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月虹
大连人都知道有个老市长、老市委书记叫宋黎，可他的老伴是谁，知道的就为数不多了。不过，凡是去过宋黎家的人都会发现，门铃响过后，第一个出来迎接客人的常常是位个子不高、头发灰白的妇人。她衣着整洁素朴，一双深陷的眼睛里透出精明。这就是辛冶同志。
解放前，在奉天市（沈阳）沈河区大东城门里龙王庙胡同口有个“至仁堂”药房，药房的坐堂老中医名叫王俊臣，家就在药房旁的胡同里。他有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1912年7月5日，50多岁的王医生又得一小千金，她长得乖巧伶俐，圆圆的小脸上嵌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一笑脸上还出现两个小酒窝。老医生视如掌上明珠，她就是辛冶。父亲为她起名淑玲。
淑玲八岁开始上学，1929年高小毕业后考入奉天省立女子师范。女子师范离家很近。一到寒暑假，她每天溜出去到学校后院，然后和同学一起来到辽宁基督教青年会（简称青年会）。青年会紧挨着女师的后院，设有体操馆、理发室和洗澡间。它是中共东北地下党的外围群众组织，是爱国青年聚集活动的地方，也是中共沈阳地下党组织经常活动的场所。王淑玲只要一来青年会，一待就是一天。她在这里听报告，看演戏，学唱革命歌曲，懂得了不少抗日救国的道理。但同时，她也第一次感到自己知识贫乏，迫切需要学习。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领了整个东北，女子师范学校停课了。父亲不许她出门，生怕出什么意外。面对严酷的现实，19岁的王淑玲一下子成熟了许多，她心中充满了对日寇的憎恨，以一颗质朴的爱国之心，背着父亲，积极投入到抗日救国的行列中了。
王淑玲生性活泼，能歌善舞，青年会里人人都认识她，叫她小王。一天，青年会里来了一位陌生的男青年，他朗目疏眉，消瘦挺拔。小王第一次见到他，即被他那磊落不凡的风度所吸引。经青年会郝克勇等人的介绍，她知道这个男青年叫宋黎，是东北大学的学生，而且是位抗日爱国青年。她和他认识并逐渐熟悉了起来，她敬佩他的干练，仰慕他的才华。虽然他们年龄相仿，在他面前她却像个幼稚的小妹妹。如果说，在国难当头的关键时刻，青年会的一系列活动启迪了王淑玲的匹夫之责，那么与宋黎的邂逅则坚定了她步入革命队伍的勇气与决心。
九一八事变后，东大迁到北平，宋黎往返于北平、沈阳之间，进行抗日救国的活动。她一直与宋黎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立志要到北平去读书，去寻找革命的道路。
1933年底，沈阳到北平的铁路通车。在宋黎的鼓励下，她决定离家去北平。她不敢告诉母亲，更不能让父亲知道。大嫂平时对她很好，为她缝洗衣服，还常给她梳头。这天她又让嫂子给自己梳头，并偷偷告诉大嫂她要去北平。当大嫂知道这是最后一次给小妹妹梳头时，心酸地流下了眼泪。告别嫂子，她偷偷地溜出家门，来到南市场三经路姐姐家。当然姐姐也无法劝住这位执著的小妹妹，只有帮她准备点衣物和钱。1934年3月，王淑玲终于离开了家，只身前往北平。
在火车上，她碰到一位去北平串亲戚的女师同学，这位同学的姐姐家在兵马司胡同附近，东北大学家政系正好就在那里。她与她结伴同行，一路上相互照顾。到北平后，便前往兵马司东大校舍找宋黎。在宋黎与同学们的帮助下，她住进东大并开始复习功课准备报考。可在考前的体检中，校医说她有心脏病，不能上学。但倔强的她非上学不可，校方无奈只好同意她参加预科（补习班）考试。
1935年9月，王淑玲从预科班毕业，顺利通过家政系考试。这时她与宋黎的感情与日俱增。宋黎是学生运动的领袖。与宋黎的来往引起同学们的议论。好心的朋友们都劝她不要和宋黎谈恋爱，说：“他是共产党员，随时会被杀头！”还有人诧异：“她怎么会爱上个共产党？”然而任凭风吹浪打，她却自有主张。
她深知宋黎从事的工作是非常困难而又十分危险的。她觉得自己应竭尽全力地帮助他。为了抗日救国的事业，为了她所爱的人，她当机立断停止了学业和安逸的生活，毅然与宋黎结合，时间正是一二·九运动前夕。
1934年，黄河大堤因长年失修，继河南、河北被淹后，山东境内的堤段也决口六处，滔滔黄水淹没了鲁西北20余县。500多万人口无家可归，无衣无食，国民党贪官污吏哪管人民的死活！中共地下党在学生中开展黄河水灾赈济活动。东大随即成立了以郑洪轩、宋黎等为骨干的水灾赈济联合会。他们举行义演义卖，为灾区募款，募集衣物，然后派代表送往灾区。王淑玲积极投身到赈灾义演活动中。初次参加革命行动的她，对党内的事情知道得不多，也从不过问。宋黎让她干什么，她就努力干好什么。
1935年11月，中共北平临时市委领导北平各校水灾赈济联合会成立了北平市学生救国联合会（简称学联）。不久学联准备在12月9日发起和平请愿运动。宋黎是东大地下党支部代书记，是这次活动的组织者之一。王淑玲的家也是东大地下党的机关。运动前夕，经常在她家开会，她即是他们的警卫，也是他们的交通员，站岗放哨，传递消息。一次开紧急会议，她及时赶到燕京大学通知了黄华。她家的门口总是放着一把打扫烟筒的鸡毛掸子。开会的人见鸡毛掸子在门口才可进屋，没有就不能进屋，说明有敌情。这就是联络暗号。每次开会前，她都要把暗号告诉每个参加会的人。经过周密的研究和准备，党组织决定宋黎为一二·九运动中游行队伍的总指挥。接着宋黎又任平津南下宣传团的总指挥之一，她也随宋黎参加了南下宣传团。国民党反动派为阻挡南下宣传团，处处设障碍并封锁各县城门，学生们则风餐露宿，深入农村进行宣传。她用嘹亮的歌喉教农民唱救亡歌曲，群众深为感动。南下宣传团回到北平后，敌人开始大搜捕，宋黎是敌人追捕的首犯。一天，敌人突然搜捕东大，情况紧急，宋黎在同学们的掩护和帮助下，从东大宿舍跳墙逃走。墙上布满了玻璃碴，宋黎的手被扎得血肉模糊。回到家里她强忍泪水迅速给他包扎好，随后帮他转移到安全地方。
1935年底，张学良三次电告北平“请学生派民主代表赴西安”面谈。1936年1月，宋黎作为代表之一前往西安。一个月后，她接到宋黎电报，立即赶赴西安。
到西安后，王淑玲改名王洁，来到东城门楼竞存小学教书，以教员身份掩护宋黎做党的地下工作，他们的家自然成了地下党秘密活动的地方。
1936年，在西安的东大学生联合东北民众救亡会（简称东救）和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西救会）及各界代表大会，决定在西安举行纪念一二·九请愿示威游行。这天，王洁带领竞存学校的学生参加示威游行，国民党竟然向学生开枪，一名12岁女学生中弹受伤。为避免学生伤亡，她迅速掩护学生撤出游行队伍。她的身份暴露，已不能在竞存小学继续待下去了。经宋黎介绍，她来到东北民众救亡会。该会的书记是刘澜波，宋黎是委员。不久她又调到西救会女工部交际股，负责与学校联系，组织宣传队到各校进行宣传演出。为宣传抗日救国，女工部特别邀请杨虎城将军的夫人谢宝珍作报告。西安事变后，她参加了西救会组织的宣传队到渭南进行宣传。在渭南，她与宣传队的同志们吃住在农民家里，这使她进一步坚定了为劳苦大众得解放而献身的决心。
1937年4月，她和宋黎与东北军的家属一起撤回北平。宋黎曾在“艳晚事件”中被掳，遭敌毒打受伤未愈，再加上工作繁忙劳累和旅途的辛苦后病倒了，得了胸膜炎，高烧不退。她夜以继日地守护着病人。为躲避敌人的搜捕，她与宋黎搬到了西城区锡拉胡同。在她精心照顾下，宋黎病情很快好转。
七七事变后，宋黎接到组织的通知，让他尽快前往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她与他同行。娇小文弱的她搀扶着冒充有肺病的“工人”宋黎，混过敌人的检查，离开北平，乘车到天津，辗转烟台、潍县，与撤离的东大学生一起来到济南。在济南，身体未痊愈的宋黎经东大一老师的介绍，住进一家医院，继续治疗。一个月后的一天，刘澜波来到医院，通知他们尽快撤到西安。否则，日军占领华北，火车就不通了。他们立即启程经郑州走了几个月，经历千辛万苦，终于回到西安。
在西安，经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帮助，他们住进东北新村。宋黎身体未康复，上级决定他仍继续养病，而她的任务就是照顾他。说是休养，实际上他们的家是东大学生奔赴延安或到西安参加革命工作的中转站，人来人往应接不暇。这很快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她发现在她家的周围总有一些不三不四的人。这时接到上级的通知，他们已被特务盯上了，要尽快转移。那时，日军飞机经常轰炸西安。敌机一来，老百姓就都躲到城墙的防空洞里。这样，他们搬到了离东城墙很近的一间小平房。
一次，周恩来同志到西安，见到宋黎的身体仍未康复，建议他到延安养病。周恩来说，西安环境不好，特务多，危险大；延安虽然条件差，但环境好，很安全。宋黎接受了周恩来的意见，决定到延安去。她听到这个消息后兴奋异常，夜不能眠，心早已飞到了延安。
由于宋黎还有工作在身，一时走不了。1938年春节过后，正好八路军办事处换防，有车去延安，宋黎很理解她的心情，决定让她随车前往。她来不及准备什么，带上宋黎写给抗大校长罗瑞卿的信，告别宋黎，奔赴延安。
延安是当时全中国人特别是爱国青年十分向往的地方，一路上她心里甭提多高兴了。可是车开到甘泉抛锚了，离延安还有80多里路。由于去延安的心切，她不等车好，竟一口气走了80多里，终于来到了梦寐以求的延安。
从不示弱的她，早就想到延安好好学习，武装自己的头脑。与宋黎、张希尧（东大高年级学生，也是东大早期抗日活动的学生领袖之一）等早期的共产党员相比，她总感到自己懂得太少，不如他们。一二·九运动前，宋和张就已经介绍她入党了。可她总认为自己做得不够。她暗下决心要靠自己的努力在延安重新入党。所以，到延安后她没有登记自己是党员，并且改名叫辛冶。
提起改名，这里还有段插曲。王淑玲到延安后，许多老同志都非常关心她。一天小王去看望一位叫萧运河的老同志。老萧说：“你来到延安了，要辛辛苦苦地锻炼自己才成。我看小王的‘小’字应该去掉它。”她觉得老萧说到自己的心坎里了：“是啊，都快三十了，还小呀小的，那您就帮我改个名吧。”老萧沉思了一会儿，突然眼睛一亮，说：“我看就叫辛冶吧。”她高兴地说：“好，这名字好！”她觉得这个名字很有意义，既寄托了老同志对她的真诚的期望和美好的祝愿，也体现了自己到延安参加革命的决心。这样，她进抗大时，就已经叫辛冶了。
她进入抗大女生大队（即第八大队），并担任第十一区队一班的班长，每天早起跑步操练，而后爬山、打靶，学哲学，政治和马列主义。夜晚还要站岗放哨。在革命的大熔炉里，辛冶得到充分的锻炼和提高，进步很快。1938年4月20日，经队长周霄玲、区队长王常德（周、王都是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女党员）介绍，她终于在党旗下庄严地举起了右手，实现了多年的夙愿。
说来也怪，当年她考东大时，医生确诊她有心脏病。可到延安后，她早把心脏病这茬儿忘到脑后。每天紧张的训练和学习，她觉得痛快极了，小米饭也吃得格外香甜。她晒黑了，越来越结实了。
8月，她从抗大毕业进入组织部训红班学习了两个月。10月，她又调到中央党校学习。这时宋黎也已来到延安，准备进马列学院。在去党校的前一天，辛冶到新华书店买书，正好碰上敌机轰炸延安，一颗炸弹落在书店门前，与她同去的战友被炸，鲜血溅了她一身。她紧闭双眼，不忍目睹那惨景。以后的日子里，每当碰到困难，她就会想起那次轰炸，想起那些死于敌人枪口下的先烈们，浑身立刻充满了力量。学员们紧急集合，连夜赶到桥儿沟党校，她匆匆告别宋黎，开始了党校的学习。为躲避敌机，他们清晨带着课本爬到山沟里上课，中午伙房送饭，夜晚伴着月亮回到学校。冬天到了，每人发一身棉衣裤，全是一个尺码，别人穿着合身，可是辛冶穿起来就像大道袍，好在有个腰带，扎起来不但暖和还挺威武哪。
1939年3月，在中央党校学习了半年的辛冶紧接着又进入了延安女子大学第一班，该班全部是党员。她担任课代表。课代表负责全班的学习讨论，教师不在时，要解答学员提出的各种问题，有时还要讲课。也许是因为她上过抗大和党校，才得获以如此重任吧。
在延安，各个学校经常在一起上大课。每到这时，与辛冶打招呼的人便接连不断。当然，她进的学校多，认识的人自然多。不过，稍加留意就会发现，打招呼的人中多是没有结婚的男性，事情一目了然。他们中有人直言不讳：辛冶，给我介绍介绍你班的某某同志吧。爱管“闲事”的她则满口应承，于是便成了牵线搭桥的“红娘”。在她热情的撮合下，张学思与谢雪萍、李田与周桓等等喜结良缘。
经过一年半的学习，辛冶结束了学业，于1940年底分配到中央统战部秘书处任指导员。时间不长又调到中央政策研究室资料室。不久宋黎从马列学院毕业，他们先后调入中央情报部第四研究室。
中央情报部在枣园，康生是部长，副部长是李克农。第四室先由康生负责，后来由李部长直接负责，下分党派组、敌伪组、国际组。宋黎是敌伪组组长。辛冶在党派组，并被选为第四室党支部委员，后期做行政秘书工作，她在情报部工作了四年。
1942年延安的整风运动，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辛冶所在的枣园是中央直属机关，整风学习入木三分。听报告，讨论，还要写心得。到延安来，原来就抱定学习改造自己的决心，所以无论是在抗大、党校还是女子大学，她从不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分配工作以来，首次参加这样的学习运动，更加不能怠慢，她觉得是一次加深学习马列主义的好机会。因此她如饥似渴地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文章。特别是深入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和《反对党八股》等报告，使她认识到，过去头脑中教条主义的东西太多，对如何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在思想认识上产生了新的飞跃，至今回忆起来还感叹不已。
通过整风学习，她的思想水平得到进一步地提高。由于理论联系实际，认真改造自己的思想，并写出许多心得笔记，她受到党总书记岳钦的表扬。
在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中，为了克服严重的物资困难，延安军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机关每人一个纺车，一个打线用的陀，到处可听见纺车的叽叽声。在家从未干过这些活的辛冶是纺花、纺线、织毛衣的能手。她心灵手巧，学得快，干得好。别人一周织一套毛衣裤，而她三天织一套，工作、学习样样走在前面，因此得到奖励。那时延安生产的东西除了部队使用外，大部分运到敌占区销售，换取货币。1945年重庆谈判时，她与宋黎在重庆见到商店里摆着不少她们织的毛衣裤。在延安她度过了一生中最难忘的岁月。
抗战结束后，中共中央从延安派出大批干部奔赴东北，开辟建立东北根据地。辛冶虽然十分想念故土，但是更重要的任务在等着她。
1945年9月，辛冶随宋黎来到重庆，当时，周恩来是参加重庆谈判的代表，宋黎是代表团随员，参加重庆的谈判工作。她则随邓颖超大姐做国民党民主人士的家属工作，动员并负责帮助家属们转移到解放区。
辛冶到重庆后水土不服，肠胃不好，什么东西也吃不下去。邓大姐见状嘱咐伙房的同志专门为她做面条。在邓大姐的精心照顾下，她的身体逐渐康复，病好后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去。
她的任务是负责说服阎宝航（民主人士，主张抗日，后加入共产党）的夫人携家属到解放区去。阎宝航当时已准备到东北行政委员会工作，家属也必须离开重庆。可阎夫人不了解解放区的情况，不愿意去。不过阎家的二女儿高林（阎明英）、女婿李东野夫妇早已在延安。他们的两个小女儿玲玲、冬冬就是辛冶从延安带到重庆姥姥家的，这是做阎夫人工作的有利条件。辛冶以此为由常去阎家。重庆当时的局势十分混乱，国民党特务活动猖獗，阎家住在沙坪坝，每次去都要警惕特务的跟踪。而这种说服动员工作又不是轻而易举之事，需要耐心、细致，也需要一个过程。邓大姐鼓励她慢慢来，要想办法找个突破口。在邓大姐的指导和帮助下，经过努力，辛冶让他们夫妇俩带着孩子先搬到上海。半年后，她说服了阎夫人，还有上大学的三女儿阎明光、上中学的儿子阎明复，先到上海大女儿家。因为东西太多，阎夫人舍不得丢，她告诉阎夫人，路途远，局势又乱，一定要轻装。她帮助阎家把东西卖的卖，送的送，丢的丢。一切准备好，她陪同她全家还有一位做饭的老周一同来到在上海的大女儿阎明诗家。经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帮助和安排，一行人乘船来到天津，由天津转乘火车到北京。一路上辛冶提着的心总算落地了。
到京后，辛冶向统战部长徐彬如汇报了情况，并协助将阎家妥善安置好。此后，才忙里偷闲找到宋黎。宋黎这时已随周恩来到北京。她与他邂逅于沈阳，结合于北平，又为革命而奔赴延安。多年来他们更多的分离，为了新中国的诞生奔波、忙碌。她和他足迹踏遍了大半个中国，才又相聚在北平，不久又双双重返东北。
1946年秋天，辛冶与宋黎受命到东北局城工部报到。他们先乘飞机来到长春。伍修权同志见到他们后，告诉他们去哈尔滨必须要准备好过冬的棉衣、棉鞋，那里很冷。他们在长春做准备后仍乘飞机前往哈尔滨。辛冶任城工部机关党支部书记，同时负责接待工作。哈尔滨工作一年后，她同宋黎调到辽宁省委。当时沈阳还没解放，省委设在梅河口。宋黎任辽宁省委城工部长兼任沈阳市工委书记，她仍在机关做接待工作。沈阳解放前夕，她带领刚从全国各地来到辽宁参加工作的学生转移到瓦房店。1948年11月初，当得知沈阳解放的消息时，她欣喜若狂。离开沈阳时她还是个天真幼稚的小姑娘，而今她已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一名领导干部。就要回到故乡了，她心潮澎湃，思绪万千，夜不能眠，亲人们的身影不时闪现在眼前……
她的心早已飞回沈阳，飞到少年时代的家。
宋黎带警卫员先进入沈阳，她仍在瓦房店待命。她曾暗暗嘱托警卫员进城后设法寻找她的家人。警卫员找到了至仁堂药房，但是却不见了老中医。原来老医生得知小女儿离家后，就病倒了。小女儿是他的命根子啊。他从此一病不起，几个月后就离开了人世，临死还在念叨小女儿的名字。父亲没了后，日伪警察三天两头到她家查找她的下落。妈妈吓得跑到姐家里，三哥被日本鬼子抓去摧残至死。
阔别了15年，终于回到家中的辛冶只看见了大哥、大嫂，还有病危在床的三嫂，不久三嫂也故去了。几经周折，她找到了已搬家的姑姐，见到了白发苍苍的老母与姐姐，姐夫是个建筑师，因抗拒日本人而受迫害，忧郁而死。面对亲人的不幸，她心里难过极了。她离家15年来全身心地投入革命之中，快40岁的人无一儿女，这一切不都是为了全民族的解放、为了新中国千千万万的劳苦大众的幸福吗？要革命就得有牺牲，只要想到这些，她心中便感到宽慰，她相信九泉之下的父亲会原谅她的。
回沈阳后，她任沈阳市委组织部办公室主任。1952年随宋黎调辽西，任人事厅秘书主任、辽西宣传部干部处长。
1954年她随宋黎调到旅大（今大连），宋黎任市长、市委书记，她任组织部干部处长，后任政法委副部长，1979年任纪检委副书记。岁月流逝和人间的沧桑，磨炼造就了她坚强乐观的性格。她常说：“我相信群众、相信党，一切服从党的安排，组织叫我上哪我就上哪，过去是这样，现在也如此。”是的，她一生听从党安排，不愧为延安培养出来的革命女性。1980年她参加市委机关党委改选时，全票当选副书记。
1982年5月，她首批报名离休。为革命奔波了50年，她回到空旷冷清的家，把姐姐唯一的孙子和她的小女儿接到身边，听到小姑娘“太姥”、“太姥”的叫声，她乐得合不上嘴。她热爱工作，热爱生活，如家中墙上挂着的条幅“志在千里，壮心不已”。条幅是宋黎80诞辰时，秘书们、司机及跟随他工作的全体人员请于植元先生题写而赠他们的。这也是对这对革命夫妻一生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