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仲丽
历史是时代的镜子，它是不会被人任意掩盖的。
周南女校是我家
1904年，腐朽的清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之际，快要倒台了。此时，湖南长沙市爆出一桩轰动远近的新鲜事，从日本留学回国的朱剑凡先生，在自家的园林内，创办了一所近代的中国女子学校——周氏家塾，专门招收女学生。
先父朱剑凡在五四运动前后和大革命期间，和毛泽东同志以及蔡和森、何叔衡、徐特立、谢觉哉、李富春、李维汉、郭亮、熊瑾玎、王震等许多党的领导人共同从事过革命工作，和刘少奇、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李立三、聂荣臻等同志都有着较深的友谊。向警予和杨开慧烈士以及蔡畅、丁玲等同志，都曾是周南女校的学生。
为什么叫“周氏家塾”，而不冠以朱姓呢？
原来，满清入关，明朝覆灭，在满门抄斩的危急时候，吉王的一支后裔得到一位同族人氏的保护，假作为儿子，躲到湖南宁乡道林大屯营的周氏宗族中避祸。于是，明朝的这支匿名子孙就繁衍起来。直到辛亥革命胜利之后，爸爸才改回朱姓。这段轶事在湖南广为传播，连毛泽东、刘少奇等同志都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事。
当时，满清皇帝还没倒台，朝廷不准开办女子学堂，违背朝廷的旨意，是要问罪的。
爸爸为此忧思苦想，终于想出一个妙法，跑去和周振麟、杨昌济商量：“朝廷不许开办女子学堂，我就名之曰‘周氏家塾’。不知你的意下如何？”
周振麟、杨昌济鼓掌赞成：“你这个办法实在英明！在封建朝廷下开办家塾，是合法的。”为了开办“家塾”，爸爸四处奔波，聘请教员，甚至恳求亲戚来校任教。周振麟、徐特立和后来成为共产党员的烈士周以粟，都是学校的著名教师。连我的妈妈也在学校任教。来校报到的女孩子很多，她们大多是进步、开明家庭的女儿。
然而，新事物总是有阻力的。社会上议论纷纷：“男教员怎能和女学生同坐一室，面对面上课？真是男女授受不‘清’。”女生们听到这种议论，压力很大，害怕上男教员的课了。
这些议论爸爸也感到心烦。他找教员和朋友们商量，终于又想出一个妙法：朝廷的慈禧太后是个女的，她和文武百官天天商议朝政，她为了维护封建礼教又要独揽大权，不是想了个“垂帘听政”的办法吗？那么，“周氏家塾”不是也可以来个“垂帘听课”吗！爸爸叫办事员买来许多竹帘子，挂在课堂上，男教员坐在帘子里讲课，女学生坐在帘子外听课。这样一来，问题得到解决，来报名的女学生更多了。
辛亥革命胜利了，废皇帝，立民国。爸爸立即呈报湖南省政府，改“周氏家塾”为“周南女校”，并把这份园林房屋立了契，全部捐给国家，永为周南女校校址之用，只留下南面一栋住宅为自己居用。
我家留用的这栋住宅是个老式庭院，前有歇轿停车的外厅，后有摆满了大理石宽椅、茶几的会客厅。两侧厢房各有一块天井，栽有香气扑鼻的桂花树。后院则栽了一些柚子树、石榴树、枇杷树。还有一些厨房、杂房等等。
1915年，我就在这栋宅子里呱呱降生。已经是第八个小孩了。人们都亲昵地叫我“八妹子”或“八八”。
我一直长到12岁，都是在周南女校生活的。3岁时入周南女校附属幼稚园，5岁读附小一年级，11岁就进入附中初中部。
1918年，爸爸参加了毛泽东和蔡和森创建的新民学会，毛泽东是我家的常客。在他遇到困难时，爸爸让他在周南女校住过一段时间。
有一天，毛泽东同志又来到我家，和爸爸面对面地谈着，茶水喝光了又斟，斟满了又喝光。他们谈兴很浓，毛泽东同志连茶叶也吃下去了。
一个小女孩，穿着红衣花裤，头上用五彩花线扎出几个竖着的小辫子，一双凤眼摆在脸儿上。她想上前又不敢打搅大人的谈话，只是站在门口憨笑着。
“来，八妹子，进来！”爸爸向我招手。
我跑到爸爸膝前，用害羞的眼光看着爸爸对面的陌生客人。
“叫毛叔叔！”爸爸低头对我说。
“毛叔叔！”我乖乖地喊了一声。
毛泽东同志笑着应了一声，便问我几岁了。
爸爸得意地回答：“她是我的小女儿，才五岁，已经进周南的小学一年级了，天资倒还聪明，是一个伶俐活泼的女孩。”
“什么？五岁就进小学了！难怪她这样大方活泼。别人家的女孩子，连男人都怕见到。”毛泽东的眼神射到我脸上。
此后，我常看到这位毛叔叔。有时见他在我家庭院中散步，不时停下来，凝目四望，若有所思。有一次，他笑着对我说：“你爸爸喜爱你，说你聪明活泼。你五岁就是堂堂的小学生了，真了不起！”
我天真地回答：“毛叔叔，爸爸也喜欢你咧！他说你先进，听取工友农友的话。毛叔叔，那是些什么话？是不是叫你吃饭时，好好吃，不要把饭粒掉在地下？是不是叫你当泥木匠去？”
毛泽东同志听了，大笑起来。他轻轻地摸着我的脸，说：“好孩子，难怪你爸爸喜欢你。你要好好读书。很多道理，你慢慢会明白的。”
当时，我对“毛叔叔”产生了一种愉快感和亲昵感。但怎么也不会想到，十几年之后，我到了延安，大家亲切地称为“毛主席”的就是眼前这位身穿灰布长衫、头发蓬松、目光锐利的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呢！
儿时的记忆是不可泯灭的，至今，每当我回忆起这一幕，仍激动不已。
向警予和蔡畅同志，都是周南女校早期的学生。当时，向警予的母亲年岁很大了，可是她也来女校读书，形成“母女同学”，是教育界的一大新闻。蔡畅同志毕业后，留在周南女校担任体育教员。这两位女界先锋，在校时都是学生自治会的领导骨干，经常领导学生对国际问题、国内问题、校内问题、学习和生活问题，特别是妇女问题，进行讨论，还亲自处理问题。
爸爸对这两位出色的学生是特别看重的。她们和我家的关系也非常亲密，她们到我家来，经常抱我，逗我，吻我。在以后的几十年里，我一直和蔡大姐有来往。她对我的帮助，使我终生难忘。向警予同志1928年在武汉英勇就义的噩耗传到我们家时，全家人都非常悲痛！爸爸曾多次向我们讲述向警予革命的事迹，鼓励我们向她学习。
当我长到十多岁时，正是中国大革命蓬蓬勃勃的大好时机。周南女校与时代同步，也更加活跃了。迎北伐，斗豪绅，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等等，都有周南女校的学生参加。我也曾打着一面小旗，走在周南女校的队伍里，去参加处决大豪绅的群众大会。虽然我对许多事情还不很理解，但知道这是在“干革命”。我要像长辈和大姐姐们一样，永远干革命。
我的童年，有幸受到革命春露的滋润。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到处一片白色恐怖。我们全家分别逃至武汉，后又集中到上海。经党组织同意，爸爸开了一座小酒店，作为党的秘密联络点。妈妈做菜，我则成了酒店的小主人，接待神秘的来客。我记得何叔衡、谢觉哉、熊瑾玎、董博健、蔡畅等许多党的同志，都来过小酒店。
1930年，我才15岁，幸运地考取上海同德医学院，进了大学。跟着，令人痛心的事情发生了，爸爸的胃癌细胞向全身扩散，夺去了他的生命！
此时，萧劲光和穆姐夫妇，从苏联回到上海，萧劲光去了中央苏区，穆姐怀有身孕，未能同行。不久，她生下一个男孩，由妈妈带往长沙抚养。
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邓中夏同志，此时担任中国革命互济会的主任。他的爱人李瑛同志，是党的地下交通员。
邓中夏同志安排穆姐为互济会做翻译工作，把党的宣传材料译成英文，或将英、俄文材料译成中文，材料都由李瑛同志取送，她经常来我们的住处。邓中夏同志我也见过两次。
由于穆姐的疏忽，敌人发现了我们的住所。一天黑夜里把我们三人抓进监牢。
经过严酷的审讯，穆姐和李瑛同志被判处三年零四个月的徒刑，我则取保释放。为我们担任律师的有中国共产党的好朋友、著名法学家史良同志。
出狱后，我转学到东南医学院，直到毕业。
奔赴延安
1937年年底。随着火车一声长鸣，长龙似的绿漆斑驳的车厢，驶离了长沙小吴门火车站。我带着姐夫萧劲光的儿子永定奔赴延安。
再见了，滚滚的湘江水，美丽的橘子洲；再见了，巍峨的岳麓山，辽阔的洞庭湖，家乡的山山水水啊，等着吧，你终会回到人民的怀抱，共产党会修复你的创伤，重整大好河山！
随着车轮的隆隆声，车窗两边景物一闪而过。此时此刻，一桩桩往事涌上心头。
我从上海出狱后，同德医学院不能继续读下去了，因我是“共匪”嫌疑犯。不得已，转读上海东南医学院。或许是因我的成绩优异，毕业后我竟考取了那时国民党最高医院南京中央医院。这所医院，在当时来说应是全国第一，来这里治病住院的人，都是国民党的大员们。虽然不是我治病的对象，但我需要利用医院优越的条件，尽快提高技术。我从开始工作的第一天起，便格外地“兢兢业业”，我必须给上上下下留下“工作积极”的好印象。我在这所医院外科头等病房实习，又转到产科头等病房以及其他科室实习，这对我的医疗技艺是很有益处的。
卢沟桥的炮声响了，南京也屡遭轰炸，全国掀起抗日救亡的热潮。
妈妈一连写了好几封信给我，叫我立即脱离中央医院回长沙。最后一封信中说：“……南京沦陷是不可避免的了。我年纪已老，日夜悬念你，尚有几日为你流泪？……”
我的心无法平静了，我盘算着如何逃离此处。若能平安到达长沙，我一定设法去延安。延安的事情，在这中央医院已有种种传说，“延安”两个字在我心里是神圣的、热切向往的。
闯！虽然有危险，也要闯出那时的南京市。
我利用各种有利的关系，成功地从中央医院“开了小差”，回到了长沙。
长沙八路军办事处的领导人是徐特立同志，徐老是我爸爸的老朋友，湖南青年到延安去，须经办事处的审查和介绍。我在办事处见到了徐老。我一见到他，当年他常到我家来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眼前，他身穿八路军军装，人虽很瘦，头发变得稀疏，但精神十分饱满，满面红光，声音还那么洪亮。
“你爸爸如果健在，今年才50多岁，看到目前党这么强大，会多高兴。”他对我说。
“是啊，徐老，他走得太早了。”我坐在徐老对面，心情十分激动。我又打听何叔衡干爹和我坚哥在苏区的情况。
“那是……何胡子的英雄事迹永留人间！他牺牲得悲壮。唉……”他声音放低了。“至于你坚哥……”徐老突然把话停住了，我非常紧张，我多么怕听到不想听到的消息啊！
“为打听我老友儿子的下落，我费了不少时间。这个四方面军的干部政策就是‘左’……据我了解，你哥哥只怕被张国焘……”他没把话说完，看得出，他心里是很难过的。
徐老没有把话说下去，我也没再问下去，似乎一切都在不言中。但在我心目中，坚哥没有死！
徐老见我在流泪，马上转了话题：“是来问去延安的消息吗？你妈妈说，你很着急。”
“是的，我很着急！”我一边擦泪水，一边说。
“我懂得你们年轻人的心情，一心要投入火热的斗争生活。我马上拍个电报给延安的萧劲光同志，有了回电，你就可以带上他的孩子上路了。我一定安排妥当的人和你一道走。”徐老慈祥地对我说。“谢谢！徐老。”我起身告别。徐老紧紧握着我的手，送出门外。
回家的路上，我的脑海里萦绕着许多不可理解的问题：徐老刚才讲的“左”指的是什么？为什么坚哥在苏区不是被敌人杀害，而死于自己人之手？……我深感自己懂得的革命理论太少了。
有一天，妈妈高兴地告诉我：“八妹子，办事处来人通知，你姐夫回电了，下星期一就可带定定去延安了。”妈妈说完，又有些难过。
“啊！妈妈，太好了！”我兴奋得跳起来，情不自禁地眺望西北的天空，好像感受到阳光照射我。当我发现妈妈难过的表情时，我扑在她温暖的怀里，尽情地享受着伟大的母爱，许久，许久。
“你见着毛泽东，要替我问候。临走时，我准备些新鲜的腊鱼、火焙鲫鱼，送给毛泽东吃。我记得，早年润之来我们家里，和你爸爸谈革命，他们在饭桌上边谈边吃，他很爱吃腊鱼和火焙鲫鱼。这些年他在苏区打仗、长征，艰苦啊，他哪能吃到这些呢。”妈妈露出笑容，欢乐地回想起当年毛泽东同志在我家的情景。
“太好了，妈妈。你亲手做这些家乡的东西，毛叔叔肯定喜欢吃。由我带去，算是见面礼，也是表达革命乡亲的情谊……”
我又想起小时候和毛叔叔在一起的情景，嘴边露出微笑……
“朱慧，坐火车习惯吗？看样子你很高兴。”一位身材魁梧、30多岁的八路军同志来到我身旁。
我收回了滚滚的回忆的波涛，向他点头致意。我知道，将由他陪伴我们到延安。
他坐下后，我问：“同志，你贵姓？”“同志”两个字，埋藏在我心底里已整整10年了，今日大声喊出来，多么过瘾，多么亲切啊！
“自我介绍一下吧，我叫姜齐贤，在八路军卫生部工作。听说你也是位医生，真是好极了，延安正缺医生。”他摸着定定的头：“坐火车好玩吗？要看到你爸爸妈妈了！”
我们谈了半个小时，他向我们介绍了延安的情况，边区医院设在宝塔山上，医院怎么能设在山上呢？我想像不出山上医院的样子。
我们坐的火车抵郑州时，空袭警报频频传来。一时间，日本鬼子的轰炸机丢蛋似的把火车站炸平了。幸亏我牵着萧永定的手，一口气跑到了郊外树林中，才脱了大险。半天回到火车站，姜齐贤正恐慌地在寻找我们。好不容易到了西安，姜齐贤同志把我们送到了八路军办事处。在这里，我换上了八路军棉军服和军帽，休息了一下，登上一辆大卡车，在蜿蜒的山路上向延安进发。一路上，我看着黄土高原的壮观景色，心里兴奋极了！我要踏上革命的圣地了，党中央毛主席在这里，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在这里，这里才是我真正的归宿。从此，我将把自己的一生，交给党，为人民的解放奋斗不息！
古城延安已全部呈现在我的眼前了！闪闪发光的延河出现了！我激动得心儿几乎要跳出来！
姜齐贤把我交给接待的同志，便和我握手告别了。一位操着陕北口音的年轻的八路军战士，领着我们穿过几条街，来到了城西靠山的一个院落。院内，有几棵老槐树和枣树。
“姐夫，你好呀！”我细看姐夫萧劲光，还是那个旧时的印象，是标准的军人风度。这使我立即回忆起我在上海被捕后，国民党法庭用那张死了的“萧劲光”假照片欺骗我。而我并没有上他们的当。今天，他精神抖擞地站在我面前，和我握手讲话，这使我感到欣慰。
“八妹，听你姐姐说你当了大医生了，现在延安正缺少医生，特别是医科大学毕业的医生。”这时我们已回到屋里，他边说边给我倒水。
他又说：“你看，小孩长这么大了，都是妈妈和佛姐操的心，还有你。”
“都是间接为革命工作。”我客气地一笑。
“妈妈还叫八妹带来一包腊鱼，送给毛主席吃。”穆姐搂着小孩子，边烤火边说。
“当然要叫八妹亲自送去。”萧劲光站起来，踱了两步又坐下，“毛主席见你长大了，成了大医生，肯定会高兴的。”
在当时，每个到延安的青年，一个最大的心愿，就是想见到毛主席，因为他是党的领袖啊！正是他领导中国共产党人，像中流砥柱一样，挺立在东方大地上。
毛主席，敬礼！
这是一个安静而整齐的小院落。挺拔坚实的红枣树、苍劲多姿的大槐树和几丛山枣点缀成景。一位挎着钢枪的年轻英俊的战士，威武地站在门前的岗位上。
这里，就是毛泽东同志居住和办公的地方。
真是出乎意料，毛主席这么快就接见我。我提着一包妈妈送给毛主席的腊味，跟着一位警卫员，朝着西山走去。我心里又高兴又紧张，老是在想：见到毛主席应该怎么称呼呢？是叫毛叔叔，还是称毛主席，或者叫毛泽东同志？见到毛主席是握手还是鞠躬，或者敬礼？还有，毛主席会向我提出些什么问题？我回答不上怎么办？我心里突突地跳着。
我终于走进了院子，几间窑洞是这么普通，又是这么朴素。正面一孔窑洞，是毛泽东同志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日夜操劳的地方。警卫员带我走进中间这孔窑洞，我迅速地把整个窑洞扫了一眼，一张四方桌子和几条木凳；一个炭火盆烧得正旺，使得窑洞里温暖如春，里头有一张木板床，铺着一条军毯，军毯下是很薄的棉絮；靠近窗口的一张办公桌，两端摆满了文件，中间放着一个盛满墨汁的大砚池。毛主席坐在藤椅上，正握着毛笔批阅文件。
“主席，客人来了。”警卫员轻声地报告。
“嗯，好。”毛主席放下毛笔，转身说：“请坐！”
我非常激动，一句长沙土话脱口而出：“毛叔叔，你健旺！”这时我左手拿着腊味，抬起右臂，两脚虽往近靠了靠，但没有合拢，仍是一前一后。我又喊了声：“毛主席，敬礼！”我慌乱极了，手仅举至面颊，真糟糕！
毛主席看着我这笨拙的动作，不禁笑了起来。他伸过手来，紧紧握住我的手，笑着说：“来，坐在这儿！”他操着浓重的湘潭话，并带着点儿长沙口音，听起来格外亲切。
毛主席仍旧满面笑容，点燃一支烟，吸了一口，风趣地说：“你长大了，好！我在长沙见到你的时候，你还小，今天倒学会向我敬礼了！”
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只是傻笑着。我突然发现，腊味仍搁在双膝，两手紧紧地抓住，像怕丢失似的。我忙说：“毛叔叔，妈妈问候你，叫我带来一包腊鱼和火焙鲫鱼，虽然很少，却都是家乡味儿。”说着，顺手把这包“礼物”放在办公桌的文件堆上。我刚要拿起重放时，毛主席说话了：“带来了腊鱼？好啊，打开看看。”
我忙将旧报纸包打开，拣出一条香喷喷的火焙鲫鱼，一边送给毛主席看，一边说：“听妈妈讲，爸爸请你到家中吃饭，你最爱吃我家做的腊鱼和腊肉。不晓得你今天还爱吃不爱吃？”
“湖南人，当然爱吃湖南的腊味。来，快把火焙鱼给我尝尝！”毛主席笑着从我手掌心拿起火焙鱼，送到嘴里咬了一口，高兴地细细嚼着。
我看他嚼得如此香，不禁失声笑了。此时，我再没一点拘束感，问道：“好吃吗？”
“好吃！好吃！”毛主席边嚼边说。
“可是，没有交厨房烧一下，你就往口里送呀？”我又傻头傻脑地说。
“嗯，这才有味咧！”毛主席说着，很快就把食物咽下去了，笑着说：“嗯，好！”
我这才又坐了下来。
“你到延安革命行列里来，是继承父志咯？”
“是的，毛主席。”我把“毛叔叔”改为“毛主席”。我想我现在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了。“跟随共产党干革命，是爸爸的遗愿！”
毛主席满意地点点头，“你读了几年医学院？”
“读了五年。毕业后到南京中央医院实习两年。”我回答。
“噢，一共七年，是硕士、博士啦，牌子响当当的。”毛主席笑眯眯地说。
“不，”我真不知该怎样回答，只从喉咙里挤出一句：“我的经验不多。”
毛泽东同志深深地吸了一口烟，似乎在想什么，接着他又问我：“你是想当个卖狗皮膏药的医生，还是想当一个‘蒙古大夫’呢？”他的手指夹着烟，等着我的回答。
我以前听说过这两个词，但弄不清它们的准确含意，便搪塞说：“我不当卖狗皮膏药的医生，百病都治，又百病治不好；也不当‘蒙古大夫’，走马观花地看看病人，敷衍了事。当然，我也不愿意当像交易行里做买卖的医生哩！”
“倒看不出，你很会讲话嘛，我也受到你这个医生的启发啦。”毛泽东同志开怀大笑，从他的表情里可以看出，他觉得我很天真。
“哪里，请主席指示。”我唯恐说错了话。
“你说的那种医生不好。你来边区工作，是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的，要准备当一个人民的好医生，当一个有无产阶级作风的医务人员。”毛泽东同志把烟头放进烟灰缸里，又说：“当医生的人，要有一颗救死扶伤的心，要用马列主义武装头脑。否则就容易成为自私自利的医生。现在，你是个大医生了，要记住，到共产党队伍中来，大医生也好，小医生也好，都不能自高自傲，因为你是来为人民服务的。”
我认真地听着毛泽东同志的每一句话，连连点头说：“是的，毛主席，我一定不骄傲。当年我爸爸有学问又有钞，为了革命，也不骄傲。”
毛泽东同志面容有些沉痛地对我说：“你爸爸是个好人。我年轻时，在长沙闹革命，曾住在你爸爸办的周南女校内，吃饭住宿都不叫我付钞。他过早地去世了，很可惜。”他长叹一声。半天，突然又问我：“我们是要来个穷人翻身的大革命，你愿意干吗？”
“我愿意跟着党干！”我立刻回答。
“未必。你讲得好，做起来会怎么样？我看，不见得吧？”毛泽东同志望着我，取出第二支烟，却没有划火柴，大概看我如何回答。我一下子想不出如何回答好，他又接着说：“有的人讲得蛮好，干得不好；有的人讲得好，干得也好；有的人不讲，干得倒很好。你是哪种人呢？”
“我呀，我是个讲到做到的人。”
“哦，你是言必行、行必果啦！要是你言之过左，我言之过右了呢？”毛主席注视着我。
“我要干错，就改过来嘛！”我流露出湖南人的蛮性，显得有点放肆。
看来，毛泽东同志很喜欢我这样回答，谈话的兴趣更浓了：“你又讲得蛮好。不过，你不知道，有一种人很容易承认自己的错误，痛哭流涕，就是在实际行动中不改，屡次如此；还有一种人明明干错了，硬说自己没有错，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一种是两面派，一种是较赖的人，你说拿他们怎么办？”
毛泽东同志说得很形象，指的就是张国焘、王明那样的人。可惜，那时我还不知党内斗争的历史，不能谈点什么。我没把握地问：“对这种人……能教育过来吗？”
“帮助教育是一个方面。主观因素才是起主要作用的。”毛主席简要地给我讲明道理。
“是的，主席。”我聆听着毛泽东同志的讲话，感到自己的知识水平太低了。
毛泽东同志又向我提出一个问题：“我还要问你，如果有这样两个人，一个对你笑嘻嘻，手里拿着糖请你吃；一个没有笑容，还要批评你的缺点，你喜欢哪一个？”
我正要回答，毛泽东同志指着我，笑着说：“一定是喜欢拿糖给你吃的人啦，嗯？”
“我想……不……”
毛泽东同志和缓地说：“看人要看他行为的目的如何，只有善于分析人们的思想、心理，才能有区别地正确对待每一个人。对敌人要狠，对自己的同志要亲。批评你的不见得是坏人，拿糖给你吃的也不见得是好人。你说，我讲得对吗？”
毛泽东同志的这番话，含义非常深刻，我点头表示同意。
毛主席接着又说：“你爸爸在敌我问题上就分得很清。大革命失败时，宁愿丢掉家产和官职，也要跟着共产党走。他从长沙逃到武汉时，我们还见了面……”毛主席深深吸了一口烟，又对我说：“今日看见你长大了，当医生了，很高兴。还有腊鱼吃，哈，又得到了你的好处。”他说，发现我不明白他的意思，笑着解释道：“要谢谢你带给我愉快，同你这个当大医生的小姑娘谈谈话，等于换了个脑筋，休息了片刻，这当然是你给我的好处了！”
“你每天应多散步，那才有益。”我说。
“我昨夜工作至今，还没有吃晚饭呢。”
“呀，现在是上午，怎么能吃晚饭？”我一时糊涂起来。
“我是说没有吃昨天的晚饭。”
“那你通夜没有睡觉？”我吃惊地问。
“前方紧张，打日本鬼子比吃饭更重要。”
“呀！我该走了，请你马上吃饭，马上休息。”我不能再浪费毛主席的宝贵时间，站起来要走。
“嗯，不留你了，写信问候你妈妈。”毛主席站起来和我握手，而且握得很紧。
一股热流传入的我心扉，我好像感到艳阳的照耀，使生命又增强了活力。走出窑洞以后，一种从没有过的兴奋与激动的心情主宰着我。毛主席在紧张的工作中接见我，谈这么多，谈得这么深又这么广，这使我永远不能忘怀啊！
在边区医院
新创办的陕甘宁边区医院，坐落于延安城东面的山上。山头，是巍巍的宝塔；下边，是美丽的延河。院部是由三排错落有致的窑洞组成的。右边山上的窑洞是内科病房，左边山上的窑洞是外科病房，每孔窑洞是一间病房，安置了四张木板床，整个住院部可容纳100多张病床。医院安装了镶着玻璃的手术室，有外科器械柜和一架西安弄来的手术台。还设有光线充足的化验室和X光机室。X光机是爱国人士捐赠的。
医院设备虽则简单，但比起中央苏区的医院齐全多了，老同志们都这么说。门诊、办公室收拾得非常干净，病房就更干净，木板床上是叠得整整齐齐、洗得干干净净的粗土布白床单、枕头、被子等。
和我同住一孔窑洞的是徐福静大夫，她是山西医学院毕业生，负责本院的内科。我调来之后，外科由我来负责。
徐大夫和蔼可亲，从工作到生活，她处处关心我。她对病人非常负责，对工作特别认真，医院的工作人员和病员很尊重她。我深深感到，这位女共产党员是我学习的好榜样。
我和徐大夫的窑洞，和院长的“住宅”没有两样，除了一张三屉桌和木凳外，便是由两支木凳架起的木板床了。
我们的主食，以小米为主。有时小米缺乏，只好吃黑豆了。吃黑豆，对肠胃消化不好的人，不是胀气就是腹泻。对我来说，也真是一个“灾难”，每天腹泻腹胀。我和周围的同志们一样，从不叫苦，毫无怨言。为了革命事业，大家可以忍受任何困难。有的同志腹泻过甚，来找大夫开点儿止泻药，也就心满意足了。我们的副食很简单，除了土豆丝就是白萝卜丝。夏日才能吃上几顿新菠菜。直到1940年延安开展大生产运动，才大量生产西红柿、红萝卜、白菜等，但仍吃不到豆制品和应时水果。梨、枣、山楂和小桃算是上等“礼品”。
抗日战争时期，许多怀着满腔爱国热忱的知识分子，历尽了千辛万苦来到延安。其中有些是医务工作者，包括很有名气的专家。如高士其（曾获得美国医学博士学位）、何穆（治疗肺结核病的专家）、魏一斋（妇产科医生）、史书翰（内科名医）以及国际友人白求恩、马海德、柯棣华等，都是在我到延安前后来的。他们还带来一批医疗器材和药品。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对这些知识分子都非常重视，在生活待遇上，也都高于一般干部，如边区政府每月给高士其20元边区纸币，这在延安算是最高的待遇了。
我一直生活在大城市里，到边区医院后，生活节奏发生了新的巨大的变化。我立志献身革命，必须尽快从思想感情和行动上适应这种变化。每天，听到起床号，我像军人一样迅速爬起来，搞好内务。早饭后，马上去外科上班。走出窑洞，经过一个小黄土坪，便是下山的坡路，然后再爬上一个山坡，绕山一周，才能到外科病房。我走惯了城市的马路，穿高跟皮鞋，现在出门就走山路，还要穿草鞋，真不习惯，一不注意就要滑倒。开头几天，经常是徐福静和马海德拉着我走。不过我很快就习惯了，有时一天上山下山要好多次，跟走平地一样自如。
马海德是在我之前来延安的，他是美国人，一位著名的内科医生。他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中国革命事业，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他到延安的时候，是一位20多岁风度翩翩的年轻人，一头卷曲的黑发，闪动着十分有神的眼睛，身穿八路军的灰布军装，整齐地打着裹腿。
有一次，我请他到外科“会诊”，雨后路滑，他怕我跌倒，小心地扶着，我却飞快地拉着他跑下山坡。
“啧啧，你迈的步子比我宽，像牵马一样牵着我跑。”他喘着气说。
“哈哈！你本来就姓马嘛！”我大笑着说。
“你可真会讲话。”他也笑了。
“马大夫，我可真佩服你，你在美国吃面包喝牛奶，来到延安你一点也不怕苦。”我说，“还有，你这一口普通话连我这个地道的中国人也望尘莫及，我是半个上海腔。”的确，马海德不但普通话好，而且词汇也非常丰富，成语和俗语装了一脑袋，一些幽默的话和带着各种感情色彩的形容词，张口就来。
“你们不是管我叫‘中国通’吗，是我慢慢学来的呀。就是一条，中国的汉字我写不了，难受着哩！”他耸一耸肩，又摇了摇头。
所谓“会诊”，不过是我们两个给患者看病。患者是一位由我做阑尾切除手术的八路军战士。术后，他感到腹部疼痛。我仔细检查没有发现问题。我不放心，才把内科大夫请来。
马海德仔细检查之后，对我说：“是手术后疤痕牵引致痛，隔一段时间会自然消痛的。”然后他亲切地拍着那位战士的肩膀说：“没什么问题，你只管放心，过几天，就可以照常工作了。”
患者满意地笑了。
有一位非常英勇的八路军战士，两年前被炸弹炸伤，弹片嵌入肋骨，只差一点儿没把肺脏打穿。他的伤口一直流脓，又患了肋骨骨髓炎。我和高大夫决定切掉他的这根坏了的肋骨，并把几根肋骨刮干净。当时的延安，这样的手术是比较难做的了。我没有做过，技术上全靠这位红十字会的外科医师高大夫。由于我们做了充分的准备，这次手术很顺利。后来这位战士又重返战场了。
那时，医院里既没有主任、主治大夫、普通大夫之分，也没有正式护士。除了医生就是卫生员。卫生员只能照顾患者的生活，医生还要担起护士的工作。但整个医院的工作效率都很高，一个医生，每天要做两三个手术，看四五十个人的门诊，管三四十张病床。当时边区医院是延安唯一的门诊部，病人来自机关、学校，也有延安和周围农村的老乡，每天达100余人，全由我们四个医生治疗，除了看病之外，我们还要拿药、换药和做小手术。一直忙到晚上。工作虽然很累，但心情却非常愉快。
今天，每当我回想起当年那种紧张高效率的工作情景，十分怀恋和激动不已。
和白求恩共同工作的日子里
这一天，看门诊的患者较多。
我刚开完一张处方，嘱咐患者应注意的事项，一抬头，见傅连带着一位“洋人”走进来。凡在延安的“洋人”我都见过了，但这位的面孔却是陌生的。他身材魁伟，穿一身灰色八路军军装，打着绑腿，显得十分精干利落。从气质与装束上看，无疑，他是个一丝不苟的人，又是个充满工作热情的人。
他朝我的小桌子走来，伸手和我握手。
傅连向他介绍说：“这是边区医院外科朱大夫。”经翻译马寒冰译后，“洋人”睁大眼睛说：“啊，Doctor朱（朱医师）。”
傅连忙向我介绍：“这位是白求恩大夫，加拿大医生。他率医疗队来延安，帮助我们抗日。”
白求恩大夫环视一下门诊部的环境和患者，用惊讶的表情问：“这就是你们中国共产党边区政府的门诊部？”
“是的！”傅连点头回答。
“每天多少门诊病人？有几个科？有多少大夫和护士？”马寒冰译完，不等傅连回答，他又问：“有什么设备？有什么药品？”
傅连一一如实回答。
“啊……啊……”白求恩大夫似怀疑似感叹又似惊奇。他站在房中默默地深思，右手托着腮，两眼灵活地转动，只是自言自语地说：“我真不知道你们是如何看病的？疾病是如何治好的？”他突然回转身，问身边的一个病人：“你有什么病？”
这位病人听马寒冰翻译后，回答说：“牙痛。”
“他们两位大夫谁治牙科病？”白求恩急着问。
“是我。”我微笑着回答。
“你的牙科椅子在哪里？”白求恩看了我一眼，接着一连串地问话：“你是学口腔科的？你怎么处理这位牙科病人呢？”
“我们没有牙科椅子，牙科患者发炎疼痛时，用盐水或硼酸水含漱，服止痛消炎药。发炎过后，如果是龋齿活动，就只好拔去了。我们目前尚无补牙、镶牙设备……”
“啊，啊，请等等！”他不叫我再讲下去，待翻译完，又问：“你才讲的盐水，是哪种消炎水？”
“噢，这是中国式的消炎水。边区缺少药物，即使普通消炎水也供应不上。我叫病人到炊事班要一点盐溶在水中含漱，同样可以达到口腔消炎的目的。这是中国的民方……”我不能再多讲，怕这位“洋大夫”指责“民方”不科学。
白求恩大夫有点儿半懂不懂，放下这个问题，接着又问：“既然没有牙科椅子，我想也不会有牙科器具。请问，你怎样给病人拔牙？”
听白求恩大夫这一问，马寒冰替我担心了！
傅连在一旁微笑，他知道我会如实回答。
“难道你没有拔牙器具？”白求恩大夫追着问。
“没有，目前还没有拔牙器具。”我平静地答。
“那么，那么……”白求恩大夫的十指像在琴键上弹奏，“那么，请告诉我，你用什么拔牙？”他急等我的回答，似乎要发现延安医药界的“新大陆”，他相信，我这个年轻女大夫是拔过牙的。
“我们用一把老虎钳子拔牙。”我相信，他听了会吃惊的，但战争年代，我们就是这个条件。
“什么，一把老虎钳子？”他睁大眼睛望着我，“老虎钳子，我看看好吗？”
我从一个木制的粗糙的器械柜里取出那把拔过许多功能牙的尖头老虎钳子。
白求恩大夫从我手中接去，翻来转去看个不休。他摸摸老虎钳的尖嘴，又动动把手，他不再问什么话，只是摇头微笑。
本来嘛，一把老虎钳，既能拔钉子，扭断铁丝，当然也可以在人的口腔里发挥威力。我想，白求恩大夫虽是医学博士，但他准保没有这门知识。他才来，是不可能理解红军这些艰苦的。
“还想问你一个问题。”白求恩严肃地说。
“请！”我说。
“当你用老虎钳拔牙的时候，对病人关心吗？”
我自认是非常关心病人的，认真地点点头。
“患牙痛的病人，是很痛苦的，也很害怕拔牙，这你知道吗？”白求恩大夫紧紧追问。
当时，我还年轻，怎么想就怎么说。也是一脸严肃：“是的，是的，作为外科大夫，这我完全明白，龋齿不镶又不拔，会影响人身的健康。我们没有这些条件，除了用药，只好拔掉。拔牙前，我们给予思想开导，讲明不拔的危害。我们八路军指战员不但信赖医生，而且可以忍受痛苦。我们常常是不用麻药就把病牙拔掉，他们并不喊痛。他们知道，麻药有限，要用在其他手术上。抢救伤员比拔牙更重要。”说完这一大堆话，又感到很不安，白求恩大夫会不会感到我是给他上政治课？
“啊！你们八路军……”白求恩的半句话里，饱含着对八路军的深情。他没再问什么，离开之前，又回头向搁在桌上的老虎钳看了一眼。我又说：“是的！我们的红军队伍，也有不少牙痛病人，怎么办？用的是马尾巴，一端系在牙根上，一端系一个秤砣，用秤砣拔牙，这当然只能拔上排龋齿。”白求恩的眼睛睁得更大了。
第二天早上七点多钟，我陪白求恩大夫查房。他对每一位病员的病情都问得很详细，他还仔细进行检查，并叫我把包扎的伤口一一打开。他在检查过程中，时而点头，时而摇头。
我们走到一位姓张的红军战士床前，他的左臂肘关节受过弹伤，伤口虽早已愈合，但左臂不能伸直，关节时常疼痛，我们诊断为肘关节强直，为负伤的后遗症。
白求恩大夫对这位战士的病情很重视，他问我：“他在前方负伤后，是哪位大夫治疗的？”
我摇摇头说：“抱歉，我不知道。”
“为什么对病人如此不负责任？”他严厉地问。
“……”我无法回答。
“住院后，你们为什么不给他做一个假肘关节的手术？”
“……”我红着脸，没有回答。
他继续说：“早就应该做肘关节整形手术！他的左手关节不能伸屈，等于废弃了一只臂。这是医生的过错，是一个外科医生没有尽到责任！”他愤愤然。他把病人吊在脖子上的绷带取下来，一只手按住肩头，一只手握住前臂往直里拉。
小张同志皱着眉喊痛。
白求恩松松手，对病人说：“你的左手将来会伸直的。明天就开刀，把已经粘连的强直关节，重新剥开，凿一个关节窝，你愿意吗？”
小张笑着点点头。
“开过刀后，自己要按时努力活动，不要怕痛。先泡在一盆热水里练习，否则，效果不大。”白求恩大夫的话，由马寒冰一句句翻译成中文。小张听一句，点一下头。
白求恩大夫离开之后，我又回到小张的面前，希望他明天好好配合，开导他不要紧张，要相信白求恩大夫的医术。小张不断地点头，并对我说：“朱大夫，白求恩大夫对八路军战士的关心，我非常感激。但是，他还不了解我们艰苦的环境。我们那时在前方作战，能保住一条命就是万幸，轻伤员包扎一下，重上火线，哪里顾得上什么活动关节呢。在这儿好多了，有几孔窑洞当病房，没有飞机轰炸，还有医生的照顾关心，就够满足的了。朱大夫，白求恩大夫不了解这些情况呀！”
我听了非常感动。作为一个医生，我感激我们可爱的战士的通情达理，客观分析问题。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感激白求恩大夫对中国人民和八路军战士病痛的关心、爱护，他的精神是极为可贵的。
第二天，白求恩大夫带着高大夫和我，给小张做了肘部假关节的手术。后来，他的肘关节恢复了145°的屈张。这位小张同志的确是幸运的。
此后，白求恩大夫为傅连同志割除了痔核；还为抗大的一位女同志做两侧扁桃体摘除手术。不久，白求恩大夫终于上前线了，我和他共同工作了几天，做手术时一直给他当助手，他给我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
毛主席关于草鞋的一段谈话
9月的一天，我看完了门诊，从城里返回医院。橘红色的夕阳徐徐下落，晚霞把山头、大路和房舍涂上了一层彩釉。我迎着习习的晚风轻快地走着，不时低头看一眼我穿在脚上的一双带着花色绒球的“草鞋”。
在延安，如果天旱不雨，就尘土飞扬。这时走路，双脚挂满黄尘，叫作“黄泥脚”。要是雨天，爬山下坡，又得和泥巴打交道，叫作“烂泥脚”。很多城市来的人，带来的皮鞋、布鞋就不适用了，都换上了红军的传统草鞋，既轻便又节俭，还有一种光荣感。当然，所谓草鞋并不全是用草打的，也包括用废布条打的。只是习惯通称草鞋。我穿的这双新草鞋是边区医院勤务兵小张替我打的。
有一天，小张跑来问我有没有旧布和旧毛线。他说：“如果有，我会给你打一双非常漂亮的草鞋。免得你总是两脚稀泥、满鞋黄土的了！”他闪动着一双又黑又亮的大眼睛，像小弟弟似的看着我。
“啊，那太好了！我真羡慕别人穿草鞋哩！”于是，找了一些旧布和五颜六色的短毛线给他。
几天以后，小张蹦蹦跳跳地跑来，把一双新草鞋递给我：“朱医生，你看好吗？”
这是一双与众不同的草鞋。原来小张用他的巧手，把那短毛线扎成两朵漂亮的绒球，牢牢地系在鞋的前头。我有点舍不得穿，但还是穿了。有了这双鞋，脚掌下进了沙子，只要把脚竖起磕一下，沙子就倒出来了。由于轻巧、灵便，上山下山很方便，走起路来也格外敏捷。
那天，是我穿上这双新草鞋的第三天，正走着，对面缓缓走来一群人，有步行的，有牵马的，不用问，这是一位首长带着警卫员出来散步。待走近一些，我看清了，走在中间的那位首长原来是毛主席。
“噢，在这儿遇见了朱大夫。”毛主席笑着说。
我紧跑一步，敬礼：“毛主席，你身体好哇？”
毛主席停步和蔼地说：“好，还好。听说你的工作做得很起劲儿，医道不错，病人满意。”
得到毛主席称赞，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你现在到哪里去呀？”毛主席问。
“下门诊回宝塔山！”我下意识地低下头，得到主席的表扬，虽高兴却又有点不好意思。
“延安需要你这样的好医生哩。”主席好像明了我的心情，“哈哈，你们这些女同志哟。”
我马上感到，毛主席注意到了我这双与众不同的新草鞋，便抬起头来说：“主席，我穿的鞋太惹眼了吧？这是医院小勤务兵为我打的。”
“你们女同志就是爱美，连脚上都有新的发明创造。红的、绿的、毛线的，把胸前和头上的花绒球钉在脚背上来了，名堂真巧。”主席说得很幽默。
我有点慌了，心想：“主席是在批评我吧？到延安来革命，应该学会艰苦朴素的作风，这双带绒球的鞋，太花哨了。”我的脸上有点发热，真想把一双脚藏起来，可又无处可藏。
主席见我发窘，马上微笑着说：“好嘛，事物是发展的。红军上井冈山的时候，是穿破鞋打赤脚。我们开始打草鞋时，用的是干稻草搓成草绳子，那样的草鞋穿起来，哪有你们现在的舒服，更没有这样漂亮啰！”毛主席变得严肃起来，“草鞋的发展归功于我们红军，而草鞋的发明权是农民。红军从农民那里学会打草鞋，脚上有了草鞋，可是一个大的变化。你穿上这双漂亮的草鞋，走起路来更神气哩。”
“是的，主席，我看人家穿草鞋心里真的羡慕。”我听明白了主席的意思，即知识分子穿上草鞋，这是一种感情上的变化。
毛主席点燃一支烟，吸了一口，又说：“自古以来，从大脚婆到三寸金莲。史书上说，南朝一个妃子，把脚裹成三寸，踩在金属制的荷花形工艺品上跳舞，为皇帝取乐。以后就有了缠足，妇女深受其苦。从缠足到大足，穿平底鞋，这又是一大变化。现在延安这地方，草鞋上又加上个五色大绒球，又美观，走起路来又来劲，好嘛！”
毛主席说完，笑了起来，我变得没一点拘束，也跟着笑起来，并且说：“还有高跟鞋，只能在城里穿，到农村就不能穿了。”
“那高跟鞋，都说是洋人穿到中国来的，好像是舶来品。中国在这方面也有自己的发明。你看在戏台上，唱戏的小旦、老旦、花旦，穿的不都是高底鞋。还有旗人——满清皇帝的姐妹和妃子、满族贵夫人，不也穿高底鞋。”毛主席一边吸烟，一边很有趣地和我讲。
“那走起路来可真不方便。”
“所以当时老百姓才不穿哪。满清一倒台，也就没人穿了。”毛主席吸了口烟，又和我说：“农民穿的草鞋也好，红军穿的草鞋也好，都是空前绝后的。前边露出脚指头，是空前；后头看见脚后跟，是绝后。”他看了一眼身旁的警卫员们，笑着说：“你们看，朱医生的鞋除了空前绝后，脚背上还多了一朵大绣球，完全可以和城里摩登女郎的皮鞋相比媲呢！”
毛主席说完，大家都笑了起来。
最后，毛主席感慨地说：“我们革命的道路，从井冈山起，就是用草鞋走出来的，这在历史上也是空前的。我们是穿草鞋闯出了一条中国革命的路啊！”
我在回窑洞的路上，耳边久久回响着毛主席最后和我讲的一段话。是啊，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要忘了红军穿草鞋的历史。
真挚的爱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人生正常的事情。我已23岁了，又是工作积极受到大家依赖的医生，十分引人注目。有人给我介绍对象了，其中姐夫萧劲光是最积极的一个。介绍的当然都是高级干部。我一心扑在工作上，对这件事持拒绝态度，对此，姐夫以教训的口吻骂我：“你这个死丫头，太骄傲了，是不是看不起我们红军干部？”
我知道他说的是气话，我也毫不示弱，回道：“你别给我扣帽子。作为医生，我是全心全意为八路军干部、战士服务。告诉你，因为这事分了我的心，开刀治病出了问题，你可得负责任！”
姐夫无可奈何地说：“你呀，对你可真没办法。”
说实话，对婚姻大事我并不是一点没往心里去。我曾为此征求过真哥的意见，作为亲骨肉，我想他会关心自己妹妹的终身大事的。
谁料，真哥翻翻眼皮，问我：“你爱不爱人家？”
还没等我说什么，真哥又简单地补充道：“不爱就不要答应！不爱就拒绝嘛！”
我本来希望他能帮我分析分析，拿个主意，而他却应付这么两句，使我很失望，由于工作繁忙和紧张，哪有时间为这事多伤脑筋，我把精力投到工作上了。
毛泽东同志对王稼祥的个人生活是非常关心的。有一次，开完会，毛主席用浓重的湘潭口音说：“稼祥，你的身体已经很健康了，以后总得有个伴侣。听说不少同志为你做媒，你为何没有中意的呀！是不是下决心要当一辈子和尚？”
王稼祥很腼腆地回答：“谢谢主席的关心。”
“你这个人哪！”毛主席捧起茶杯大笑起来。
还有一次，也是在毛主席那里，两人谈完工作，主席对王稼祥说：“你今年三十出头，古人曰三十而立，你是仿古；但古人又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还是没有仿古。”
说完，他俩相对而笑。
工作之余，王稼祥的脑际不时浮现出毛主席的两次打趣。自己的婚姻问题，竟引起主席的关心，这使他心里很感动。“也许到时候了，该下决心了。”他心里想。
金秋时节，边区到处是一派丰收景象。党中央正在召开一次重要会议，各根据地党的高级干部都来到延安。
一天下午，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刚刚吃过饭，一个个轻松愉快地边走边说笑着。我当时正在门外，穿着一身干净平整的军装，军帽下边还拖着两条黑油油的小辫。我一见他们出来，高兴地迎上前去，以便询问是否哪位首长有什么身体不适或需要什么药物，这是保健医生的职责。
毛主席走出来了，身边陪着一位年纪不大又戴着眼镜的同志。我已听说，他就是刚从苏联回国的军委副主席和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同志。还没等我向他们打招呼，毛主席却欣喜地朝我喊道：“啊，小朱，是你呀！”
我忙上前同毛主席握手，高兴地说：“毛主席，您好！”接着又打量他身边的别的领导同志。
毛主席见我的目光扫着后面的人，忙对大家说：“这是我的小老乡朱仲丽同志，她是我们的保健医生还兼着边区医院的外科大夫，我们这些人都归她管，你们以后也要同她打交道的。”
大家听了毛主席的介绍，笑盈盈地都向我伸出手来，其中有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领导人，我忙上前握手，同时说：“你们好！”
以后不久，萧劲光派警卫员通知我，叫我到他那里去一趟。我以为是谁生了病，午饭后，便带上听诊器、血压表，匆匆赶到姐夫家。
刚进窑洞，穆姐高兴地喊：“八妹，人来得好快，我们等着你呢！”
萧劲光笑着说：“你今天好漂亮。”
那天，我穿是带背带的工人裤和一件毛衣，大概为此，萧劲光才这样打趣我。接着，他用欢乐的、又近乎命令的口吻说：“八妹，快走吧，叫姐姐带你做客去！”
“到哪儿去，看病人吗？”我呷了一口水问。
“你看——”萧劲光神秘地从抽屉里拿出一张条子，走到我身边。
一张字迹清秀的条子，上边写着：
noindent萧劲光同志：
请你在后方留守兵团的部队里，找三匹小蒙古马给我，谢谢。
此外，请带你的姨妹到我这儿玩玩。
right此致
right敬礼
right王稼祥
right1938年×月×日
那天虽经毛主席介绍王稼祥与我认识，虽然心中有王稼祥的印象，但没讲过什么话，他的身份我也知道一些。他是接替王明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任弼时同志接替他的工作后，刚从苏联回到延安。上次毛主席的介绍，算是我们的初会。
话再说回来，我看了王稼祥同志的信，心想：这是怎么回事呢？我看了姐夫一眼，不知说什么好。
“你这次非服从我不可！王稼祥可不是一般人，是苏联共产国际的代表，他刚回延安，是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你大方点儿。人家在请你，去吧。”萧劲光似命令又似动员地说。
“我不去！”我鼓着嘴，摇着头说。
“一定要去，不去不行！”姐夫说。
看来，姐夫的“命令”是不能收回了。我低头抚弄着自己的辫子，心中只想着见到王稼祥我会多难为情。姐夫的关心，我是理解的，但一种少女的羞涩又使我不安。
穆姐和我走出院子。一路上不停地向我介绍王稼祥是一位什么样的人。我没吱声，倒是有些胆怯，心里反复地说：“不能脸红，我又不是没见过中央首长，脸红什么！”
王家坪——是军委所在地。紧靠小山坡的右边，有许多窑洞和平房，那是总参谋部的办公室和作战室，滕代远总参谋长就在这里工作。
我们随着警卫员上了半山腰，来到王稼祥同志的窑洞前。通报后，秘书唐彬出来迎接我们。进入窑洞后，我一眼看到主人——他身着浅灰色军装，低头在办公桌上批文件。他一头黑发，额下一双不浓不淡的眉毛卧在双眼上。他的神情是刚毅和坚定的，又是凝重而和善的。
听我们进来，王稼祥嘴角漾着微笑，急忙站起来欢迎我们，和我握手时，我注意到他很认真地看着我。
“王主任，你好！这是我妹妹朱仲丽。”
“很欢迎！我们已不是初次见面。”
“王主任，你好！”我尊敬地向王稼祥问候。
王稼祥作了请我们坐下的手势。自己仍坐在办公桌边。
我环视一下这间窑洞，简单、朴素，办公桌上，放了一堆堆文件、电稿、书籍、文具和三架电话机。窑洞里还摆满了椅子。这陈设说明，这里除了办公之外，还要时常召开数十人的高级干部会议。
王稼祥同志问了问萧劲光的情况，又问我一些医院的事情。我和穆姐分别作了回答。
这时王稼祥同志却忙了起来，唐秘书进来要他处理几个问题；机要员送来电报，请他阅后签字；警卫员又进来告诉他，作战室的同志要向首长请示问题，中间还接过两次电话……
我目睹此情此景，心里充满了对党的上层领导的尊敬。我想，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事情一个接一个。而要处理得好，必须具有丰富的经验、周密分析问题和果断灵活处理问题的本领。这除了对全面情况的掌握，还必须有很高的马列主义水平。
“王主任，你太忙了，我们下次再来。”我和穆姐同时站起来告别。
“走了？”王稼祥抱歉地站起来，和我们握手，他微笑着看着我。
我俩下了山坡，穆姐神秘地望着我：“将来，不要忘了我的功劳。”
我吃惊地说：“呀，你……你想到哪儿去了？”
她急忙说：“傻瓜！王主任要是不喜欢你，就不会写那张条子给你姐夫，你还没看出来，他很高兴，还嘱咐你下次来玩。注意，叫你有空来玩，不是叫我陪你来王家坪，懂吗？”
“唔……”我不置可否。
在王家坪与王稼祥会见之后，我对他的印象很深。我感到他是位值得尊敬、高才广学能干的人，至于个人问题，我没想得太多。
到蔡畅大姐家做客，是我多时的夙愿。李富春大哥当时任中组部副部长，蔡畅大姐在中央负责妇女方面的工作。我忙，他们比我还忙。每次见面交谈，时间都有限。今天，总算有空来他们家。
蔡大姐笑吟吟地搂着我说：“八妹妹，你出息得越来越像大姑娘了。”她用长沙话加普通话，亲热而又斯文。
“我本来长大了嘛。”我说。
富春大哥眯着眼笑，用纯粹的长沙话说：“大家都说你干得不错，病人都喜欢你呢！”我特别高兴，有一种回到家里的感觉，感受到一种爱抚和温暖。
“师母和佛姐好吗？”蔡大姐的眼睛里含着思念，直到解放后，仍称我的妈妈为师母。
“她们都想念你，我动身来延安时，叫我向你和大哥问好。最近没有信来。”我回答。
“你妈妈身边还有什么人陪伴？”看得出，富春大哥对我妈妈也十分牵挂。
我说：“妈妈愿意一个人生活，儿女们有自己的理想和前途。只要儿女们能继承父亲的遗志，就是对她的最大安慰。”
富春大哥点点头。蔡大姐说：“师母是很坚强的啊！”
我告诉他们，我已成为中共预备党员了。富春大哥说：“像你这样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能全心全意为根据地广大工农兵服务，党欢迎你到自己的队伍中来。你一定会按时转为正式党员的。你的思想在你爸爸的引导下，早已入党了。”
我听到蔡大姐在一旁接连咳嗽，身体有些不适，忙问：“大姐，你为什么这样瘦？”
蔡大姐说：“没什么，有些咳嗽，肠胃不大好，没有胃口。”
富春大哥不谈论蔡大姐的身体状况，却关心起我来，笑着问：“八妹，你今年多大了？”
蔡大姐说：“在上海见到她，才十四五岁，现在也不过23吧。”
“是的，蔡大姐，你的记忆力真好。”
“我问你，找到爱人没有？我给你做个媒，同意不同意？”富春哥亲热地问。
我偏着头，斜瞄了他一眼，不做回答。
“我是当组织部长的，又是你的大哥，应履行两个职责。八妹，你得听我的。”他似认真又像打趣，在等待我回答。
“蔡大姐，你刚才说胃口不好，吃了什么药？”我想把话题引开，问蔡大姐。
“富春问你的话，你怎么不回答？”看来，蔡大姐对我这个问题也上心了。
我睁大眼对富春大哥说：“你当组织部长的，应该履行关心同志疾病的职责。在你眼前，就有蔡大姐需要你的关心，你应督促她吃好睡好。”
“她不服从我，你来管管她吧！”富春大哥接着又笑问，“喂，刚才问你的问题，你都避而不答。我们有好多干部在挑选爱人，我来做个媒，还不应该吗？”
“富春大哥，我忙得要死，没时间谈对象呀！”
“八妹，你心里有对象没有？”蔡大姐柔声问。
我摇摇头。一刹那间，王稼祥的影子出现在脑际，不过，我暗笑自己有点神经质。我起来要走。
“不要走，再坐坐。”富春大哥笑着把我按下，“不要不好意思嘛，我马上给你介绍。”他吸了口烟，马上说出许多有名气的高级干部的名字，但偏偏没有提起王稼祥。我想，只有一个解释：大概王稼祥没有请组织部长为他物色对象吧。
富春大哥见我一直摇头，说：“今天，你害羞，并不等于拒绝找爱人，那就过一阵再说。”富春大哥只好收场。接着他问我：“你在上海被捕过吧。”
他伸出一个大拇指说：“不错，表现很好！在敌人面前没有动摇。”
我马上想到李瑛同志，急问：“李瑛还回延安吗？我真想见到她。她是坚强的……”
“李瑛同志来延安之后，毛主席马上接见了她。后来，她到前方工作去了，她有机会回延安的，你会见到她。”富春大哥说。
时间不早了，我急于回医院，向他们道别。
不久，新的任务来了。傅连院长告诉我：“下午，你跟我去王家坪，去为王主任检查身体。”
“难道他病了？”我心里吃了一惊。
王家坪外貌依旧，只是桃子长大了，沉甸甸地挂在枝头上。
经过我们仔细检查，认为王稼祥是由于工作紧张，休息太少，肠胃消化不良。傅院长为他开了处方，然后转头对我说：“王主任的肠胃功能比较弱，你每周定时为他检查，监视病情。”
我点头接受这个出诊任务。
我们离开了王稼祥的窑洞，一路上，我感到他的身影离我很近。
有一天，傅院长问我：“你去看过王主任吗？”
我窘迫地摇摇头说：“我还没找到时间去看，只给唐秘书打过一个电话，他说王主任没有什么不好，就是工作太多太累。”
“唉呀……”傅院长没说别的话，他体谅我确实忙，似乎也埋怨我一次也没有看王主任。
我回到自己的窑洞里，躺在炕上思来想去：自己工作责任心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不主动、大方地去关心王主任的健康？为什么要违背自己的意愿——明明爱的脚步正在走近，却又被自己筑上一堵爱的樊篱？啊啊，我当了矜持、高傲的俘虏了。
终于，我下决心去看王稼祥。
这天下午，王稼祥和后方勤务部部长叶季壮等同志在自己的窑洞里开会。出乎王稼祥的意料，他看见我来了——站在窑洞门口，不敢闯进来，他高兴地向我招呼说：“请进来！”他把我介绍给开会的几位同志，并叫我坐下。
我有些不安，坐下呢？还是三言两语问问身体状况就走呢？王稼祥看透了我犹豫不决的心理状态，微笑着说：“朱大夫，你请坐。稍等一等，就有空儿。”
会开完了，叶季壮站起来向王稼祥敬了礼，也向我敬了礼。于是，好几个干部都向我敬了礼。我手脚无措地站起来还礼。“唰”的一下，我的脸红到脖子上。因为，这意味着我已是这个窑洞里的女主人，可此时，我并非女主人的角色呀！
客人走了之后，我们开始了“单独会谈”。
我们谈到全国各地爱国知识分子奔赴延安越来越多的情况，党中央如何信任他们，又说到边区医院建设的问题等等。我对王稼祥所谈问题，深表拥护，又看到他的表情充满了信心与热望。
谈了好一阵子，一时找不到话题了。我俩互相看了一眼，我脸红了，微微低下了头。
“我们下盘围棋吧。你会下吗？”他用眼睛看着我，分明是想多留我坐一会儿。
我们下了两盘，中间他接过两次电话，结果各输一盘。无疑，今天是他愉快的一天，但时间对他是多么宝贵呀，我应该告辞了，他把我送出窑洞，希望我常来玩。我愉快地回去了。
王稼祥很忙，我也很忙，我俩的确没时间去谈情说爱。这之后的半年时间内，我们多次见面，他是老师，我当学生，他教给我革命道理，每次都有收益。我们除了下围棋，还在操场上打网球，王稼祥的网球打得很好，我是甘拜下风的。他不善于也不喜欢用甜言蜜语来换取女人的欢心，他为人诚恳、稳重，不夸夸其谈，他的品德、为人、性格，使我敬佩。他并没有向我求婚，因为他也要在这种接触中了解我。
为了提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组织上同意了我的请求，让我到中央党校学习。校长是陈云同志。党校校址离延安较远，全是窑洞，同学们没有课本，只有笔记本，没有教室，在黄土地上席地而坐，以大腿为桌子，抄记老师讲课的内容。除了学习文件，大家还要完成一项生产任务，那就是到五公里以外的山地上开荒，准备明年春天种谷子和栽土豆。
自我进党校之后，和王稼祥见面机会少了，但思念之情却在增长。1939年新年到了，学校放假，我急忙去看王稼祥。
稼祥窑洞里的一切，依然如故，我感到分外亲切。那盆红旺旺的新添的炭火，热烘烘地暖我心扉。
我俩对坐在炭火盆的两端，稼祥看了我一眼，然后说：“真快呀，一转眼到了1939年了。你在党校学习忙吗？身体吃得住吗……”他脸上流露着对我真诚的关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