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按照极端谨慎、严格公正和适度的仁慈准则办事的人可以说是一个具有完美的道德的人，但是仅只是彻底了解这些准则并不足以能使他按照它们行事。他的激情很容易误导他，有时驱使他、引诱他去违背他在清醒和冷静时所赞成的所有准则。如是没有最完美的自我控制的支持，对那些准则的最彻底的了解也常不足以使他能尽到自己的职责。
古代的一些最好的道德学家似乎曾经把这些激情分成不同的两类：第一类是要求作出相当大的自我控制的努力才能抑制片刻的激情；第二类是容易抑制片刻，甚或一段短的时间，但是由于它们不断的和几乎不中断的诱惑，在人的一生中很容易把人导入歧途的激情。
恐惧和愤怒与某些和它们相混或有关的激情构成了第一类，贪图安逸、享乐、喜爱赞扬和其他许多满足个人私利的激情构成了第二类。过度的恐惧和狂怒常常是要抑制片刻都十分困难。贪图安逸、享乐、喜爱赞扬和满足个人私利通常抑制片刻，甚或一段短的时期是容易的，但是由于它们不断地诱惑常常把我们导入许多日后我们都有许多理由为其感到羞愧的误区。前一类激情可以说是常常驱使我们背离自己的职责；后一类则可以说是引诱我们背离我们的职责。上面提到过的古代道德学家把对前一类激情的控制，称做刚毅男子气概和毅力，把对后一类激情的控制称做节制、庄重、谦虚和温和。
对上述两类激情中的每一类的控制与来自其效用的美无关，与其能使我们在所有情况下按照谨慎、公正的恰到好处的仁慈的指示行事无关，它有其自身的美，似乎因为其自身的原因就应该受到一定程度的尊敬和赞美。在前一种情况下，这种努力所表现出的力量和崇高激起了某种程度的尊敬和赞美；在后一种情况下，则是那种努力所表现出的一致性、均等性和不懈的坚定性激起了尊敬和赞美。
一个处于危险和磨难之中、接近死亡的人能够保持其固有的平静，不说出一句与最无偏袒的旁观者的感情不完全相符的话，也不做一个与其不相符的手势，他必然能够受到最高的赞美。如果他是为了自由和正义的事业，为了人类和对其祖国的热爱而受苦受难，那么对他所遭受的痛苦的最亲切的同情，对迫害他的人的不公人们所怀的最强烈的义愤，对他的善良的意图所抱的最温暖的具有同情心的感激，对他的功劳的最深切的认识——所有这一切都会把自己与对他们的宽宏大量的赞美融合在一起，结合在一起，并且常时把这种情感燃烧成最热烈的甚至狂热的崇敬。人们怀着最深厚的情感所怀念的古往今来的英雄们，有许多都是为了真理、自由和正义的事业而牺牲在绞架上，而且他们在绞架上表现出了与他们的品格相称的自在与尊严。如果苏格拉底的敌人们能让他在其木床上平静地死去，那么那个伟大哲学家的光荣也许就不可能获得他迄今所具有的使人眼花缭乱的光芒。当我们观看弗图和霍布雷肯雕刻的杰出人物的头像时，我想，没有一个人不会不感到雕刻在那些最杰出的头像底下，在托马斯·莫尔先生、富利·罗索、西德尼等头像下面的那把斧子——斩首的标记——给那些附加有这个标记的人物添加了一种真实的尊严和情趣，这种尊严和情趣远胜他们有时佩戴的无用的纹章所能带给他们的尊严和情趣。
这种高尚的行为不只是给清白无辜和具有高尚道德的人们的品质增添了光彩，它甚至使人对最重大的罪犯的那些品质也予以某种程度的敬意。当一个强盗或抢劫犯被带上绞架时，当他在绞架上表现得体面而坚定时，虽然我们完全赞成对他的惩罚，但我们常时不得不为一个具有如此高尚的气质的人竟然会犯下如此下贱的罪恶而感到遗憾。
战争是一个获得和履行这种高尚行为的大学校。死亡，如同我们常说的那样，是恐怖之王。一个战胜了对死亡的恐惧的人在面临其他任何自然灾难时都不会丧失理智。在战争中人们逐渐熟悉了死亡，因而他必然也就不会再有意志薄弱和没有经历过死亡的人们对它所抱有的那种迷信的恐惧。他们把死亡仅仅是视做生命的丧失，就如同生命可以是愿望的对象一样，死亡不过是厌恶的对象。同时他们也从经验中懂得许多看似很大的危险有时并不真是它们显得的那么可怕，而且只要勇敢、主动和不惊慌失措他就常时可以从最初看来无望逃脱的困境中体面地解脱出来。从而对死亡的惧怕大大地减少，而从死亡中逃脱的信心或希望大大增加。他们学会了勇敢地面对危险，他们不再那么害怕逃脱不出去，当他们处于危难之中时也不那么易于丧失理智。正是对危险和死亡的这种习惯性的蔑视使得当兵的职业崇高了起来，并且在人类的自然领悟中赋予这种职业一种高于其他任何职业的地位和尊严。在他们为国家服役的期间他们熟练地和成功地履行其职责似乎构成了在所有时代人们喜爱的英雄的品质中最卓越的特征。
伟大的战功，尽管在取得时与正义的所有原则相违背，而且缺乏对人道的尊重，但有时却会引起我们的兴趣，为那些赢得那个战功的人博得某种程度的某种尊敬。我们怀着某种崇敬和钦佩阅读着一些最不可取的人的历史，因为他们在追逐最罪恶的目的时经受了比一般历史课程所描述的更大的艰难苦楚，克服了更大的困难，遭遇了更大的危险。
对愤怒的控制在许多场合显得与控制惧怕同样的高尚和崇高。恰当地表现正当的义愤构成了古今雄辩中许多最辉煌和最值得赞美的篇章。古希腊德狄摩杼尼痛斥马其顿国王菲力普二世的演说，古罗马西塞罗控告喀提林克徒的演说，它们的全部美就在于表达这种激情时所表现出的恰到好处的高尚。但是这种正当的义愤并不是别的，只不过是被控制了的，而且调节到了公正的旁观者所能理解和接受的程度的愤怒。超过了这个限度的怒气冲天大吵大闹的怒气总是可憎和令人不快的，而且使我们感兴趣的不是那个发怒的人，而是他发怒的对象。在许多场合宽恕所表现出的高尚显得还高于完全得体的愤恨。当冒犯的一方已经作出了适当的认错时，或者即使没有这种认错，当公共的利益要求不共戴天的敌人也应联合起来以履行某种重要的职责时，那个能够不计前嫌而满怀信任和热情地对待曾经严重地伤害过他的人看来最值得我们的钦佩。
然而，对愤怒的控制并不总是能表现得如此绚丽。惧怕与愤怒相反，而且常常是抑制愤怒的动机，在这种情况下动机的卑鄙也就冲掉了这种抑制的一切崇高性。愤怒怂恿人们攻击对方，而纵容它有时似乎表现出了某种勇气和无所畏惧。然而，纵容愤怒有时是爱虚荣的表现，而纵容惧怕却从来不是爱虚荣。爱好虚荣和软弱的人在他们的下级或不敢反对他们的人中间常常装得十分慷慨激昂，而且自以为他们这样做显示出了他们所谓的气魄。一个暴徒可以讲出许多有关他自己的横蛮无理的故事，而且那些都不是真实的，他以为因此他至少可以使人感到可怕，如果不是更加可亲和可敬的话。现代的风尚由于鼓励决斗，可以说在某些情况下是怂恿个人报仇，而且在当今它因惧怕而使得抑制愤怒变得比它本来的更为可鄙。在对惧怕的控制中总是有某种尊严的东西，不论这种控制是以什么样的动机为基础。而对发怒的控制则不是这样的了。除非这种控制是完全建立在体面、尊严和适当的基础上，否则它永远也不会是完全令人愉快的。
按照谨慎、正义和恰当的仁慈的命令行事，在没有什么诱惑要求我们去相反地做的场合，似乎并没有什么大的功劳。但是处在最危险和最困难的境地中冷静行事，不顾引诱我们去违反正义的准则可能获得的最大的利益，也不顾我们不去违反这些准则可能遭受的重大伤害，绝不容许我们生性的仁慈由于个别可能曾经受过我们的仁慈的人的狠毒和忘恩负义而受到抑制或挫折，仍然虔诚地奉行正义的准则是最高贵的智慧和高尚道德的品质。自我控制不仅本身是一种伟大的美德，而且所有其他美德的光辉似乎也都是渊源于它。
对恐惧的控制，对怒气的控制都是伟大和高尚的力量。当它们听从正义和仁慈时，它们不仅是伟大的美德，而且增加了其他那些美德的光华。虽然，它们有时可能是受到极其不同的动机的驱使，而且在这种场合虽然它们仍然是伟大和可敬的，它们却可能是极端危险的力量。最无畏的勇猛可能被用于最不正义的事。在巨大的挑衅中，表面的心平气和有时可能掩盖着最坚决和最残忍的复仇的决心。进行这种掩饰所必须的精神力量虽然总是而且必然要受到虚伪的卑鄙所玷污，却常时受到许多对此不持鄙视的看法的人的高度的赞扬。梅迪契家族的凯瑟琳的这种掩饰常时受到学识渊博的历史学家达维拉的赞颂，迪格比勋爵以及其后的布里斯托尔伯爵的掩饰受到了严肃、认真的克拉伦登勋爵的赞颂，沙夫茨伯里家最老的伯爵阿斯雷的掩饰受到了有见识的洛克先生的赞颂。甚至西塞罗似乎也把这种欺诈的品质虽不视做最高贵的品质，但却把它视做一种适合于某种灵活性的生活方式的品质。他认为不管怎样总的来讲，这种掩饰可能还是令人愉快和受人尊敬的。他以荷马的尤利西斯、雅典的地来斯托克利、斯巴达的莱山得以及罗马的马库斯·克拉苏等人的品质作为例子。阴暗而隐藏得很深的这种欺骗通常都出现在国内动乱的时期，处于党派的暴力斗争和内战的时期。当法律在很大程度上变得不起作用的时候，当清白无辜的人本身不能保障自身的安全时，自卫会迫使较大部分的人去求助于各种手法表面上迎合当时得势的政党。这种虚伪的品质也常常伴有最冷静和最坚决的勇气。恰当地运用那种虚伪就必须要以那种勇气为先决条件，宛如死亡通常是检测的某种结果。它也可以毫无偏袒地用来扩大或缩小敌对派别间的强烈的敌意，因为正是那些敌意使得人们有必要去装出那种虚伪。它虽然有时可能是有用的，至少它同样易于成为极端有害的。
对强烈和狂暴程度较轻的一些激情的控制看来就远没有那样易于被滥用来为有害的目的服务了。节制、体面、谦虚和温和总是可爱的，而且不可能用于任何不好的用途。正是由于坚持不懈地比较从容地运用了自我控制，可爱的美德纯洁，令人尊敬的美德勤劳和俭节，它们都从那里获得了伴随它们的朴素的光彩。那些满足于在私人的和平生活中谦卑小径上行走的人，他们的行为从同一原则获得了属于它的大部分的美和魅力。这种美和魅力虽然远不那么光彩夺目，但它却与英雄、政治家或立法家的更加壮丽的行为所伴随的美和魅力同样令人可爱。
在对有关自我控制的性质这个问题的几个不同方面作了上述论述之后，我认为已没有必要再对那些美德作任何进一步的讨论了。现在我只讲述适度的临界点，即一个公正的旁观者对任何激情表示赞同的程度，它因激情不同而不同。某些激情的过度没有不足那么令人不快，这类激情的适度的临界点似乎处于高位，可以说它更靠近过度，而不是更靠近不足；而有些激情的不足又没有过度那么令人不快，而这类激情的临界点似乎处于低位，可以说它是更靠近不足，而不是更靠近过度。前者是旁观者最倾向于同情的，而后者则是旁观者最不倾向于同情的。前者是这样一些激情，对它们的直接感受或感觉令当事人感到愉快。后者则是这样一些激情，对它们的感受或感觉使当事人感到不快。可以得出这样一条一般准则，那就是旁观者最倾向于同情的，而且由于上述原因，其适度的临界点可能处于高位的激情，它们使直接感受或感觉的当事人多少感到一点愉快；相反，旁观者最不倾向于同情，而且由于上述原因其适度的临界点可以说是处于低位的激情，它们使直接感受或感觉的当事人多少感到不快，甚或痛苦。据我所能作出的观察，还没有发现过一个例外的例子。随便举少数几个例子就可以充分说明它，并显示其正确。
那些倾向于把社会中的人团结起来的感情：仁慈、仁爱、自然感情、友谊、尊敬有时都可能过分。不过，即使这种倾向有些过度也使人变得为每个人所喜欢。我们虽然责备这种过分，我们仍然对它抱以同情，甚至抱以仁爱，而从来不会对它怀有厌恶。我们更多的是为它感到抱歉，而不是愤怒。对于那个人本身来说，甚至放纵这样的感情在许多场合都不仅是令人愉快的，而且是一种极大的快乐。诚然，在有些场合，特别是这种过分的感情用在一些极不值得的对象的身上时，这种情况也常有，它会使当事人面临十分尴尬和苦恼的境地。不过，即或是在这类场合一个心地善良的人也会对他表示最深切的同情，而对那些对他的软弱和轻率装出一副鄙视的样子的人感到极大的气愤。相反，缺少这种倾向，即所谓铁石心肠，当它使人对别人的感受和痛苦麻木不仁时，它使别人对他同样麻木不仁，而且通过把他排斥在世人的友谊之外，也就把他排斥在社会上所有的乐趣中最美好和最舒适的乐事之外了。
那些倾向于把人们相互驱散以及好像是倾向于打破人类社会的束缚的感情：怒气、仇恨、妒忌、恶意、报复——相反它们的过分比不足更易使人感到不快。这种过分使人在自己的思想上变得肮脏和可怜，并且使他成为别人憎恨，有时甚至是恐惧的对象。这种感情的不足却反而很少受到过埋怨。不过，它可能是一种缺陷。因为缺乏正当的义愤是男子气概中最可怕的一个缺陷，而且在许多场合它使一个人没有保护自己或他的朋友免遭侮辱和侵害的能力。不过义愤这一本性也可能是有缺陷的。如果是过度了和用在了不适当的地方也会构成可恶和可憎的妒忌。妒忌是一种用怀有恶意的厌恶来看待别人的优势的激情，哪怕是他们确实是有资格拥有那种优势。不过，一个在重大的事情上顺从地容忍没有资格享有某种优势的人凌驾于自己之上，或居于自己之前的人通常被公正的谴责为没有骨气的小人。这种软弱通常起源于怠惰，有时是源于善良的天性，源于不爱争斗，不爱奔波和求人，而有时也源于对宽宏大量的某种误解，以为宽大总是能够蔑视他当时所蔑视的利益，所以就轻易地放弃了它。不过，这种软弱通常总是会带来许多的遗憾和悔恨。而且开始时所表现的某种宽宏大量常常在末尾时变成了极为恶毒的妒忌，变成了对那种优势的仇恨；而那些一旦获得了那种优势的人由于环境既然使他们获得了它，常常也就真正地变成了有资格享有了它。为了在这个世上舒舒服服地生活，在任何场合都必须像捍卫我们的生命和财产一样捍卫我们的尊严和地位。
我们对个人危险和灾难的敏感就像对个人遭遇挑衅的敏感一样常容易由于其过分而不是不足而犯错误。没有什么品质比胆小鬼的品质更可鄙的了，也没有什么品质比一个敢于无所畏惧面对死亡，在最可怕的险境中能够保持镇静和沉着的人的品质更值得赞美的了。我们尊敬以男子气概和坚强忍受疼痛甚至折磨的人，我们不能尊重在疼痛和折磨面前失魂落魄，听任自己无用的叫喊和妇人气的恸哭的人。对每一个细小的不正当事件感到特别敏感的烦躁不安的脾性可使一个人自身变得可怜，而且惹人生气。不为日常生活中的任何小小的伤害或不幸事件所干扰的冷静的脾性在侵袭世界的自然的和道德上的邪恶中，能做到心中有数，而且甘愿承受一切痛苦，这对那个具有这种脾性的人本人是一种幸福，同时也给他的所有伙伴一种轻松自在和安全感。
不过，我们对我们自己所受的伤害和我们自己的不幸的敏感虽然通常是很强烈，但同样也可以是很微弱。一个对其自身的不幸感觉很迟钝的人，必然对别人的不幸总是更加迟钝，而且更不热心去缓解别人的痛苦。一个对其自身所遭受的伤害不抱什么怨恨的人必然对别人所遭受的伤害也总是更少放在心上，因而也就更不大会乐意去保护他们或为他们报仇了。对人类生活中的大事全然麻木不仁，必然会熄灭构成美德的精髓的我们对自身行为的得体所持有的强烈而诚挚的关切。当我们对自身的行为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漠不关心的时候，我们就会根本不操心我们自身行为的得体与否。一个能感受到他所遭受到的灾难的全部不幸的人，一个能感受到对他所施的不公的全部卑鄙，而又更加强烈地感受到他的人格的尊严对其自身的要求的人，一个不听任自己由其所处境地可能自然激发的任性的激情所摆布，而根据居住在其内心的那个半神半人的命令和许可的节制了的和纠正了的情绪来控制其全部活动和行为的人——才是真正具有高尚道德的人，才是热爱、敬重和钦佩的真正的和恰当的对象。麻木不仁和那种高尚的坚定，那种植根于尊严和适度的崇高的自我控制远不是全然相同的东西，后者的功劳在许多情况下根据前者所占的比重的大小可能完全被勾销。
虽然，对于个人所受的伤害，个人的危险和不幸完全缺乏一点敏感在这类情况下会把自我控制的全部功劳一笔勾销，不过，敏感很容易变得过于敏锐，而且常常是如此。当适度感，当内心那位法官的权威能够控制这个极度的敏感力时，那个权威无疑地必然显得非常高尚和伟大。但是要做到这种控制可能是非常费力的，它可能要做的是太多太多了。一个人通过巨大的努力可以行为举止表现得十分完美。但是这两种天性之间的竞赛，内部的争斗可能过于激烈不可能全然与内心的平静和幸福保持一致。造物主赋予了这种过于敏锐的敏感性，而且其过于活跃的感受又还没有完全被早期的教育和适当的磨练所弄钝和变得麻木的聪明人将在职责和体面许可的范围内回避他不完全能适应的境况。虚弱和娇嫩的体格使人对疼痛、艰苦和多种肉体上的痛苦过于敏感，这种人不应该不负责任地去从事军人的职业。一个对于伤害过于敏感的人不应轻率地从事派系的斗争，虽然他的体面感应该是强大得足以控制所有上述情感，但内心的平静必然总是要在这种斗争中遭到破坏，在这种混乱中判断力总是不可能保持其平常的敏锐和精确。虽然他可能总是想要使行为得体，他却可能常是行为轻率而鲁莽，以致使他在今后的生活中要永远为之感到羞愧。一定的勇猛、一定的坚强的神经和坚实的体格，不论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对进行巨大的自我控制无疑是最好的准备。
虽然战争和派系斗争是把每个人塑造成性格坚强和坚贞不屈的最好的学校，虽然它们是医治一个人相反的弱点的最好的药物；然而，如果考验的日子在他完全学完他的课程之前来到了，在那个药物还未来得及产生适当的效果之前来到了，其结果可能就不会是令人愉快的了。
我们对人类生活中的欢快、娱乐和享受的敏感同样可以因其过度或不足而做错事。不过，这两者的过分看来要比不足还是令人愉快一点。对于旁观者和当事人来说，对欢乐的强烈喜好肯定比对娱乐和消遣的冷漠更讨人喜欢。我们陶醉于青年时期的欢乐，甚至童年的嬉戏，但是我们常常很快就会对伴随老年而来的那种单调而无味的庄重感到厌倦。诚然，当这个喜好没有适度感的抑制，当它与时间和地点，与当事人的年龄或处境不相适应时，当它得到放纵，当事人就会忘却自己的利益或职责时，这时这个喜好就会被正确地指责为对个人和社会都是有些过分和有害的了。不过，在绝大部分的这类场合人们指责的主要的不是对欢乐的强烈的喜好，而是对适度感和责任感的不强。一个年轻人对适合于其年龄的消遣和娱乐不感兴趣，整天谈论的只是他的书本或工作，就会被人认为刻板和迂腐而为人所厌恶。而且我们也不会因为他不放纵自己（因为他对那些消遣似乎本来就没有什么爱好）而称赞他。
自我评价的本性可以是很高，同样也可以是很低。高估自己是如此地令人愉快，而低估自己又是如此地令人不快。对一个人来说，毫无疑问某种程度的过高估计自己必然要比任何程度的过低估计自己要令人愉快得多。但是对那个公正的旁观者来说，他就可能认为事情正好相反；对他来说估计偏低必然总是比偏高来得令人愉快些。而在我们的同伴们中，毫无疑问我们更多抱怨的是他们对自己的估计偏高了，而不是偏低了。当他们自认为高于我们，或者把自己摆在我们的上面，这时他们的自我评价就伤害了我们的自我评价。我们的自尊心和虚荣心就会怂恿我们去指责他们的自尊心和虚荣心，这时我们就再也不可能是他们行为的公正的旁观者。不过，当这些伙伴们容忍任何一个第三者装模作样自认为他比他们具有某种实际上他并不具有的优势时，这时我们就不仅会责备他们并且常时还会把他们当做卑鄙的小人而加以鄙视。相反，当他们与其他人在一起时自己拼命往前挤，并爬上一个我们认为与其功劳不相称的高位时，我们虽然不完全赞同他们的行为，但总的来说，我们常时还是高兴的；而且在不存在妒忌的场合，我们对于他们所感到的不快通常总要大大地小于如果他们容忍自己下降到他们应有的正当地位以下时，我们所感到的那种不快。
在评估我们的功绩和评判我们的品质与行为方面存在着两种我们必然要与之相比的不同的标准。一种是一个十分得体和完美的标准，它是我们每个人都能理解的一种观念。一种是世人通常可以达到的、接近的那个观念的标准，也是我们大部分的朋友、伙伴和我们的对手和竞争者可能实际上已经达到的那个标准。在评判我们自己时，我们通常（我甚至要说，我们从来就是）多少要考虑到这两个不同的标准。但是不同的人，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期对这两种标准所给予的关注却是非常不同的。因而有时主要考虑的是这一个，时而又是那一个。
当我们对照第一项标准时，即使是我们中最聪明和最优秀的人物在其自身的品质和行为中看到的也只会是弱点和不完善之处，找不出什么可以骄傲自大和自以为是的理由，相反而只会发现许多需要我们谦虚、遗憾和懊悔的地方。当我们对照第二项标准时，我们可能一会儿受到这种影响一会儿受到另一种影响，忽儿感觉到我们自己确实高于与之相比的标准，忽儿感觉到我们自己确实低于与之相比的标准。
一个聪明和具有高尚道德的人把他们的主要关注投放在第一项标准的十分得体和完美的概念上。每个人的头脑中都存在着一个这种概念，它是从长期对自己和别人的品质和行为的观察中逐渐形成的。它是我们心中的那个伟大的半神半人，我们行为的伟大法官和仲裁所进行的缓慢、渐进而又不断取得进展的工作。根据每个人的感受力的细腻和敏锐的程度（因为那些观察是用那种感受力来进行的），同时也根据在进行那些观察时每个人所投入的关切和注意力，每个人在自己的头脑中都或多或少准确地描绘出了这个概念，或多或少正确地描绘出了它的色彩，或多或少并且准确地想像出了它的轮廓。在聪明和具有高尚道德的人身上那些观察是用最敏锐和最细腻的敏感完成的，而且在进行观察的过程中也是全神贯注的。每天都有某一特征得到改进，每天都有某一瑕疵得到改正。他比其他的人对这个概念研究得更多，他对这个概念理解得更清晰，他对它形成了一个正确得多的形象，同时也对其高雅和非凡的美迷恋得更深。他尽其所能竭力使其自身的品质与那个完美的原型相似。他仿佛在临摹一个非凡的画家的作品，然而那幅作品是不可能临摹得一模一样的。他感觉他虽然尽了最大的努力却没有获得完全的成功，而且他伤心和苦恼地发现在许多的特征上凡人的版本都远不如那个神的原著。他满怀忧虑和羞辱回忆起由于疏忽大意，由于缺乏判断和心情不好经常在言行上、行为和谈话中违反了完全得体的绝对准则，远远地偏离了他想使自己的品质和行为仿效的那个模式。这样，当他把他们的关注倾注在第二项标准时，倾注在他的朋友们和伙伴们通常所达到那种卓越的程度时，确实他可能感到自己具有一种优越感。不过，由于他的主要的关注一直是倾注在第一项标准上，他在通过与前一标准的对照上所感到的自卑必然远远超过在与后一标准对照时所能感受到的喜悦和得意。因而，他从来也没扬扬得意，傲慢地看不起甚至确实是低于他的人。他是如此深刻地感觉到自己的不完美，他是如此深刻地了解要达到他远没有达到的完美的困难；因而他不能鄙视还远不如他完美的人。他从不侮辱他们的卑下，而是抱着一种最宽容的同情来看待他们的卑下，而且时刻总想以自己的劝告和榜样促进他们的进一步的完善。如果在某一方面他们偶尔胜过了他，（因为谁能够如此完美以致在许多方面都不会有许多人胜过自己呢？）他决不去妒忌他们的长处，他知道要超过是何等的困难，他尊重和尊敬他们的过人之处，并充分给它以应有的赞许。总而言之，这一切都给他的心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全部行为和举止清晰地留下了真诚的谦虚的品质的烙印，对自己的长处有一个非常谦虚的评价，同时对别人的长处有一个充分的认识。
在所有文学艺术领域，在绘画、诗歌、音乐、辩论和哲学里伟大的艺术家总是对自己最好的作品还感到不完善，他比任何人都更加意识到它们与他理想中的完美还相差多远，虽然他尽其所能地模仿，但他却怎么也达不到那个高度。只有次等的艺术家才总是完全满足于自己的成绩，他根本就没有理想的完美的概念。关于它他甚至想都很少想过，他把自己的作品主要是拿去与其他的，也许还是更低一级的艺术家的作品去比较。法国伟大诗人布瓦洛（他的某些作品也许毫不逊色于同类的最伟大的诗人的作品，不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最伟大诗人的作品）常说，没有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对自己的作品曾经感到是完全满意的。他的熟人桑托伊尔（一位写拉丁诗的作家，他就根据自己写的一些中学生水平的诗歌而把自己幻想成为一个诗人）向他保证说，他总是对自己的作品感到完全满意。布瓦洛用一种也许是狡黠和模棱两可的话回答说，那他肯定是曾经如此满意的惟一的诗人。布瓦洛在评判自己的作品时，他总是把它们与他的理想的完美的标准相比较。我想那个理想的完美的标准是他在诗歌这个领域里沉思了许久构思出来的，而且构思得尽可能的清晰。我想桑托伊尔在评判自己的作品时主要是在与他同时代的拉丁诗人的作品相比较，而他肯定比他们其中的大部分还要高明许多。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要使整个一生的行为和谈吐都能够与那个理想的完美保持某种程度的相似肯定要比制作一件与任何一种有独创性的艺术作品完全相似的东西还要困难得多。艺术家坐下来从事创作时，要不受干扰，安闲自在，充分调动和回忆他的全部技巧、经验和知识。聪明人在健康和生病时，在成功和失败时，在困乏和昏昏欲睡的怠惰中和在最清醒的时刻一样，都必须使其行为保持得体。困难和灾祸的突然降临和袭击都不应使他感到惊讶，他人的不义之举决不应激发起他也不义，派系斗争的暴力冲突决不应该使他惊惶失措，战争的艰苦和危险决不应使他沮丧而丧胆。
在那些在评估自己的长处，评价自己的品质和行为把主要注意力放在第二项标准上，放在别人通常达到的卓越的那种一般程度上的人们中间有些他们确实而且是正确地感到他们大大地超过了那项标准，而且每一个聪明和公正的旁观者也都承认他们确实是如此。不过，这些人的注意力经常主要不是放在理想的完美的标准上，而是放在一般完美的标准上。他们通常感觉不到他们自身的弱点和不完美之处，他们没有谦虚，他们通常是自负、傲慢和专横。他们喜欢赞美自己，而瞧不起别人。虽然他们的品质远不够好，他们的功绩远不如具有真实和谦虚的美德的人，但是建立在他们过分的自我欣赏的基础上的妄自尊大常常能迷惑不少群众，甚至迷惑不少比群众要高许多的人。民间和宗教界的那些最无知的庸医和骗子们经常取得令人惊异的成功就足以证明群众是多么容易被他们的那些极其夸张和毫无根据的自我吹嘘所蒙骗。但是当那些自我吹嘘还得到了某种真实和可靠的事迹的高度支持时，当它们展现出夸耀所能赋予它们的全部光彩时，当它们受到地位很高而且具有权势的人的支持时，当它们表演得非常成功并因此而博得群众的大声喝彩时，甚至具有清醒的判断力的人也常时禁不住要跟着去赞叹几句。那些愚蠢的喝彩声的喧哗常常使他的理解力发生错乱，因此，当他只是在一定的距离看见那些伟大的人物时，他常时会禁不住怀着诚挚的钦佩崇拜他们，甚至比他们崇拜自己所表现的钦佩还要更加强烈。如果在这种场合不存在妒忌，我们都会乐于表示钦佩，并因此在我们的想像中自然而然地倾向于把在许多方面非常值得钦佩的那些品质变成了在各方面的完美无缺。也许，那些伟大人物的过度的自我欣赏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也被那些对他们相当熟悉的聪明人所看透，他们偷偷地嘲笑那些被站在远处的群众常时怀着的崇敬、几乎是崇拜的心所看待的崇高的自我吹嘘。不过，在各个朝代曾经获得了最噪的名声，最远的名誉的人中的绝大多数都是这类角色。而且他们的名声和名誉也常时还遗传到最远的后代。
没有一定程度的过度的自我欣赏就很难在人世间获得伟大成就，取得对人类情感和意见支配的伟大权威。最杰出的人物，完成了最辉煌的壮举的人，在人类的处境和思想上带来了最大变革的人，最成功的军事家，最伟大的政治家和立法家，拥有人数最多和最成功的宗派和政党的能言善辩的创始人和领袖们，他们中的许多人之所以出名主要并不是由于他们伟大的功绩，而是由于与其伟大功绩全然不成比例的自以为是和自我欣赏。也许，这种自以为是为了怂恿他们去从事一个比较有清醒的头脑的人从来也不会想到要去从事的事情，同时为了博得他们的追随者们的屈从和顺从从而支持他们是完全必要的。因此，当他们获得成功时，这种自以为是常把他们引入几乎近于疯狂和愚蠢的虚荣。亚历山大一世不仅曾经希望别人把他当做上帝，而且至少也非常倾向于把自己幻想成上帝。在临终时，极其荒谬地要求他的朋友们把他的老母奥林匹亚同样也光荣地列入众神的可敬的名单之中（他自己早已被列入那个名单）。在他的追随者和门徒们可敬的赞美声中，在公众的普遍喝彩声中，神谕宣布他为最大的智者，苏格拉底式的伟大贤人。虽然神谕不容许他把自己想像为上帝，但其威力仍不足以阻止他幻想他曾从某个看不见的神那里偷偷地经常获得启示。恺撒的健全的头脑也还清醒不到完全足以阻止他自认为是维纳斯女神家谱中的一员并以此而自喜，而且在这个被自称做曾祖母的神殿前，恺撒在接待罗马元老院时没有起身。罗马元老院是一个著名的机构，那次罗马元老院前来是呈递授予他最尊贵的荣誉的法令。这种傲慢再加上某些几乎是孩子气的虚荣的行为——其幼稚的程度简直是使人一下子无法理解——看来加剧了公众的不满，从而使得想行刺他的人的胆量更大了，加速了他们的密谋的实施。现代的宗教和风俗并不鼓励他们把自己想像为神或者先知。不过，成功再加上公众的爱戴常常使他们中最伟大的一些人头脑发热，以致使得他们认为确实具有他们实际上并不具有的那么大的重要性和能力。而且由于这种自以为是常使他们陷入许多轻率有时甚至是毁灭性的冒险。几乎是马尔伯勒大公所特有的一个特点，那就是没有哪一个将军能够吹嘘的连续十年的辉煌战功都未曾冲昏他的头脑，而做出一件轻率的举动，说出一句轻率的话。我认为后世的任何一位伟大战将都没有具备他那种稳健的冷静和自我控制能力。尤金王子、普鲁士已故的国王、伟大的孔代亲王，甚至古斯塔夫二世也都不曾具有。蒂雷纳似乎是最接近的一个，但是他一生中所办理的几件不同事件却充分说明他的为人远没有马尔伯勒大公那么完美。
在谦卑的私人生活规划中和在对高位的野心勃勃和妄自尊大的追求中，伟大的才能和事业的成功在开始时常常鼓励人们去从事最终必然导致破产和毁灭的冒险。
每个公正的旁观者对那些勇敢的、宽宏大量和思想高尚的人的真正的功绩的尊敬和钦佩，都是由于一种正确的和有根据的情感，所以它是一种稳固的和长久的情感，因而它全然不取决于他们的运命的好坏。而旁观者对于他们的过高的自我评价和妄自尊大所抱有的钦佩之情就完全不同了。当他们有成就的时候，他常时完全被他们所征服和为之倾倒，成功遮住了他的眼睛不仅使他看不到他们事业中的极大的轻率，而且也看不到他们事业中的极大的不义。于是他不但没有责备他们品质中这个有缺陷的部分，反而怀着最热烈的钦佩看待这一缺陷。然而，当他们不走运的时候，事情就改变了它们的颜色和名字。从前被视做英雄式的宽宏大量重新恢复了其正当的名称极端草率和愚蠢；从前隐藏在成功的光环下的贪婪的不义的黑暗部分现在全部暴露了出来，并且抹去了他们事业的全部光彩。如果恺撒不是赢得了，而是失去了法萨卢斯那场战役，那么现时社会认为他的人格只比喀提林要略高一些，而且连最软弱的人都会比用当时一个党徒具有的全部敌意来看待他的意图把他描绘得更加黑暗，而且认为他的事业是反对其本国的法律。他的真正的功绩，他的高尚的情趣，文笔的朴实和高雅，雄辩的得体，他的作战的技巧，对付不幸的策略，对危险冷静而沉着的判断，对朋友的忠诚，对敌人的前无古人的宽厚，所有这些都将会得到人们的公认。就像喀提林（他曾经有许多伟大的品质）的真正的功绩在今天仍受到人们的公认一样，但是他的妄想攫取一切的野心所表示的傲慢和不义则将那个真正的功绩的全部光荣涂上了黑色并全然抹了去。运气在这一点上就像在前面提到过的某些方面一样对人类的道德情感有着伟大的影响。而且根据它的好坏，能够使同一个人（同一品质）成为人们普遍爱戴和钦佩的对象，或者普遍憎恨和鄙视的对象。不过，我们道德情感中的这种伟大的混乱无序绝非全然没有用处。在这种场合，就像在许多其他场合一样，甚至在人类的软弱和愚蠢上我们同样可以赞美上帝的明智。我们对成功的钦佩是建立在我们对财富和高贵的尊重的同一天性的基础上的，而且也是为建立社会的等级和秩序所同样必要的。这种对成功的钦佩教育了我们，使我们能够比较容易地去服从那些在人类事物发展的过程中比我们强和高明的人，他们可能是教育我们怀着尊敬，甚至是一种敬爱之情去看待我们不可能再抗拒那种可能带来幸运的暴力。不仅是像恺撒或亚历山大这样一些辉煌的人物的暴力，而且常常像最粗鲁和最野蛮的阿提拉、成吉思汗或贴木儿等人的暴力。人类中的大部分自然是倾向于怀着一种惊异的钦佩来看待所这些强大的征服者，尽管毫无疑问，那是一种极其脆弱和愚蠢的钦佩。不过，这种钦佩教会他们默认统治他们的那个政府强加在他们身上的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少作一点反抗，而且也没有任何反抗能够把他们从那种力量下解救出来。
虽然，在成功的时候，一个对自己评价过高的人有时可能显得要高于一个具有端正和谦虚的美德的人；虽然群众的喝彩，那些只能从远处来观察他们的人们的喝彩通常对前者要比对后者的响亮得多；但是如果把所有的事情都公平地加以估计，也许在所有的场合真正获得好处的主要是后者，而不是前者。那个从来不想把不真正属于自己的功绩归于自己，也不希望别人把它归于自己的人不必害怕丢脸，不必担心调查，可以心满意足心安理得地躺在其自身品质的真实和可靠性上。他们的仰慕者可能人数不会很多，他们的喝彩声也不会很大，但是靠他最近看得最清，对他了解得最深的聪明人却对他也最钦佩。对于一个真正的聪明人来说，一个聪明人的审慎而具有分量的赞许给他带来的由衷的满足远远胜过上万无知的热情敬仰者的嘈杂的喝彩。他可能会举巴门尼底斯的例子。他在雅典的一次群众大会上宣读一篇哲学论文时，发现除了柏拉图外，其余所有的人都早已离他而去，不过尽管如此他还是继续讲下去，并且说有柏拉图一个听众他已心满意足矣。
但对于一个对自己评价过高的人来说，情况就不同了。靠他最近看他看得最清的聪明人对他的钦佩就最少。当他陶醉在自己的成功中时，那些聪明人对他清醒而公正的评价与他对自己的极其过分的自我欣赏相差太远，以致他把他们清醒和公正的评价视为极度的恶意和妒忌。他怀疑他的最好的朋友，他开始对同他们交往感到讨厌。他把他们从自己跟前赶走，常常是对他们的帮助知恩不报，而且是恩将仇报。他轻信那些阿谀奉承的人，甚至叛徒；他们假装崇拜他的虚荣和妄自尊大。因此，开始在某些方面有些缺陷，但总的来说还是可亲可敬的人在最终却变成了他所鄙视和讨厌的人。亚历山大大帝在陶醉于自己的成功时杀死了克莱特斯，因为他要把其父菲利普的功绩据为己有。他把卡利斯塞纳斯折磨致死，只是因为后者拒绝按照波斯的风俗来崇拜他。根据毫无证据的怀疑谋害了其父亲的好友年高德劭的帕尔梅尼奥，同时把老人剩下的惟一的儿子先是送去受折磨，然后又把他送上了绞刑架（其余的所有儿子都早就在服役期间死去了）。这就是那个菲利普经常说起的帕尔梅尼奥。他常说雅典人非常幸运，每年都能找到上十个将军，而他自己则在整个一生中都只能找到帕尔梅尼奥一个。正是由于这个帕尔梅尼奥的警惕和细心，菲利普随时都可以放心地安然入睡；在高兴和欢饮时他常说：我的朋友，让我们喝吧，我们可以放心地喝，因为帕尔梅尼奥从来不喝酒。据说，也正是得力于这同一个帕尔梅尼奥的在场和献策，亚历山大才取得了其所有的胜利；没有他的在场和出谋献策时，亚历山大从来没有取得过一次胜利。而亚历山大死后留下来掌权和执政的那帮卑贱、颂扬和阿谀奉承的朋友们，瓜分了他的帝国，就这样在掠夺了他的家庭及其亲属的所有遗产后，又把他们中的幸存者不分男女一个接一个地加以处死。
在这些杰出的人物的身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种高于人类普通水平的伟大而卓越的才能，因而我们对他们的过高的自我评价常常是不仅原谅，而且完全予以体谅和同情。我们称他们为勇敢的、宽宏大量和品格高尚的人，所有这些字眼在它们的意义上都包含着一定程度的赞美和钦佩。但是对于那些我们看不到这种卓越的才能的人来说，我们就不能体谅也不能同情他们的过高的自我评价了。我们对他们的过高的自我评价感到厌恶和反感，而且很难以对它予以原谅，我们称他们的过高的自我评价为骄傲或虚荣。这两个字眼中后面的一个总是，而前面的一个通常在其意义中也都包含着相当程度的谴责。
不过，这两种邪恶虽然在某些方面相似，但作为过高的自我评价的别名，在许多方面它们还是彼此极不相同的。
傲慢的人是表里一致的，在他心灵的深处他确信他是高人一等，尽管有时可能很难猜测出他的那种自信是以什么为根据。他希望你用他置身于你的境况时他看待他自己的那种眼光来看待他。他不要求你别的，只要求他所认为的公正。如果你表现得不像他尊重他自己那样地尊重他，他就会感到比受了羞辱还更生气，他会感到如同他真的受到了伤害那样的愤恨。不过，即使在那种时候，他也不会打算解释他之所以提出那种要求的理由。他不屑于去博得你的尊敬，他甚至假装鄙视它。他用与其说是使你意识到他的优越，不如说是使你感到自身的卑贱的方法以竭力保持其僭越的地位。他仿佛是想让你羞辱你自己，而不是要激起你对他的尊敬。
爱好虚荣的人却不是表里如一的。在他的心灵的深处他并非坚信他真的具有他希望你认为他所具有的那种优越性。他希望你用比他置身于你的处境时，并且设想你了解他所了解的一切，他能够真实地看待他自己时，还更加灿烂得多的色彩来看待他，因此，当你在用不同的色彩，也许是他本来的色彩看待他时，他会比受到了伤害还更加感到屈辱。他利用一切机会通过最虚伪和最不必要的手法显示他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良好的品质和才能，有时甚至通过虚伪的自诩他或者全然没有具备，或者只具备极少的一点，甚至可以说是根本不具备的品质的方法来夸耀他要求他希望你认为属于他的那种品质。他不但不鄙视你对他的尊重，而且极其迫切地兢兢业业地想博得你的尊重。他不想侮辱你的自我评价，而是极其乐于呵护它，以期你将以呵护他对自己的评价作为对他的回报。他奉承你是为了得到你的奉承。他竭力想通过彬彬有礼和讨好，有时甚至是通过实实在在的帮忙（虽然也许常时显示出某些不必要的卖弄）来博得你的欢心，收买你，使你对他有一个好的看法。
爱好虚荣的人看到人们对地位和财富十分尊敬，于是也想谋取这种尊敬和对才能和美德的尊敬。因此，他的服饰，他的马车，他的生活方式都向人们宣布他的地位和财富高于或大于他实际所拥有的，为了维持他年轻时期几年里的这种愚蠢的开支，常常是还不到晚年他就陷入了贫困之中。不过，只要他能继续他的这种开支，他的虚荣心就会由于你不用如果你了解他的全部情况时所用的眼光来看待他，而是用他想像的根据他的风度谈吐他诱导你去看待他的眼光来看待他而得到满足。在虚荣心所产生的所有幻觉之中也许这是最常见的一种。访问外国的无名的外地人，或者从偏远的省份到其本国首都作短期参观的人最常尝试到这种感觉。这种尝试的愚蠢虽然通常非常明显，而且对一个通情达理的人来说毫无意义，不过在这种场合可能并不像在其他许多场合那样明显。如果他们呆的时间不长，他们就不会招致任何不光彩的调查，而且他们沉溺在虚荣心中几个月或几年之后，他们可能又回到自己的家里去，通过日后的俭节来弥补他们过去挥霍所造成的浪费。
傲慢的人很少会为这种愚蠢而受到指责。他的自尊心会使他小心翼翼地保持自己的独立，当他的财富变得不很大时，虽然他想表现得体面，但他也会努力节省，注意每一笔开支。他对爱好虚荣的人的那种炫耀的开销是极端反感的。也许，那种开销会使他的财富相形见绌。那种开销作为与其身份极不相称的一种无礼的僭越反而会激起他的愤慨，而且在谈到它时，他总是予以最难听和最严厉的谴责。
傲慢的人在与同自己地位相同的人相处时总是感到不自由不自在，在与比他地位高的人相处时，感到更不自在。他不能高谈阔论自己的崇高抱负，那些地位比他高的人的面孔和言谈征服了他，使他不敢夸耀它们。他只得与比较卑谦的人们交往，但是因为他并不尊重他们，所以他并不愿与他们交往，而且他们也决不能使他感到愉快，他只得与比他地位低的人，阿谀奉承他的人和依附于他的人交往。他很少去看望比他地位高的人，或者说，如果他去看望他们的话，也只是为了表明他是完全有资格与他们平起平坐的，而不是为了享受与他们交往中的什么真正乐趣。正如克拉伦登勋爵谈到阿伦德尔伯爵时所说那样，他有时到宫廷里去走一走，是因为只有在那里他才能找到一个比他更伟大的人，但是他又极少到那里去走动，因为他在那里发现了一个比他还更伟大的人。
爱好虚荣的人的情况则全然不同了。他就像自尊心很强的人尽量回避与比他地位高的人交往一样，尽量找机会与比他地位高的人交往。他似乎认为他们的光辉会在他们周围的人们的身上也反射出一种光芒，他常时出没于君主的晋见和内阁大臣们的接见会，摆出一副就要发财和荣升的神气。实际上如果他懂得如何享受幸福的话，他拥有的幸福要比那个珍贵得多。他喜欢被邀请参加大人物的宴会，他更喜欢别人夸耀他能够很荣幸地在那里与大人物亲近。他尽其所能把自己与上流社会的人，与那些被设想为指导着社会舆论的人，与那些有聪明才智、有学问的和受人爱戴的人们联系在一起，一旦极不稳定的群众爱好在某方面出现对某些人不利，即使那些人是他最好的朋友，他就马上回避与他们交往。对于那些他极想结识的人，为了达到目的，他总是从来不惜一切手段，没有必要的夸张，没有根据的抱负，时刻不断的附和，时刻不离口的阿谀奉承，不过大部分都是些令人愉快和轻松的奉承话，而绝少是一个食客的露骨的和令人肉麻的逢迎。相反，一个有自尊心的人从来不阿谀奉承，而且经常不是随便对哪一个都是那么彬彬有礼。
不过，尽管虚荣心的所有抱负都是没有根据的，但是它却几乎总是一种轻松、愉快，而且经常是一种温厚的激情。自豪则总是一种严肃、沉闷和严厉的激情。即使是爱好虚荣的人的谎言也都是一些无害的谎言，它意在抬高自己，却无意贬低别人。说句公道话，一个有自尊心的人很少会堕落到撒谎的卑鄙程度。不过，一旦他堕落到这个程度，他的诺言就决不会是如此无害的了。它们就都是恶作剧的，而且意在贬低别人了。当他认为那些人被给予了某种不正当的权势时，他对他们的那种不公正的权势充满义愤。他怀着恶意妒忌看待他们，在谈到他们时，他总是竭尽所能地贬低和缩小他们的权势，不论其权势赖以建立的根据是什么。对于他们不好的东西不论流传的是一些什么样的蜚语，尽管他自己没有去编造，但他总是乐于相信它们，而且也决不会不乐于传播它们，有时他甚至还要加以某种程度的夸大。虚荣心的最坏的谎言我们都一概称之为白色谎言（无害的诺言）。那些傲慢的人，一旦从傲慢堕落为说谎，那就是完全相反的情况了。
我们对傲慢和虚荣的厌恶通常使我们喜欢把我们指责为有这两种毛病的人置于具有一般水平的人们之下，而不是置于一般水平的人们之上。不过，我认为我们通常在这个判断中是错误了的，因为傲慢的人和爱好虚荣的人通常（也许绝大部分）都是大大高于一般水平的人们的。尽管前者远不是他自己认为的那样，后者也远不是他希望你把他当做的那样。如果我们把他们与他们所吹嘘的相比较，他们可能正好是鄙视的对象。但是当我们把他们与他们大部分的对手和竞争者的实际情况相比较时，他们就可能显得完全不同了，即远高于一般水平。只要是真正具有这种优势的地方，傲慢就常常伴随有许多令人尊敬的美德，真实、表里如一、高度的荣誉感、真诚和牢固的友谊、坚毅和果断。虚荣心也许有许多可爱的美德，仁慈、讲礼貌、渴望在所有细小的事情上，有时甚至在大的事情上以真诚的慷慨来回报他人，不过，那种慷慨，它常常是希望显露得比它实际所能表现的要更加光彩夺目。在上个世纪法国人就被他们的对手和敌人指责为爱虚荣的人，西班牙人被指责为傲慢的人，而其他国家则倾向于把前者视为比较可爱的人，后者被视为比较可敬的人。
爱虚荣（vain）和虚荣心（vanity）这两个词从来就没有被用做过褒义词。我们在谈论一个人的时候，当我们情绪好的时候我们会说他的虚荣心对他还有好处，或者说他的虚荣心不但不令人生气，反而有趣，不过我们仍然把虚荣视为他品质中的一个小小的缺点和笑柄。
相反，自尊心很强（proud）和自豪（pride）这两个词有时常用于褒义。我们常常谈到一个人，说他自尊心特强，或者说他特别自豪，从不屑于做任何下贱的事。自豪在这种场合就与高尚混淆在一起。亚里士多德肯定是一个深知这个世界的哲学家，他在描绘高尚人物时，给他涂上了许多特色，在近两个世纪那些特色通常都被认为是西班牙人的品质，那就是在作出所有的决定时他都十分审慎；而在行动时，不急不忙，甚至迟缓；他的声音庄重，他的言辞审慎，他的步伐和动作迟缓。他显得怠惰，甚至懒散，全然不愿为一些小事而东奔西跑，但在所有重大和辉煌的场合却行动十分果敢和勇往直前。他并不是一个喜欢危险的人，或者说他不会轻易把自己暴露在细小的危险面前，但敢于面对巨大的危险。而且当他把自己置身于危险之前时，他完全无视自己的生命。
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人通常对自己感到十分满意，从不认为对自己的品质需要作什么修改。一个感到自己十分完美的人，自然鄙视进一步的改良。他的自我满足和对其自身的优越性的荒谬的自负通常陪伴了他的一生，从青年时期直至耄耋之年。正像哈姆雷特所说的那样：他死了，在他没有涂油、没有经过锻炼的头上戴满了罪恶。
爱好虚荣的人的情况则常常相反。当品质和才能是尊敬和钦佩的天然和恰当的对象时，渴望别人的尊敬和钦佩是一种对真实的光荣的真爱，是一种激情。如果不是人性中最好的激情的话，也肯定是最好的一种激情。虚荣心常常只不过是妄图在时机未到之前提前攫取光荣的一种试图。虽然你的现在不到25岁的儿子应该还不过是一个纨袴子弟，但是你不要因此而对他在40岁前成为一个非常聪明和可尊敬的人，一个真正具有他现在可能只是自我吹嘘和空谈的那些才能和美德的人而丧失信心。教育的一个伟大秘诀就是把虚荣心引导到正当的目的上去，决不要听任他去自夸一些微不足道的才能。但是又不要总是挫伤他企图获得一些具有现实的重要意义的才能的抱负。如果他不是热切地期望去拥有那些才能的话，他就不会那么自信。应当鼓励他的这种欲望，给他提供一切手段以方便他获得那些才能。虽然，他有时可能在还没有获得那些才能之前就装出一副具有了那种才能的样子，但也不要把它太放在心上。
这就是高傲和虚荣按照其自身的本质而行动时，所具有的显著的特点。但是傲慢的人常时也爱好虚荣，爱好虚荣的人也常时傲慢。没有什么东西比这个更加自然的了，那就是一个对自己的评价远远高于他应有的评价的人，总是希望别人对他的评价比自己的还要高；或者说一个希望别人对他的评价比他对自己的评价还高的人，必然同时自己对自己的评价高于应有的评价。这两个毛病常常同时存在于同一品质之中，两者的特点必然相混在一起。因此，我们有时发现虚荣心的肤浅和傲慢妄自尊大与高傲的最恶毒和最幼稚可笑的傲慢结合在一起。基于那个原因，我们有时简直不知道应对某一特殊品质如何归类，是把它放在高傲中呢？还是应把它放在虚荣心那一类？
大大地高于一般水平的有功绩的人，有时他们就像高估自己一样也低估了自己。这种人虽然不是十分高贵，但在私人交往中常常远不是令人不愉快的。在与这样一个谦虚而又全然无任何做作的人交往时他的伙伴们都感到十分的自在。不过，如果那些伙伴们并不具有比常人要高一点的眼力和气度，那么他们即使可能对他抱有某种好感，但不会有很大的敬意，而且他们好感所产生的温暖远不如他们对他的敬意所产生的冷淡。不具备比常人更高一点眼力的人对别人的评价从来不会超出对自己的评价，他似乎连自己都怀疑他是否完全适合于这样的一个位置或职位，因而，他立即转而对那些对他的资格不抱任何怀疑的厚颜无耻的傻瓜产生了好感。虽然，他们应该具有一定的识别力，但是如果他们缺乏高尚的品德，他们肯定会要利用他的单纯，而且会装出他们对他具有一种实质上他们根本没有资格拥有的优势。虽然，他的善良的性情可能使他忍受一段时间，但是他最终会对它感到厌倦，不过这时常是为时已晚。他原本应得的地位已经无可挽回地失去了，并且由于他自己的畏缩，而被他的比较热心尽管功劳远不如他的某个伙伴所篡夺。这种性格的人如果在后来的日子里，他能够从过去得到过他的好处的人们那里得到公平的回报，他肯定会为早年选择了这样一些朋友而感到非常幸运，而且他可以有理由把他们视做他的好朋友。一个年轻人过于谦逊和过于胸无大志，其老年必然是毫无意义，牢骚满腹。
天性把他们造成了比一般水平低许多的那些不幸的人们，有时对他们自己的评价似乎比他们实际上应有的还要低一些，这种谦卑看来有时使他们陷入了白痴主义。凡是不嫌麻烦去认真考察白痴的人都会发现其中许多人的理解官能毫不低于许多被认为是愚笨和迟钝，但却没有被任何人视做白痴的人。许多仅仅受过一般教育的白痴就学会了读、写、算，而且学得相当可以。许多从来没有人把他们算做白痴的人尽管受过最正规的教育，而且尽管在他们的老年仍有足够的精力去学习早年教育未曾教授过他们的东西，他们都从来没有人能差强人意地学会上述三种技能中的任何一种。他们不过是出于自尊的本能，把自己置放在年龄和地位与自己相等的人的同一水平上，勇敢而坚定地维护着他们在其伙伴中的适当位置。白痴出于一种相反的本能，却总是感到自己要比你能给他介绍的任何一个伙伴低一截。他极易受到的虐待能使他勃然大怒，但是任何热情的款待、友善和恩惠都不能让他站起来与你同等地交谈。不过，如果你最终能够使他与你交谈，你会常常发现他的答话非常中肯，甚至合情合理。不过，他们总是打上有对自卑的一种清醒意识的烙印，他好像要回避他的目光和同你的交汇。他好像觉得当他置身于你的地位时，尽管你表面上屈尊谦卑，你肯定会认为他比你要低一大截。有些白痴，也许是绝大部分的白痴看来之所以如此，主要地或者完全是由于他们理解官能上的某种麻木或迟钝。但是也有一些白痴，他们的理解官能并不见得比许多没有被视作白痴的人的理解官能更加迟钝或麻木。但是用以支撑他们与他们的同胞处于相等的地位所必要的自尊的本能看来在前者的身上是全然没有一点，而在后者的身上则丝毫不缺。
因此，那种最有助于他本人的幸福和满足的自我评价看来同样最能使公正的旁观者感到愉快。一个对自己的评价与他所应得的评价相等，而且不高于他所应得的评价的人总是能从别人那里获得他认为应有的全部尊重。他渴望的只是他应该得到的，同时以此而感到完全满足。
相反，傲慢和爱好虚荣的人总是感到不满足。前者对别人所具有的他认为不公正的优越地位而感到愤愤不平，后者则时刻处于担惊受怕之中，害怕其毫无根据的自我吹嘘被识破而丢脸。即使是一个真正高尚的人的过分的自我吹嘘，尽管他的这些吹嘘得到了其辉煌的才能和美德的支撑，而且主要的还是好运道的支撑，但是它们也只能欺骗群众，而那些群众的喝彩他并不看重；它们并欺骗不了那些聪明人，而正是这些聪明人的赞同他又非常看重。他急切地所希望的是获得他们的尊重。他觉得他们看透了他，而且怀疑他们鄙视他的那种过分的自以为是，而且他还常时要忍受那种残酷的不幸，那就是这些人起初是他留意提防和秘密的敌人，而最后却变成了他公开的和不共戴天的敌人。这个不幸之所以残酷又由于只有与他们的友谊能给他带来可以无忧无虑享受的最大的幸福。
虽然，我们对傲慢和爱好虚荣的人的厌恶常使我们倾向于把他们评价得比他们应有的地位还要低一点，而不是高一点，但是，除非我们为某一特殊的和个人的傲慢的所激怒，我们也不会虐待他们。在通常的情况下，为了我们自己的自在我们会竭力采用默认的态度，并尽可能使我们自己去迁就他们的傻事。但是对于低估自己的人，除非我们双方都具有比大部分的人更好的眼力和更大的气度，我们除了会做出他对自己所做出的所有不公之外，常时还要更加过头，使他在他自己的感受上不仅要感到比傲慢的人或爱好虚荣的人更加不幸，而且还更加容易遭到别人的各种虐待。在几乎所有的情况下，略微高傲一点比在任何方面都过于卑谦要好些，而在自我评价的情感上，某种程度的过度看来对当事人和公正的旁观者都要比任何程度的不足要令人愉快一些。
因此，在这一点上，同在所有其他的情绪、激情和习惯上一样，最令公正的旁观者感到愉快的程度同样也就是最令其本人感到愉快的程度。同时，由于过度或不足都最不会使前者不快，因而过度或不足相应的也最不会使后者感到不愉快。
第六部分的结论
关心我们自己的幸福要求我们要谨慎，关心别人的幸福要求我们要公正和仁慈；其中前者遏制我们去伤害别人，后者鼓励我们去促进别人的幸福。不论别人的情感是怎样的，或者应该是怎样的，甚或在某一条件下将是怎样的，与这些全然无关。上述三种美德中的第一种（谨慎）的产生最初是出于我们的自私，其他的两种则是出于我们的仁慈的感情。不过，对别人的情感的关心后来却助成了加强和指导上述三种美德的实现。没有一个人，在他的整个一生中，或者在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中能够坚定不移地、始终一贯地沿着谨慎、公正和仁慈的道路上跋涉，而他的行为不是主要遵循着对设想的公正的旁观者，心中的那个伟大的同居者，我们行为的大法官和仲裁的情感的尊重的指引。如果在白天的活动中我们在哪一方面偏离了他给我们制订的准则；如果我们在节俭上过于俭朴或者放松了俭朴；如果我们过于勤劳或者放松了勤劳；如果我们由于感情冲动或疏忽大意在哪一方面损害了邻人的利益或幸福；如果我们放过了可以促进那个利益和幸福的适当机会，我们内心的那个同居者晚上就会要责问我们为什么会有那些疏忽和违规行为，他的谴责常常会使我们为我们干的蠢事和对我们自身的幸福以及对别人的幸福的漠不关心而感到脸红。
虽然，在不同的场合，谨慎、公正和仁慈这些美德几乎是由两个不同的天性同等地向我们提出来的，但是自我控制的那些美德在大多数的场合则主要地和几乎完全是由一个天性向我们提出来的，那就是适度感，对设想那个公正的旁观者的情感的尊重。如果没有这个天性强加给我们的遏制，那么在绝大多数场合每一种激情都会像脱了缰绳的野马，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那就是发泄个够。随着狂怒的迹象就会出现愤怒；随着强烈的焦急不安的迹象就会出现恐惧。没有什么时间和地点能够使虚荣心不发出声音最高的狂言，能使骄奢淫逸不那么公开、不那么下流和放纵。不论他的情感是什么样的或者应该是什么样的，或者在一定的条件下将是什么样的，对别人的情感的尊重在大多数的场合是惟一能够震慑一切难于驾驭和骚动的激情，并使其只能爆发为公正的旁观者所能接受和同情的那种怒气的原则。
诚然，在有些场合，那些激情之所以得以控制，并不是由于意识到它们的不适宜，而是由于认真考虑到对放纵那些激情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在这种场合，激情虽然被遏制住了，但并不是熄灭了，它们仍然常时带着其始发时的怒气潜伏在内心深处。一个被恐惧遏制住了怒气的人并不总是会把怒气置之高阁，他只是把它保存了起来，等待一个更加安全的机会去充分释放。但是一个向别人讲述自己曾受到过的伤害的人，当他的同伴以比较节制的情感来对他表示同情时，他会马上感到他的激情的狂暴平息和平静了，他会马上也采取那种比较节制的情感，并进而开始不再用他起初用以看待伤害的那种黑色的和凶恶的色彩来看待它，而用他的同伴自然地用以看待它的那种比较柔和和公正的眼光来看待它。他不仅遏制住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克制住了他的愤怒。激情变得真的没有从前那么狂暴了，激情也没有了去从事凶暴的和流血的报复的能力了。也许，他起初原是想要进行报复的。
那些受到适度感遏制的激情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适度感的节制和克制，但是那些仅受谨慎遏制的各种激情，相反常常会由于这种节制而火上加油，而且有时（在受到挑衅很久以后，当已经没有人再考虑它时）会突然荒唐地和出乎意外地以十倍的狂暴爆发出来。
不过，怒气像其他任何一种激情一样，在许多场合是可以被谨慎的思考适当地加以遏制的。当然进行这种遏制需要某种男子气和自我控制。同时那个公正的旁观者有时也可能用那种冷冰冰的敬意——那种他认为仅仅是一种庸俗的谨慎的行为所应得的敬意——来看待它。但从来不会用他审视同类激情所用的那种充满深情的钦佩（当出于适宜感那些激情受到了节制、并且变得他自己能够容易理解和接受的程度时）来看待它。在前一类节制中他常时可以觉察出某种适宜度，而且如果你愿意的话，还能看出某种美德；但是那是一种比他在后一类节制中所常感到的激动和钦佩要差许多的适宜度和美德。
谨慎、公正和仁慈的美德只会倾向于产生最令人愉快的效果。关于那些效果，起初它们只有行为者才能感受到，随后那个公正的旁观者也可以同样地感受到。在我们对谨慎的人的品格的认可中，我们怀着一种特殊的满足感觉到他一定享受着他的行为时刻得到稳重、深思的美德的保护的那种安全感，而在我们对正直的人的品格的认可中我们怀着同等的满足感觉到一种安全感，那就是所有与他有来往的人，无论是邻居、同一社团或同一行当的人都必然从他的关切中知道他决不会伤害或侵犯他们。在我们对仁慈的人的认可中我们完全理解和认同所有得到过他的好处的人对他的感激，而且同他们一起赞扬他的高度的功劳。在我们认可所有上述美德时，我们意识到它们令人不愉快的后果，它们的效用（无论是对实践这些美德的人，还是对其他的某些人）与我们对它们的适度感结合在一起经常构成了那个认可的相当可观和绝大部分。
但是，在我们对自我控制的美德的认可中对其后果的满足有时并不构成我们认可中的任何部分，而且常时只构成我们认可中的极小的一部分。那些效果有时可能是令人愉快的，而有时却又是令人不愉快的，尽管在前一种场合我们的认可无疑的是要比在后一种场合更加强烈，不过也不是在后一种场合全然完全被消灭了。最具英雄气概的勇猛可以毫无区别地用于正义的事业或非正义的事业中，毫无疑问在前一种场合它会受到更多的爱戴和钦佩，但是即使是在后一场合它仍然表现为一种伟大的和受人尊敬的品质。在这种勇猛以及所有其他自我控制的美德中光辉夺目的品质似乎总是在实现这种品质中所表现出的崇高和坚定，以及为了使其实现所必要的强烈的适度感，而其后果则常常是被人们所过于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