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学者提出词人辛弃疾是一个战士，具有军人意识，这个论断无疑是正确的，然而还不够深刻。拿破仑说：不想做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那么辛弃疾就是一个一直梦想做统帅的战士，一个有着为国收复河山的宏图大志的战士，而不是做碌碌无为的普通士兵。曾经驰骋疆场的军旅生涯是他传奇人生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成了他一生的刻骨铭心的美好回忆。
“壮岁旌旗拥万夫。锦獟突骑渡江初。燕兵夜如娖银胡革录，汉箭朝飞金仆姑。”他是身先士卒、带领百万大军冲锋陷阵的统帅；“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语以寄之》）。他是武艺绝伦、沙场点兵，为皇帝攻城略地、收复疆土的大将；“汉家组练十万，列舰耸城楼”（《水调歌头·舟次扬州，和人韵》）；“更千骑弓刀，挥霍遮前后”（《一枝花·醉中戏作》），他是统领水路大军、威风八面的大帅。这种将帅的理想追求是由其实际的军事才能、从军的实践经验作依托的，是当时的政治形势催生的，当然也是他忠于大宋王室、热爱祖国的最好体现。
辛弃疾出生时，家乡已早被金兵占领。祖父辛赞由于家口繁多，来不及随宋室南渡，被迫仕金。但他内心始终忠于宋王朝，经常带领子孙辈“登高望远，指画山河”，一直希望有机会“投衅而起，以纾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辛弃疾《美芹十论》）。辛弃疾从小又目睹了金人对沦陷区人民的残暴统治，长辈的爱国主义教育与血腥的现实激发了辛弃疾强烈的解救同胞于倒悬的民族责任感。天资聪颖和崇高而迫切的使命意识使辛弃疾从小就以祖逖为楷模勤学苦练，成为一个文武双全的杰出青年，等待机会报仇雪耻。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主完颜亮大举入侵南宋，由于当时敌后义军的牵制，南宋将领的抗击，以及金人高层内部矛盾的激化，完颜亮被部下所杀，金人的入侵失败了，激发了农民起义军的斗志。济南农民起义领袖耿京聚众20余万，声势浩大，当时22岁的辛弃疾也拉起了一支两千人的队伍，投奔耿京，任掌书记。辛弃疾从宏观的战略目标出发，力劝耿京与南宋朝廷联合打击金军。耿京派23岁的辛弃疾代表义军奔赴南宋会谈，辛弃疾不辱使命，宋高宗任命耿京为天平军节度使。辛弃疾带着皇帝的诏命，准备回山东后轰轰烈烈大干一番，不料在归途中却得知义军中的叛徒张安国已经杀死耿京，投降敌人。辛弃疾带领50余骑驰入五万大军的金营，把正在与敌酋将领饮酒的张安国绑缚马上，并动员、带领一万余降金的士兵反正，昼夜不食，疾奔南宋，将张安国斩首示众。其“壮声英概，懦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辛弃疾因此而名声大振。辛弃疾具有出将入相的禀赋资质、实际的从军经验和收复失地的迫切愿望，他对南宋朝廷寄予着很高的期望。但以皇帝为首的南宋统治者并不以国家、民族大业为重，他们胆小怯懦、沉醉声色，甚至为一己之私利，不思进取，且对抗战派打击、阻挠。不但辛弃疾所率万余义军被遣散，而且从23岁到32岁这十年时间，他只任过江阴军签判、建康府通判、司农寺主簿等小官，根本无法实现自己杀敌报国的理想。但是报国热情使他不顾职位卑微，于乾道元年（1165）上书宋孝宗《美芹十论》，乾道六年上书宰相虞允文《九议》，二书高屋建瓴、精辟入微地分析了敌我形势、军事要冲，并提出了进军方略。在《美芹十论·自治篇》中辛弃疾批驳了“吴楚之士脆弱不足以抗衡中原”的荒谬的投降主义论调，提出了金国蛮夷之邦不可能长御中原的论断，并谋划了“绝岁币”和“改都金陵”的主要的具体对策，既做好了经济准备和政治准备，又促成全国抗战氛围形成的心理效应。在《九议·其二》中提出对金作战要做到“无欲速”、“审先后”、“能任败”，这是持久战的战略，非常符合当时宋金对峙的形势。联系到辛弃疾上书前张浚的符离之役和弃疾晚年时韩侂胄的北伐都是由于急功近利、准备不足、仓促出战导致惨败，皇帝也因战败而胆寒，由雄心万丈的主战马上转入心灰意冷的主和，那么辛弃疾的高瞻远瞩、雄才大略所凸现的现实战略意义就近乎一个神话了，其宏论却不被朝廷采用。自乾道八年（1172）至淳熙八年（1181）10年的时间里，辛弃疾成为地方大员。33岁的辛弃疾担任了滁州太守。当时滁州是宋金战争中的必争之地，人烟稀少、破败荒凉，稼轩到任后，招募流民、奖励垦荒、优待商旅，经过不到一年的大力整顿，滁州“流逋四来，商旅毕集，人情愉愉，上下缓泰”（崔敦礼《代严子文滁州奠枕楼记》），呈现出繁荣发达的气象。后又任江西提点刑狱、荆湖北路安抚使、江西安抚使、湖北转运副使、湖南转运副使、湖南安抚使等职。在此期间，辛弃疾做了几件震惊朝野的大事。第一，他很快镇压了以赖文政为首的茶商军起义和其他的农民暴动，而这是前任官员长久解决不了的大问题。但辛弃疾并非止于武力镇压，而是上书皇帝，分析官逼民反才是致乱的根源，希望统治者能够正本清源。（参见辛弃疾《淳熙己亥论盗贼劄子》）。第二，辛弃疾帅湖南时，为了充实地方武装力量，请求朝廷建制飞虎军。工作进展过程中，遭到高层统治者的猜忌，皇帝降御前金子牌，命即刻停工，弃疾乃隐匿金牌。此时正值秋雨连绵，尚缺二十万片瓦，遂令居民户献二瓦，一月军成，雄镇一方，为江上诸军之首。弃疾方出金牌，陈述原委，绘图缴进，皇帝免于追究。第三，弃疾帅江西时，正逢大饥，始至，即下令：“闭籴者配，强籴者斩”，马上稳定了骚乱动荡的局面。又尽出官钱、变卖官府银器招募贤能至各地购米，一月内，米大量涌入江西，饥困遂解。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如此艰难的处境下，他竟然以“均为赤子，皆王民也”的博大胸怀，把千辛万苦所得之米的三分之一拨出救助并非自己管辖的信州百姓。辛弃疾42岁时被弹劾罢官，自淳熙九年（1182）至宁宗嘉泰二年（1202）漫长的20年的时间里，除了有两年曾担任过福建提点刑狱外，整整18年都是在闲居中度过的。即使在短暂的福建任上，他建“备安库”储粮以备饥荒，并打算造万副铠甲，招训军队以备盗贼。宋宁宗嘉泰三年（1203），闲赋在家的稼轩已是64岁的高龄，忽然被任命为两浙东路安抚使，出知绍兴府。这是因为时相韩侂胄想发动对金的北伐战争，以巩固其在朝廷中地位，故要起用主战派人士。虽然韩侂胄在朝野中的声望甚差，他的军事才能也有限，但是弃疾感到实现自己平生抱负的时日不多，机会更是一失不可再得，欣然出山。他到任后，力谏韩侂胄要积极备战，不可草率行事，韩不但不听，还惧怕弃疾夺了他的功劳，改弃疾知镇江府。弃疾在镇江府任上打造铠甲兵器，储备物资，训练军队，侦察敌情，正准备大展拳脚时，却被诬告罢官，返回瓢泉。这次不到两年的为官生活使他对朝廷彻底失望了，并且韩侂胄因不听弃疾劝谏，仓促出战，大败而归，别有用心的人竟要因此治弃疾鼓动北伐之罪。开禧三年（1207），68岁的老英雄在高呼“杀贼！杀贼！”的激愤绝望中告别了人世。
辛氏在职位上的作为与言论，都反映出他把自己放置在一个乱世，并以此为出发点，把富国强兵当作为政的理想，而富国也是为强兵服务的。他的强兵一是镇压国内的农民起义，二是抗击金朝。第一点是他不忍为之，却不得已而为之并取得了赫赫战功；第二点是他最大的愿望、毕生的期盼，却不能为之，至死抱恨。现实的无奈使他经常在诗词中表达出对历史上的大英雄所建功业的向往。嘉泰四年（1204），辛弃疾以65岁高龄奉诏出任镇江知府，准备北伐。当他登上北固山，想起雄踞江南、三分天下而有其一的霸主孙权，出身寒微却轰轰烈烈做成了北伐事业的刘裕和多次打退秦国侵略保家卫国的赵国名将廉颇，不禁吟出壮词《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他经常提到的英雄人物还有曹操、刘备、谢安、诸葛亮、桓温、张良、李广等。我们可以看出辛弃疾心向往之的功业型的古人，基本上都是武功型而非文治型的，即使对文人味较浓的谢安、诸葛亮、张良等人的称誉，也是偏重于他们的军功，而治世能臣如魏征、房玄龄、杜如晦、张九龄等人，在他的诗词中却基本没有被提及过。在辛弃疾的思想意识中，当时应该是能够驰骋疆场、保卫国家、消灭金兵的大英雄产生的时代，如“袖里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天西北”（《满江红·鹏翼垂空》）；“汉水东流，都洗尽、髭胡膏血。人尽说、君家飞将，旧时英烈。破敌金城过雷耳，谈兵玉帐兵生颊。想王郎、结发赴从戎，传遗业”（《满江红》）。他常常借送别、和韵、祝寿等应酬的交际之词来抒写自己的最大愿望。他在送别友人赵景明东归的《沁园春》中说：“却怪英姿，有如君者，犹欠万里封侯哉。空赢得，道江南佳句，只有方回”，显然他认为朋友只有文名而没有功勋实在是一大憾事。又如寿词《水龙吟·甲辰岁寿韩南涧尚书》：“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长安父老，新亭风景，可怜依旧。夷甫诸人，神州沉陆，几曾回首！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公知否。况有文章山斗，对桐阴、满庭清昼。当年堕地，而今试看，风云奔走。绿野风烟，平泉草木，东山歌酒。待他年，整顿乾坤事了，为先生寿。”在这首为韩元吉祝寿的词里，辛弃疾明确的表示自己所生活的南宋正如偏安一隅的东晋，朝廷中有太多的清谈误国的大臣，不但使北宋灭亡，而且渡江后仍然不思北伐，因而辛弃疾认为真正的读书人应该把万里平戎作为抱负和理想，他更希望和韩元吉这样的主战派一起消灭金朝，统一全国。“三万卷，龙头客。浑未得，文章力。把诗书马上，笑驱锋镝。金印明年如斗大，貂蝉却自斗鍪出。待刻公、勋业到云霄，浯溪石”（《满江红·贺王宣子平湖南寇》）。他希望王宣子再接再厉建立军功，至于诗书文章不过是增加一些英雄的儒雅风度而已。“却将万字平戎策，换作东家种树书。”（《鹧鸪天·有客慨然谈功名，因追念少年时事，戏作》）虽是愤慨之语，却反映了辛弃疾的出仕目标非常明确，出仕前的特别留意军事的准备工作也是极其有针对性的，“平戎”乃是其最大的功业理想。辛弃疾的功业理想在现实生活与其词作中的显现几乎是一致的，平戎的理想无疑是符合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当时正是造就英雄将帅的时代，因此辛弃疾的理想是有很强的现实性的，也许正是这种现实使具有“补天裂”能耐的辛弃疾认为生逢其时，更坚定了他将帅的理想。明代钱士升在《辛弃疾传论赞》中曰：“稼轩人材，大类温峤、陶侃，南宋罕有其匹……使稼轩得握生杀之权，予之以不中制之任，忠义慷慨，必能鼓舞一世，进则为折冲，退则为保障，精采规模，自有大可观者，非若空言之无补也。”康熙皇帝亦云：“君子观弃疾之事，不可谓宋无人矣，特患高宗不能驾驭之耳。使其得周宣王、汉光武，其功业奚止是哉！”可惜南宋皇帝一姓甚至是一人的利益是凌驾于国家、民族利益之上的，割地赔款的负担可以转嫁给老百姓，并不影响他们的享受和统治，而与敌人开战则有失去宝座的危险，所以他们是不主张抗战的，这样辛弃疾就陷入了时代、国家、民族与皇帝的利益不相一致的矛盾冲突之中，但他并不明白。“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语以寄之》），是其晚年的哀泣，表明他至死都认为皇帝和国家、民族的利益是一致的，君国是一体的。所以在那个崇文抑武的政治环境里，他仍然无所顾忌地歌唱自己的将帅理想，他认为这是对皇帝最大的忠，然而抗战却与皇帝的私欲相左，所以皇帝一直不给他实现理想抱负的舞台。从23岁到42岁之间，辛弃疾前十年都是做小官，后十年做了几任地方大员，但被调动了十几次，虽然他仍能用超凡的政治军事才能取得卓越的成就，但这毕竟与其经天纬地之才的施展和灭金复宋的远大抱负相去甚远，42岁时干脆罢了他的官。他对捉弄、倾轧自己又无能、腐败的朝廷深感失望、痛心，他不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皇帝又在想些什么。既然皇帝不给自己兼济天下的机会，只好退回家中独善其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