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在黑夜里出生的孩子，一朵在黑夜里绽放的花，一个被黑夜赶着不停写作的人。
亲吻黑夜
我是一个夜晚型的作家，每到写作长篇的那几个月，总要熬到夜深人静才能写，我的“文字妖精”在那时才会出现。这个习惯是1998年写《一个分成两瓣的女孩》时养成的。我白天睡大觉，玩，东游西逛，到了夜晚我才进入书房，就像进入一只美丽斑斓的玻璃鱼缸，“文字妖精”像黑夜里的蝴蝶一样，呼呼朝我飞过来，我坐在电脑前捕捉它们，充满快感。
看到不少有关我的报导，说我是新世纪女性写作的“领头羊”，因为我在新的世纪里出版了七部长篇小说，短短两年时间出版七部长篇小说，他们说这是文坛的一个奇迹。
我无法跟每一个人解释，这七部长篇小说不是一天写成的，这是四五年写作的结晶。五年来几乎所有的夜晚，都被我化作文字，我在黑夜里拼命吸吮、摇曳、放纵、飞翔，写《女人胸口的火山》实际上一直处于眩晕状态，小说中的雪、雾和哈气，一一出现在我的“玻璃鱼缸”里，我感到文字升浮与下沉的力量，字与字有时像金属那样坚硬，彼此擦出火花。有时则像水那样柔软，我抚摸着那些文字，就像抚摸自己的身体和皮肤。
我对雪白的皮肤是有些自恋的，对文字的感觉也是一样，怎么爱也爱不够。我看电影，常常觉得画面不如文字来得有力，画面总是把一些事情简单化、直观化了，而文字表达出来的画面具有更多种的可能性，是留有空间的更高级的幻觉艺术，记得我曾经说过，写作对我来说就像呼吸和恋爱，既是自然的，又是必需的。
那么黑夜呢？我为什么总要等待黑夜的来临？我的“文字妖精”为什么总藏在那里？
在写《有毒的婚姻》的时候，我曾经尝试过白天写作。但后来我才知道，白天是我的写作毒药，特别是上午，我无法打起精神来面对电脑，每写一个字都要打一个哈欠，我只想睡觉。新作《胭脂帝国》写得异常顺利，是因为我把写作时间全部安排在了晚上。
我的临阵状态是把一天分成三段：上午不工作，睡觉。下午接受采访、接电话、处理版税合同、拍封面照片、看新书校样、回答记者问题、收发电子邮件、去超市买吃的东西、到购物中心买内衣等日用品、到精品店买裙子和牛仔裤，等等，跟正常人相比，我是个购物狂，我像热爱写小说一样热爱买衣服，很少穿重样的裙子，热爱凉鞋和染得十分精致的脚趾，热爱长及腰际的黑色长发，热爱口红，讨厌戴眼镜。就是在长篇写到最较劲的时候，同样会利用下午四点以后的一点时间去逛街，买回一些在男人看来毫无用处的东西。
天色一点点暗下来，我的黄金时间就要来了。在夜晚写作，有迷人的灯火，安静的、无人打扰的整块时间，不需要吃东西，只要一杯绿茶放电脑边。大片的、飞舞的思绪便如黑夜里的蝴蝶，源源不断向我涌来。我的七部长篇小说，我的拥有众多读者的散文作品，便都是在这个时间写成的。
我是一个在黑夜里出生的孩子，一朵在黑夜里绽放的花，一个被黑被驱赶着不停写作的女人。如果黑夜有形，我想忘情地吻一吻它，就像亲吻我的情人。
恐怖电影
我喜欢《生灵》这部电影的前半部分，那个叫浅茅的苍白女孩，头发斜斜地掠过半边脸，露出一只忧郁的眼睛。她能出现在任何想要出现的地方，她是一个幽灵。
电影结束时，女孩的脸便再也无法从我眼前赶走。她是一个邪恶的女孩。时间已是后半夜，她的脸在黑暗中隐隐地藏着，有时在屋角，有时在吊灯旁边，那是一张吊死鬼的脸，嘴角淌着血。
浅茅的家，在火车站附近的一个阴郁酒吧。女孩引吉野上二楼，女孩在楼上冲她招手，狭窄的楼梯，幽暗的通道，那种氛围很是吸引人。
浅茅是个邪恶的幽灵，她可以使玻璃在瞬间迸裂、粉碎，尖锐的玻璃碎片飞溅到真理子的额头上，真理子是她的情敌，浅茅恨她。在一个吉野与真理子约会的夜晚，浅茅出现了，她像路边的树木一般，每隔一段距离，她的脸就出现一次。
真理子感到万分恐惧，然后，她的自行车突然失灵，旁边亮起了血红的道路施工标志，真理子连人带车掉了进去。第二个跟吉野好的女孩，也被浅茅害死，她死在火车轮子底下。那场大雨中浅茅分身两处的戏，令人感到阴冷和恐慌，像白日的夜晚，灰色而又凄凉。
日本电影的氛围感是我最喜欢的东西。东方人有一种神秘的、难以言说的意趣，深刻、曲折、多意。跟东方人的性格比起来，美国人的性格就有点像个大顽童，打打杀杀，飞车，爆炸，要不就弄一条大船，船上发生一场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爱情游戏。
日本电影的氛围实在是很好。恐怖电影，一定要有阴森森的美感，我讨厌血腥和杀人的影片，吸血鬼影片，这类电影千篇一律，看过之后连噩梦都不会留下。
《生灵》的后半部分拍得不怎么样，天塌地陷，弄着弄着，不知怎地，倒有些像美国电影了。东方的神秘感没有坚持到底，到后面仙气全无，变成一部标准的“灾难片”。
这部电影如果交给我拍，可能会拍得更好些。小说家就是纸上的导演和演员，一个人能够撑起一个世界的。我的小说表现了神秘的女性世界里奇异的幻想和欲望，我开创了一个世界——幽深的女性世界，我乐意接受这种说法“梦幻掌门”，我不愿意给别人的小说流派添砖加瓦，因此，就自创一派。我愿是一棵独立的、不依附于任何人的大树。
现在，我的树已枝繁叶茂，有了属于自己的天空。
常常由电影想到写作，因为它们是相通的。但愿有一天，会有一部属于自己的电影。一部女性电影还是恐怖电影？一部纸上的电影还是现实中的电影？时间会让关于我的故事慢慢打开，展现在人们面前。
我等待那一天的到来。
婚姻：是毒药还是蜜糖
我的小说《有毒的婚姻》一出版，就引起轩然大波，婚姻似乎被重新定义了，所到之处到处可以听到这种议论：“婚姻是……有毒的嘛，赵凝说的。”其实我一直是不相信“坟墓派”的，就是说对那种所谓“结婚是爱情的坟墓”并不赞同，我始终相信有蜜糖式的婚姻，甜蜜而又安静，同度时光那种。
我喜欢这样的广告语：“美钻之地，流金之所”，这好像是一处高尚住宅的宣传语，但这句话用到一个家上，也同样适用。在写过大量的爱情婚姻小说之后，我依然相信爱情，相信温馨和谐的男女关系。
见过太多“毒药”式的婚姻，男人和女人相互抱怨，眼泪、争吵、甚至动起了拳头。女人说男人有夸大妄想症，异想天开，不切实际。男人似乎对这个女人也恨之入骨，说他是一个极端自私自利的人，做人太贪，对钱看得太重。这一对男女经常吵架，１０年过去了，却并没有见他们分开。
我倒觉得他们不如早早分开的好。在争吵中度日的婚姻，就是“有毒的婚姻”。
我并不觉得《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的那对夫妻，是什么“生死相依的爱情”。那不是爱情，是勉强和不合适，是凑合，是对生活最大的不负责任。
记得张学友有一首歌，大意是：两个人太相爱，反而不能在一起。我觉得应该改成：两个自私的人不能在一起。如果有人一心想改造对方、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对方、用市俗的眼光来衡量对方，那么，他们的婚姻一定别扭难受。住在难受的婚姻里，就像住在一片无休止的噪音之中，到处都是责骂的嘴唇，他不停地说啊说啊说啊，天昏地暗，生活毫无乐趣可言。
高质量的婚姻，首先不是要有多少钱，住多漂亮的房子，开多豪华的车，高质量的婚姻首先要有一种千金不换的甜蜜氛围，相互是欣赏的、喜欢的、相融的，有钱没钱都有一个“气氛”问题。气氛不好的家，就是墙上都贴满１００元的人民币，也如牢笼一般。气氛和谐的家，即使白白的四面墙壁，也像生活在蜜糖之中。
生命是一次愉快的旅行，我不愿意每天耳旁有人唠唠叨叨，说着刺耳的话。如果我是《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的褚琴，我绝不忍受那场“不合适”的婚姻，那种在无休无止争吵中度日的婚姻，就让它结束在昨天吧。(希望那只是上一代人的故事)。
“毒药”就是狭窄、目光短浅、高度自私；
“蜜糖”就是宽容、大度、和谐、懂得欣赏对方。
婚姻是毒药还是蜜糖，你说呢？
女人对幸福的定义
女人对幸福的定义，提到这个问题，我知道我给自己出了难题。上个周未我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星空下的女人”去做直播，带的就是这个题目。我难住了我自己。
每天都在想，幸福到底是什么？是台灯上那一抹流苏吗？是一件美丽上衣上的蕾丝花边？还是一个英俊男子的会心一笑？我不知道。
幸福就是选择一件喜欢做的事情，每天靠近它、握紧它、揣摩它，想尽办法融入其中，并且把那件喜欢的事做到极致地好。我与文学就是这种关系。十年前的某一天，当我决定写作，我毅然放弃生活中原有一切，全身心地投身到那件喜欢的事情当中去。我的选择是如此完美，幸福就是让文字在笔尖闪烁。
幸福的另一个层面，是有人相伴。在爱你的人眼里，你是美丽的，这就足够了。你早晨起来，他觉得你清新，你从中午开始忙碌，他觉得你丰盈。夜晚你开始懒散，喝喝小酒听听调频台，他觉得你简单可爱。有人相伴，就不惧怕时光的流逝，任窗外花谢花开，我们有我们凝固不变的房间。温暖的床，摆满书籍的写字台，打印机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收音机的指针正对着音乐调频台。幸福就是这么简单。
幸福还是把梦想变成现实的过程。还是十年前的某一天，我站在图书大厦的文学柜台前，希望那一排名家的书籍里，有一本小说是我写的。我身后是大师们的文字，我眼前是未来的我自己。有目标的女人是幸福的女人，她每天都在忙碌，在忙碌中获得充实感和与人无法言说的愉悦。
感谢时间的磨洗，我终于变成了一个可以从容应对一切的女人，荣耀、欢喜、背版、中伤，都无法改变我的日常状态，我要让阳光照到脸上，我要到花开的山坡上去照一张像，我要一杯咖啡，当然要加糖，让生活的满满浓香围绕着我吧。我凝视着生活的眼睛，对它说我爱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