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身体和保持身体的健康状态看来是造物主最先要求每个人所关心的对象。饥饿和干渴时的欲望，对快乐和疼痛、热和冷等的愉快或不愉快的感觉可以被视做是通过造物主自身的声音向每个人传授的功课，它指点他为了这个目的他应该选择什么，回避什么。他的最初几堂课是由他童年时负责照管他的那些人给他传授的，这些功课的绝大部分是为了同一目的，它们的主要目的就是教他如何避免受到伤害。
随着他的成长，他很快懂得了为了满足天生的欲望，获得快乐和避免疼痛，获得热和冷的令人愉快的温度和避免令人不快的温度的手段，他就必须有某些操心和远见。而保持和增加所谓的外在财富的艺术就构成了对这种操心和远见的正确指导。
虽然是为了提供身体所需的必需品和便利品，最初才使我们认识到外在财富的好处，但是如果我们意识不到和自己同等地位的人对我们的尊敬，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就不能活得长久，因为我们在我们所生活的那个社会中的信誉和地位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所拥有的，或者人们猜想我们所拥有的那些好处的大小。想变成这种尊重的正当对象，应该得到或想获得在同等地位的人们中的这种信誉和地位的愿望也许是我们所有愿望中最强烈的愿望，而且我们想获得财富的这些好处的急切的心情相应地也大大地被这个愿望所激发，它远远超过提供身体所需的全部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愿望所激发的，因为后者总是很容易得到满足的。
我们在我们同等地位的人们中间的地位和信誉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也许一个具有高尚道德的人都希望他们都完全取决于）我们的品质和行为，或者取决于它们在与我们共同生活的人们中所自然激起的信任、尊重和善意。
对个人健康、财富、地位和名誉——他生活中的舒适和幸福主要赖以存在的对象的关心，被认为是通常称做谨慎的这种美德的事情。
前面已经指出过了，当我们从一个较好的处境掉入一个较坏的处境时，我们所感受到的痛苦要比我们从一个较坏的处境上升到一个较好的处境时要大得多。因此，安全是谨慎的首要的和主要的对象。以我们的健康、我们的财富、我们的地位或名誉去冒任何危险是我们所不为的。所以宁肯小心谨慎而不要只图进取，宁可多为保全我们已经拥有的利益操心，而不必急于去夺取更大的好处。谨慎主要推荐给我们的增加财富的方法，是那些不会招致损失或危险的方法，那就是真正地了解自己的行当和掌握自己行当中的技巧，刻苦和勤奋地不断操练，在所有开支上节俭，甚至某种程度的吝啬。
谨慎的人总是学习严肃认真，努力了解他在职业上所需要了解的一切，而且不只是为了使别人相信他懂得而已，虽然他的才干不一定总是出众，但却总是真实的。他既不会用狡猾的骗子的诡计来欺骗你，也不会用冒牌的学究的傲慢来欺骗你，更不会用肤浅和轻率的冒充者的充满自信的断言来欺骗你。他甚至对他自己真正的才能也不炫耀。他的言谈朴实而谦逊，他厌恶他人常用以骗取公众的重视和名誉的那些胡吹乱扯的伎俩。因为他在他那一行的名声主要是依赖于他的殷实的知识和扎扎实实的本领，而且他并不经常想博得那些小团体和派系的青睐，虽然那些人在高等艺术和科学中常常把自己树立为最高的裁判，把颂扬彼此的才能和美德，贬低能够与他们一争高下的任何人作为他们的工作。如果他自己参与这类社团，那也只是为了自卫，而不是为了欺骗公众，是为了使公众不要被那个社团或那类社团的大声喧叫、悄悄私语或阴谋诡计蒙骗上当而于他不利。
谨慎的人总是真诚的，而且一想到如果有人发现了他的虚伪就将面临丢脸时，他就感到恐惧。不过，虽然他总是真诚的，但他并非总是坦白的。虽然他从来不讲假话，但是他在不是适当的场合他并不认为自己应讲出全部实情。宛如他在行动上是小心谨慎的一样，他在言谈上也是沉默寡言的。不论对事还是对人，他从来不草率地或毫无必要地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
谨慎的人虽然并不总是以最灵敏的敏感性著称，但却总是非常善于交友。不过他与人的友谊不是那么炽热和充满激情，更常见的是一种瞬息的爱慕，它最合于慷慨和缺乏生活阅历的年轻人的口味。对几个经过考验严格选择的伙伴它是一种严肃、稳固和忠实的依恋。他择友的依据不是对他们辉煌成就的令人晕眩的赞美，而是对谦逊、谨慎和良好品行的尊重。不过，他虽然善于交友，但他并不是十分喜爱交际。他极少参加社团，也更少在那些以说笑话而著称的爱好酒宴的社团里露面。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常常会破坏他有规律的节制，干扰他具有一贯性的勤劳或打破他严格的节俭。
不过，虽然他的谈话可能并不总是非常生动或使人高兴，但却总是完全不伤害人。他想起会犯无礼或粗鲁的错误，便十分厌恶。他从来不傲慢地把自己放在任何人之上，在所有一般情况下他总是愿意把自己置于同他地位相等的人之下，而不是之上。在他的行为和言谈中他绝对遵守礼仪的准则，并以几乎宗教的拘泥尊重所有确立了的社交礼节和礼仪。他在这一方面比许多比他更具辉煌才能和美德的人树立了一个更好的榜样。从苏格拉底和亚里斯提卜时代到斯威夫特博士和伏尔泰时代，从菲力普二世和亚历山大大帝时代到沙俄的彼得大帝时代，那些人经常以对生活和谈话中的日常礼仪的极不尊重，甚至目空一切的轻蔑来突出自己。因而他们以此为愿意仿效他们的人们树立了一个最有害的榜样，而那些仿效他们的人也经常满足于模仿他们的放荡，而根本没有想去学习他们的造诣。
为了能够指望在比较遥远的将来，甚至更加永恒的一段时间里获得更大的安逸和享受，谨慎的人始终不渝地坚持勤劳俭朴，坚持牺牲眼前的安逸和享受。谨慎的人总是可以获得公正的旁观者和公正的旁观者的代表即那个内部的人的完全赞同，获得所给予他的支持和奖励。那个公正的旁观者既不会因为他观察那些人的目前的劳动而感到困乏，也不会被他们为了目前的一些欲望而纠缠不休的呼号所诱惑。对于他来说，他们目前的处境以及他们将来可能的处境是几乎相同的；他几乎是在同一距离看见了它们，而且几乎又是以同样的方式受到了它们的影响。不过，他知道对于那些当事人来说，它们远不是相同的，自然它们对他们的影响的方式也极不相同，因而他不得不赞同，甚至为自我控制的这种合适的表现而喝彩。因为这种自我控制能使他们像他们目前和未来的处境给予这个旁观者以影响几乎相同的方式去影响他们的行动。
一个在自己的收入以内安排生活的人自然而然就会满足于自己的处境。通过不断地尽管是小小的一点积累，他的处境也会日益改善，使他可以逐渐地放松自己对节俭的努力和对享受的严酷的要求。而且他会由于摆脱了先前的对它们的匮乏所引起的艰辛，而对这种逐渐增加的安逸和享受感到加倍的满足。他不会急迫地想改变如此舒适的一个处境，也不会去寻求新的事业和冒险，因为那只会危害而不能增加他现在实际享受的这种安全的静谧。如果他要从事某一新的项目和企业，那它们可能都是很好地研究过了和很好准备了的。他从不会由于什么窘迫而慌忙参与它们，他总是有时间和空闲认真而冷静地思考它们可能带来的后果。
谨慎的人决不会乐于使自己承担不属于他的职责范围以内的任何责任，他不会去瞎掺和与自己无关的事，更不会去干预别人的事。他也不会自认为是一个顾问，在人们没有向他讨教时而把自己的劝告强加于人。他把自己的活动局限在自己的事情上，尽可能局限在自己的职责所允许的范围之内。许多人都想从自己对别人的事务管理上的某种影响来显示自己的重要，而他却没有这种低级趣味。他不喜欢参加任何派系的争论，他憎恨宗派，也经常不愿听那些崇高而又野心勃勃的宏论。当国家明确地召唤时，他不会拒绝为国家效力，但他决不会为了使自己打入政界而玩弄阴谋。当别人把公共事务管理得很好时，他会感到比自己招惹管理麻烦承担责任更加高兴。在他的内心深处他是宁愿享受不被打扰的平静，既不愿要成功的野心所具有的全部虚荣，也不愿要完成了最伟大和最崇高的行为所带来的真实的荣誉。
简而言之，当谨慎只是用以关心个人的健康、财富、地位和名誉时，它虽然被视做一种最值得尊敬的品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一种最可爱和令人愉快的品质，然而它却永远不会被视做一种最令人喜爱和最使人高尚的美德。它可以受到某种冷漠的尊敬，但看来也不会受到任何热爱或赞美。
比关心个人的健康、财富和地位和名誉而更为伟大而崇高的目的的明智而审慎的行为常常可以非常恰当地称为谨慎。我们常时谈论大将军、大政治家和大立法家的谨慎，在所有这些场合，谨慎总是与许多更伟大和更加灿烂辉煌的美德结合在了一起，与勇敢、与极大的仁慈、与对正义准则的神圣的尊重结合在了一起，而所有这些又都是由适度的自我控制在支撑着。当这种比较高级的谨慎发展到高度的完美时必然意味着行为的艺术、才能和习惯或意向在各种可能的环境和处境中达到了最完美的适度，它必然意味着所有智力上和道德上的美德的高度完美，这是最好的头脑和最善良的心灵的结合，它是最完美的智慧与最完美的美德的结合。如同较低级的谨慎构成了与伊壁鸠鲁学派哲人相近的品格一样，它构成了与学院派或亚里士多德学派的哲人相近的品格。
仅仅只是鲁莽，或者说仅仅只是缺乏自我照顾的能力对于具有博大胸怀和仁爱之心的人来说，是同情的对象，但对那些情感不是那么细腻的人来说，它却是轻视的对象，或者最坏一点来说是轻蔑的对象，不过也决不会成为憎恨或义愤的对象。不过，当它与其他的一些恶行结合在一起时，则会大大地加重那些恶行常伴有的丑名和耻辱。一个狡猾的无赖，他的灵巧和谈吐虽然不可能免除人们对他的严重的怀疑，但却可以使他逃脱惩罚或监视，并常时受到世人对他不应有的纵容。一个笨拙而愚蠢的无赖，由于缺乏这种灵巧和谈吐，则常被判刑并绳之以法，成为大众憎恨、轻蔑和嘲笑的对象。在重大的罪行常常可以免遭惩罚的国家里，最凶残的行为变成了人们的家常便饭，同时使人们对它失去了在一个司法严明的国家对它普遍感到的恐惧。在这两种国家里人们对什么是非正义的行为的看法是相同的，但是对鲁莽的看法则常常是十分的不同。在后一种国家里严重的罪行显然是极大的罪恶，而在前一种国家人们却常常并不是那么认为的。在意大利，在16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暗杀、行刺，甚至受托杀害在上层人士中几乎都是司空见惯了的事。恺撒·博尔吉亚邀请他相邻的四位小国的君主到塞内加的各利亚参加一个友好的会议。那四位君主都掌有小小的主权，有他们自己的小小的军队，可是当他们一到达塞内加的各利亚，恺撒·博尔吉亚就把他们处死了。这个不名誉的行动在那个罪恶的年代虽然没有得到赞许，但似乎对他丧失名誉起的作用也不大，更丝毫没有动摇那个行凶者的统治。他的垮台发生在几年之后，而且完全是由于与这个罪行无关的一些原因。马基雅维里即使在那个时代也的确不是一个最有道德的人，在这个罪行发生的时候他正好作为佛罗伦萨共和国常驻在恺撒·博尔吉亚宫廷里的公使。他对此事作了一个非常专门的报道，而且报道的语言不同于他的所有其他写作，朴实、优雅而简明。他谈论得十分冷静，他对恺撒·博吉尔亚在进行此事时的谈话感到满意，而且对受害人的被骗和软弱充满鄙视，对他们的可悲的和不是时候的死亡没有任何同情，对杀害他们的凶手的残酷和虚伪也没有任何义愤。人们在目睹伟大的征服者们的暴行和不义之举时，常时抱以愚蠢的惊异和钦佩，而对小偷们、强盗们和杀人犯们的暴行和不义之举则在所有场合都是抱以鄙视、厌恨，甚至恐惧。虽然前者的有害性和破坏性要比后者大100倍，而且当它一旦得逞时，还常常被视做最英雄豪迈的壮举。而后者所做的人类最低贱和最一钱不值的愚蠢及罪行，则总是要遭到人们的憎恨和厌恶。前者的不义之举肯定至少也同后者的不义之举一样巨大，而前者的罪恶和鲁莽跟后者的罪恶和鲁莽相比就远没有那么巨大了。一个邪恶的和卑鄙的有才干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总是可以获得比他应得的要多得多的信任，而一个邪恶的和卑鄙的蠢人在凡人中总是显得最为可憎和最为可鄙。就如同谨慎与其他美德相结合构成最高尚的品质一样，鲁莽与其他邪恶相结合则构成所有品质中最卑劣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