。也许已经找着了，也许刚刚找着又迷失了，也许这样瞎找是永远找不着的，也许一旦竟会找到是全不费功夫的。在这个找寻的当中，有了许多不必要的牺牲，也有了许多不期望的收获。例如中国新近少年(不论男女)思想的开放，对于外来学问的虚衷，这是恐怕无论那一国的少年都不及的。最妙的是因为耍抉发一切中国固有的事物的缺点，便每事每物都找一样新东西来替代，但是那有功夫心力造这许多新东西呢，于是不得不取资于西洋，但是那有功夫心力知道这许多西洋东西呢，于是杜撰了许多新东西却冒充了西洋的牌子。结果这些新东西倒是意外的收获。中国少年已经连中国的文字都攻击到了，虽然将来用什么符号来代替，现在尚在不可知之数，但这种攻击自己文字的精神，西洋人真是连做梦也不会有的，再说一位法国的朋友罢，她是女子，是刺绣专门学校的校长。我现在好像欺侮她不懂中文，背后说她的短长了，但这是事实，我依旧极尊敬她。她的年龄恐怕比我要小五年十年罢，但她的敬神却比我的母亲还要虔诚。一位中国小姐说，“如果中国有这样一位专门学校校长，老早就站不住脚了”。但是，她立刻转过口来说，“我看见中国女校长爱打麻雀的有好几位了，与其腐化，不如迷信！”这倒也说得对，这位太太一到庙里，有时跪下去简直不大肯站起的，除了我母亲一辈古道的人以外，中国近来确实少见了。但是迎神赛会之类我们何不留下一点玩玩呢？……我想到这里，看见坛上的大人物似乎表示仪式将要完了，时候也近午，于是我们各人摸一摸自己的小腿站起来了。
我们在庙外的海边沙地上用膳。自然也有不少香客是到我上面所讲的簟篷里去的罢，但散在这沙地上的也不下数百组。沙地如天空，一组一组的食客有如星座，这是一个自古未有的大食堂。
下午的仪式是先出迎然后演讲。庙里面的法物全搬出来，再加上女子唱歌队，我们打听得队伍经过的路线，先占了一块草地坐了。我是个不安分的人，他们准许我出去到各地做斥候。我认定我们两位小姐的蓝帽子做标记，不怕找不着自己的队伍了，然后出发去闲逛。我看见咖啡馆里有人吸醉酒了，正在那里讲醉话，一个新派的画家远远的画他的醉态。我看见一个小台上，大刀士正要举起铁锤来，却尚对着观众谈闲天。我看见唱歌队的女子已经准备好了，坐在庙屋外阴地里的条凳上，一队是黑色缎袍，上绣黄花，据说这是娘儿们，一队是白色缎袍，上绣白花，据说这是小姐们，她们坐着极静穆的，一列一列又极整饬的，约有四十余人模样，外面则围着看客，我就是这看客中的一个。我走出重围，要想到摊子里买烟去，但是奇怪，走遍这许多的摊子，竟买不着一包烟卷。法国人吸烟真是不在乎，吸烟的人远没有中国多，而且烟是公卖的，价目贵过中国三倍。摊子里的娘儿们说得妙：“巧格力糖不是也好吗？”我便买了巧格力糖代烟卷。
于是乎种种绣花的旗，于是乎十字架上的像，于是乎黄白的歌女，于是乎穿着红袍的自塔衣地回来的牧师，一切一切，接连成二三里路长的队伍，自庙门出发，向斜面边上插有小旗的地方去绕一圈，然后又回至祭坛讲演并行礼。这一次我们兴致却没有上午好了，许多香客也都一样，一部分各找自己的汽车去了。维嘉、春苔二君步行回杜亚纳尼，我们则找汽车回去。与妙峰山的“带福还家”一样，此地也通行香客每人买一朵纸花作纪念。一直到晚饭前后，全村还是闹营营的。晚饭桌上，才知维嘉夫人的母亲后来一个人也去的，只是香客到底太多了，所以在庙内我们没有相遇。饭后，旅馆老班(不消说，这班字读如班昭之班，不读如班固之班，)总厨娘，胖子，玛丽等等，都到饭厅里来闲谈，话题无非是“圣安那，”维嘉先生早上临走时答应替她们多拜几拜的，所以她们一定很放心，即使因为职务的关系，不能亲自到庙里去，但是有人代拜不是一样的吗？
这真像的是中国的乾嘉时代！
现在的法国怎么可以比中国的乾嘉时代？这句话是极不通的，然而是极通的。我初到法国的时候，许多在法国的中国朋友问我有什么感想，我说是我到了乾嘉时代了。我的意思是要说我到了独立国了，然而要不从空间上旅行，却要从时间上旅行，那么不是只要航过了鸦片战争这一道险隘，便到了乾嘉时代的独立国了吗？我们是因为后面有一支竹竿，所以把我们乱赶乱赶的，从乾嘉时代一直赶到××时代了；人家后面既没有一支竹竿，还不是开着眼睛走他们的旧路，与我们的乾嘉时代一样么？
且慢！人家也有着人家的问题：为了点缀这个宗教的盛会，晚上还有一段极有趣味的余兴哩。如果这是我小弟为文，那么我的文章真是一等名手，我做新闻记者老早出山了。然而这是事实，所以比文章更加可爱。这真值得大书特书的，便是：共产党游行示威，反对宗教。
×兄，你听我讲庙，庙，庙，一定听得烦腻得不可开交了，现在请你赤化一下以醒目，好吗？原来我们住下的这个杜亚纳尼县，县知事便是一个共产党，所以满街张贴的都是共产党告人民书之类，然而勃勒搭尼一带人民，大部分还惦记着旧皇室，(有如我纪念乾嘉时代，则我亦皇党之流亚耳，)连法兰西共和国尚且不十分信仰，遑论什么共产党呢？这便是他们的问题。然而正因为这样盛大的香市，和共产党同时存在，才显得他们的乾嘉时代。我们中国是，共产党例须杀头，现在大概连上庙烧香也快要杀头了！竹竿呵！竹竿呵！你要赶我们到什么时候才休止呢？
勃勒搭尼大体上虽然富庶，也很有苦人。还有也许因为文字的关系，所以法国文化的陶熔，似乎还没有十分到架。法国境内有五处地方的人民不讲法文，勃勒搭尼便是最大的一处。虽然不讲，平常却总说全国人没有不能听的，然我们在勃勒搭尼竟也遇见许多连听也困难的人。因此知识上难免有一些隔阂了。杜亚纳尼海岸有一条长堤伸入海中，早晚我们常常到堤上去吹风。堤端用铁栏栏起一小方地，内置风向旗，游人可以在外面看风向，但不能走进小方地去。我们在堤上站着的时候，常见有人(小孩居多，也有大人)一直一直往堤端走去，走到小方地旁，向铁栏杆踢一脚走了。我们总万分奇怪，心中怀着一个疑团，后来打听，知道本地俗传，到堤上踢一脚铁栏杆是有福的。
杜亚纳尼是号称“沙丁之乡”的，捕沙丁的渔船出发，和他们的回来，我们都看了。那种渔人便是勃勒搭尼的苦人。一天我们站在堤上，偷看船上的渔人吃饭。先有一个人拿出捕来的鲜沙丁一大包，用一把小刀割下鱼头，割下一条便放一条在锅内。锅下烧着木柴，水正要开着。不去鱼鳞是意中事了，吃沙丁照例是不去鳞的，但也不剖洗。不过他有极高妙的本领，小刀割下头来时，有一条东西跟着抽出，大概便是鱼肠了。至于洗，这是刚从水里提起来的，难道再放下水中去洗么？不洗倒也合乎逻辑的。这样把沙丁全放入锅中以后，船上诸人各拿一只自己的碗出来，坐在甲板上煮沙丁的地方。人数大约是七八位。碗的大小式样各不相同，当然是各人认定自己的一只。坐下以后，各人拿出一块面包，照刚才一个割沙丁头的模样，用小刀把面包一小片一小片的切下来，放入自己的碗内。七八人都切好了，锅内的沙丁汤也熟了，于是各人取沙丁汤冲在自己的面包碗内。他们的聚餐便开始了。谁说西洋人吃饭是必用刀叉的？勃勒搭尼的渔父何赏不是西洋人，他们的食具除了一只碗以外只有一只杓子了！正如西洋人只知道中国人吃饭用筷子，那里知道中国吃窝窝头的苦朋友却用不着筷子。中国人把西洋人所吃的饭食叫西餐，叫番菜，我不知道这种饭食也应该算在西餐或番菜之内的吗？
除了参加圣安那的庙会以外，我们还到邻村去游玩，去访古。
我们初到，便知道这里有一个邻村曰德来蒲，因为这里是铁路的终点，而终点的站名便叫德来蒲·杜亚纳尼(Tréboul-Douarnenez)。这个德来蒲有着勃勒搭尼著名的古迹，却是维嘉先生告诉我们的。
极古极古的时代，在德来蒲住有一种酷爱跳舞的小民族，他们的身材只有我们小孩子抱着玩的泥人儿那样大。凡有人经过，尤其是如在深夜，小民族便呼朋引类，结为一团，绕着过客跳舞，直跳到他死而后已。有一回，一对农村里的少年夫妇刈草回家，经过其地，被小民族看见了，便照例把他们围起来跳舞。然而跳了久久，并不见少年夫妇有死去的神气，少年夫妇也觉察今天大约不至于遇难，索性静候一下看他们有什么变化。这时候辨别出来小民族的歌词中有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等字样，而未闻有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的声音，知道他们是避讳的。然而何以跳得如此之久而我们尚不死呢，一定我们身上有一样东西是他们所畏惧的了。小夫妇俯下头去一看，身边别无他物，除了一柄刈草回来带着的镰刀。“对了，”小夫妇同时喊出来，他们从此视镰刀为护身法宝，而且和小民族同时跳舞，不过小民族是空手的，他们是有镰刀的，小民族是有忌讳的，他们是大喊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的。这样支持了没有多久，小民族便向小夫妇求和了。两方谈起话来，知道小民族的致命伤确是这两件事情；现在既然言和，便不妨告诉小夫妇他们是住在什么地方的石屋里，小夫妇也同了他们去看。从此过客可以放胆经过德来蒲，没有小民族再来作祟，而且小民族与大民族通好，小民族善医术，大民族有什么病痛的时候，还常常请小民族中人去医治呢——但到底这是很古很古的事了，所谓小民族也早在没有历史以前消灭了，勃勒搭尼的神话是大家知道极丰富的，然而，小民族却留下了他们的石屋，至今还在德来蒲。
这个小民族名叫Korrigans，勃勒搭尼的原文叫Kouriquet，他们的石屋便叫Grottes des Korrigans。最著名的一个我们去参观了。石屋作长巷形，是用大片的花刚石合成的。所谓大片者，是高约七尺宽约五尺的秋叶，平列两行，甲行与乙行的上端相遇，成人字形，下截展开，一部分插入土中。每行约有十片，长巷形便成功了。虽然据我看有七尺高模样，但一因下截一部分插在土中了，二因上端是人字形，所以我们进去的时候，还是自己卑躬屈节，做成小民族的高矮的。我们在里面，站既不能，坐又不可，最好是蹲着。春苔带了自动摄影机去，我们四个人蹲在长巷的甲端，摄影机置于长巷的乙端，幸而每片石片间有极大的空隙，虽然在巷内，天光依然可以进来，总算留下了一个极好的纪念。
名胜古迹的赏玩是一事，学术的研究又是一事。说句体己话，这个石屋究竟是什么呢？一说确是住屋因为勃勒搭尼不但发见石屋而已，石屋内有时也发见食具之类。又一说是坟墓。这倒我也甚以为然，因为当我蹲在石屋内的时候，我即刻联想到中国的寿圹。还有一说是神龛。当然不是基督教的神龛，谁知道他们当时是个什么教呢！无论这三说中的那一说都好，总之这是绥尔底(Celtique)民族的遗物，正与勃勒搭尼语也承绥尔底语的余绪，是两相辉映的。维嘉先生很博学，他尤其爱好勃勒搭尼，这些话都是他蹭在石屋中的时候讲述的。他还说，到了现在，不但本地的小孩子，有时连大人在内，还相信从这个石屋巷里钻过去，一直钻过去，可以通到英国的。
维嘉先生不但是一位学者，他尤其是一位君子。他的东方式的孝顺母亲是朋友们都知道的。其实近来在中国，“孝”字倒已不算一种名分，渐渐有回复天性之爱的倾向了。他们西方人呢，变了名分以后的弊病是决不会梦想到的，所以尽力的做去，似乎还是恰到好处。他也非常注重礼节，因为中国人是有礼节的民族，所以他爱中国，爱同中国人来往，如果他有一丝一毫的失礼，我们淡淡的看过了，在他却是十分抱歉，认为极其严重的。举一个极端的例罢。我们有一天同在路上走，有几个小孩子迎着过来了，看去不大像学校的学生。法国学校中，教礼节是仿佛中国古代的教育一般，在我看来有一点过当的。所以法国学生大抵脸色极清秀，举动极文雅，眼睛极灵敏，应对极清晰，无时无刻不在注意之中的。因为精神方面的训练太到家了，所以体格大抵较差。像英美那样发狂的运动固然没有，即以我一个中国人的眼光来看，也觉得对于运动还欠注意些哩。这几个小孩子也许一个暑假来没有学校的训练，渐渐有些放肆了，其中的一个忽然对着春苔说，“先生，你的头发有点像女人！”这在我们看来真是一点不觉得什么，不过维嘉先生却答复他一句极严重的训斥：“那么你呢？我看你有点像没有教育的孩子！”
我们一路行来，随时随地，随事随物，维嘉先生必用他的广博的学问，热烈的诚心，为我们讲述。走到一个地方，他忽然站住了，指着一种牵牛花模样的花朵对我们说，“你们看这花蕊，三个紫色的钉，五个黄色的锤，像不像耶稣十字架上物？所以这花名叫passiflore，意思就是fleurs de la passion(受难的花。)”而且真奇怪，花蕊上的钉可以随意拨动，转换方向的，怪不得中国名字叫风车花或时计花了。×兄，你见过这花么？中法字典里的名字也许是从日本文来的，中国境内未必有这花罢。
天色渐渐的就暮了，在暮色苍茫中我还看见了一件极有趣味的东西，我们因为对面来了一群牛，不得不让路，才得由小路通曲径而看见的。这是一个池荡旁边的小庙。上面我已经讲了许多的庙和庙会等等了，但是勃勒搭尼也有像中国“画壁财神殿”一类的小庙，我却万想不到。一个小池荡旁边，面临着池，造起一间小屋来，大约只有一人高，规模完全是中国的画壁财神殿。不过他们倒是用泥塑成一尊神像，连塑像的艺术都与中国差不多，脸用粉红色，眼用黑色，袍用各种彩色。像前置两大蜡烛台，是铁质而外镀锡粉的，当中则是一条木质的蜡烛桥，上面还有一支蜡烛，足见求神者是刚走不久哩。我对维嘉先生说，“这可以说与中国没有一点不同了，只是中国求神必用一对蜡烛，从未见只用一支的。他说这也看人的贫富，平常也用一对。其他还有一点像的是一块匾额。匾额在中国，是无论大小庙都通行的，即使小到画壁财神殿，至少总也有一块“有求必应”。至于西洋，那真是少见到可以说绝对没有的了。西洋庙宇建筑的宏伟，的精丽，的坚实，真是一言难尽。凡游一个城市，我也与在中国一样，几个大庙必去一到的。所以我见过的庙宇实在不少了，但未见有用匾额的。只是这个小庙里为什么和中国一样用匾额，真是令我惊叹不置了。匾额五个字是“St．Pierre Priez Pour Nous”，所以知道这神像是圣彼爱。但是也像中国一样，常常会有“坏人”来妨害神像；一个咖啡馆里的老太太对我们说，“近来时势不好，常有坏人把神像扔到水中了，或把神像的眼睛涂成别种颜色了！”
我在勃勒搭尼的一星期真是匆匆的过去了。我实在舍不得走，我尤其舍不得维嘉先生们。但是一星期的来回车票已经满期，暑中一二月来也太多跑了地方，很想回到巴黎去休息了。所以第八日的大早，我硬起心肠，走上巴黎的路。只是勃勒搭尼的一切，也如勃勒搭尼的油酥蛋卷(crêpe)在口内尚有余味一样，白纱罩呀，黑绒袍子呀，绣花背心呀，池荡旁边的小庙呀，都永远在我的记忆中。旅馆老班固然招呼得十分周到，但是我们的房东更十分厚待我们。临别对我们讲，明年来时，可以先写一封信通知他们，免得再从旅馆里转，只要直接到他们那里去住好了。这为维嘉先生计划确是极好的，他每年避暑差不多总在勃勒搭尼一角的，据说已有十余年了。但是我呢？我的精神却时时向着中国的风景地萦回。×兄，我很希望中国快快像人家一般的天下太平，行旅毫无阻碍了，使我们多游几处地方。做了浙东人而尚未游天台雁荡，真是终身憾事呵！
此颂俪福。
弟伏园手上。
原刊《小说月报》第二十一卷九月号，
像散沙一般，正要团结起来；像瘫病一般，将要恢复过来；全民族被外力压迫的刚想振作，而我们的思想界和精神界的勇猛奋进的大将忽然撒手去了。
鲁迅先生去世的消息，我于一天半以后才在定县得到。十月廿日的下午三点钟，我被零碎事情缠绕得还没有看当天的北平报，多承褚述初兄跑来告我这样一个惊人的消息。从此一直到夜晚，我就没有做一点工作，心头想的，口头说的，无非鲁迅先生。我没有哭。我本来不敏感，后来学镇定，最后却因受刺激多了，自然成就了麻木。但我觉得这一回我所受的刺激是近几年来少有的。
我回忆到廿五年以前去了。
我最初认识鲁迅先生是在绍兴的初级师范学堂。那一年是宣统三年即一九一一年。，我十八岁，在绍兴初级师范学堂上学。浙江光复以后，绍兴军政府发表师范学堂的堂长是原来绍兴府学堂学监周豫才(树人)先生，就是日后的鲁迅先生。鲁迅先生到校和全校学生相见的那一天，穿一件灰色棉袍，头上却戴一顶陆军帽。这陆军帽的来历，以后我一直也没有机会问鲁迅先生，现在推想起来，大概是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的制服罢。鲁迅先生的谈话简明有力，内容现在自然记不得了，但那时学生欢迎新校长的态度，完全和欢迎新国家的态度一样，那种热烈的情绪在我回忆中还是清清楚楚的。
我是一个不大会和教师接近的人：一则我不用功，所以不需要请教；二则我颇厌倦于家庭中的恭顺有礼的生活，所以不大愿意去见师长。我和鲁迅先生的熟识却是因为职务，我那时正做着级长，常常得见学校的当局。记得一件奔走次数最多的事是学生轰走了英文教员，鲁迅先生的态度以为学生既要自己挑选教员，那么他便不再聘哭 鲁 迅 先 生请了。我于是乎向校长和同学两方面奔走解释。那时鲁迅先生说：“我有一个兄弟，刚刚从立教大学毕业回来，本来也可以请他教的；但学生的态度如此，我也不愿意提这个话了。”这指的便是周启明先生。同学听到这个消息以后，非要我努力请到这位校长的兄弟继任英文教员不可，但是我稚弱的言辞始终没有打动校长的坚决，英文讲席到底虚悬，只是年考时居然喜出望外的来了周启明先生给我们出题并监试。
鲁迅先生有时候也自己代课，代国文教员改文。学生们因为思想上多少得了鲁迅先生的启示，文字也自然开展起来。大概是目的在于增加青年们的勇气吧，我们常常得到夸奖的批语。我自己有一回竟在恭贺南京政府成立并改用阳历一类题目的文后得到“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八个字。直到现在廿五年了，我对这八个字还惭愧，觉得没有能副鲁迅先生的期望。
鲁迅先生不久辞了校长。后来知道鲁迅先生交卸的时候，学校里只剩了一毛多钱；也从旁处听见军政府如何欠付学款，及鲁迅先生如何辛苦撑持。那时候一切都混乱，青年们发现了革命党里也有坏人，给予简单的头脑一个不期待的打击。对于旧势力的抬头，这却是一个极好的机会。继任鲁迅先生作校长的，正如继任孙中山先生作总统的：这个对比，全国各地，无论上下，都极普遍。欠付学款的军政府，因为种种措施不妥，后来成了全绍兴攻击的目标，旧势力找到革命党的罅隙，乘机竭力的挣扎出来。青年们一般的陷入苦闷，我也不再进那个学校。
鲁迅先生跟着南京政府搬到北京，他的苦闷也许比一般青年更甚，只要看他在创作《狂人日记》以前几年，住在绍兴会馆钞古碑的生活就可知道。不过外面虽然现着异常孤冷，鲁迅先生的内心生活是始终热烈的，仿佛地球一般，外面是地壳，内面是熔岩。这熔岩是一切伟大事业的源泉，有自发的力，有自发的光，有自发的热，决不计较甚么毁誉。例如向金陵佛经流通处捐资刻《百喻经》，又如刊行《会稽郡故书杂集》，这种不含丝毫名利观念的提倡文化事业，甚至一切事业，在鲁迅先生的一生中到处可以看得出来。
凡是和鲁迅先生商量甚么事情，需要他一些助力的，他无不热烈真诚的给你助力。他的同情总是在弱者一面，他的助力自然更是用在弱者一面。即如他为《晨报副刊》写文字，就完全出于他要帮助一个青年学生的我，使我能把报办好，把学术空气提倡起来。我个人受他的精神的物质的鼓励，真是数也数不尽。当我初学写作的时候，鲁迅先生总是鼓励着说：“如果不会创作，可以先翻译一点别国的作品；如果不会写纯文艺的东西，可以先写一点小品文之类。”许多人都是受到鲁迅先生这种鼓励得到成功的，我也用了鲁迅先生这话鼓励过比我更年青的人，只是我自己太愚鲁，也太不用功，所以变成了例外。
至于为人处世，他帮忙我的地方更多了。鲁迅先生因为太热烈，太真诚，一生碰过多少次壁。这种碰壁的经验，发而为文章，自然全在这许多作品里；发而为口头的议论，则我自觉非常幸运，听到的乃至受用的，比任何经籍给我的还多。我是一个甚么事情也不会动手的人，身体又薄弱，经不起辛苦，鲁迅先生教我种种保卫锻炼的方法。现在想起来真是罪无可逭：我们一同旅行的时候，如到陕西，到厦门，到广州，我的铺盖常常是鲁迅先生替我打的。耶稣常为门徒洗脚，我总要记起这个故事。
在陕西讲学，一个月时间得酬三百元。我们有三个人不到一个月便走了，鲁迅先生和我商量：只要够旅费，我们应该把陕西人的钱在陕西用掉。后来打听得易俗社的戏曲学校和戏园经费困难，我们便捐了一点钱给易俗社。还有一位先生对于艺术没有多少兴趣，那自然听便。西北大学的工友们招呼得很周到，鲁迅先生主张多给钱。还有一位先生说：“工友既不是我们的父亲，又不是我们的儿子；我们下一趟不知甚么时候才来；我以为多给钱没有意义。”鲁迅先生当时堵着嘴不说话，后来和我说：“我顶不赞成他的‘下一趟不知甚么时候才来’说，他要少给让他少给好了，我们还是照原议多给。”
鲁迅先生居家生活非常简单，衣食住几乎全是学生时代的生活。他虽然作官十几年，教书十几年，对于一般人往往无法避免的无聊娱乐，如赌博，如旧戏，如妓院。他从未沾染丝毫。教育部的同人都知道他是怪人，而且知道这所谓怪者无非书生本色，所以大家都尊敬他。他平常只穿旧布衣，像一个普通大学生。西服的裤子总是单的，就是在北平的大冷天，鲁迅先生也永远穿着这样的单裤。
一天我听周老太太说，鲁迅先生的裤子还是三十年前留学时代的，已经补过多少回，她实在看不过去了，所以叫周太太做了一条棉裤，等鲁迅先生上衙门的时候，偷偷地放在他的床上，希望他不留神能换上，万不料竟被他扔出来了。老太太认为我的话有时还能邀老师的信任，所以让我劝劝他。
鲁迅先生给我的答话却是不平庸的：“一个独身的生活，决不能常往安逸方面着想的。岂但我不穿棉裤而已，你看我的棉被，也是多少年没有换的老棉花，我不愿意换。你再看我的铺板，我从来不愿意换藤绷或棕绷，我也从来不愿意换厚褥子。生活太安逸了，工作就被生活所累了。”这是的确的，鲁迅先生的房中只有床铺，网篮，衣箱，书案，这几样东西。万一甚么时候要出走，他只要把铺盖一卷，网篮或衣箱任取一样，就是登程的旅客了。他永远在奋斗的途中，从来不梦想甚么是较为安适的生活。他虽然处在家庭中，过的生活却完全是一个独身者。
鲁迅先生的北平寓所是他自己经营的。有一位教育部的同事李老先生指李懿修，号慎斋，河北清苑人。曾任教育部会计。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四年是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办事员。最帮忙，在房屋将要完工的时候，我同鲁迅先生去看，李老先生还在那儿监工，他对我客气到使我觉察他太有礼貌了。我非常局促不安。鲁迅先生对他说：“李先生不要太客气了，他还是我的学生。”李老先生的态度这才自然得多了。鲁迅先生自己待朋友，和朋友待他，大抵是如此义侠的。他把友敌分得非常清楚，他常常注意到某人是SpySpy英语：特务、暗探。，某人是TraitorTraitor英语：叛徒、内奸。，一个不干过革命工作的或只是寻常知识社会或商业社会的人是不大会了解的。他们只了解酒食征逐的或点头招手的相好。而鲁迅先生的朋友大抵是古道热肠的。他后来同我说：“你看李先生这种人真是好朋友，帮我那么多日子的忙，连茶水都不喝我一口的。”
李先生替鲁迅先生在北房之后接出一间房子去，用玻璃窗，近乎画室，作为鲁迅先生的写作场所，鲁迅先生和我便到这间房子中坐下。鲁迅先生说：“我将来便住在这个老虎尾巴里。”因为这间房子是在全房屋的后面拖出一条去，颇像老虎之有尾巴；一直到鲁迅先生离开北平，一切写作及起居，都在这老虎尾巴之中。老虎尾巴的北面还有后园，自然是因为老虎尾巴而缩小多多了。散文诗《秋夜》的开头便说：“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这似乎便是鲁迅先生坐在老虎尾巴中的创作的第一篇。
到厦门，到广州，我和鲁迅先生都在一起。鲁迅先生到一处新地方，都是青年心理，抱一腔很大的希望。厦门风景的阔大旷野，可做的工作之多，初到时给予我们的印象实在深刻。后来固然因为广东方面的不能推却，只有离开厦门到广东去，但是厦门的许多人事，我后来听鲁迅先生说，那真是初去时所不及料的。
广东给人的希望更多了。但是结果也和厦门一样。鲁迅先生后几年多用时间于写作，关于厦门和广州，都有详尽的记载；我却被武汉，欧洲，定县，这三段不同的生活所隔，有时翻阅鲁迅先生纪载华南景物的文字，竟有如同隔世之感了。只是鲁迅先生从广州北返上海时，和我将要从上海动身赴欧洲时，这中间我们有许多次谈话的印象至今还是深刻的。我从欧洲回国，以后便长期住在华北的农村里，曾有三四次经过上海，总是匆促的很。周乔峰先生在商务印书馆，访问比较方便，有时也正值鲁迅先生的住地不能公开，我于是只求乔峰先生代为问好，屈指一算违教已经八年了。
十月廿日下午三点钟的消息，钩起我廿五年来的回忆。这回忆，用了廿五年的时间，清清楚楚的写在我的生活上，我无论如何没有法子再用笔墨翻译成文字的了。能翻译的也许只是最不精彩的一部分。
廿一日我到北平，廿二日往谒周老太太。鲁迅先生的客厅里原来挂着陶元庆先生所作的木炭画像，似乎略移到了居中一点；即在这画像前供了一张书案，上有清茶烟卷文具；等我和三弟春苔都凄然的致了敬礼，周太太陪我们到上房见老太太，先看见鲁迅先生的工作室“老虎尾巴”依旧，只是从此不会再有它的主人骑在上面，作鞭策全民族往前猛进的伟业了。
周老太太自然不免悲戚，但是鲁迅先生的伟大，很看得出大部分是秉承老太太的遗传的，只是老太太比鲁迅先生更温和、慈祥、旷达些。“论寿，五十六岁也不算短了；只是我的寿太长了些；譬如我去年死了，今年不是甚么也不知道了么？”听老太太这话，很像是读鲁迅先生的文章，内含的哲理和外形的笔法都是相像的。老太太今年才八十，这样的谈风实在是期颐的寿征。只是周太太的凄楚神情，不禁也令我们感动。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对于鲁迅先生躯体的生存，我们是已经绝望的了；但我们诵鲁迅先生的这句遗教，知道绝望也是虚妄的，那么我们还是转到希望一面，也许希望比绝望少虚妄一些，我们希望鲁迅先生的思想精神永远领导着我们勇猛奋进罢。
§§记顾仲雍
珊瑚细珠穿成的瓜皮帽结，光绪末年很通行于江浙一带。时风所被，愈趋而愈益新奇，于是少年人有以整块珊瑚雕为帽结形状者，其实听说只是某种大鱼的骨头染成红色罢了。头上戴了这样鱼骨帽结的小帽，身上又穿着一件金丝绒的马褂，由现在回忆起来，简直像一个缩小了的候补道，这就是宣统元二年时代的顾世明，字仲雍。那时我十七岁，他大概更小罢；我们同是浙江绍兴的一个师范学校的学生。
学校在一个专断而又热心的维新守旧党的手中。我们的学校生活，除了依照学校的规则，机械的进行以外，现在简直记不起一件有趣的事。只记得我与仲雍是同在一个寝室的楼上住的，从归寝到熄灯统共只有十分钟，所以每天我们都得匆匆忙忙的脱衣上床；上床之后刚想有什么关于白天学校以内的事件的讨论，忽而寝室的玻璃门裹映进了《诸葛灯》的白光，我们或者就从此不则一声睡着了，或者等候三五分钟之后不见灯光了再开讲。从来发明一个抵制的方法，是在寝室的总门上系了一条绳，每日由同学轮流掌管牵绳的事务，一到熄灯以后舍监或校长上楼检查以后，绳便紧紧的牵住，使他们没有第二次上楼的希望，我们便可以畅所欲谈。
这一条绳的计划后来被破获于一个新来的校长。他对于学校的办法与前校长大不相同了，功课上使我们有讨论研究问难的完全自由。他是宣统三年革命的时候进来的，那时我们同学的精神也随着革命的潮流洗去了不少的旧染。但他在有一天的晚上检查寝室的时候，却发见了我们的秘密。据第二天掌握牵绳的同学报告，昨晚熄灯时新校长跟在听差的背后，把一条长绳咭咕咭咕的抽完拿走了。这新校长就是今日人人知道的小说家鲁迅先生。
孙 伏 园 散 文 选 集出师范学校以后，我各处的跑，仲雍也各处的跑罢，十余年间谁也不知道谁的消息。一直到戴东原二百年的纪念会场中，他走上安徽会馆的戏台上来与我握手，这才知道我们同住在一个北京城里却不相问闻者也有半年了。从此他便常寄些文艺作品给我，那时我正编辑晨报副刊，替他发表的计有《昨夜》等等三四篇，而《昨夜》一篇尤其得适之先生的赞许。
暑假我到陕西旅行去了，他也回到绍兴去过夏。夏已完了，秋也去了，而还杳无仲雍北来的消息，朋友们都说大概是交通阻碍之故罢。果然，单不厂先生接得他父亲自署“弟反服生”的来信，说仲雍无日不想北行，只因交通断绝，竟发了十余日的梦呓急死了，说的全是文学上的话，他一点也不懂。我说梦呓一定是伤寒的病象，绍兴虽然有个美国医生，大战时曾经主张将同盟协约两方的兵力合攻霉菌的，但环境的力量到底大，反服生先生大概不肯去请教洋鬼子的罢，于是一个青年小说家轻轻易易的被霉菌攻克了。
我所知道关于顾仲雍的事只是这一点。
原刊《语丝》第一期，一九二四年
§§亲送《语丝》记
小峰吾兄：
《三个蹩脚洋鬼子》夹着《语丝》沿街叫卖，这是《语丝》初出时我们给读者的一个深刻的印象。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个蹩脚洋鬼子》亲送《语丝》的故事了。
你对我说：虎坊桥三十三号的阎进兮屡次来信责问《语丝》何以不寄到，而我们寄去的《语丝》却由邮局黏一个纸条，说三十三号查无阎进兮其人，所以原封退回：我们因为他的信上清清楚楚的写着三十三号，所以又寄去，但是又黏上纸条退回来了。我说虎坊桥是我常路过的，即使不常路过，为了《语丝》的缘故，也为了好奇心驱使的缘故，我一定要亲自送去。
我到虎坊桥三十三号一看，原来是一家杂货铺，字号是《瑞宝信》，好象与《语丝》不会发生什么干系似的。我进去探问了，也与邮政信差一样，访不着一个什么阎进兮，店伙说他们全铺中没有姓阎的。我就问他们里面有没有寄住的人，有没有老班的亲戚朋友他们可以代收的；他们果然到处去找了，结果是说，“有一个新来的学徒，的确是姓阎，现在出去了，我们可以代收；那时让邮政局退回，是因为他新来，我们不知道他姓什么。”
孙 伏 园 散 文 选 集现在我写这封信要告诉你的就是这句话：我们的一个爱读者阎进兮是新进杂货铺的学徒。
伏园。
原刊《语丝》第十二期，
《语丝》的文体
启明先生：
《语丝》并不是在初出时有若何的规定，非怎样怎样的文体便不登载。不过同人性质相近，四五十期来形成一种《语丝》的文体。昨日谈话会上，林玉堂先生主张扩大范围，连政治社会种种大小问题一概都要评论，这话初看起来似乎主张略改语丝的体例，我看实际不然。语丝同人对于政治问题的淡漠，只限于那种肤浅的红脸打进黑脸打出的政治问题，至于那种替政治问题做背景的思想学术言论等等问题还是比别人格外留意的。说得加重一点，倒是语丝同人最热心于谈政治，那种红脸打进做一条评论，黑脸打出再做一条评论的人们才真淡漠于谈政治呢。
所以林先生所云，只是《语丝》内容的扩大，与语丝文体无涉；进一步说，即使连文体也一气扩大了，我还是赞成林先生的提议，因为仍是开首那句话，我们最尊重的是文体的自由，并没有如何规定的。四五十期以来的渐渐形成的文体，只是一种自然的趋势；既是自然的趋势，那么渐渐转移也是无疑。
孙 伏 园 散 文 选 集我想先生的主张一定与我是一样的。先生一定说：那一位爱谈政治，便谈政治好了，那一位爱谈社会，便谈社会好了；至于有些人以为某种文体才合于《语丝》，《语丝》不应登载某种文体，都是无理的误会。我是主张扩大范围的一个人，至少是内容的扩大；可惜的是我近来文思太拙，自从那篇脍炙人口的亲送语丝记以后还没有动过。不过以今天为始，或者要多嚼些舌了，题目还是那篇久悬未作的《代万羽答代快邮》。
十月二十七日，伏园。
原刊《语丝》第五十二期，
§§读书与求学
四十岁以上的人，每把求学叫做读书；这读书，也就是四十岁以下的人所称的求学。(虽然四十岁只是一句含混话，并不极端附和钱玄同先生一过四十岁即须枪毙之说，但是到底隐隐约约有一条鸿沟，横在三五十岁中间的某一年或几年，也是不必讳言的事实。)
理由是：四十岁以上的人，一说到求学，即刻会引起他那囊萤映雪，窗下十年的读书生活，所以他以为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读书以外无求学，要求学惟有读书。而四十岁以下的人，在他们年幼的时候，新教育已经发现了曙光，知道求学不必限于读书，于是轻轻易易的，把年长者认为读书这件事，用求学两个字来代替了。
拿小学校来讲，校内功课共有七八种，国文只占七八种中之一种；国文之中，造句也，缀字也，默写也，问答也，而读书又只占四五种中之一种。中学大学也如此，有试验室，有运动场，有植物园，有音乐会，有各种交际，种种分子凑合而成为所谓求学，读书更是其中的小部分了。
孙 伏 园 散 文 选 集有的前辈先生说：学生只准读书，不准做别的事。试设身处地一想，青年学子要不要怒发冲冠，直骂他为昏庸老朽！因为青年一听见他这句话，立刻就要想到，“然则我们踢一脚球，走一趟校园，拿一支试验管也犯罪了，这还成什么世界！”其实呢，前辈先生口中的所谓读书，有一大部分也无非是求学，不过在他们壮年的时代，读书以外的求学确是少有罢了。
这两个字的关系并不很小。因为专心读书，第一得不到活的知识。凡书上所有，虽假也以为真，反之则虽真也以为假，这是读死书的先生们的普通毛病。第二，身体一定不能健康。所谓求学，是游戏与工作间隔着做的。在游戏的时候，虽然似把所学渐渐的忘去，其实则是渐渐的刻深，凡是学习以后继以游戏的，则其所学必能格外纯熟。读 书 与 求 学因所学纯熟而得到精神上的慰安，因精神上的慰安又影响于身体上的健康。所以专心读书的人决不会有健康的身体的。第三，专心读书的人一定不能在团体中生活。
这第三层最重要，学生到学校里去，不是去读书的，是去求学的，换句话说，就是去学做人的。人是社会的动物，学做人便是学习社会的生活，就是团体的生活。团体生活的要素，如秩序，如提案，如监察，等等，都是非常切要的学问。团体生活要保持平安，第一须遵守秩序。章程法律虽然都是纸片，但潜伏着有莫大的势力，这势力本是团体中的各分子所给与的，却依然管束着团体中的各分子。所以各分子如果有扰乱团体安宁的事实，团体一定会有制止的实权，使秩序永远保持。但是各分子中如有真正不满意于团体进行的方向而想设法改良的，也不是没有方法，这方法就是提案。提案希望大多数的通过，所以有宣传，有各种运动，使大多数人对于现状感着不满，而对于新提案表示同情，于是而有不发一兵一卒而得着的人群的进步。这就是提案的功效。提案既经通过而尚有不奉行的，乃至被发见有违反议决案的行动的，于是有团体中的任何分子负着监察的责任。这种事例，讲起来非常简单，但孔孟之书里是不载的，前几年的教科书里也未必载，一直要到最近的三民教科书里也许会有。但是有什么相干呢？这全在于实地的练习。如果在学校生活时深知球场规则的，出来决不会在各种会场里捣乱，也不至于因一时的私利而起干戈的冲突。十几年来，中华民国的扰攘不出二途，即文人争国会，武人抢地盘是。从前在北京时，朋友间闲扯淡，有人研究这现象的原因在什么地方。我毫不迟疑的答复他，说这是因为国会议员与督军们都没有踢过球的缘故。这句话是顽皮的，意思却是庄重的。那时候的国会议员与督军们，都是旧教育制度下出身，的确一辈子只把读书当做求学，没有受过一毫好好的游戏教育，运动教育，和团体生活的教育。
于今十余年了。情形还是没有十分大变。这次中央全体会议如果开得成，那自然是一天大喜；万一开不成，如果有人来问我，我还是毫不客气的答复他，这是因为中央委员都没有踢过球的缘故。
叫人读书的人现在还是遍地皆是呵！
书是前人经验的帐簿，查阅起来当然可以得到许多东西的，但是前人有的爱上帐，有的爱把帐目记在肚角里，死的时候替他殉了葬。即使前人经验全在书里面，他的一点也只是浅陋的，我们要依着他走过的途径，在实验室里，在运动场里，在博物园里，在实际社会里，一步一步的向前进行。
研求呀，向着学问的大海！书籍只是海边上的一只破船，对于你的造船也许是有参考的用处的，但你却莫规行矩步的照着它仿造，因为这只是前人失败的陈迹，你再也没有模仿的必要了。
再过五十年，我相信，即使是白发老翁，也只有劝人好学，万不会再有人劝人读书了罢。
原刊《贡献》第一卷二期，一九二七年
红叶
因为看红叶，特地跑到绍兴去。上海是春天连蝴蝶也不肯光降的，秋天除了墓地里的法国梧桐呈着枯黄以外，红叶这一样东西从未入梦，更何论实景了。
绍兴是水乡，但与别处的水乡又不同。因为原来是鉴湖，以后长出水田来，所以几百里广袤以内，还留着大湖的痕迹。在这大湖中，船舶是可以行驶无阻的，几乎没有一定的河道，只要不弄错方向，舟行真是左右逢源。
在这样交叉的河道的两旁，我们鉴赏着绍兴的红叶。红叶是各地不同的，我与春苔以刚两位谈论着：绍兴的是桕叶，红叶丛中夹着白色的桕实，有的叶只红半片，余下的半片还是黄绿，加上桕实的白色，是红绿白三色相映了；杭州的是枫叶，是全树通红的，并没有果实等等来冲淡它，除了最高处的经不起严寒变成了灰红色以外；北京人最讲究看红叶，这时我想起老友林宰平先生来了，我们的看红叶完全是他提起兴趣来的，也赖他的指示，知道北京人所谓看红叶完全是看的柿叶。柿叶虽然没有像绍兴桕树那般绿白的衬色，也没有像杭州枫叶那般满树的鲜红，但柿树也有它的特色，就是有与柿叶差不多颜色的柿子陪伴着，使鉴赏者的心中除了感到秋冬的肃杀以外，还感到下一代的柿树将更繁荣的希望。
这时候我不知怎的，突然发生一种悲哀的预感，觉得我们的眼福渐渐缩小了。这不是很明显的事么，我们今年就没有看到京西的红叶？北京的柿子是著名的，虽在大雪的天气，整车的红柿子还推着沿街叫卖，柿子上盖着一层薄雪，因为老年人说吃了可以戒煤毒的，所以大家不怕冻的坦然吃着。而在上海是，要想买一个好好的柿子也得不到。桔子与平果，是有“生基斯德”的，我们不愁没得吃。生基斯德如果不运桔子平果来，我们一定没有桔子平果吃了，柿子就是个好例。十几年前，一到这个时候，不是广东的柑子，福州的蜜桔，浙江的黄岩桔，都要上市了吗？生基斯德一到，这些东西完全销声匿迹了。而柿子更脆弱，简直不等生基斯德到，早已吓得魂不附体，不敢跨入洋场一步了。
于是我们大在绍兴吃柿子。我预料，果子的命运，与民族的命运，也许是有一脉相通的。上海现在已经没有柿子的足迹，绍兴的领域也许只是十年五年的事了，再过五十年，一定只有深山荒谷里还找得着，与台湾的“番席”一样，必有汉人挑了担子从深山荒谷出来，一担柿子换一盒火柴回去，而这担柿子一入洋场，便放进玻璃柜里，上面写着大字广告道：“华柿：新从深山荒谷得来，曾耗去子弹三万粒，步马枪各五千杆，本店店员采办队，尚有十八人负伤住院未愈，除略取医药费外，特别廉价出售，以飨各界士女，每个洋五十元正”云。
孙 伏 园 散 文 选 集岂但柿子的命运如此，衣食住各项的命运无一不如此。你到上海木器铺里去问，他们有没有一件木器，是用完全中国的木料，中国的油漆，中国的铰炼做的？当然没有的。木料是从斐列滨日本运来，漆是一擦便掉的，中国的锁钥无人中意，也只好改用洋锁了。最使你听了惊异的是，如果你一旦驾鹤仙游了，棺材也非斐列滨日本的木材不办，龙游寿木的来源据说早经断绝了。举个最近的例，我们这个贡献杂志的书皮上不是有一条棉线么，在上海各处大小杂货铺里搜求了两三天，竟得不到一根中国的棉线，结果还是用J。P。Coats的。
趁时看看中国的红叶，大概不久也要没有得看了。
原刊《贡献》第一卷二期，一九二七年
绍兴东西
从前听一位云南朋友潘孟琳兄谈及，云南有一种挑贩，挑着两个竹篓子，口头叫着：“卖东西呵！”这种挑贩全是绍兴人，挑里面的东西全是绍兴东西；顾主一部分自然是绍兴旅滇同乡，一部分却是本地人及别处人。所谓绍兴东西就是干菜，笋干，茶叶，腐乳等等。
绍兴有这许多特别食品，绍兴人在家的时候并不觉得，一到旅居外方的时候便一样一样的想起来了；绍兴东西的挑子就是应了这种需要而发生的；我在北京，在武汉，在上海，也常常看见这一类挑子。
解剖起来，所谓绍兴东西有三种特性：第一是干食，第二是腐食，第三是蒸食。
干食不论动植物质，好处在：(1)整年的可以享用这类食品，例如没有笋的时候可以吃笋干，没有黄鱼的时候可以吃白鲞(这字读作“响”，是一个浙东特有的字，别处连认也不认得)；(2)增加一种不同的口味，例如芥菜干和白菜干，完全不是芥菜和白菜的口味，白鲞完全不是黄鱼的口味，虾米完全不是虾仁的口味；(3)增加携带的便利，既少重量，又少面积，既没有水分，又不会腐烂。这便干食的好处。
至于腐食，内容和外表的改变比干食还厉害。爱吃腐食不单是绍兴人为然，别处往往也有一样两样东西是腐了以后吃的，例如法国人爱吃腐了的奶油，北京人爱吃臭豆腐和变蛋(俗曰皮蛋)。但是，绍兴人确比别处人更爱吃腐食。腐乳在绍兴名曰“霉豆腐。”有“红霉豆腐”和“白霉豆腐”之别。白霉豆腐又有臭和不臭两种，臭的曰“臭霉豆腐”，不臭的则有“醉方”和“糟方”，因为都是方形的。此外，千张(一名百叶)也有腐了吃的，曰“霉千张”。笋也腐了吃，曰“霉笋。”菜根也腐了吃，曰“霉菜头”。苋菜的梗也腐了吃，曰“霉苋菜梗”。霉苋菜梗蒸豆腐是妙味的佐饭菜。这便渐渐讲到蒸食的范围里去了。
孙 伏 园 散 文 选 集蒸食也有许多特别的东西。但绝没有别处的讲究，例如荷叶米粉肉的蒸食，和鲫鱼青蛤的蒸食，是各处都有的，但绍兴人往往蒸食青菜豆腐这类粗东西。这里我要请周启明先生原谅，没有得到他的同意，发表了他托我买盐奶的一张便条。即周作人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二日给孙伏园的信，现抄录于下：伏园兄：今有一事奉记，因做豆腐吃，需用盐奶，此间绝不易得，可否乞为在绍兴买些于北来时带下。专此顺颂近安
作人启八月十二日盐奶是一种烧盐的余沥。烧盐的时候，盐汁有点点滴下的，积在柴灰堆里，成为灰白色的煤块样的东西，这便是盐奶。盐奶的味道仍是咸——(盐奶的得名和钟乳石的得名同一道理)——而别具鲜味，最宜于做“豆腐”吃。“”者是捣之搅之之谓。豆腐了之后，加以盐奶，面上或者加些笋末和麻油，在饭锅子里一蒸，是多蒸几次更好，取出食之，便是价廉味美的“豆腐”了。又如干菜蒸肉，是生肉一层，干菜一层，放在碗中蒸的，大约要蒸二十次或十五次，使肉中有干菜味，干菜中也有肉味。此外，用白鲞和鸡共蒸，味道也是无穷，西湖碧梧轩绍酒馆便以这“鲞拼鸡”名于世。
原刊《文艺茶话》第二卷二期，一九三三年
竖鼎
——武训先生像赞
山东堂邑县私立武训中学，因要刊行武训先生纪念册，乃将武训先生遗像及事迹寄我，向我征文。我当初迟疑不敢下笔。因为我觉得用最空洞的文字，来赞扬最切实的人格和事业，是最不相宜的。要赞扬武训先生的人格和事业，最好是照着武训先生的事迹去实行。武训先生在沿路行乞的时候，常做一种名叫“竖鼎”的游戏，给市集上的人们取乐，嘴里唱着“竖一个，一个钱；竖十个，十个钱；竖得多，钱也多，谁说不能修义学？”这时候他的头和双手着地，成鼎的三足；双脚朝天，成鼎的两耳。他这样做一回，得到一个钱。现在堂邑，临清，馆陶，三处义学，都是武训先生用这类切实的方法，一个一个得来的钱办的。试问这样伟大的事迹，还是用一篇文字所能赞扬得了的吗？
用文字来赞扬武训先生的人格和事业是这样的困难，但是用实行去追随武训先生的人格和事业是再容易也没有的了。无论中国或外国，古圣先贤的人格和事业，值得我们用实行去追随的，少说也不下百数。但是我们总觉得有困难似的。这困难，依我看，大约有三个方面；而追随武训先生的人格和事业，这三个方面的困难都是没有的：
第一个困难是需要准备。例如孔丘和墨翟。他们因为有学问上的准备，才可以讲论古今，创立学说；因为有地位上的准备，才可以周游列国，访问诸侯；因为有经济上的准备，才可以不事生产，无忧冻馁。但是这一点最低限度的准备，已经不是人人所能有的了。而追随武训先生，却连这一点最低限度的准备都不需要。你的学问无论怎样浅薄，你的地位无论怎样卑下，你的经济无论怎样困穷；我还相信，你总比武训先生强；所以追随武训先生是不需要准备的。
孙 伏 园 散 文 选 集第二个困难是需要同志。例如孙文和列宁。孙先生复兴中华民族的伟业是人人知道的，列宁的改革俄国也差不多。但是他们的成功都需同志的帮助。有了同志又需要组织，组织不善便发现派别离合，问题自然复杂了。所以这样伟大的人格和事业，是只让人瞻仰崇拜，而不让人追随的。武训先生却是始终一个人。他和两个哥哥分居了，连弟兄的帮助都不需要；他终身不娶，妻室的帮助他更不需要了。他把行善的美名让给别人，却把兴学的责任归给自己。他唱道：“我要饭，你行善，修个义学你看看。”他又唱道：“你们行好，俺代劳，大家帮着修义学。”他需要别人的布施，而行乞的始终只是他一人。所以追随武训先生是不需要同志的。
第三个困难是需要牺牲。例如耶稣和苏格拉底。大多数人往往是愚笨而且残酷的，代表大多数人执行权力的政府当然也和大多数人的意见一样。人格过于伟大，事业过于崇高，为大多数人的理解力所达不到的时候，大多数人的残酷的判断便发生效力，生命的牺牲不得不准备着了。但是每人只有一个生命，谁都爱惜他自己的生命的。以生命殉道，以生命殉信仰，到底都不是平凡的事情，平凡人是学不了的。而武训先生的信仰是教育。教育的力量比什么都大，而教育的手段比什么都和平。天下的母亲都可以放心，天下的妻子也都可以放心，如果你的儿子你的丈夫追随了武训先生，他将来一定可以和武训先生一样寿终正寝，政府所备的一切刑具也都可以封存国家博物院。所以我说追随武训先生是不需要牺牲的。
说是不能用文字赞扬武训先生的了，结果还是落了一篇文字。武训先生能作工，能唱歌，能竖鼎，一个钱一个钱的积起来兴学。我自愧什么都不能，比较容易的还是写几句文字。我这篇文字如果能值一文钱，那么这一文钱送给武训中学，算是我崇拜武训先生，学他竖了一回鼎罢。
原刊《艺风月刊》第二卷三期，
一九三四年三月一日出版。
§§三弟手足
三弟手足：
艺风社的展览会快开了，你叫我写一篇文字来批评你的思想和艺术。这事在一个意义上是容易得很的，因为我无论如何不了解你的思想和艺术，我总可以站在老兄的立场，说几句冒充的内行话，仿佛比谁都懂得。此间晏阳初兄能写大字，笔致刚劲，颜中夹柳。去年河北省县政建设研究院成立于定县，将县政府作为院中四部之一的实验部，晏君任院长，实验部主任霍君兼任县长。晏君督同霍君改革弊政不遗余力，同时县府内外房屋也都修葺一新，晏君即在县府大堂上写《明德新民》匾额一方，大家都说写得不错。碰巧晏君的老兄到了，晏君问他有什么意见，他干脆的答覆“不成！”晏君说“我哥哥也许是真知我者！”我想这样的批评家，我应该还担任得了，一面不必斤斤辩解何以“不成”的理由，一面作家也并不觉得受了批评家的侮辱，原故全在批评家是作家的老兄。
但在另一个意义上。这事却难了：我始终不懂得绘画，而且大家东奔西跑，离多会少，我对于你的思想也像对于你的艺术一般的茫然了。
只是有一点我似乎觉得颇有把握的，抓住了这一点我也许可以说几句话。这便是你的一切和我的一切都有相反的倾向这一点。两弟兄不是往往相像的吗，何以我们会处处有相反的倾向呢？据我的解释，这是有历史的原因的。这原因便是：我是父亲的一切的反动，你是父亲的一切承继。在举例说明以前，我想讲一个小故事来作引子。
孙 伏 园 散 文 选 集父亲不抽烟，我抽烟，你却不抽烟。不抽烟在父亲一生的种种美德中，当然只占极小极小的一部分，现在我且把别的美德搁开不说。在我十五岁，你十一岁的时候，父亲因患喉症去世了。亲友们间或有人说，父亲如果是抽烟的，这个大祸也许可以没有。这种说法里面包含了几分真理，我至今还没有一点把握，但从十五岁起我便存着人必须抽烟的观念了。你也许因为年幼，不十分了解那次大祸对于我们家庭的严重性；也许你不相信那种说法里面包含了相当的真实性：总之你自自然然的承继了父亲的美德而不抽烟了。(你也有过几次抽烟的尝试，但是始终没有成功。)
这不过是一个引子；我下面再举几件较为重要的事例：第一是你的伟大。父亲那种做领袖的才能与魄力，对于事业的热烈与忠诚，对于弱者的同情与对于强者的不屈，无疑地你是全盘的承受了。你最爱帮人家的忙，你最勇于负责任。你会在大雷雨中到野外去画风景，你会不为名利所拘牵而牺牲无数的时间与精力去换取一件兴会所注的小事。这种性情表现在你的艺术上，使你少画静物，少画肖像，少画人体，而使你趋向大自然而成为风景画家，看不起繁荣的枝叶与浓艳的花朵而成为傲霜的菊与伴雪的梅的爱好者。
第二是你的精细。父亲因为身心健全，五官富于明辨的能力，所以乌云蔽日能见星辰，数丈以外能辨步声，事实未发现以前能有几分先知的把握：这些，你也无疑地承受了。你从幼就研究虫，研究花，甚而至于哭泣的时候还研究眼泪的气味，同学中都叫你细磨细琢的春苔。这种性情表现在你的艺术上，使你少用极大的篇幅，少用猛烈和幽暗的色彩，少用粗野与凶辣的笔触，而使你在画面上表现的只是温和的，娇嫩的，古典的空气。
第三是你的认真。父亲一生的操行简直是圣人，不抽烟只是他认真的一端，他不苟言笑，不轻许人，不随便然诺。他一生的嗜好只是栽花，因为他真正的爱花，不是为消闲，也不是为图利。他这种认真的性情你也全盘承受了。你对于朋友，对于事业，对于一切，人人知道你是认真的。这种性情表现在你的艺术上，使你少有想像的拼图，新奇的装饰，和空虚的画材，而使你的作品充分表现真实的描写。
以上这三点，都是父亲所有，你所有，而我所无的。这不是父亲的遗传，厚于你而薄于我；也不是父亲的教育，勤于你而忽于我。这也和抽烟一样，是我自发的对于父亲的性情和行为的反动。我还记得父亲去世以后有许多人叹息：
“一生救人的急难而没有人救他的急难！”
当然一半也只能怪病势加重的迅速，和医治方法的晚出；那时血清注射还没有，人们对于喉症有什么方法呢？但是我却从那时就起始，对于“救人的急难”没有多大兴趣了。
把伟大丢开以后，跟着丢开的便是精细和认真。十五岁没有了父亲，叫我觉得狰狞可怕的是人们的真面目，而和蔼可亲的只是敷衍那些在父亲保护之下的孩儿们的假面具。我不想伟大，因为我觉得我实在太藐小；同时我也不想精细与认真。因为我觉得我实在犯不上和那些狰狞可怕的真面目去精细与认真。幼时的印象给我太深了，所以无论如何我也不会和你一般很像父亲的了。
我从父亲的性习的正面去找，我的性习的反面去找，也许找到了你的思想艺术的一部分。但是偏有人说我们两弟兄的性习极相像，那才怪！
伏园。五月十五日。
原刊《艺风月刊》第二卷六期，
第一个阳历元旦
民国元年的新年，我在绍兴初级师范学校。
阴历十一月十三日的午饭时分，我们的学校得到了消息，说“革命政府今日成立于南京，改用阳历，今日就是阳历的元旦”。
午饭以后，校长周豫材先生召集全校学生谈话，对于阴阳历的区别，及革命政府所以采取阳历的用意略有说明，末后宣布本日下午放假以表庆祝；教务长范爱农先生还补足一句道：“诸位出去，可以逛逛大善寺，开元寺。”
大善寺和开元寺都在绍兴城里，每年元旦，两寺照例市场化了的，游人挨肩擦背，拥挤异常。除了买卖食品和玩具以外，寺的本身可以玩的，在大善寺有大善塔，在开元寺有罗汉堂。你进罗汉堂的时候，如其是左脚先进去的，就从左边一二三四的数过去，右脚先进去时便从右边数过去。罗汉堂里有五百尊罗汉，你只要从左边或右边数到你新年岁数的一尊，例如你新年十八岁便数到第十八尊，你站住看看那尊罗汉是个甚么样子，你便对于你今年的运命的穷通得了一点启示。
第 一 个 阳 历 元 旦大善塔是萧梁天监年间旧物，曾遭火灾，破烂不堪。塔顶上长了大树，群鸟早出晚入，噪声一片。大善寺本在闹市中心，元旦日的大善寺又是市场化了的，所以就在塔下也是游人如织。例如有卖糖的，唱戏说故事，引动多少小孩子，发问：
“你们说这大善塔是从下造上去的呢，还是从上造下来的呢？还是怎样造的呢？”
“从下造上去的。”大部分小孩子这样回答。
“不是！”
“那么从上造下来的！”少数调皮的孩子回答。
“也不是！”
“你说怎样造的呢？你说！”大家都气愤愤的。
“先在地上造好了横放着，然后整条竖起来的！”
“哈哈！哈哈哈哈！”小孩们觉得实在调皮不过他。
元旦的大善寺和开元寺是这样的状况。但是在民国元年阳历的元旦，难道也会有这种状况吗？我们在学校里面，午饭时候才得着消息，一般民众难道也同时得着消息，一得着消息就会到那两个寺里去买卖食物玩具并游逛的吗？我心中这样怀疑，但少年脚步不值钱，说话间就同二三同学到两寺走了一转失望着回来了。
“天下那来这样容易事！到明年的元旦，那时全国已实行了一年的阳历，开元寺大善寺一定也改在阳历元旦热闹了！”我那时自己觉得是老大哥，比谁也懂得人情世故，老实不客气的预约了一年之期，同时以为这种失望是完全无益的。范教务长何尝不知道，不过他也和大善塔下的卖饧者一样，和我们小孩子调一下子皮罢了。
转瞬第二十五个元旦又到了。那时自以为老大哥的，用二十五年的经验证明起来，无非是一个真正的小孩子！同时事实告诉我，大善寺和开元寺，二十五年如一日，丝毫不会错误的，依然在阴历元旦热闹。真正小孩子的头发已经花白了，个人的从少到老，由社会的立场看来，真不过是一瞬！也许再过一个二十五年，两个二十五年，小孩子已经由衰老而化为尘土了，大善寺和开元寺依然在阴历元旦热闹。
原刊《宇宙风》第八期，
§§辛亥革命时代的青年服饰
新世纪的曙光照临中国，也和它首先照临欧美一样，把前时代青年服饰上五光十色的刺绣、织锦、镂花等等一扫而尽；代替的不是灰、便是白、或是黑、总之是人们都把他手边的一具分光镜收起，心甘情愿的暂时做一下色盲了。
辛亥革命以前十年，我自己十岁上下，也就是庚子拳乱前后，我清清楚楚的记得，那时的青年是包裹在何等五光十色的锦绣之中：杏黄湖绉的长袍、天青宁绸的马褂、雪青杭纺的汗巾、葵绿或枣红挖花三套云头的粉底鞋、再加上甚么套裤、扎脚带、摺纸扇、眼镜袋、瓜皮小帽缀上宝石、——用现在的眼光来看，真不知道他要干么！自然这些色彩和材料，是我随口说的，但我相信这是个一般的例，并不是个极端的例。男青年如此，女青年更甚。
庚子以后渐渐的不同了。庚子到辛亥这十来年，中国青年们的服饰，一天一天的由红绿变成黑白。先从头上看：搽油的渐渐少了；发梢附着大帚各色或黑色丝线的也少了，只代以一条短短的黑色丝绳，那时叫作“混八股”；头发有的渐渐的往里剃去，把长头发只留圆圆的一小块，作今日德俄式光头的准备，有的蓄着极长极厚的刘海发，把平常应剃的一部分完全盖起，往往整年的不剃发，作今日英法式分头的准备；时髦的，或在日本的学校上学的，大抵把长发也剪了，剪了以后便谈不到甚么头发上的装饰了。
其次是全身的服饰。先讨论质料，从前或绸或绉或缎，这时完全不用了。最普通的是蓝竹布长袍、黑呢马褂，斜纹布直脚裤、白线织袜、黑羽缎面单红皮底鞋。这些材料全是外国货，那时青年的爱国思想并不表现在提倡国货上。当前的问题是如何推翻异民族的统治权，辛亥革命以后的五族共和学说还没有萌芽。一切外国的东西都是好东西，这一类思想正在这时开头；所以全身服饰尽是外国货，在青年们也丝毫不觉得可羞。
辛 亥 革 命 时 代 的 青 年 服 饰回想起那一身服装来，有几点是立刻会想到的。
那时的长袍一面承前辈的余绪，一面仿西洋的外衣，大抵长度过膝半尺，既简便，亦美观。今月我国忽有若干纨公子，既耻效西洋男子的立领便服和翻领便服，却偏爱西洋女子的垂地长袍，影响唯恐不速，对于三十年前的前辈青年实在应该愧死。冯玉祥先生近有长袍应戳去一尺之提议，我对于这些堕落青年所提倡的垂地长袍且有甚深的恶感。此其一。
那时青年对于小褂和裤子问题，并有多少考虑，裤子由绑脚改为直脚，小半模仿西洋，大半取其省事。这个问题至今没有解决。今日衣服铺里有大批的西式小褂(衬衣)发卖，青年取其价廉，大抵服用，但与旧日习惯大不相同，于是产生了所谓“西衣中服法”，——把衬衣拖在裤子外面！衬衣虽廉，袖扣必须买舶来品，太不值得。而直脚裤毕竟在西洋也有许多人讨厌，骑马乘车，均特有设备，我们实在没有模仿的必要。我以为至少长袍之内，绝对须服中式衬衣，裤子也必须绑脚，我们今日应比那时青年更简便彻底些。此其二。
那时我们有双重国难：国在他人手中而又遭难，好像家宅被强人占据而火灾忽起，主人却站在街上着急。那时主人的一身服饰则如上面所举。现在强人虽去，火灾更甚，那么主人为便于救火起见，应该有甚么样的服饰最合式呢？有志的青年实在值得考虑一下。这便是我最后一点感想了。
原刊《越风半月刊》第一卷二十期，
吃粽子
——呈疑古玄同先生
疑古玄同先生在《新青年》上著论，以为凡四十岁以上的人都可以枪毙的了，那时胡适之先生同他订约，说“到你四十岁生日，我将赠你一首新诗，题曰手枪。”这件事，在爱讲故事的人看来，可以借端引出另一件故事。
革命未成以先，蔡孑民先生有一位老朋友薛朗轩先生，他和蔡先生打赌：“革命是一定不会成功的；如果成功，我情愿输给你一个头。”民国初元，蔡先生辞官回籍，薛先生战战兢兢的同他谈了几句天，出去便告人说，“真险呀！蔡先生说‘旧事我们不必重提了’，这明明是向我索头的意思！”
胡先生的《手枪》诗未必能打死钱先生。但是钱先生到四十岁而竟不自枪毙，显与他前数年的主张矛盾了。胡先生乃用“以子之枪，贺子之生”的办法，只要钱先生不像薛先生一样，把赠诗认为“这明明是向我索命的意思”，那么这个办法倒是有些幽默的。
上面我说了这许多“钱先生”，论理应该向疑古玄同先生道歉，因为他早在《废话的废话》里宣告，他已经不姓钱了。我们也可以说，钱先生虽尚未到不惑之年，却已自己执行了枪毙，现在世界上只有一个呱呱堕地的疑古玄同先生，而没有常被人误认为姓田的钱玄同先生了。——虽然疑古先生也说，如果有些“吃方肉”的先生们硬要派他姓钱，他也自然没法；所以他说“疑古玄同”是学问的，艺术的，趣味的，而“钱玄同”是“方肉的”。
随着疑古玄同先生的呱呱堕地而来，仿佛怡红公子之有通灵玉似的，疑古先生有他的一项新主张，就是“端午吃月饼，中秋吃粽子。”自然，他有新主张只要主张着好了，断不会自定这样的标语的。我应该附带声明：也和胡先生赠他手枪诗一样，这标语是沈尹默先生给他的赠品。
疑古先生有许多主张为新少年们所不易了解吃 粽 子的，例如对于阴阳历的问题和对于满清与民国的问题。新少年们是这样想：阳历，不成问题，是民国的正朔，阴历却渐渐就要被忘却了；民国，自然刻刻有危险，但那是外来的暴力，内部的复辟之类大抵是不曾发生的了，即使发生也是顷刻之间可以平定的了。而疑古先生是亲见旧思想之猖獗和新民国之缔造的人，所以阳历元旦一定要贺年，对于遗老一定要称民国为我朝，这种行动固然可给旧人物以许多不快，而在新少年看了却反要惊异的。同样，他在公园里散步，如果一看而知大体都是现代人，那便照常的散步就是了，如果忽然来一个弯腰曲背的，而又自以为有维持纲常名教的责任的老年人，那他非立刻挺胸突肚，开正步走，以表示其为新民国的少年不可。他如果真是新民国的少年，对于这种旧事物，旧思想，旧制度，一定都忽略过了，而疑古先生却比什么人都看得清楚，一方面可以见他究竟还是旧时代末梢的人物，一方面也可以见他更是新时代缔造的急先锋了。
疑古先生所致力的学问是再专门不过的，与人生日用可以说是绝少关系，但在这学问中也要表示他那极端的思想。他在最近的将来，大抵要发表他研究龟甲与钟鼎的结果了，但他已经说过，那本书用白话做是不消说，但一定是排印的，洋纸的，横行的，毛边的，而且由他那新近所主张的杂糅的文体，——就是文言也要，白话也要，外国文也要，典丽的字眼也要，秽亵的字眼也要，总而言之是他所谓“粤若稽古王八蛋，奉天承运放狗屁”的文体的。还有，他的藏书中，如有宋元明板书，或清朝精印的善本书，一定打上一个橡皮图章，刻着俗不可耐的“玄同”两个字，而考古学家马叔平教授所刻的图章一定打在洋装的新书上；对于后者，他说，好图章应该打在好书上，对于前者，他却说，用现代人通用的橡皮图章打在古书上是表示他看得起古书的意思。
他时时刻刻防备旧势力的发展，时时刻刻担心新势力之薄弱，所以他的目标几乎完全是对付旧势力的，最先的一步功夫就是把旧训成俗所早经安排妥当了的东西压根儿捣乱，这就完成了沈先生送他的标语“端午吃月饼，中秋吃粽子。”
今天是疑古先生吃粽子的日子，他本来预定在本刊上有一篇文章的，题目是《吃粽子》；不幸他忽然手痛，不能执笔，这个好题目便留给了我，但我拿了好题目却做不出好文章，所以只能“以夫子之粽子还献夫子。”
刊《京报副刊》第二八七号，
重阳
今日何日？不是旧历的重阳节么？
朋友，你一看完这句话，你便知道伏园是个什么样的人了。中华民国行了阳历十四年，还有提笔不忘旧历的记者，这不是怪事？朋友且别怪，伏园原是这一路的人。
去年旧历八月十五，他曾代二○二四年的后生小子立言，对于一百年前的某先哲有了小小的不敬。甲先哲是称中华民国为“我朝”的，乙先哲是在革命未成以前自署“悠悠我思”的，他们在民三民四复古潮流正盛的时候，约定在阳历元旦大散其贺年帖子，而于旧历新年默然不准一提“新禧”等等字样，“象煞没有介事！”
所谓复古潮流，至今还留着许多痕迹。近数年来的中国衣服款式，不是时行宽博么？时髦的少年，暑天不是手执长柄的摺扇么？头上戴着的，不是常见有一顶缎纱小帽么？帽顶上不是还有一颗红线的结子么？脚上登着的，不是有一种双梁布底的缎面鞋子么？凡是这样打扮着的人，不是见人决不肯脱帽，也决不肯鞠躬，却非拱手不可的么？名片不是一定要用红纸单片的么？书铺子里不是滥印旧籍，不顾他的内容，专务他的不是时行的装束，以迎合这班人的心理么？开口不是总要讲几句孙文黄兴的坏话，说中国革命的成功只是幸获的，他们无非是些捣乱鬼，一见袁世凯便骇的魂不附体的么？不是自己刚过了二旬大庆，便要大骂四五十岁的老青年为“少不更事”的么？腰不肯即弯，背不肯即屈，少年不是每引为奇耻大辱，非一时三刻弯之屈之便不快于心的么？不是称阴历一定要写“夏正”，而不肯用旧历废历阴历等字样，以别于阳历之为“夷正”么？——诸如此类，有的是，有的是！现在社会上真的还留着许多痕迹，我们要去找寻，决不像古生物学家找寻古生物化石的那样困难。
这是万不可以磨灭的，对于上述这些人的医治与拯救，甲先哲与乙先哲一定无形中尽了不少的力。不消说，对于教出这些人来的父兄师长孙 伏 园 散 文 选 集们，打击自然更大了。
但是二十一世纪的后生小子们到底对于两公有了小小的不敬。他们以为这种举动只有当时而没有永久价值的。一种旧习惯的废除，除了它的本身自有废除的理由以外，还夹着当代革新派人们憎恨旧习惯的感情作用。一到事过情迁以后，旧习惯依然赢得旧习惯的自身价值，复活的希望是再也没有的了，那时回过头去看看，在爱好古旧东西的赏玩与研究的人们，自有他的无穷趣味，一般人一时不易领会的。例如鸦片，在通行的时候真是可恨极了，即使私藏一分一厘也该处罚；但是一旦禁烟事业完成，人们了解吸食鸦片的毒害以后，鸦片的本身是药材这一点价值也渐渐恢复，不象通行吸食时的可恨了。又如皇帝，在专制政体之下是何等可恨的东西，不但现在，恐怕世界上还有皇帝一天，这种憎恨也便赓续一天。但是一旦世界上的皇帝除灭完了的时候，这件玩艺儿放在童话里是何等重要，何等有味的东西呵！
二○二四年的后生小子的意见是如是。但是伏园不想抵赖，他一方代二○二四年的后生小子立言，一方他的意见也以为即在今日，对于这种旧时令节，已大可不必“像煞没有介事”了。
重阳我们应该喝酒。平日一点没有事，却大碗喝酒，大声猜拳者，应该受禁酒条例的处罚。禁酒条例，节日不但理应废除，并且还应增加奖励节日饮酒的附则。下酒品我们不妨用螃蟹。螃蟹是极美的物品，也是极危险的物品。报上不是常常登载着因食蟹而害病乃至送命的新闻么？这个理由是容易明白的：第一，螃蟹的身体太屈折，小动物容易寄生，我们大动物因而不容易洗刷。第二，它的构造太不类，人们是喜欢用嘴去吃它，不愿意用心去想它。它的背甲里面，有着一块“六角板”，鲁迅先生在《论雷锋塔之倒掉》文中所谓法海和尚的住所。这是蟹的内脏，一不小心把它嚼破了，法海和尚便会把你当作白蛇女士的使者，给你种种危险与不安。底下还有一扇腹甲。当买蟹的时候，蟹商每欲生生的揭开腹甲，大声说“您瞧！红不红？”这时候可怜的被“验红”者，十脚同时使劲爬动，叫人看着很是肉麻，情愿立刻答应“的确新鲜得很！”在这个腹甲的当中，有一条黑色的污物，也是我们的注意力应当常到的处所。此外便是两个大螫，这是古来多少诗人画家的好材料，但也确有极美的滋味。因为是美味，所以用绒毛严密的保护着，不知径路的人们便吃了它的苦。绒毛最是藏垢纳污的处所，如不仔细的洗刷干净，这里比背甲腹甲更容易叫人害病。因为它的身体较为复杂，所以非略有知识的人不好着手。而北京的所谓上流阶级，大抵是懒惰成性，连打电话也要先嘱听差叫来了然后去接，无论从什么地方初到北京的人看着都诧异，谁肯亲自出来做这类琐屑的事呢？所以我要说到的三个理由，是不肯自己动手。因为不肯自己动手而害病，而送命，都是该的。要知既美又有刺的玫瑰花应该小心的摘，既美又有危险性的螃蟹应该小心的吃的呵。
重阳我们应该登高。人们太喜欢城市了，大半自然因为人与人的关系，一切事都得到城市中去办。但过令节，尤其象重阳节有登高之遗风的，我们决不可以放过。陶然亭太不值得一登了，这应该让给身体衰弱的臭名士，他们的能力早已不配登什么高了，他们的脑筋中也早已没有什么风雅了，他们不过逢到这个日子吃一顿照例的酒肉，做几韵照例的没有灵魂又没有词藻的旧诗。中华民族的新生子，应该另找登高的处所，不把他们的“登低”放在眼里。
重阳我们还应该赏菊。赏菊本来只要有钱，有兴味，人人都可以买几盆去赏。北京的花匠手艺较好，因为结枝的关系，往往一枝上可以开各色的大花几十朵。北京人的特别人生观是一个“暂”字，今天不能算定明天是不是还在北京，所以花草也可以与家具一样，整套儿向花房租赁。但这种赏菊并不是我所谓的重阳的赏菊。重阳是大家的，所以菊花应该放在大家看得见的地方。北海公园，中央公园，京兆公园，城南公园，都应该有菊花会。会中陈列的菊花，都得经艺术家的指导，排成美而整洁的式样。啊，我记起从前总统府的菊花来了。大概是因为总统府罢，所以花匠格外拿出好手段，扎成种种不同的花样，尤其是居仁堂一带。
刊《京报副刊》第三○九号，一九二五年
§§考古与吊阴
吾县土匪，掳人勒赎，谓之吊羊，或吊阳(羊阳同音)，即北人之所谓绑票。倘富人夙居城市中，或其他人烟稠密之地；或由乡避而之城市中，或其他人烟稠密之地；则土匪吊阳之手段，不可得而逞。于是有一绝妙之方法，即邮寄类似哀的美敦书者于富人家，云将掘其在乡之祖若考之坟墓，以相恫吓。如馈以金，则止；否则实行掘墓。此之谓吊阴。
考古为研究艺术之举；吊阴乃残忍不法之事；二者混为一谈，讵非不伦不类？曰：否！考古与吊阴，直二而一，一而二耳。谓予不信，请举例以明之：近苏俄考古兼探险队，在蒙古发掘古墓(见十三日京报)；埃及考古队，在图拉河岸发掘古墓(见十四日京报）：至于其他考古队如是者，层见叠出，报不绝书，是非吊阴乎，掘墓之残忍不法，只足为狠毒的土匪吊阴之能事：不意考古队，亦以此为考古之能事也！如谓藉掘墓方可发见古物，而便考研；则发掘某代某人之古墓，而指墓中物为某代之古董，极易事耳。则人人可得而为考古家，又何需乎考古队，何贵乎考古家？因是而名考古队之考古，为土匪之吊阴，非苛论，亦非怪论。十四，十一，十四夕，于四老胡同。
伏园敬按：我藉龙云先生的来稿而知南方土匪有所谓吊阳吊阴种种手段，实在感谢。但是我们最应感谢的还不在此。因龙云先生的意见而令我想起这种意见实际代表全国的大多数人，使我有附带说话的机会与必要，那是我最应该感谢龙先生的了。中国的坟墓，历来就是禁止发掘的，历来也就是自由发掘的，不过这个自由权专给与帝王与强盗两种阶级。帝王是泄愤，强盗是盗宝，其为掘坟是一样的，其为无与于考古也是一样的。考古的掘坟是近世科学发达以后的事。我是新闻记者，自然照例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似乎有些知道，对于这种专门的学问我并不想多说话。不过我敢担保，考古的掘坟与吊阴是完全不相干的。我们现在所应该赶紧提倡的，考古的掘孙 伏 园 散 文 选 集坟就是极重要的一件。我们生而为中国人，对于中国古代的饮食，起居，衣服，以及一切风俗习惯，简直谁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观念。不必古代，只要一谈到明朝的衣服，问题便百出了。我前年在曲阜的衍圣公府里，看见明朝衍圣公的衣服，据导者云是清朝定鼎以后服制既改当时衍圣公便把日常所用的衣服完全保藏起来的。颜色真是鲜艳极了，万不防三百年来竟不会褪色。但是式样，却与现在我们在旧戏中所见平常人以为是明朝旧服者不同，与我家中所藏祖先遗像之衣明朝朝服者也不同，而与我们平常在明朝陵墓前所见的翁仲的衣服也不同。这并不是那一样真那一样伪，其实是缺乏系统的研究，其中有官阶，年代，等等不同而异其颜色与式样。从此小事，可以推知我们如果要编一部有系统的中国服装史，材料的缺乏实在是一个极大的问题。这除了发掘以外没有别法。中国并不是没有人发掘，发掘来也并不是完全毁弃了。洛阳山陕一带，几乎常年驻有北京各大古董铺的特派员，一旦有什么东西出土，各古董铺的特派员便个个突出了眼睛，伸手抓得一部分他能力所及的古董到京报帐，然后那洋鬼子呀，中国鬼子呀，便七手八脚的争相购买。说句真心话，倒是洋鬼子买去，或者在文化上有一点补益，可怜他把辛辛苦苦购得的东西，或者自己研究，发为文章，或者捐给博物馆，给别人赏玩。在他们那种平安的社会里，这种东西大抵是百不失一的。但在中国鬼子购去的一部分呢，红脸下台而红脸的子女玉帛古玩字画全被黑脸蹂躏践踏，黑脸下台而黑脸的子女玉帛古玩字画全被红脸蹂躏践踏。在这种兵匪遍地的中国内部，一碗苦饭尚且吃不安稳，谁还有保存古物的心思。所以古物出土，被中国人自己购得的一部分，总算是完全毁了，即不全毁也迟早总要全毁的。而我们若一追问，这种东西怎么会出土的？那么谁也可以答复，这是乡人耕地无意发见的。其实天下那有这许多无意的事，还不是就地痞棍串同兵匪，先行规定了分赃的办法然后干出来的么？最可痛心的是，他们有什么见识，他们有什么方法，他们有什么良心！他们一见到东西便乱抓一阵，不管那是有关风俗，那是有关文化，只知道那是可以销洋庄，那是可以销本庄。这样的发掘(就是龙云先生所谓吊阴)如果不从速防止，而代以考古的发掘，那么，发掘到底还是要发掘的，不过将来左右不是中国人自己而是懂得科学方法的洋人罢了。这种考古的发掘如果提倡起来，恐怕对于无论什么学问都有裨益的。例如琉璃厂古董铺里放着的泥人儿，你看那使女的模样，有一部分陕西出土的，脸儿都是胖胖的。有许多研究的人，便以为那是合于唐朝有一时代的女性美的标准。你知道杨贵妃是胖的，但不知道先有以胖为美的时尚而后杨贵妃成为美人呢，还是杨贵妃为美人然后凡胖似杨贵妃者都为美人呢。这样小小的一点，便可供研究女性美者以资料。其余饮食起居衣服的制度不必说了。总而言之，二十四史是一部地面上的历史，还有一部比它更重要，更精确，更复杂的二十四史在地下呢。对于书籍的真伪，文字的考订，学说的厘定，不知还要有多少防不胜防的供献。现在我们第一要求中国赶紧平安，不要起内争；第二要求中国人赶紧去掉考古的掘坟就等于吊阴的陈旧思想；第三要求大家都有研究学问的兴趣。那么不过迟早些，我所说的地下二十四史，总有一天全部实现，取地上二十四史而代之的。那时我们也可以请世界考古家来共同研究，也可以说我们发掘出来的东西便属于全世界的所有，不必见某国某国的发掘队之东来而愤愤了，但在此刻却非实行提倡国人自己出来发掘不可。十一月十六日。
刊《京报副刊》第三三一号，一九二五年
金未伯集序
陈大令气喘吁吁的回家，走进自己的书房，拉开平日坐着习字写信的那一把藤椅，故意远离一点他的书案似的，拿起一只水烟袋来便坐下了。他平常不大喜欢吸烟卷，觉得这东西最易叫人“上火”；友朋间用这东西敬客，他自然不好意思拒绝，至于居家，尤其是心中有事的时候，则以为吸水烟最相宜。他一边括火柴，燃纸煤，吸着水烟；一边双眼有意无意的瞪着墙上的一副对联：“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
“这种事情确没有经过，可是难也真难。”他心里想。
陈大令在清朝末年曾以“能员”受上峰知遇，所以至今无论当面或背后，仍常有人叫他陈大令，不大提起他的名号。只是辛亥“鼎革”以后二十余年来，虽然间或得到一点差事，赋闲的时候总是很多，心中怀着满腔的不得意。这回应二爷让他办理刊行《金未伯集》的事，在他本来当作一件平常差事干的，既不图名，也不为利，至多办理完成以后，应二爷感激之余，说不定给他介绍一件名利双收的差事。
这应二爷是金未伯的老友，富有资财，也有社会地位，常想着做一件名山之业。他自己既没有甚么著作可以行世，那么替已故老友金未伯先生刻一部集子，在他确是再相宜也没有的了。只是陈大令却连金未伯三个字也不大熟悉，金未伯到底有多少文字可以收进集子里他更茫然。转了几个弯子，才找到金未伯的另一老友黄教授，他不但知道金未伯先生生前曾于何年何月发表何种著作，现在何处可以找到，就连未曾发表的，原稿现存何处，他也大概知道。他是一位博通今古的学者，生平无嗜好，学问便是他的嗜好。他连家庭生活也几乎没有，除了子女的教育和职业，大体上有所主张以外，他自己便寄居在一个学术机关里，过他的学术生活，很难得回到家里去，和黄夫人见一回面。
陈大令万幸找到了这位黄教授，才算打破了第一个难关。
《金未伯集》的式样这才决定了。章太炎先生的《章氏丛书》和《续编》是木刻的，王静庵先生的《王忠悫公遗书》是排印兼石印的，黄教授决定《金未伯集》用后一种式样。至于材料，有的宜购买，有的可索取，有的必须借钞，也都由黄教授指点陈大令一一办理了。有的连借钞也困难的，碰巧黄教授爱藏孤本书，居然在黄教授的书架上找到。
金未伯先生的生活是相当复杂的；他不是单纯的学者，有时是思想家，政治家，革命家；有时是学者，政客，文人的混合体。这种因情感而常变的生活，甲时期和乙时期矛盾，乙时期又和丙时期冲突，在本人生前也许引起许多不谅解的批评，在文集上遗留给后人的却只是富丽和斑驳，足以增加学人的爱好。黄教授对《金未伯集》和对亡友金未伯先生个人，这种旁采博访唯恐失漏的方法是妥当的，而在浅见的亲属和偏狭的门徒却有了所谓“先生的晚节问题”：于是某篇宜删，某篇可改，某篇没有存留的必要，议论蜂起了。
孙 伏 园 散 文 选 集陈大令奔走各方，说到唇焦舌敝，才算打破了第二难关。
《金未伯集》大致就绪，题签当然应二爷是推不掉的，序文黄教授应当有一篇，还有一篇依黄教授的意思最好是请周先生作。周先生是当今元老，学界重镇，许多书籍都以求得周公一序为荣。而在《金未伯集》尤为适当，因为金先生的老友多已作古，仅存的若干位每以金先生生活的变动而影响到友谊，只有周先生当初和金先生同为革命党，金先生去世以前尚和周先生共事，所以周先生为之料理身后，是唯一谅解金先生的人。黄教授函请作序以后，周先生也覆函答应了。于是陈大令把这一切报告应二爷。应二爷听了不消说是欣然色喜。
这是半月以前的事。不料半月来问题又严重化了。这便是陈大令今天吸着水烟，默对“事非经过不知难”出神的原因。
陈大令今天先晤见应二爷。应二爷对他说最近晋京去来。京中友人闻《金未伯集》将次刊成，自然欣慰。只有一位魏博生，却于欣慰之余，对周先生作序表示不满。应二爷热心作名山之业，本来希望面面俱到，不料最近魏先生因向周先生有所求而未遂，不免怨望，万一《金未伯集》出世竟得罪了魏先生，在应二爷岂非很觉不值。陈大令得到消息以后，即刻去和黄教授商量，黄教授态度十分坚决，以为如果周先生的序文被拒，那么他自己的一篇序文也只好抽去，同时两篇序文必将在他处发表，并说明所以被拒的原因。于是陈大令使尽前清能员应付事情的一切本领，先求黄教授，再求应二爷，向双方说定：周先生序文如果寄到，一准照刊；万一不寄到，暂不用函电催促。陈大令这才回到家中吸水烟。
陈太太知道丈夫心中有事，不敢到书房来和他攀谈，只是偷偷的看着他一个一个的换纸煤。她对小孩们摆手，叫他们不要做声，她知道陈大令心中有事的时候是常常会迁怒的。正在这万籁俱寂的当儿，陈太太忽然听见外面门环子响，有人问“陈先生在家吗？”陈太太出去一看，是常替黄教授送信来的校役，便答应他“在家”。校役招呼一下陈太太以后说：“黄先生要回片，因为里面是要紧公事。”陈太太这才敢到书房里将黄教授的来信交给陈大令，陈大令一边取一张名片给太太，一边拆看来信，谁知原来就是周先生的《金未伯集序》，黄教授只在边上用红墨水写一行字道“周先生序文已到，请照原议付刊。”
陈大令叹一口气，心想大概不会再有第四个难关了罢。
刊《潇湘涟漪》第二卷五期，一九三六年
§§博野行
定县是一片平原，境内连土堆般的小山也没有，就有也只是几个小山般的土堆。河流大小虽有几条，毛病却在太浅。所以山不高，水不深，恰好造成了一片平原的两大特征。
在这一片平原的上面，罩着半圆米色的云天。秋叶还没有落尽，柳树梢头缀着一撮一撮嫩黄的枯叶。如果心头没有刚过三个月的炎暑做着背景，一个人从半空中掉下来，对着这些嫩黄的柳叶，谁敢断定而今准是初冬不是初春！昔人咏残月诗有云：“荣落何相似，初终却一般。”因为残月是很像新月的。其实残月和新月还容易分辨，借这两句诗来形容柳树的新叶和枯叶是再适切也没有了。
但从半圆米色的云天里，竟飞下一阵阵的粉片来。这初雪真是叫人认识初冬的旁证，叫人不为荣落相似初终一般的柳叶所迷惑的警告，叫人即刻回忆三月以前的炎暑而对于初冬存着一腔渴望的征兆。而领略这旁证，接受这警告，观察这征兆的，就是从定县出发，车马结成一小队，缓缓在田间行进，向博野县作八十里小旅行的我们。
我们这一小队的基本队员一共是五个人，连着赶车的和管马的却是十个人。十个人当中，只有我和菊农是南方籍，我们俩恰好同坐一辆轿车。
孙 伏 园 散 文 选 集“你怕晕不怕？我想坐外面！”我在上车的时候先和菊农这样商量着。我是受过轿车的教训的。
“你以为坐里面会晕吗？那么我坐里面好了，你跨辕儿。”十岁上下到北方的他，和二十岁上下到北方的我，在这里便明明的显着不同了。
我们一路鉴赏风景，讨论人事，批评上下古今。我跨着辕儿，虽然口舌和在家里一般活跃，身体的其他部分是能不动便不动的；而我们的哲学家在车里面，却甚么也能操作，只差没带一副笔砚来伏案著书。一会儿拿出烟匣儿来了，我们一人各取一枝；一会儿打开水果筐来，取出平果细细的去皮了，我们一人又各得半枚。我深恐他的头碰着车壁，他的刀削着手指，而他则行所无事，膝上还摆着一本《雍正剑侠图》一目十行的看去。人人知道瞿菊农是以一个少壮哲学家投身平民教育运动，他于哲学书无所不窥，他于平民教育有甚多贡献，但是除了极熟的朋友，谁也不知道他有爱看武侠小说的癖好，他的床头小书架上尽是一元美金一本的侦探小说。就在旅行的时候，他也忘不了《雍正侠剑图》一类书籍。
一个是自然，一个是拘束；一个是活泼，一个是僵弱；除了北方化的浅深以外，一个是懂得生活的人，一个却不了解甚么叫及时行乐：这便是我们的一组两个人的写照。此外的三个人，霍六丁是一位孔武有胆的县长，正如我们放着马不骑却老坐在车中一样，他总是老骑在马上却让车空着。他的名言是：“一个人总是要骑马的，那有放着马不练的道理！”这话说得我们不能不技痒了。菊农的坐车技术固然高出我万倍，论到马术我们俩却是伯仲之间：我们的办法是让空车慢慢的在马前走，替我们关着大门，以为我们的马决不会舍了车路往两边跑的。但是不知甚么时候进来的，大概我们太不留心罢，我们这位热心提携后进(当然是马术上的后进，若论年龄，他比我们年青得多)的县长，竟在我们的车马之间发现了。他的第一步工作是把我们的车偷偷的轰开，就是说把我们的大门打开了；因为有他的马在前面，一方面又因为我们骑在马上也许有些战战兢兢，竟没有注意到这件门户开放政策之实施。于是他的第二步工作紧接着来了：不提防的在他自己的马后一鞭，即刻把马头拉向车路以外；这时我们才觉悟，不但霍六丁取得了我们的领导权；霍六丁的马也取得了我们的马的领导权；于是霍六丁的意志直接影响于他的马，间接影响于我们的马，更间接影响于我们；欲罢不能四个字的意义这时候我们才彻底明白了。小时学秋千，后来学游泳，都曾有过这种经验；被名师点授确有特别痛快之处，何况六丁不仅是名师而且是导生：他自己以身作则，常常勇猛得滚下马来，眼镜掉了即刻捡起，一身灰土并不就掸，说得迟那时快，一跃身就上了马，狠狠的策上几鞭，如飞一般的又前进了。
河南百泉乡村师范李校长崇武是六丁的好友，碰巧他到定县来参观，我们邀他同上博野。还有一位是平教会首批下乡的老同志李景汉。景汉是幽默家，人家找到他的时候他是幽默，人家不找到他的时候他只是默。他的马术在水平线上，他的乘车更是如在平地；我们一上了路，第一个不见了的便是他；他甚么也不求人，同时还有他那社会调查的性习，何必挤在大队里头有说有笑，反把他的工作耽误了？这个“默”字不但解作不听见他的话，而且解作不看见他的人！崇武更武了，初冬季节他患着重伤风，身上有热度，但是年龄他最少，名实都推他最武。我们至多不过骑马乘车兼有而已，他于骑马乘车之后，还要贾余勇，穿着皮袍走道，替车夫鞭骡子，徒步十余里，出大汗一身，以疗重伤风。
一直到了大辛庄，我们五个人才相聚。大辛庄在定县往博野的中途。从定县城内到博野的北杨村，中经十四个村落：大涨村，小深河，西建阳，东建阳，北齐，北旺，大辛庄，小东庄，八村属定县；王稳，建安，两村属望都；西佛落，东佛落，西伯章，东伯章，四村属安国。大辛村在定县的边境，旁边的小东庄是小极的了；因为是中途，所以最适宜于打尖。再往前行，只有西伯章是比大辛庄还要富庶多多的村落，那儿离北杨村已近，没有打尖的必要了。在打尖的时候，六丁做了许多工作，他和村人相处如一家人，他能了解的苦乐，村人也能对他陈述自己的苦乐。我则在旁赏鉴这县长，这百姓，替他们照了好些相。等到经过西伯章的时候，我们一心希望早到北杨村，虽然市上挂着“满汉茶食，八宝糟糕”的金字招牌，房屋建造的皇富丽也不是久处定县的我们所能想像，总引不起我们二次打尖的兴味了。
北杨村的四存中学是我们的目的地，我们在那里过了两宿。张校长桐轩是一位现代化的颜习斋先生，我们钦慕多年，一见便同老友。他的新教育方案在四存中学试行已到第二年的中途，成绩显然是超卓的。他把整日二十四小时均分为三节，八小时堂内教育，八小时堂外教育，八小时睡眠，所谓三八制。堂内教育的特点在将“教学合而为一，讲习同时并进”，每一课程需时八十分，此外别无自修，这就是所谓段制。堂外教育连种地，磨面，买菜，烧饭，守夜，受军事训练等等都在内，总之除堂内教育及睡眠以外，凡生活所必需的一切，无不规定程序由学生动手操作，学校以内无一工人。我们从外面来的，宛如住在一个大家庭里，也如住在一个大营盘里。张校长陪我们谈天到夜间十时以后了，忽然听见守卫在窗外警告，问我们为何还不熄灯。张校长代我们要求延长十分钟，并对我们说，这不是特别优待我们，而是校中的通例，教员因改文课，也有要求延长到二十分的。午夜二时我们又起来参观守卫，见学生在房顶上的霜风凛冽中向校长致敬；未睡以前我们往教员室作普通拜访，中途也被学生叫住问口令；和第二天张校长请我们在操场对全校学生讲演时的整齐严肃的情况；这许多印象直到归途中我们大家还深深的留着，我想就到了十年以后也是不会磨灭的。
二十二年旧稿，二十五年续成。
刊《潇湘涟漪》第二卷七期，一九三六年
十月一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