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零售企业进入中国不仅对零售业本身会带来巨大的影响，而且还会对经济和社会的许多方面产生影响。首先，由于外资零售商销售的绝大多数商品是在中国采购的，所以对制造业会产生一系列的影响，被称为“产业关联效应”；其次，对投资地的就业和税收会产生影响；再次，对当地的消费与居民生活方式会产生影响。其他的影响还有交通、用地、环保等。下面分别对这些影响进行分析，并对这些影响的利弊关系做出判断。
（一）产业关联效应
零售业是制造业的终端，对制造业的产品起到一个“水龙头”的作用。“水龙头”多了，制造业的产品就会货畅其流。跨国零售企业与内资零售企业相比，一个显著特点是它的“水龙头”铺设到了世界各地，中国制造产品可以通过跨国零售企业的“水龙头”销到世界各地。中国的制造业在世界经济分工的格局中具有比较优势，中国甚至被称为“世界工厂”，通过跨国零售企业的在华采购带动我国制造业的发展，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跨国零售企业的行为表明，零售业对外开放确实对中国制造业产生了产业关联效应。
中国加入WTO以来，各跨国公司纷纷在华建立采购中心，近76%的跨国公司将中国作为首选的物资采购基地。2002年，沃尔玛公司在全球的销售额为2450亿美元，其中，有大约120亿美元的商品来自对中国内地市场的采购。目前它已成为全球零售商在中国采购量最大的一家。海尔冰箱、康佳彩电、鸿图DVD在全球沃尔玛商场总共销售了400万台，2001年，该公司就在中国采购了鞋类近12亿美元、箱包近8亿美元。未来5年，其中国采购金额将扩大到250亿～300亿美元。
同样是在2001年，家乐福公司在华采购金额为35亿美元。它已完全把亚洲的采购中心从印度和东南亚转移到了中国。该公司提供的一份报告显示，2002年该集团在亚洲的采购额中，中国市场占了61%的份额。
在16个国家拥有超过2900家商店的Kingfisher公司是欧洲主要的零售集团之一，它下属的百安居公司已经在中国大陆开设了约20家家居建材商场。该公司从亚洲的采购总量中，有80%来自中国，这其中中国内地又占了80%。从2000年开始，它从中国大陆发运的货物价值就突破了2.4亿英镑，并且，这种增长速度一直在急速地上升。
面向未来，跨国零售企业对华采购还有很大的扩展空间。在进入世界500强的跨国零售集团每年近1.5万亿美元的销售额中，中国商品所占比重还不到3%。可以乐观地预计，今后5年，中国商品所占比例有可能达到10%，绝对额达1500亿美元左右。
跨国零售企业的巨大采购额对中国区域经济产生了巨大的拉动作用。正因为如此，中国各级政府都在竭力促成各个零售巨头将全球采购中心放在中国。以地方政府出面，努力争取成为跨国零售巨头全球采购大会承办城市，已经成为城市市长的一个重要任务。2002年4月，国家经贸委与江苏省人民政府在南京成功举办了首届跨国零售集团国际采购会，据初步统计，在这次采购会上，法国家乐福公司签下了5800万欧元的订单、日本永旺公司签下了3300万美元的订单、泰国正大公司签下了8745万美元的订单、德国麦德龙公司也圈定了200多家企业作为合作对象。这之后，一些地方相继举办了与跨国零售集团国际采购会内容基本相同的活动，邀请已到或拟到我国投资的外国商业企业特别是跨国零售集团参会，出现了一股“采购会”热潮，以至于出现了7个城市（青岛、杭州、宁波、上海、西安、南京、厦门）竞相争办计划于2003年4月召开的第二届跨国零售集团国际采购会的“盛况”，最后厦门击败了另外6个城市之后获得了举办资格（后因“非典”而改变了计划）。
中国有大量的制造企业在为零售跨国公司生产。毅力集团是沃尔玛公司的供应商之一，是一家专门生产音响系列的公司，两公司的合作始于1995年，第一笔订金是30万美元。毅力集团为了加大与沃尔玛公司的供货量，努力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经过几年的合作，现采购量已达到2亿美元，员工人数也从7000人发展到今天的2万人，而其中的一半是在为沃尔玛公司生产的。
中国企业在参与全球采购的过程中，不仅仅能够建立起稳定的供销关系，而且能够按照国际市场的规则来进行生产、提供产品，促进企业加快自身产品结构的调整和技术的创新，提高自己的产品质量和竞争能力。未来的生产必须按照国际零售业的标准决定自己的成本、产品质量和性能，对促进中国加工企业不断按照国际标准提升发展有好处。例如，在大超市销售的商品一般要求在包装上印有条形码，中国的生产企业以前是不重视包装的，但为了进入零售跨国公司的销售网络，不得不按它们的要求设计包装，这不但提高了中国的企业生产国际化标准产品的能力，而且还极大地带动了中国印刷业的发展。
以大型超市为主力业态的跨国零售企业还带动了中国的超市设备制造业的发展，超市货架、冷柜、收款机、手推车、照明灯乃至电梯等，绝大多数是中国企业生产的。现在，随着大型超市的不断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超市设备产业链。其中部分超市设备制造企业已经具备出口创汇能力。
综上所述，零售业对外开放的产业关联效应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跨国零售企业的采购带动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二是大型超市等业态的发展带动“超市相关产业”的发展。但是，对“跨国零售公司的采购带动中国制造业发展”的结论，理论界和零售业界存在不同观点。
第一种反对意见是：跨国零售企业的采购掠夺中国制造企业的利润，使中国制造企业难以获得持续发展的积累；第二种反对意见是：中国制造企业过度依赖国外零售商，订单一旦转移，中国制造业就会出现大面积倒闭的可能，这对中国经济是很危险的，这种危险也称做“拉美化危机”；第三种意见认为：外商在华采购与零售业开放没有必然联系，即使没有零售业开放，外商也会到中国来采购。
对第一种意见，笔者认为：跨国零售企业利用自己掌握渠道终端的垄断地位，压低供货商的价格，造成的结果是利益分配向跨国零售企业倾斜，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是，如果没有跨国零售企业的大量采购，这些利润微薄的中国供应商就不能生存，“两害相权取其轻”，与其不能生存，不如接受微薄的利润。当然，谁都期望利益在制造商和零售商之间能够更公平地分配，但这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供货商本身的实力，宝洁公司、可口可乐公司、索尼公司等也都是这些跨国零售巨头的供货商，它们与跨国零售巨头之间的利益分配相对较为公平，因为它们有实力，中国供货商要获得同样的地位，迫切需要提高自身的实力，当然，这不是短期内能够做到的；第二个因素是交易制度安排问题，如果制度安排上鼓励小供货商联合起来，将不平等交易转变为平等交易，那么，利益分配的结果可能会较为公平。总之，我国制造企业与跨国零售企业的交易中，利益分配确实对我国不利，但是，这并不能否定零售跨国公司的采购对我国制造业的带动作用。
对第二种意见，笔者认为：中国制造业确实存在着受外资零售企业“抽逃订单”冲击的潜在风险，对外资零售企业的依存度越高，这种风险就越大，“拉美化”危机在中国的出现不是不可能的。换言之，零售跨国公司既可以带动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也可以毁掉中国制造业。但是，我们仍然不能否认迄今为止零售跨国公司确实已经对中国制造业的发展起到了拉动作用，不过，这种意见提醒我们，要注意零售跨国公司巨大的垄断力量对中国经济的潜在威胁。我们确实应该未雨绸缪，设计出有针对性的制度，尽可能的降低这种风险。
对第三种意见，笔者认为：国际商品贸易有两类，一类是中间产品贸易，如石油、机电产品等商品的贸易；另一类是最终产品贸易，如食品、百货、家居产品等商品的贸易。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间产品贸易以交易双方直接贸易为多，最终产品贸易则以代理商为中介的间接贸易为多，零售跨国公司在华采购主要是在它们商场里销售的最终产品（少数是超市设备等中间产品）。90年代以来，跨国零售企业从原先的通过代理商跨国采购到绕过代理商直接到产地采购成为一种趋势。所以，从理论上讲，即使不允许跨国零售公司在华开设商店（即零售业不对外商开放），这些零售跨国公司也会迟早发现中国制造业的成本优势，并到中国来大规模采购的。但实际上，“发现”一个低成本的供货市场是需要交易成本的。我们注意到，沃尔玛公司、家乐福公司等采购大户都是先在中国开店，几年之后才开始大规模采购的，正是在中国开店和为中国分店的采购活动，使它们“发现”了中国制造业产品的成本优势。如果没有零售业的对外开放，跨国零售公司“发现”中国制造业优势的交易成本会大大提高。中国零售业的对外开放客观上大大降低了跨国零售公司“发现中国”的交易成本，从而使它们到中国大规模采购的时间大大提前、规模大大增加。因此，实践证明，零售业对外开放对零售跨国公司对华大规模采购是有重要意义的。
（二）就业与税收效应
零售业对外开放的就业效应有三个方面：一是外资零售企业进入后雇用当地劳动者带动的就业增加；二是外资零售企业对华采购带动的制造业就业的增加；三是对外开放促使零售业发展而带动的就业增加。谈到零售业对外开放的就业效应，人们往往只注意到第一个方面的效应而忽视了后两个方面，这会对就业效应产生低估。
外资零售企业雇用当地劳动者的数量其实并不大。一家大型店铺，雇用的员工人数大约在600～1000人之间（含厂家促销人员），目前外资零售企业在华开设的大型店铺约200家，所有外资零售企业在中国雇用人数不超过20万人。不仅如此，不少反对零售业对外开放的专家都强调零售业对外开放的就业效应不都是正面的，因为一家外资大店铺开业，往往会导致周围一批小店铺关门歇业，小店铺的老板和员工沦为失业人员。对新增雇用人数和导致失业人数之间的比例关系，目前还没有权威的调查数据，但一般都认为两者相差不大。所以，外资零售企业对就业的直接贡献是极为有限的。
当然，外资零售企业对就业贡献的质量很高。因为，零售业雇用的人员素质要求较低，许多下岗工人都能够适应零售业的岗位，所以，零售企业解决的就业往往是再就业困难群体的就业问题，相对于其他行业的外资企业，零售业的就业贡献要大得多。另外，外资大卖场开业确实会导致一批新的失业，但是，新的失业相当一部分来自于食杂店，这些食杂店原先在业的有不少是退休人员，这部分人失去工作不会引起失业率的上升。
如果说跨国零售企业在中国开设卖场，能够直接带动的新增就业是有限的，那么，外资零售企业对中国制造业的就业贡献则是不容置疑的。以沃尔玛公司为例，2001年，它在中国采购了103亿美元商品，按现行汇价和中国平均劳动生产率折算，需要425万人生产，换言之，该年采购为中国带来了425万个就业机会。当年，跨国零售终端在中国的采购额为300亿美元，占当年中国出口额的12%，并为中国带来了超过1300万个就业机会。当然，现在是创造就业机会的正面效应，到外资零售企业“抽逃订单”时就是负面效应。而且现在正面效应越大，“抽逃订单”时负面效应就越大。对于这一点，必须有足够的警惕。
零售业对外开放的就业效应的第三个方面是带动中国零售业发展引起的就业增加。前面已经论述了对外开放的市场竞争效应，正是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促使中国零售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零售业还处于非常落后的状态，零售业的饱和度很低，但是，经过10多年的开放，中国的零售业已经面貌一新，市场竞争相当充分，各种业态较为齐全，零售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大为提高。零售业的发展使其对就业的贡献也大大提高，这是零售业对外开放政策带来的间接效应。
综合上述三方面的就业效应，尤其是后两方面的间接效应，可以断定：零售业对外开放带动的就业效应是非常显著的。就业是中国当代经济生活中的重要难题，为就业做出贡献就是对中国经济的重大贡献。
外资零售企业对税收增长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在流通业，一般来说，正规流通企业的税收贡献大，非正规的市场摊位和食杂店的税收贡献小。外资零售企业都是正规流通企业，按一般纳税人纳税，而受其冲击倒闭的一般是税收贡献较低的小零售店和摊位，税收的增加量大于减少量，税收效应是正的。
（三）其他效应
消费效应——外资零售企业的进入彻底改变了中国零售业的面貌，也改变了中国人的消费方式与生活方式。大型超市不仅提供了丰富多彩、价格实惠的商品，还为消费者提供了休闲的场所，逛超市已经成为相当一部分消费者生活方式的一部分。高档的消费能够从专卖店和高档百货店中得到满足，中低档的消费能够从超市中得到满足，各种各样的零售业态为消费者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机会。10多年前，中国的有钱人可能会感叹“有钱没地方花”，但是，现在的有钱人很少有这样的想法了，零售业满足消费需求的能力已经得到充分的发掘。而这又进一步激发了人们的消费欲望，极大地带动了国内消费，对最近几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价格效应——有较多外资零售企业进入的地区，商品价格往往低于外资零售企业没有进入的地区。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与浙江西部（经济欠发达）的一个县城相比，住房、餐饮、娱乐的价格都要高很多，而在上海的超市中销售的商品，价格反而低于县城的价格。外资零售企业（尤其是一类外资）通常实施低价策略，所以会带动食品与日用百货的整体价格的下降，这对消费者是有利的，降低了生活成本，增加了消费者剩余，尤其对生活困难的社会贫困人群改善生活有重要贡献。
诚信示范效应——外资零售企业中的一类外资企业通常是比较讲诚信的企业，例如，对供货商的承诺，它们一般都会严格遵守，在承诺的付款日，货款一定会划到供货商的账户上，从而赢得供货商的信任，即使进场条件非常苛刻，供货商也愿意向这类外资企业供货。这些企业为其他零售企业树立了诚信的样板，带动其他零售企业提高诚信度，从而对净化市场交易环境、优化市场秩序起到了良好的作用。这方面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麦德龙公司的“透明发票”，它的客户通常是单位顾客，在中国，为单位执行采购任务的人员常常“搭便车”，要求商店将自己购买的私人物品计入单位的发票中。但该公司的透明发票却将每一项商品的清单列出，从而使采购人员无机可乘，这样做的结果导致大量的采购人员不愿意到那里购物，但是该公司还是坚持了自己的做法。公司树立的诚信形象，在中国建设“信用社会”的进程中，这样的示范作用是很有价值的。现在，越来越多的单位领导明确要求采购员必须到麦德龙公司进行采购。
收入效应——外资零售企业的进入并没有带动零售从业人员的收入上升，也没有带动供货企业（制造业）的员工收入上升，反而抑制了这两部分人员的收入改善，从而加大了社会的贫富差距。零售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但雇用的劳动者属于低技能劳动者，这部分劳动者如果自己开店经营，可以通过延长劳动时间（食杂店的一天营业时间通常达14小时以上）增加收入，但如果进入零售企业工作，即使在外资零售企业中工作，他们的总收入是下降的。奇怪的是，一般行业的外资企业员工收入高于内资企业，但在零售业却不一定。对供货企业的员工而言，由于企业的利润受到外资零售企业的积压，工人的工资就会受到雇主的挤压，所以工人工资的增长远远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制造业是以工人收入的低增长来维持竞争力的。
交通效应——大型店铺的开设会引起周边道路的交通流量大幅增加，使城市交通问题进一步恶化。外资零售企业多数是大店铺，除了少数开设在郊外的仓储会员店之外，其他外资商店都会对交通产生“负的外部性”。
地价效应——外资大型店铺的开设，会带动周边的地价大幅度上扬。因为大型店铺有很强的集客能力，加上国际性商号的影响力，会吸引大量的客流，客流所经之处，地价纷纷上扬。这意味着，在外资大型商店周围的其他店铺，经营成本会大大提高，而外资大型商店自身则可以利用地价效应做到“零租金经营”。例如，一家大型超市以每年1200万元人民币的租金租下一幢三层的物业，它在二、三两层开设超市，而将第一层招商转出租，由于二、三层的超市带来大量的必须经过第一层的客流，从而使第一层的地价（租金）大幅上扬，该超市转出租第一层的租金收入就可能达到1200万元人民币，完全弥补了3个楼层的总租金，这相当于二、三两层没有支付任何租金，这就是“零租金经营”。
加剧电力紧张——外资零售企业开设的大型商店都是耗电较高的，使用的电器设备较多，空调、电梯、冰柜等设备，在一般的小店铺和菜市场中是没有的，在中国目前电力紧张的形势下，会加剧用电紧张的程度。
加剧环保压力——外资零售企业以及由其带动发展起来的现代零售企业，由于交易方式上的特点，会加剧社会的环保压力。例如，大型超市大量使用不可降解的塑料袋，这些塑料袋最后都会进入垃圾处理系统，从而污染环境。超市商品要求是包装商品，但是包装物本身就是污染物，包装物的大量增加会加重城市垃圾处理系统的负担。
综上所述，零售业对外开放产生的经济与社会效应是多方面的。其中，产业关联效应、就业与税收效应、价格效应、消费效应、诚信示范效应是对社会的贡献，收入效应、交通效应、地价效应、电力与环保效应对社会利益是一种损害。总体来讲，利大于弊。我国应该设计相应的制度规范，充分发挥有利于社会的效应，并把对社会的损害限制在有限的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