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庞大的文献资料充分地来证明各种文化的差异。在某些社会，一个人类行为领域长期不被注意到，几乎使得它消失；甚至，在某些情况下都不曾被想象到。它可能将整个有组织的社会行为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且也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会形成最不相容的情况。那些彼此之间不存在内在联系、一向独立的各特性可以结合和交结，从而在这种结合缺席的地方将没有的行为加以表现。结果是：不管从行为的哪一方面看，在不同的文化中都存在肯定或否定的各自的标准。或许我们会说，所有部族都会同样谴责杀人这种做法的。
而在杀人者看来，情况或许不同：假如是没有邦交的两个国家，杀对方的人就没什么；或者是习惯上的一个人杀死他的两个长子，或者丈夫对妻子生命的控制权，或者父母老了孩子履行杀死他们的责任，这些杀人者就不能被责怪；也或许事实是这样：那些被杀的人是偷了一只鸡，或是将对方的大门牙打掉，或是在星期三出生，那就可以杀掉他们。某个部族中的人会担心自己死于意外，并因此而痛苦；而在另一些部族中，这或许是再平凡不过的事。在某个部落的人看来，自杀可能是极平常而且屡见不鲜的事，是受到鄙视的人的解脱之法，或许某个聪明人用这种高尚而又悲壮的行为结束自己的生命。而在其他部落，谈论这个话题是会受到嘲讽和耻笑的，而自杀虽然是一种人类的可能性，但却是难以想象的。也许某人会因此触犯法律，或者被认为亵渎了神灵。
然而，那些被记录下来的千奇百怪的习俗是具有实际的利用价值的。在这儿是自寻痛苦，在那儿是杀头，一个部落看重婚前的纯洁，另一个部落强调青春期的放纵，这些之间并不是毫无关系的，仿佛无论是在世界上的什么地方，人们都会用惊讶的口气来谈论它们。同样，无论是自杀还是杀别人，虽然与绝对标准没关系，却存在忌讳它们的理由。当我们清楚地了解了文化行为的意义，意识到了它们的地区性、人为性以及可改变性时，我们还可以谈论点其他的。除此它还能被整合。一种文化就仿佛是一个人，其思想和行为或多或少的贯穿其中。在每一种文化中都存在一种独特的意图，并非所有社会形态都具备这种意图。当与这些意图相一致时，每一个部族的经验都得到了加深。
为了适应驱动力的紧迫性，行为中不同方面的外形也越来越和谐一致。由于那些极不协调的行为被整合得很好的文化接受了，也常常因为那些最不靠谱的变态所具有的个性，要解释这些行为所取的形式，就只能首先对那个社会的情感上的和理智上的主要动机加以理解。
我们不能认为文化的这种模式构成是毫不重要的，因此将其忽略不计。正如现代科学在很多领域中所强调的那样，整体不单单只是所有的部分的总和，它是一种新实体，是那些部分的独特的排列和内在关系的结果。黑色火药不光是硫、炭、硝的总和，就算我们很清楚这三种元素各自在自然界中的一切形式，也无法因此证明黑色火药的性质。新的潜能来自于结果的混合物的，并不单纯出现在各种元素中。其行为方式也不同于这些元素在其他混合物中的行为方式。
与此相同，各种文化是对其特性总和的超越。虽然我们能够单独了解一个部落关于婚姻、仪式上的舞蹈，以及性成熟仪式这类事情的形式的分布状况，但并不等于我们能充分了解把这些因素用于自身意图的那种作为整体的文化，这一意图是从周围地区的那些可能的特性中选择有用的东西，而抛弃了那些无用的内容。它把其他的特性都进行改造，使其适合它的需要。虽然无论何时，在整个进程中这一发展都是无意识的行为，但是假如我们在研究人类行为的模式构成中不注意这种发展，我们就不可能给予明智合理的解释。
这种文化的整合不具有任何的神秘性。它与艺术风格的产生和存留是同步进行的。哥特式建筑风格原本是由于偏爱高度和光亮而产生，但因为这一技术中产生了一直有意思的标准，正是这种标准使它能够成为13世纪占统治地位的唯一艺术。
它将那些与其不相符的因素剔除掉，为了适应它的意图而对其他一些因素加以修正，同时还将一些与其趣味相符合的因素增加进来。在我们对这一进程作历史性描述的时候，我们不得已采用了一些泛灵论的表述形式，就好像说这种伟大的艺术形式的成长中存在着某种选择和意图。不过，这真正原因是由于我们语言形式中的匮乏。实际上这里并没有任何有意识的选择，也无所谓意图。原本只是由于偏爱某些局部的形式和技术，后来其表现越来越具有力度，而且对自己加以整合，结果导致标准越来越确定，最终哥特式艺术就产生了。
在作为整体的文化中也发生了在伟大的艺术风格中发生的事情。各色行为例如指向生计、婚配、征战，以及敬神等方面的行为，只能够被纳入永久性模式，全都是按照在该文化中发展起来的无意识的选择标准进行的。由于某些文化如同某些艺术时代一样，没能得到这样的整合，而我们对很多其他文化又了解甚微，因此对推动这些文化发展的动力就不能很好的理解。
但是，无论从文化繁简度的每一个层次来看，还是从最简单的层次来看，都做到了这种整合。这样一些文化都在一定程度上是或整合行为的成功例子，但使我们很惊讶的是，竟然存在这样多的可能的完形。然而，人类学的工作却致力于对那种文化特性进行分析，而并不是将文化视为一种合成的整体来研究。这样做的最主要的原因是由早期的民族学描述的本质决定的。古典人类学家的写作并非依靠于原始人类有关的第一手材料。他们就只是对着一堆书进行研究罢了，从内容上来看，也无非是一些旅行家、传教士记下的奇闻轶事，还有来自早期民族学家的抽象的大纲式的记载。我们是有可能根据这些材料描绘出敲掉牙齿，或据五脏六腑来占卜这类习俗的分布范围，但是要想据此看出不同的部落中这样一些特性是怎样嵌入那些各有其特色的完形的整合却是不可能的，而正是这样一些完形使过程具有了形式和意义。
像《金枝》那种文化研究，还有普通的比较民族学论著，都是讨论特质的分析性，并且看不到文化整合的所有方面。我们论证婚配或死亡习俗是依靠从截然不同的文化中随意地选择出来的细小行为进行的，这种讨论建造了一个机械的弗兰肯斯泰因式的庞然怪物：斐济的右眼；欧洲的左眼；一只腿来自火地岛，另一只腿来自塔希提；所有的手指，脚趾的来源地都各不相同。这种形象完全不符合过去和当今的现实，而且最大的困难就好比将精神病学归结到对精神病诸个体所患症候的分类，而没有对由精神分裂、歇斯底里、狂郁错乱等症状行为组成的模式的研究进行研究一样。精神病行为特质的作用，在整个人格中能动的程度就完全不同于与其他所有经验状态的联系。假如引起我们兴趣的是精神过程，那么我们要得到满意的答案，就只有把特殊符号与个体的整个形貌联系起来。
同样，文化研究中也存在很多不真实的东西。假如引起我们兴趣的是文化进程，我们唯一可以认识所选行为细节的意义的方法就是以文化中规范化了的动机、情感和价值为背景。从今天来看，我们主要的研究对象就是那些活着的文化，对它的思维习惯和规范功能加以认识。这样的认识根本不能依靠事后的讨论和重构得到。
马林诺斯基一直很强调文化功能研究的必要性。他批判那种扩散式研究，说它是在事后解剖有机体，而我们所需要研究的应该是这些有机体活的、发生作用的生命力。马凌诺夫斯基对美拉尼西亚的特罗布里恩德岛岛民进行的长期深入的研究，可以被称为对原始民族所作出的最早和最好的最完整的描绘之一，它将可能性赋予现代民族学的产生。但是，在马凌诺夫斯基的民族学的概说中，他却仅仅强调特质在它们是其一部分的文化中具有某种生动背景，它们在起着作用，并为此感到满足。接着，他把特罗布里恩德人的文化特质，即相互义务的重要性、巫术的地方特点、特罗布里恩德人善持家务的家庭，说成是与原始社会的相符的，而没把特罗布里恩德的结构作为被考察的类型之一来表现，每一类型都有自己独特的经济、宗教、家庭生活的安排。
然而，我们研究文化行为，绝对不可以采用过去的方式，即把特殊的地方性秩序等同于一般原始的东西的方式。人类学家们的研究对象正从一般原始文化转向诸多原始文化，而且这种转变的意义才初步崭露头角。
在现代科学的一个又一个领域中，在研究整个结构与继续分析其各部分这两者之间的重要性的比较上，前者占了上风。甚至威尔海姆·施特恩已将其视为自己哲学、心理学研究的基矗他始终坚持，研究的起点只能是个体的不可分的完整性。他对普遍流行于内省和实验心理学中的原子式研究法进行了批判，并认为它应该被用人格结构调查法所取代。整个构造心理学派对它的研究是从各个方面进行的。瓦林格对这种方法在美学领域中所产生的根本的影响进行过阐明。他对希腊和拜占庭这两个时期高度发展的艺术进行了比较。他坚持认为：那种旧式批判法，即根据绝对的观点定义艺术并把艺术等同于古典标准，绝对理解不了像在拜占庭绘画或镶嵌艺术中表现出来的艺术进程。因为各个领域的最终目标是不相同的，因此不能借助一领域的成就对另一个领域的成就作出判断。希腊人努力地将他们在活动中的愉悦在艺术中表现出来；他们打算将他们生命力与客观世界的同一性展现出来。而另一方面，拜占庭艺术体现的则是抽象性，也就是一种与外部自然的深刻的分离感。要对这两种艺术加以理解，都要对艺术能力的比较加以考虑，特别是考虑艺术取向的差异。这两种艺术形式是有着鲜明对照的整合了的结构；在一种看来是无法接受的形式和标准都可以被另外一种利用。
在对这种以整体而非以部分为出发点的重要性方面进行论证，格式塔心理学的一些工作是引人注目的。格式塔心理学家们表明，哪怕是最简单的感性知觉，也不存在对分别的知觉的分析能够解释整体的经验。单纯将知觉分解为客观的片断还远远不够。起决定性的是主观的构架，也就是由过去的经验所提供的形式是，它是不可以被忽略的。我们所要研究的包括对自洛克时代以来心理学致力于研究的简单的联想机制，还有这种“整体属性”和“整体倾向性”也必须要包括进来。整体对它的部分起着决定作用，不仅对这些部分之间的关系，而且对它们真正的本质起着决定作用。有一种类的间断存在于两个整体之间，所有的理解都一定要对两者之间的不同的本质加以考虑。与那种对于两者中都有的相似因素的认识相比，前者的重要性要大得多。格式塔心理学的工作范围主要涉及那些可在实验室中经验地证明的领域，但其含义却远远不止与其工作相关的那些简单证明。
在社会科学中，早在30年前，威尔海姆·施特恩就曾强调过整合与结构的重要性。他将自己的精力投入到伟大的哲学领域以及对生活进行解释。特别是在《宇宙观类型》一书中，他分析了一部分思想史，将哲学争论体系的相对性揭示出来。他把它们看成是生活、心情、生命同情、整合态度之多样性的明显表述，我们不能对其中的一个基本范畴进行分解，使之成为另一种范畴。他对那种臆断提出了强烈的反对，反对它们中任何一种都可能是终结性的说法。他并没有用文化态度表述出他所讨论的种种态度，但由于他的讨论中涉及到庞大的哲学结构以及像弗里德里克大帝时代那样伟大的历史时期，所以，他的著作的作用，毫不怀疑，会导向对文化作用越来越有意识的认识。
奥斯瓦尔德·施宾格勒关于这种文化作用的认识的表述可以说是最精确的。他的《西方的没落》一书的题目并非来自于被他称为占统治地位的文明模式的命运观念中，而是从一个与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无关的论题中得来，即同所有有机体一样，这些文化的完形都有一个其自身无法超越的生命之期，文明之命运这一论题论证的基础是有关西方文明中的文化中心转移和高度文化成就的周期性。他以一种类比，以一种无法还是其他任何东西的类比——即活的有机体的生死环——对上述描述进行支持。他认为，对所有的文明来说，都存在热情洋溢的青春、成熟稳重的成年，也还有垂暮衰微的老年。
一般人都认为，后一种对于历史的解释与《西方的没落》可以等同视之。而施宾格勒对于西方文明中的那些相互形成对照的完形的分析具有价值和独到的见解。他对两种大的命运观念进行了区分，一种是古典世界的阿波罗式的，另一种是现代世界的浮士德式的。在阿波罗式的人看来，自己的灵魂可以被想象为“一组杰出的要素构成的宇宙”。在他的世界中根本没有意志的位置，他的哲学对冲突强烈的反对，他甚至没有听说过人格的内向发展的观念，他认为生命随时处于那种来自于外部的残酷威胁的阴影之下，当正常生存的那种让人神往的前景被毁灭了，其悲剧也就到达了顶点。发生在一个人身上的事情或许会发生于另一个人身上，并且是以同样的方式、同样的结果。
另一方面，在浮士德式的人看来，自身就是一种永不停息地与生存中的障碍抗争的力量。他用一个内在发展的过程来比喻个人生命的进程，生存的大灾难是他过去的选择和经历的无法回避的极点。生存的本质就是冲突。人的生存正是因为具有冲突才有了意义，否则得到的只能是生存的那种浅层面上的价值。浮士德式的人渴望无限，他们为了达到这种无限而苦苦追求。关于生存的解释，浮士德式和阿波罗式是完全相反的。体现于一者身上的那些价值，在另一者看来就是绝对不相容的，也是渺小的。
阿波罗式的人生观是古典世界的文明建立的基矗而现代世界则到其所有的规范中找寻浮士德式人生观的内涵。施宾格勒还提到了埃及式的人生观。“在这种人生观看来，人生就像坠入狭窄的，且是残酷地预设的通向死者审判的生命之路。”他还点到祆教徒的严格的肉灵二元论。但是，阿波罗式的和浮士德式的人生观是施宾格勒的主要内容。他认为，数学、建筑学、音乐和绘画都是西方文明的不同时期中的这两种伟大而又相互对立的哲学的表达。
要追究施宾格勒著作混乱的原因，一部分是由于表达方式，而更大的部分，来自于他所论及的这些文明本身的尚未澄清的复杂性。由于西方诸文明的历史的差异、所处地位和等级的分层以及细节上非同一般的丰富性，我们还不能用简单的几个字来概括对它的理解。在某些少数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小圈子以外，浮士德式的人——假设存在这样的人——以我们的文明，或许找不到他自己的出路在何处。除了浮士德式的人，还有一部分是行动的强者，还有那些巴比特式的人存在着。
如果想要得到民族学上令人满意的现代文明图景我们就要注意到这样的不断重复出现的类型。那些说我们的文化类型是彻底外向性格的人，在永不停息的世俗活动中奔波，发明，治理，或者像爱德华·卡尔本特尔说的，“没完没了地赶火车”，这就仿佛那些用浮士德式来形容我们的文化类型的人一样，时刻保持着对于无限的渴求，同样让人深信不疑。从人类学角度看来，施宾格勒的世界文明图景的缺憾来自于他的那种必然性观念，在这种观念下，他将现代的分层社会用基本单一性来处理，误将其等同于一种民间文化。但是从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来看，由于西欧文化的历史资料的复杂，以及社会分化的过于彻底，根本不具备那样一种必然性的分析。即使施宾格勒关于浮士德式的人物的讨论可以启发对于欧洲文学和哲学的研究，即使他强调价值的相对性如此正确，但是既然能够描画出其他同样有根有据的图景，我们就不能认为他的分析是最终的。
或许可以借助回顾来对一个像西方文明这样巨大而复杂的整体的性质进行刻画，但是虽然施宾格勒那种关于诸种不可比的命运观念的假设是重要的也是真实的，在当今时代，只要我们妄图以一种选择的特性来对西方世界加以解释，结果都会以引起混乱而告终。
我们可以将下列观点作为研究原始民族的一种哲学理由，此观点认为可以借助简单的文化事实来表现出那些很难理解而又不能轻易证明的社会事件。这一点最适用的对象是基本而有特色的文化结构问题；这些文化结构使得生活模式化，并限制参与这些文化的个人思想与情感。由于传统风俗的影响，从目前来看，个人习惯模式建构的整体问题，可以通过研究较简单的民族而被理解。这并非说我们只能把以这种方式发现的事实和过程运用到原始文明。在我们所知的最高级、最复杂的社会中，文化结构不但可以令人倾服，而且富有意义。但因资料的复杂以及时间的接近，所以我们对它们的处理不会很满意。
我们可以通过间接的方式，用经济的途径获得我们所需的对文化进程的理解。由于事实的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所以达尔文不能通过研究人类和他们最早祖先的历史关系进而确立生物进化事实时，他用研究甲壳虫组织结构及其进化过程来代替——虽然目前这个过程在人类复杂的体质组织中还不明朗，但其说服力在较简单的物质中还是很明显的。对文化机制的研究也是这样。我们可以借助从不太复杂的团体中的思想和行为的研究中得到的启示来进行。
我将对其中的三种原始文明做出相对详细的描述。比较我们视为连续性行为组织的文比与那些只到达它们高点的文化，前者可能会给我们更多的启迪。假如只泛泛的研究世界，就永远无法搞清楚文化行为对出生、死亡、青春期、婚姻等独立分枝的动机与目的之间的联系。只有通过多角度地认识几种文化，我们才能抓住远非多么高尚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