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实甫的《西厢记》成书于元前期，但由于受到中国历来文学评论重文辞而轻结构、轻人物之影响，元明之时的戏曲理论著作甚少涉及《西厢记》的人物评价。至明末清初金圣叹在《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读法》中对西厢人物进行了品评，其着眼点在于人物剧中的地位以及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提出了《西厢记》的三个中心人物，即莺莺、张生、红娘，分析了三人剧中地位、相互间之关系及三人与其他人物之关系。李渔则在《闲情偶寄·词曲部》中提出了“一部《西厢》，止为张君瑞一人，而张君瑞一人，又止为‘白马解围’一事，其余枝节皆从此一事而生。”仍然未对西厢人物本身形象塑造作出分析。直到1932年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开始注意到王实甫对崔张二人恋爱过程以及心理活动的描写，认为无论是同期的杂剧，抑或是后来的传奇，能将曲折细腻的恋爱细节描写得如此细波粼粼、绮丽而深入的，是少之又少。
建国后出版的文学史论著，由于受到苏俄文学理论的影响，开始更多地关注《西厢记》的人物造型艺术，观点多较为类似。张燕瑾的《西厢记浅说》从四个方面详述了《西厢记》塑造人物的方法：一是“把握人物吐露心迹的契机，使人物出声地思考”；二是“描绘人物的形体动作，使人物有形地思考”；三是“鬼斧神工的肖像描写”；四是“相反相成的原则，刻画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李春祥的《元杂剧史稿》中认为王实甫运用“肖像描写、心理描写、细节描写、环境描写、动作描写、动作表情描写，以及人物之间展开正面冲突”等多种手法，“带来了人物形象更大程度的真实感和立体感”。马积高、黄钧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中认为“《西厢记》的人物很集中，故事也很单纯，但人物形象却很丰满，其原因就在于作家对人物的思想性格开掘得很深。王实甫正是在深入把握人物思想性格的基础上，精心结撰戏剧冲突的”。此外，书中还认为“心理描写在《西厢记》中占有极大的比重，它是作家用来塑造人物情感、揭示其精神世界的主要艺术手段。”游国恩等人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也认为“《西厢记》在艺术上最突出的成就是根据人物的性格特征，展开了错综复杂的戏剧冲突，完成了莺莺、张生、红娘等艺术形象的塑造。”《西厢记》“人物性格和情节开展得到了高度的结合，成功地表现了事件曲折复杂的过程。”而王实甫“善于描摹景物，酝酿气氛，衬托人物的内心活动”也是西厢人物塑造出色的重要原因。邓绍基的《元代文学史》认为“《西厢记》中的人物性格十分鲜明：莺莺、张生、红娘、老夫人、惠明，都成为我国古典戏曲中成功的人物形象。有的人物如红娘，还在后世成为某种类型人物的代称”。而《西厢记》所取得的这些成就作者认为要得益于“曲折错综的矛盾发展，有助于完成人物性格的发展，而细腻的心理刻画又能充分展示人物性格的丰富性。”章培恒、骆玉明的《中国文学史》认为“剧中主要人物张生、崔莺莺、红娘各自都有鲜明的个性，而且彼此衬托，相映成辉；在这部多本的杂剧中，各本由不同的人物主唱，有时一本中有几个人的唱，这也为通过剧中人物的抒情塑造形象提供了便利。”而郭预衡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则是通过《董西厢》与《王西厢》中同名人物的比较，认为“在王实甫的笔下，又赋予了这些同名人物以新的个性，新的典型意义。”《王西厢》中的张生“更加坚定，更富于反抗精神，也更加合乎情理。”“在为争取自主婚姻的斗争中，《王西厢》的莺莺比《董西厢》的莺莺也更加强烈。”关键时刻更加果敢刚毅。“此外，王实甫笔下的崔莺莺，内心世界更为复杂丰富……”而红娘形象经过王实甫的精雕细刻更加丰满，是一个品格高尚的卑贱者。
与此同时，国外学者的《西厢记》研究也取得了不俗的研究成果。早期的日本学者对《西厢记》的研究多聚焦于“才子佳人”的叙事模式之上。如盐谷温是日本最早进行《西厢记》研究的学者，他就认为，若将千秋绝艳的崔莺莺视为风风火火的新女性的标本，则是对贵妇人的亵渎。而战后的学者由于受到中国内地学术界以及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影响，大多倾向于在反礼教的叙事模式上阐释人物形象建构。如波多野太郎对《西厢记》主题的理解就与50年代以来中国内地学术界的主导观点较为接近，他认为无论是王实甫还是他的《西厢记》都有其不彻底性和软弱性的一面，表现在王实甫一面反对压制爱情的封建制度，另一方面又肯定了封建阶级的功名观念。而在作品中这样的矛盾主要体现在张生人物的两面性上。波多野太郎认为，张生颠倒了自古以来的功名第一，恋爱第二的正统观念，将恋爱放于第一位，而功名退居其后，在追求莺莺的过程中势必会与坚决维系正统秩序的老夫人发生严重的冲突。而张生每每在遇到挫折后表现出的脆弱并非是由于他性格懦弱，主要是由于在功名问题上他与老夫人并无根本矛盾，只是孰先孰后的问题而已。对于崔莺莺，波多野太郎分析较少，认为莺莺对于爱情有着敏感的意识，但又通情达理。而在恋爱之后便成为了一个普通的女性，作者认为这是人性的一种正常体现。而对于莺莺的“作假”，作者则认为这是其阶级局限性的体现。对于红娘，波多野太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将红娘视为被压迫阶级的代表，是完成反封建主题的主要动力，崔张二人恋爱的成功主要应归功于红娘的支持。在与老夫人的对阵中红娘更是将机智勇敢表现得淋漓尽致，简直是对老夫人进行了一次“启蒙”教育。而另一位日本学者田中谦二则在西厢人物解读时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性别颠倒”观点。认为张生一见到莺莺就毫不犹豫地突破礼教束缚，以一种完全失掉理性的狂态来追求爱情，其神经质的性格显示出一种女性化的感性特征。而与张生相反，崔莺莺则为各种顾虑所困扰，常常压抑感情，显示出冷静的性格和男性化的特征。对于红娘，田中谦二将之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认为在王实甫笔下，红娘是一个与所有人都发生冲突的人，是所有人中最具有攻击性的。所以，无论《西厢记》的正式名称是《张君瑞待月西厢记》还是《崔莺莺待月西厢记》，其真正的主人公应该是红娘。而荷兰的汉学家伊维德在田中谦二“性别颠倒”观点的基础上更是提出了《西厢记》中“阴阳”两个世界的建构，认为与“阴阳”两个世界相对应的是《西厢记》中有两个不同的张生，一个是在公共的阳性世界中胜任愉快，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信心的张生；另一个是在寺庙的阴性世界里被动无望忍受爱的饥渴、煎熬的张生。作者在试图说明张生所有的逾越了道德规范的行为都是放在一个封闭的、隔绝的阴性环境中。他与莺莺的爱情只是违背了家长的意愿，但并不能说是和儒教发生了根本性的冲突，正因为如此，在进入了阳性的公共世界后，张生可以没有任何阻碍地遵守儒教世界的所有法则。而伊维德对于红娘的解读最为特别。很多学者探讨的均是红娘的行为结果，很少有人涉及其行为动机的。而伊维德认为《西厢记》中的红娘并非一个纯粹的观察者、批评者、支持者，她有着自身利益的考虑，她之所以热心玉成崔张的好事，也不完全是出于利他主义的义务感，而是希望通过张生脱离其奴婢的地位，在为小姐找到一个美满伴侣的同时也为自己找到一个合适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