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保护好自己的名誉不受玷污一定要遵循名誉“义理”，义理就是一系列的美德，这在西方人眼中大有龃龉之处，在日本却被看作是完全一致的。原因就是这是人的本分，并不是受惠之后的报答。并没有包含在“恩”的范畴之内。那些遵循“义理”的行为能令人的名誉保持清白，它们并不是对某人之前给予的特殊恩惠的报答。
因此，“恰当”所要求的各种繁文缛节、面对痛苦时的坚忍不拔、将自己所从事的职业与行业的荣誉进行维护，全都在义理的范畴之内。
在遭到中伤和侮辱之时，遵循名誉的义理也要求采取一定的行动，对于那些使名誉受损的中伤一定要加以洗刷。抑或是不得不对中伤者进行报复，又或许不得不自杀，两种极端的手段之间还能有很多可能采取的行动。可对于损害名誉的事情，根本就没有办法一笑了之。
日本人并没有对“名誉的义理”有独立的术语，他们也仅仅是简单地将其描述成“恩”之外的义理。这就是一种分类的根据。至于对社会的义理是一种对善意回报的义务，对名誉的义理很显然就只包括复仇，这样的一种分类并不是事实。在西方的语言中，两者分别在感恩和复仇两种截然相反的范畴之内，但是，很显然的是，日本人是并不赞同这一观点的。为何对别人的善意所做出的反应与遭受侮辱和怨恨时所做的反应不属于同一品德范畴呢？
在日本确实是这样的，对于侮辱和恩惠，一个品德高尚的人会有同样强烈的感受，对之施以回报就是美德。他不能像我们那样将两者分的很彻底，一个视为冒犯，另外一个视为非冒犯。冒犯对于他们来说是“义理范围”之外的行为。一个维护义理、洗刷加诸自身的污名的人就没有冒犯之罪。他们会因为侮辱、中伤和失败没有被报复或消除而说世道不公平，因此品德高尚的人不得不将世界的平衡回复。报复是人类的美德而不是人性的至恶。
但是，那些对名誉的义理以及随之而来的存在于任何文化之中的一切敌意与戒备，并不是亚洲大陆所特有的品德。也不是我们习惯所认为的那样，属于东方的品德。
中国人、印度人、暹罗人都不这样。所有的这些对侮辱与诽谤的敏感在中国人眼里是小人特性——是道德上的小，并非像日本那样，不是他们理想中高贵品质中的一部分。突然对别人施暴的行为是错误的，即便是为了回敬对方的侮辱也根本不合乎中国的伦理。中国人会认为这样敏感很荒谬，在遭到中伤时，他们不去反击也不会尽自己所能将自己高尚的一面表现出来，以证明诽谤是毫无根据的。
倘若不考虑包含其中的所有非侵略性的品德的话，就没有办法全面理解日本义理的意义，复仇不过是必要时所要求的品德之一。义理也是包含着很多平和稳健行为的，坚忍、克己对于自尊的日本人来说也是名誉的义理的一部分。妇女在分娩的时候不能大呼小叫，男人也应该将痛苦和危险超越。当洪水将日本人的村庄侵袭时，自尊之人都会带上随身必需品到高地上去而不是叫喊和惊恐万分地东奔西跑。
他们也一样能在春分或秋分的风雨转为飓风时自控。这是日本人自尊的一部分，即便是个人或许没有办法信守。日本对这种自控的要求是“位高则任重”，所以，封建时代对于武士的要求会高于平民，可是这种品格也是各个阶层人民遵循的定规。倘若武士被要求承受身体上的极端痛苦，那平民就不得不毫无怨言地承受持械武士的攻击。
武士坚忍品质的故事在民间流传很广，他们不向饥饿屈服，因为那只是不足挂齿的小事情。虽然饥肠辘辘，他们仍旧要表现出刚刚用餐完毕的模样——用牙签剔牙。
谚语道：雏鸟哀啼以求食，武士只能剔牙。这在过去的战争之中变成了服役士兵信守的格言。坚决不能向痛苦屈服。
对于名誉的义理同样要求人过着一种合乎自己身份的生活，倘若一个人从未遵从这种义理，那他就没有权利获得尊重。这也就是说在德川时代，人们一定要遵循取缔奢侈令规定的细则来作为自尊的一部分，事实上，该细则对吃穿住行各个方面都有严格的规定。令我们感到震惊的是，德川时代的法律竟然会规定一个等级的农夫只能给自己的子女买某一种玩具，而另外一个等级的农夫也只能买另外一种玩偶。甚至是直到现在，穷富也是以等级制度的传统来将其自尊确保。在美国，是看不到这种品德的。
对名誉的义理除了保持恰当的身份之外也要求服从很多的约束。贷款时，借贷人可以用自己的名誉的义理发誓，二三十年之前“倘若我无力偿还这笔钱的话，我甘愿受到人们嘲笑”此类话是十分常见的，只是，即便是没有办法偿还，他也不会像自己所说的那样受到嘲笑，日本人没有公开嘲笑别人的习惯。可是还不起贷款的人会以自杀的方式来将自己的污名洗刷。除夕的时候，自杀的人很多都是用这种方式来将自己的名誉挽回。每个行业都会受到名誉义理的约束，要是因为特殊的情况，日本人在众目睽睽之下遭到普遍的指责，他们经常会对自己的要求显得十分奇特。
例如，因为教室失火而自杀的校长人数就有很多，其实失火一事跟校长毫无关系，仅仅是因为这令悬挂在教室的天皇像遭到了威胁，教师也经常会因为冲入火海抢救画像而丧失生命。他们用死亡这种方式来显示自己是多么看重名誉的义理和对天皇的忠诚。有很多著名的故事，说有一些人因为公开宣谕天皇的教育或是军事诏令发生口误而感到有罪，他们会以自杀的方式来将自己的污名洗刷。在天皇在位时，有的人不小心将自己的儿子取名为“裕仁”——日本天皇的名字是向来不能宣诸于口的——他便会将儿子杀死之后自杀。
日本的从业人员对名誉的义理要求也是十分严格的，但并不会用美国人所理解的崇高的职业道德标准来维持，老师会说：“为了将老师的名誉维护，我不能承认一点不知道这个。”他的意思也就是，倘若他不知道一只蛙的种属，也要假装知道。倘若他仅仅依靠几年的学校学习来当英语教授，他也不能承认有人能将他的错误纠正。“教师之名誉的义理”就是特指这种防御性的态度。
对于商人来说，名誉的义理指的是：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自己的资产已经快没有了，他为公司制定出的计划已经失败了。同样，义理要求外交人员不能承认自己在策略上的失败。一切的义理的用法都将个人与工作合二为一，任何对个人行为抑或是能力的批评都会很自然地变成对其本人的批评。
在日本，这种防御性心理根深蒂固，不当着个人的面谈他所犯的工作错误被视为明智的表现——这也是一般的礼节。
若一个人在竞争中败北，这种敏感就会表现得尤为明显。所谓失败可能仅仅是另一个人获得了工作，或自己未能通过答辩考试。失败者因诸如此类的失败而“蒙羞”，尽管这种羞愧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促使人做出更大的努力，但在许多情况下也可能成为某种危险的压抑因素。它使人失去信心，变得忧郁或愤怒，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这会妨碍他做进一步的努力。
孩提时代过去后，这种状况尤其明显。因为日本的孩子多视竞争为儿戏，并不过分在意。但对于青年与成年人来说，竞争会使人表现欠佳。某些人在独自工作时能够取得长足的进步，错误减少，速度也能提高，但引入竞争对手后，却开始犯错误，工作速度也大大降低了。以自己而非别人的成绩为标准测试他们的进步时，他们做得最好。对此竞争态势下不尽如人意的情况进行研究的日本学者正确地给出了原因：当在工作中引入竞争时，人们会主要关注自己被击败的风险，从而影响工作。他们感到竞争犹如侵略一般激烈，这使他们的注意力转向自己与侵略者的关系而非手头的工作。
日本人总有足够的技巧设法避免直接竞争。在日本的小学里，竞争被减少到美国人无法想象的程度：老师被要求教导每个孩子提高自己的成绩，而不让他们有机会与其他人进行比较；在小学阶段，没有让学生留级重读之事，所有同时进校的孩子都同时结业；小学孩子的成绩报告单是根据操行而非功课成绩排定的。可以想见，当真正的竞争状态无法避免时，比如在中学入学考试中，孩子们自然极度紧张。有些男孩在得知自己考试失败后便会自杀，这样的事情，所有的老师都曾经历过。
将直接竞争减少到最低的努力覆盖了日本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一个建基于“恩”上的伦理体系中，竞争是很难有立足之地的。为各阶层制定苛细规则的整个等级体系会最大限度地减少直接竞争。家族体系也把竞争最小化，因为从制度上说，日本的父子间不像美国那样彼此竞争；他们或许可能相互指责，但不可能竞争。
对于某些可能使人怀疑某人是否为自己的名誉尽了“义理”的境况，日本人设定了种种礼节去避免使人受辱。这些因此而被限制在最小范围内的境况远远不限于直接竞争。日本人认为，主人应该衣冠楚楚地以某种仪式欢迎客人。因此，若有人拜访农家，发现农夫身着工作服，便应该稍事等候，而农夫则在换上合适的衣服、安排好适当的礼仪前，要装出不知道有人前来拜访的样子。就算主人就在客人等候的房中更衣，情形也是一样。在他着装完成前，其他人似乎根本不在现常在乡村地区，小伙子总在姑娘家人熟睡且姑娘上床后才前去拜访。姑娘可能接受也可能拒绝他们的追求，但小伙子以毛巾蒙脸，以便被拒绝后的翌日无须感到羞愧。采取伪装并不是要防止姑娘认出他来，这纯粹是一种鸵鸟策略，是为了不必承认自己曾经受到羞辱。
礼节也要求任何计划在确保成功前要尽可能地少为人知。媒人的职责之一是在缔结婚约前安排未来的新娘新郎见面。要尽量使这样的见面好像是一次偶然的邂逅，因为如果在这一阶段介绍的目的就被公开，若婚约终止，一方或双方家庭的名誉就有可能受到威胁。因此，年轻的一对必须由父母一方或双方陪同，媒人则充作东道主，而他们在每年一度的菊花展或一个著名的公园或娱乐场所“不期而遇”，这便是最适当的安排。
通过这些和其他种种方式，日本人避开那些令人羞耻的失败场合。尽管他们强调洗刷污名的责任，但是在实际中，这种责任却引导他们以尽可能少受辱的方式来安排事情。这跟太平洋诸岛上很多部落是完全不同的，虽然那里跟日本一样，洗刷名声占据着很突出的地位。
日本人是全世界礼貌的典范，这些礼貌是一种标尺，以此来衡量他们怎么样尽力去将那些必须洗刷污名的情况加以限制。他们始终会将侮辱所引起的愤恨作为取得成就的无法比拟的激励的因素，可是他们会将引起这种激励的情况加以限制。仅仅是在特定的状况，抑或是传统的将侮辱消除的方式失效的情况下才能发生。毋庸置疑，对这样的激励手段的运用，令日本获得了在远东的统治的地位，而且对它最近十几年中对英美的战争政策也是很有影响的。
虽然日本人很讲究礼数，但是美国人也不应该因此就将他们对诽谤的敏感给低估了。我们实在难以理解的是日本人为什么将那些微不足道的评论看得如此之严重。牧野吉夫——日本艺术家，在他用英文写成并出版在美国的自传中，十分生动的将他对自己视为讥嘲的事情的正宗日本式反应加以描写。写这本书的时候，他已经在美国度过了自己大部分成年的时期，可是他还是感受那么强烈，就仿佛自己还生活在家乡爱知县乡村一般。他是一个很有身份的地主的小儿子，家庭和睦，自己也备受宠爱。
在他即将长大成人时，母亲去世了，很快，父亲因为破产将自己所有的财产变卖以充抵债务，他的家道中落。身无分文的牧野吉夫实在无法实现自己的抱负。
他其中一项抱负就是学习英语，为此，他在附近的一所教会学校看门，一直到自己18岁从未离开过附近几个乡镇的他决定去美国。
曾经他去拜访一位他十分信任的传教士，将他要去美国的想法告诉他，希望得到他的一些有益的建议，没想到令他吃惊的是，他竟然惊呼：“什么，你要到美国去？”当时他的妻子也在房间里，两个人一起来讥笑他。那时，他感到血从头凉到脚底。在原地沉默了几秒钟之后，连声再见也没说的他回到了自己的房子。他告诉自己：“一切到此为止１
他第二天清晨便离开了，如今他想写出这些理由，他一直深信，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罪恶就是不真诚，而没有什么比讥笑别人更加不真诚的了！
即便是对于谋杀者我都能视其情节给予一定的谅解，可是对于讥笑我却无从宽宥。原因是，倘若不是故意的不真诚，一个人怎么会去讥笑一个无辜的人？
我要给两个词定义。谋杀者：戕害他人肉体的人。
讥讽者：戕害他人肉体以及灵魂的人。
比起肉体，灵魂和心灵要珍贵的多，所以，讥笑便是最为严重的罪行。
没错，那位传教士跟他的妻子就是想要将我的心灵和灵魂戕害，我的心灵承受了巨大的痛苦，它在哭喊着，号叫着：“为何你们要这么做！
他第二天清晨便将所有的财产包裹在一个包袱中匆匆离开了。正如他说的那样，传教士根本就不会相信一个穷乡僻壤中走出的一文不值的孩子能到美国去，并成为一个艺术家，这“戕害”了他。名誉遭到玷污的他只能以实现目标的行动来洗刷！遭到传教士讥笑的他别无选择，唯有离开那里去美国以证明自己的能力０即便是对于谋杀者我都能视其情节给予一定的谅解，可是对于讥笑我却无从宽宥。”“忘却”对于诽谤是不合适的，唯一的反应就是报复。牧野吉夫以到美国去来将自己的污名洗刷，可是在日本的传统之中，要是受到侮辱或者是被攻击，作为“善行”报复占有很高的地位。在一本名为《日本的生活和思想》的书中，冈仓由三郎将报复与日本的一个特有的习惯来比较：
日本很多所谓的精神特性都是起源于他们喜好洁净以及厌恶污秽。
不然，请问，还能有什么其他的解释？事实上，我们接受的教育令我们习惯于将对家庭的名誉抑或是对民族的自豪感的侮辱看作是污秽于床上，要是不澄清或是加以彻底的洗刷，就没有办法洁净或者是愈合。你可以将在日本公私生活中所发生的复仇事件看作一个热爱洁净以至于形成洁癖的民族所进行的晨裕
他继续说，因此，日本人便“过着干净而纯洁的生活，如同盛开的樱花般明丽绚烂”。所谓的“晨员，换句话说，便是洗去别人掷于你身上的污物。只要有一点污迹还沾在身上，你就不能算是个品德高尚的人。日本人并没有以这样的伦理去教育大家：除非自己认为受辱，否则就不算受辱；只有“自己的所作所为”才能玷污自己，他人的言行无法玷污自己。
日本的传统不断地把这种复仇的“晨员理想展示于众，无数的事件与英雄故事大家耳熟能详，其中最流行的便是历史上的《四十七浪人的故事》。日本人能在教科书、剧院的演出、当代电影和通俗出版物中看到它们。它们已经成为日本当代生气勃勃的文化的一部分。
历史故事中的两个主题：在自己犯错误的时候报复正确的人，为自己受到诽谤而报复，即使诽谤者是自己的主君，这是日本最负盛名的文学作品的普遍主题，而且被描写得多姿多彩。人们检视当代的传记、小说和发生的事件就会发现，很明显，无论日本人如何对传统故事中的复仇大加欣赏，但发生在当代生活中的报复却同西方国家一样罕见，甚至更为罕见。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人对名誉的念念不忘有所减弱，而是说明：其对失败和诽谤的反应更趋于防御性而非攻击性。日本人对待羞辱仍像以前那样认真，但耻辱越来越让他们内敛而非勃然作色。在无法无天的明治时代，人们更容易为复仇而直接发起攻击。而在近代，由于法律和秩序的约束，兼之维持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愈发困难，报复也变得不动声色，或者深藏在自己心中了。
日本人在面对失败、诽谤和排斥时的脆弱使其容易自寻烦恼，而非使他人烦恼。日本小说再三描写到数十年来受过教育的日本人在忧郁与狂怒的交替中迷失自我的困境。故事的主人公处于厌倦之中——厌倦生活、厌倦家庭、厌倦城市、厌倦乡村。但那并非因遥不可及的目标而产生的烦恼，对那些志存高远的人来说，与其心目中的宏大目标相比，一切努力都显得微不足道。这也并非现实与理想脱节所产生的厌倦。日本人有了目标，便能摆脱烦恼，一旦日本人梦想到伟大的使命，他们便摆脱了这些烦恼。无论目标多么遥远，他们都能完全地、决然地摆脱这些烦恼。他们这种独特的倦怠是这个易受创伤的民族的通玻
现代日本人对自己所采取的最极端的行为便是自杀。根据他们的信条，手段适宜的自杀，能洗刷污名、恢复名誉。推崇自杀的日本人认为自杀是一种值得尊重且目的明确的行为，在某些情形下，它是实现对名誉的义理的最值得敬重的程序。
当对名誉的义理受到威胁时就转而针对自己，这种趋向日益增长，但这并不意味着要付诸于极端的行动，例如自杀。转向自我的攻击仅仅产生沮丧与厌倦，这种典型的日本式厌倦在知识界极为盛行。这种情绪在这一特定阶层蔓延是有其充分的社会学原因的：知识分子过剩，且其在等级中所处的地位颇不稳固，只有极少一部分知识分子能实现自身的抱负。13世纪30年代，由于当局担心他们具有“危险思想”，对其颇为疑惧，所以知识分子的处境尤为艰难。日本知识分子通常满怀怨恨地将自己所受的挫折归因于西化所带来的混乱，但这种解释并不充分。典型的日本式情绪波动是从强烈的奉献精神一变而为强烈的厌倦情绪。众多知识分子所承受的精神重创是传统的日本式的。在19世纪30年代中期，他们中的许多人也以传统的方式自我救赎：他们怀着国家主义信念，再次将攻击的锋芒从针对自我而转向外部。从对其他国家的侵略中，极权主义者从新“发现了自我”，他们借此将自己恶劣的心境改善了，重新感受到了内心孳生的新的巨大的力量。
他们在人际关系中无法做到这一点，可是他们深信，他们作为一个征服国能够做到。既然战争的结果已经将这种想法证明了是错误的，厌倦的情绪就再次成为日本人巨大的心理威胁。不管是其意图怎样的，他们都没有办法来轻松地将这种威胁应对。“再也不会有炸弹了，”一位在东京的日本人说，“的确，放松的感觉很好，可是战争结束了，生活也将失去目的。每个人都感到很茫然，做事都是心不在焉。我和妻子都是这样，大家都好像医院里的病人一般，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感到迟钝和迷茫。人们都在抱怨政府对战争善后和救济的工作行动缓慢，我感觉，原因就在于政府官员都跟我们一样，陷入到了一样的情绪之中。”
日本人的天性就是在奋进和完全原地踏步的厌倦中摇摆不定。日本人目前主要关注的是将一个战败国的名誉维护，他们感觉能用友好的姿态来将这一点达到。
很显然，不少人感觉实现这一目的最安全的办法就是恭顺。稍进一步说他们会认为努力令人生疑，原地踏步更为稳妥一些。如此这般，厌倦的情绪便开始蔓延。但是，日本人不会情愿懒散。“让自己从厌倦之中快点觉醒”“让别人从厌倦之中觉醒”，在日本经常会见到这样号召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口号。即便是在战时，播音员也时常将这口号挂在嘴上。他们在用自己的方式跟消极无为斗争。
1946年春，日本的报纸上不断讨论“全世界都在注视我们”他们却仍然没有将战后的废墟清理，公共设施仍然没有有效运行，这令日本的名誉蒙尘。他们对那些夜间聚集在火车站睡觉的人进行抱怨，因为美国人窥见他们窘境的流离失所者的懒散。日本人是能够理解对这种良好名声的呼吁的，他们同样希望，作为一个国家，未来能尽最大的努力在联合国工作，获得受人尊重的地位。他们再次为名誉而战，只是换了个新的地方。倘若日后大国之间能够将和平维持，日本将会沿着这条自尊路继续走下去。
因为，日本人对荣誉的追求是恒定不变的，同样，获得他人的尊重也是必不可少的。为达到这种目的所采取的手段是根据环境的要求可拿起也可放弃的工作。倘若境况发生变化，日本人会将他们的态度改变，转向新的方向。除了一批极少数的顽固分子，日本人并不认为有必要对美国占领军进行抵抗运动抑或是组织地下反抗。他们坚守旧的规则并无道德上的必要性。从最开始的几个月，美国人就能够一个人乘坐拥挤不堪的火车安全地到达这个国家中任何偏僻的角落之中，并且受到之前的国家主义官员十分有礼貌的欢迎。从未发生任何仇杀。当我们的车在乡村穿梭时，路边的孩子们会大声喊道：“你好、再见”，母亲们会将那些太小而无法向我们挥手的孩子的手握住向我们致意。
日本人是从另外一个方面得到其侵略的依据的。他们十分需要在这个世界上受到尊敬。
他们见到大国凭借军事力量获得了尊重便会如法炮制。因为其能源的匮乏、技术上的落后，以致他们只能采取比希律王更加残酷暴敛的手段。巨大的努力最终以失败告终，这对于他们来说，意味着侵略终究不是获得名誉的道路。义理总是同等地意味着侵略手段的使用抑或是互相尊重的惯例。所以，失败的日本人从前者转向了后者，十分明显，他们并没有对自己加以精神暴力的意识。他的目标仍然是他们的好的名声。这种随机应变的现实主义是日本人对名誉的义理的光明之面。对于国人来讲，弄清楚义理对于日本人的重要比以往更加有必要。
义理是日本各阶层的普遍的美德。就像是其他的义务和规则一样。在日本，义理是社会各个阶层所需要的，并且随着一个人社会地位的不断提高而逐渐“加重”，至少日本人认为武士阶层需要承担更加重的义理。一位并非日本人的观察家或许会认为义理对于大多数的普通人的要求会更高，因为普通人貌似很少因遵从义理而获益。对于日本人来讲，最好的报偿就是在自己所生活的圈子中受到尊敬。不懂义理的人就是个“可怜的不幸的人”，将会受到他周围的朋友们的耻笑以及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