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留美教育计划倡导者
一位学者曾这样写道：“在美国康州哈德福特城西带山公墓（Cedar Hill Cemetery）的绿荫深处，一块方座圆顶、正面刻有一个中文‘容’字图案的墓碑后面，长眠着一个中国人。他虽然死葬在异邦绝域，他的心却一直眷恋着祖国，眷恋着祖国的土地和人民。”钟叔河：《为使西学东渐而奋斗的一生——容闳和他的》，容闳著，徐凤石等译：《西学东渐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他就是容闳，关于容闳的研究著作，除了他本人的回忆录外，还有：《容闳（Yung Wing）1828—1912》，耶鲁大学图书馆1971年版；张文骊：《中国第一位留学生容闳》，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版；司徒美娴：《容闳与晚清维新运动》，香港大学图书馆1999年；张海林：《王韬评传 附容闳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吴文莱主编：《容闳与中国近代化》，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石霓：《观念与悲剧——晚清留美幼童命运剖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刘中国、黄晓东：《容闳传》，珠海出版社2003年版。一位为西学东渐而奋斗一生的中国人，一位倡导中国对外派遣留学生的中国人，他的一生，光是首倡留美教育这件事，就足以使中国人和美国人都难以忘怀，他也当之无愧地被称为中国留学生之父。
容闳出生在离涉外口岸澳门不远的广东香山县南屏村。容闳的父亲是个地道的农民。然而，当容闳7岁时，父亲却将儿子送到澳门的洋学堂去学习，当时父亲只是希望儿子进了洋学堂学好外文，将来谋个翻译工作。1841年容闳正式进入洋人办的马礼逊学堂，随后又随学校由澳门迁往香港。美国耶鲁大学毕业的神学博士布朗（Samuel Robbins Brown）成了他们的校长和老师。1847年，布朗因病回国，带容闳、黄宽、黄胜三名学生赴美学习，从此改变了容闳的人生道路。这位在美国苦读的中国学生终于读出好成绩，考取了美国第一流的耶鲁大学，1854年毕业，成为耶鲁大学第一位中国留学生。
在耶鲁大学临近毕业之际，容闳即已立下“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的宏大志愿，并且“又预计将来应行之事规划大略于胸中矣”。其目标极为明确，规划又是很具体。他希望能有更多的中国人像他那样，能接受美国教育，了解和掌握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回国后对中国进行改造。用他的话说，就是“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他在自传中说，为日后能一展其雄心大志，他尽一切智慧和精力奔向这个目标。在美国期间，他如饥似渴地吸收着新的知识。他“读书恒至夜半，日间亦无余晷为游戏运动”。他努力学习拉丁文、希腊文及算术、文法、生理、心理及哲学等课程，“曾诵习多数英国之文集”。他的微积分成绩虽不甚好，但“英文论说颇优，第二第三两学期连获首奖”，“校中师生异常器重，即校外人亦以青眼相向”。容闳：《西学东渐记》，第19－20页。
大学毕业时，容闳已是在美国受过七年多教育的26岁青年，他的毕业引起人们的注意，一个个很有吸引力的机会向他招手，只要他乐意，他可以留在美国找到理想的职业。但是，他拒绝任何的诱惑，毅然选择回国之路。在1854年到1872年的这段时间里，容闳不顾命运的坎坷多变，一直为圆“教育救国”这一梦想而辛勤劳动着，期待着。
19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容闳的留学计划有了实现的条件。
环视当时中外关系大环境，清政府虽仍不愿意打开中国的大门，但中国的大门已被迫开启。资本主义的欧风美雨，已从中国的东南沿海吹向中国大陆，西方文化也随着资本主义列强的政治、经济入侵，逐渐向中国渗透。中国人民也开始了开眼看世界的历程，人们对外开放，对外交流的意识也增强了。与此同时，官方在走向世界方面已开始有所行动。1866年，清政府派前任山西省襄陵县知县斌椿带领同文馆学生张德彝等五人，随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前往英国、丹麦、德国、俄国、法国、比利时等国观光。同治七年（1868），中国又派出近代中国第一个外交使团出国访问，使团由前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率领，因此，又称为“蒲安臣使团”。清政府派蒲安臣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志刚、孙家谷三人为“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同文馆学生六人一起参加使团前往，使团先后访问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国等十一个欧美国家。中国人的欧美之行，时间虽然短暂，但也广泛接触了西方社会和文化，他们中的一些人，把所见所闻写成游记，如斌椿的《乘搓笔记》、志刚的《初使泰西记》、张德彝的《欧美环球记》等。这些游记把西方的许多新事物、社会制度及风土人情一一记录下来，向中国人作了详细的介绍。这充分说明，中国从民间到官方，逐渐与世界的距离拉近了。凡此种种，使容闳的“留学教育”计划有了被接纳的可能。
同治七年（1868年7月）中美两国签订的《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款》（即《蒲安臣条约》）为中国向美国派遣留学生提供了条约的依据。条约的第七条规定：
中国人欲入美国大小官学学习各等文艺，须照相待最优国之人民一体优待；美国人欲入中国大小官学学习各等文艺，亦照相待最优国之人民一体优待。美国人可以在中国按约指准外国人居住地方设立学堂，中国人亦可在美国一体照办。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63页。
总理衙门对上述第七条的解释是：
此系欲将美国所讲各家学问，如算学、重学、化学等事，炫美于中国。而中国之人在美国者，亦得与其本国人同长学问也。 志刚：《初使泰西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7页。
《蒲安臣条约》的第七条，是美国与中国有互派留学生的条约依据。条约无疑着眼于美国的利益，自由移民、设立学堂、保护传教等内容都是为了满足当时美国的需要。而且，在国势强弱悬殊的条件下，中国人很难真正享受到与“最优国之人民一体优待”的权力。但是，与以前和以后的许多条约相比，《蒲安臣条约》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与西方国家在相对和平的条件下签订的第一个具有对等形式和内容的国际条约。中国以主权国而不是战败国身份订约。条约有关教育的规定，为近代中国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些条件，亦可看出两国有增进文化交流的愿望。
留学教育得以实现与洋务事业发展对人才迫切需要分不开，派遣留学生是洋务事业发展的客观需要。洋务运动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兴起后，陆续办起了各种新式军事企业，七十年代又开始创办近代民用企业，机器生产在中国大地出现了。但是，机器生产需要有掌握先进技术的人来操纵和管理，但中国传统的科举教育根本无法培养这种新人，人才短缺尤为突出，洋务派从实践中开始认识到培养人才的重要性。当时，国内已广开渠道培养新式人才。首先，各地纷纷开办培养外语人才和科技人才的学堂。如1862年在北京设立了同文馆，1863年在上海成立了广方言馆，1864年在广州成立广州同文馆。但是，学堂的建立，仍然解决不了社会对人才的需要。当然，借用外才也是一种途径，聘用了大批外国翻译和外国技术人员，但弊窦无穷，教训非浅，毕竟不是长久之计，连洋务派总结了教训后也提出“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在如何培养人才的问题上，洋务派大员们已意识到派遣学生出国学习的重要。他们认识到，“远洋肄业，集思广益，所以收远大之效也”。同治四年（1865），薛福成在《上曾侯相书》一文中，在论及“筹海防”时，他向曾国藩提及派遣留学生的建议：“招后生之敏慧者，俾适各国，习其语言文字，考其学问机器，其杰出者，旌以爵赏。”丁凤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页。可见，洋务事业的发展，促使留学教育提到议事日程上。
（二）三位重要官员
容闳的留美教育计划最终通过洋务派大员向朝廷呈报才得以实现。他们是丁日昌、曾国藩和李鸿章。
苏松太道丁日昌（字禹生，又作雨生）是容闳的上司，是直接帮助他传递“留美教育计划”信息的第一人。
丁、容两人在办洋务中有共同的兴趣和共同的语言，他俩经常在如何办工厂、雇洋员、译西书和购买西式机器等问题上，谈论得尤为投机，并互引为朋友，渐渐成为莫逆之交。丁日昌升任江苏巡抚时，容闳前往苏州祝贺，并抓住时机向丁日昌谈及自己的“留美教育计划”，丁表示全力支持，并告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文祥权力很大，且赞同洋务，如果把教育计划写成条陈，寄给文祥转奏皇上，很可能得到批准。回上海后，容闳立即写了条陈，由丁日昌呈文祥，条陈提出四条建议：组织轮船股份公司；选派青年往外国留学，接受完善之教育，以为祖国服务；设法开发矿产资源；注视列强对中国主权之侵犯。容闳在自传中说，在这四项建议中，第一、三、四项只不过是作为陪衬，他真正注重的是第二项，希望留学教育计划能得以实现。丁日昌把这一意见书附在他给文祥的信中寄往北京。两个月后，容闳接到丁日昌的信，文祥因母亲去世正在丁忧。文祥的离职，使容闳的计划未能递送皇上。同治九年（1870）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事发后，清政府派直隶总督曾国藩到天津处理，陈兰彬也随同前往。不久，丁日昌被清廷派往天津协助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容闳也随后以翻译的身份前往。应容闳之请，丁日昌向曾国藩重提三年前的留学计划。一天深夜，丁日昌回到行馆告知容闳，他的四项建议已得到曾国藩的首肯，准备联名上奏，请朝廷采纳。容闳得知消息，喜而不寐，他梦寐以求的理想快要实现了，其快乐的程度有如腾云驾雾。
曾国藩对留美幼童的派出所作的贡献应该给予充分肯定。随着洋务事业的发展，他已意识到新式科技人才不足，而中国传统教育方法又“难收得人之效”。于是，他正在考虑如何广开渠道培养人才。正在此时，容闳提出“留美教育计划”，曾国藩立即表示赞同，并多次领衔入奏。但是，对第一次在异国培养人才，曾氏的考虑既慎重又周密。他建议清政府，不分满汉子弟，择其文理优长者，一律派往。他也注意到在外国以学西学为主，“西法精奥，必须专心致志，始克有成。……此后只宜专学洋学”。遗憾的是，曾国藩于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1872年3月12日）去世，无法目送第一批留学生出国。但他筹划的派出去计划成为他晚年办洋务中震惊中外的一幕。
容闳与曾国藩的交往颇有点戏剧性。同治二年（1863）他接到好友张斯桂的信，说两江总督曾国藩邀请容闳到安庆见面，接信后，容闳很惶恐，因为他曾到过南京太平军的所在地，曾国藩会不会对他兴师问罪？两个月后，他又接到数学家李善兰的信，说明曾国藩将对他委以重任，于是疑惧顿消。曾国藩希望容闳放弃经商到安庆在他手下工作。经过权衡，容闳意识到，当曾国藩幕僚，可能会实现他的留学计划。他决定结束商务前往安庆曾国藩的大营，他自己也认为这是他“迈上政治舞台的第一步”。是年底，容闳受曾国藩委托，去美国购买机器。1865年回国后，朝廷正式嘉奖他为正式五品官，以候补同知的资格在江苏巡抚衙门任译员，工资优厚，但留学教育理想仍未实现。
曾国藩最早谈及派聪颖子弟出国学习的奏折，应该是同治九年九月十六日（1870年10月10日）递交的《奏带陈兰彬至江南办理机器片》。就是这一奏折让容闳兴奋不已，彻夜难眠。关于留学教育的内容有如下叙述：
江苏巡抚丁日昌屡进臣言：宜博选聪颖子弟，赴泰西各国书院及军政、船政等院，分门学习，优给薪斧，宽假岁时，为三年蓄艾之计。行之既久，或有异材出乎其间，精通其法，且效其意，使西人擅长之事，中国皆能究知，然后可以徐图自强。且谓携带子弟等赴外国者，如该员陈兰彬及江苏同知容闳辈，皆可胜任等语。《曾国藩全集》奏稿（十二），第7133-7134页。
此条陈比较简单，但中心明确：派聪颖子弟出国学习西学。也许因为这是史无前例的新生事物，这位老臣子得先给朝廷打个试探性的招呼。至于到哪个国家？具体学些什么？怎么学等等，均没有展开阐述。同时，此奏主要是带陈兰彬至江南办理机器，陈兰彬是个人才，将来中国派学生出洋肄业，陈兰彬和容闳“皆可胜任”携带学生出国。虽然该奏并不详细，但有一段话却说明派学生出国学习的重要性，那是因为外国技术在中国学不到。奏中说：“至外国技术之精，为中国所未逮，如舆图算法，步天测海，制造机器等事，无一不与造船练兵相为表里。其制则广立书院，分科肄业，凡民无不治学，其学皆专门名家，每治一艺，每制一器，皆系父子相传，世继其业，然后入微合漠，愈久愈精。其国家于军政船政，皆视为身心性命之学。如俄罗斯初无轮船，国主易服微行，亲入邻国船厂，学得其法。乾隆间，其世子又至英国书院肄业数年，今则俄人巨炮大船，不亚于英法各国，此其明效。”《曾国藩全集》奏稿（十二），第7133页。也就是说，西学分门别类，其技术之精，为中国所未逮。而且，外国民无不治学，其学皆专门名家，这些都值得中国学习。他还举俄国的例子说明出国学习的重要。俄国开始没有造船业，其沙皇亲自出国学习造船之法，后来，他的儿子也到英国学习，不久，俄国也能制造超级大船，而且不亚于英法各国。
同治九年（1870）底，曾国藩抵达南京后，不久就接到朱批：“着照所请”，当即驰书容闳前来南京，共商派留学生出国事宜。容闳在《西学东渐记》的回忆录中写道：“至此予之教育计划，方成为确有之事实，将于中国二千年历史中，特开新纪元矣。”容闳：《西学东渐记》，第91页。自此，曾国藩不断为此与李鸿章往返函商，并指派陈兰彬与容闳一起草拟实施方案。黎庶昌在《曾国藩年谱》中记述此事。文曰：
同治十年（1871）七月初三，公与李公鸿章会奏派委刑部主事陈兰彬、江苏同知容闳选带聪颖子弟，前赴泰西各国肄习技艺。从前斌椿、志刚、孙家谷等奉命游历海外，亲见各国军政船政，皆视为身心性命之学，中国当师仿其意，精通其法。查照美国新立和约，拟先赴美国学习，计其程途，由东北太平洋乘坐轮船，径达美国，月余可到。已饬陈兰彬、容闳二员酌议章程，所需经费，请饬下江海关于洋税项下按年指拨，勿使缺乏，并请饬下总理衙门，将该员所议章程酌核。黎庶昌撰：《曾国藩年谱》，梅季标点，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250页。
李元度在其《天岳山馆文钞》中，也提及李鸿章奏请派留学生出国之事：“七月奏派刑部主事陈兰彬江苏同知容闳选带才俊子弟赴泰西各国肄习技艺，以各国军政船政皆视为身心性命之学，中国当仿其意而通其法也。”李元度：《天岳山馆文钞》，清光绪六年（1880）刻本，第255页。由此可见，曾国藩是留学幼童派遣初创阶段最得力的官员。
李鸿章态度明朗地支持派遣留学生，旗帜鲜明地把这一新生事物视为“中华创始之举”，“古来未有之事”。他频繁地写信给曾国藩，商讨留美教育方案。同治九年闰十月二十一日（1870年12月13日）他写信给曾国藩，提出要以留学教育为中心发一正式奏折，首先要筹划经费，同时要咨询南方一些熟悉外情人士，以便集思广益。他说：“陈荔秋与容闳建议选派聪颖子弟赴西国学习，尊疏前已略陈，内无可否，其懵然不知非不为也。此事先须议订条款预筹经费，南中熟悉外情者尚多，乞令集议通筹，若有眉目，请尊处挈敝衔会奏，断不可望事由中发文。”《李鸿章全集》第6册，第3458页。当曾国藩为人才和经费两大难题犯愁时，李鸿章果然“高掌远跖，才大思精”，他告诉曾氏，人才难觅，可广泛咨询社会各界人士，尤其在南方办洋务的地方寻找聪颖的学生。经费开支确实很巨，但为了中国的富强和发展，必须想尽办法支持这一古来未有之事。同治九年十二月十七日（1871年2月6日），他写信给曾，对曾的疑虑提出个人的意见。曾的疑虑是留学方案时间长，需费巨。对于前者，李鸿章认为，“既经远学，必求有成，自非十五年后难期深造”。对于后者，他认为，“惟经费稍多，此虽要事，然仅筹办洋务之一端，较京外所设同文馆当有实获，鄙见先请试行”。他提出以三年为限，每年派三十名学生，共九十名。学生出洋时赏给监生，学成回国由总署考核，分配工作，给予职衔，以表示与正途出身无异。他写道：
每年选送三十名以三年为度，九十名及委员三教习驻洋，岁需仅五万四千两，加之来往脚费不过六万余两，即以二十年计之约需百余万耳。奏明在沪关四成洋税按年提拨，尚不为难，亦不致骇人听闻。将来果学有成效，积有经费，再议充拓，方有步骤。拟恳尊处转饬陈容二君，酌照此数核减。另拟简明章程，其条规内，商请总署知照美使可否？毋庸预定年限，届时来去多少由我自酌。此事由南洋主政，沪关出费。所需尚不过巨，总署必可允行。出洋幼童九十名即学成十之五六分给总署及南北译馆机器局应用，转相传习亦可生生不已，否则人多费巨学成而无差无官可以遍为位置，终觉可惜又条规末，拟添幼童出洋时，赏给监生年满回国送由总署考试，请给职衔一条，并乞卓裁。《李鸿章全集》第6册，第3463页。
同治十一年二月十二日（1872年3月20日）曾国藩去世，幼童留美事业的责任主要落在李鸿章身上。李鸿章一如既往给予支持和关注，所以他也是主持留美教育事务最久的人物。
（三）三份具有代表性的奏折
幼童赴美留学这一新生事物最后获得清政府的批准，有三份奏折具有代表意义。它反映了留学计划的逐步形成和完善的过程。
第一份是同治十年七月十九日（1871年9月3日）由曾国藩等奏的《拟选聪颖子弟出洋习艺疏》。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第2册，第153-157页。该折开头就说：
窃臣国藩上年在天津办理洋务，经前江苏巡抚丁日昌奉旨来津会办，屡与臣榷商，拟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且谓携带幼童前赴外国者，加四品衔刑部主事陈兰彬、江苏候补同知容闳皆可胜任等语。臣国藩深韪其言，曾于上年九月、本年正月，两次附奏在案。臣鸿章复往返函商。窃谓自斌椿及志刚、孙家谷两次奉命游历各国，于海外情形亦已窥其要领，如舆图、算法、步天、测海、造船、制器等事，无一不与用兵相表里。凡游学他国得有长技者，归即延入书院，分科传授，精益求精，其于军政船政直视为身心性命之学。今中国欲效其意而精通其法，则当此风气既开，似宜亟选聪颖子弟，携往外洋肄业，实力讲求，以仰副我皇上徐图自强之至意。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第2册，第153页。
这一段论述了选聪颖子弟出洋习艺计划酝酿的经过。先是由丁日昌向曾国藩提出，幼童出洋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时间约十多年，目的是学习西人之技，使中国渐图自强。曾国藩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倡议，便与李鸿章书信来往函商，最后论证此计划的重要性和可行性。奏中明确指出留学教育的重要性在于：“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习，然后可以渐图自强。”该折举列两个理由加以说明出洋留学的可行性。第一是斌椿及志刚、孙家谷曾两次奉命游历各国，他们在考察中已窥其要领，深知西方把军政船政直视为身心性命之学。西方的舆图、算法、步天、测海、造船、制器等事，无一不与用兵相表里，如果中国派选聪颖子弟出洋学习，学习西方精益求精的技能，开此风气，中国必然会徐图自强。第二是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款》第七条，“内载嗣后中国人欲入美国大小官学，学习各等文艺，须照相待最优国人民一体优待；又美国可以在中国指准外国人居住地方设立学堂，中国人亦可在美国一体照办”等语。条约的保证也使留学美国成为可能。奏中说：“志刚、孙家谷又已导之先路，计由太平洋乘轮船径达美国，月余可至，当非甚难之事。”
美国和英国对中国派学生出洋留学表示支持。美国公使经过天津时，李鸿章与他谈及此事，美国公使表示，如果计划成功，他将“转致本国妥为照料”。英国公使得知此消息，意颇欣许，并说：“英国大书院极多，将来亦可派往。”曾国藩认为，此举对中外大局“有益无损”，“外国所长既肯听人共习”，中国必须把握好这一机会。
当时国内对学西学也有不同的声音。有一种说法是，中国已有学习洋务机构，何必“远涉重洋”。他们认为，天津、上海、福州等处，已设制造局仿造轮船、枪炮、军火；京师又设同文馆，选满、汉子弟入读，并聘西人教习传授西学知识；上海又开广方言馆选文童肄业等等。所有这些已说明中国已有基础，无须远涉重洋到外面去学习。曾国藩在奏中以“洞澈本源”、“百闻不如一见”等道理，驳斥那些论调。曾国藩认为，“远适肄业，集思广益，所以收远大之效也”。因为，“西人学求实际，无论为士、为工、为兵，无不入塾读书，共明其理，习见其器，躬亲其事，各致其心思巧力，递相师授，期于月异而岁不同”。这里包含了中国人必须学习西人的学习方法，讲求实际，学知识要明其道理；要学习西方知识更新得快，日新月异，岁岁不同。所以，曾国藩说：“中国欲取其长，一旦遽图尽购其器，不惟力有不逮，且此中奥窔，苟非遍览久习，则本源无由洞澈，而曲折无以自明。古人谓学齐语者，须引而置之庄岳之间，又曰百闻不如一见，此物此志也。”曾氏用这段话说明中国派学子出国学习的重要性。这一段话也清楚表明，曾国藩早已预料到幼童出洋必然会遇到一定的社会压力。
当然，曾国藩等人已预料到这一新事物必然遇到的困难。当务之急就是两项：一曰选材，一曰筹费。奏曰：盖聪颖子弟不可多得，必其志趣远大，品质朴实，不牵于家累，不役于纷华者，方能远游异国，安心学习，则选材难。国家帑项岁有常额，增此派人出洋肄习之款，更须措办，则筹费又难。凡此二者，臣等亦深知其难，第以成山始于一篑，蓄艾期以三年，及今以图，庶他日继长增高，稍易为力。爰饬陈兰彬、容闳等悉心酌议，加以复核，拟派员在沪设局，访选沿海各省聪颖幼童，每年以三十名为率，四年计一百二十名，分年搭船赴洋，在外国肄习，十五年后，按年分起，挨次回华。计回华之日，各幼童不过三十岁上下，年力方强，正可及时报效。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第2册，第154页。
如何选拔人才？该奏认为，在闽粤宁波一带，有一些子弟赴洋学习，他们略识粗浅洋文洋语，可以在这些地方慎重挑选一些子弟，“至带赴外国，悉归委员管束，分门别类，务求学术精到，又有翻译教习，随时课以中国文义，俾识立身大节，可冀成有用之材”。虽然未必每人“皆为伟器”，但这个培养人才的地方，有一半成为可用之才也不错。
经费问题，首尾二十年计，共需一百二十万两，虽然是一笔巨款。但不必一次凑齐，平均每年接济六万，尚不觉得过难。“除初年盘川发给委员携带外，其余指有定款，按年预拨，交与银号陆续汇寄，事亦易办。”
在曾国藩看来，不要只算经济账，亦要算算此举给中国带来的好处。“总之，图事之始，固不能予之甚吝而遽望之甚赊；况远适异国，储才备用，更不可以经费偶乏，浅尝中辍。”只要“志在必成，虽难不惮，虽费不惜，日积月累，成效渐有可观”。
第二份奏折是由李鸿章草拟，与曾国藩联名上奏。这就是同治十一年正月十九日（1872年2月27日）的《派员携带幼童出洋并应办事宜疏》。该奏折与第一份距离有五个多月，显然内容更具体，主要谈及遴派委员携带幼童出洋肄业，以及兼陈应办事宜。奏中说：“不分满汉子弟，择其质地端谨、文理优长，一律送往，每年所需薪水、膏火，准于江海关洋税项下指拨。”这是与上次不同的地方，明确提出派什么样的人，经费从哪里调拨。其奏曰：
奏为遴派委员，携带幼童出洋肄业，兼陈应办事宜，恭折仰祈圣鉴事。窃臣等拟选聪颖子弟，前赴泰西各国，肄习技艺，以培人材。业于十年七月初三日，专折会奏在案，旋准总理衙门覆奏，不分满汉子弟，择其质地端谨、文理优长，一律送往，每年所需薪水、膏火，准于江海关洋税项下指拨等因，知照前来。
伏查挑选幼童出洋肄业，固属中华创始之举，抑亦古来未有之事。所有携带幼童委员，联络中外，事体重大，拟之古人出使绝域，虽时地不同，而以数万里之遥，需之二十年之久，非坚忍耐劳，志趣卓越者，不足以应是选。查有奏调来江之四品衔刑部候补主事陈兰彬，夙抱伟志，以用世自命，挹其容貌，则粥粥若无能，绝不矜才使气，与之讨论时事，皆能洞烛机微，盖有远略而具内心者。又运同衔江苏候补同知容闳，前在花旗等处最久，而志趣深远，不为习俗所囿，同治二年，曾派令出洋购买机器，该员练习外洋风土人情，美国尤熟游之地，足以联外交，而窥秘钥。以上二员，上次折内业经奏明，均堪胜任，相应请旨，饬派陈兰彬为正委员，容闳为副委员，常川驻扎美国，经理一切事宜。此时不敢遽请奖叙，将来办有成效，再由臣等从优酌保。
至挑选幼童，应在上海先行设局，头批出洋后，即挑选次年之第二批，又挑选第三年、第四年，各批与出洋之员呼吸相通。查有盐运使衔候补知府刘翰清，渊雅纯笃，熟悉洋务，业经檄令总理沪局事宜。所有驻洋及在沪两局，中外大小事件，由陈兰彬等互相商办，各专责成。兹将臣等前奏所未及者，酌拟应办事宜，开列清单，恭呈御览，仰恳饬下总理衙门核覆施行。 《李鸿章全集》第2册，第850-851页。
李鸿章非常强调派幼童出国留学的创世纪意义，该折明确地表达：“挑选幼童出洋肄业，固属中华创始之举，抑亦古来未有之事。”正因为如此，带领幼童出国的委员尤为重要。这些领队人必须“联络中外，事体重大”，就像古人出使绝域，虽然时间、地点不同，都是与中国距离数万里之遥，出国达二十年之久，“非坚忍耐劳，志趣卓越者”，是难以胜任的。鉴于这样的重任，经过几位官员的周详考虑，请旨饬派陈兰彬为正委员，容闳为副委员，常川驻扎美国，经理一切事宜。将来办有成效，从优酌保。
李鸿章等提出，在幼童出国前先在上海设局，即设立一所预备学校，所有派往出国的幼童先在这所学校里学习一段后出国，并挑选刘翰清负责上海局的工作。头批幼童出洋后，即挑选次年之第二批，又挑选第三年、第四年，各批与出洋之员呼吸相通。但是，美国和上海两局，“中外大小事件，由陈兰彬等互相商办，各专责成”。
第三份具有代表性的奏折，就是同治十一年四月十一日（1872年5月17日）总理衙门发出的《遵议派员携带学生出洋肄业应办事宜折》 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第2册，第159-161页。。总理衙门是当时晚清的涉外部门，关于派遣幼童赴美学习的事物及奏折，由军机处抄交到总理衙门。这次，总理衙门根据交来的奏折，经过慎重考虑，又正式向朝廷汇报携带学生出洋肄业应办事宜。
总理衙门在该奏中，首先肯定曾国藩等人倡议的、“固属中国创始之举”的留美教育计划，亦同意关于出洋肄业局的人事安排。陈兰彬和容闳分任正、副委员，“常川驻扎美国，经理一切事宜”。挑选学生，应在上海设局，分批出洋，与出洋之员呼吸相通。刘翰清负责上海局事务。同时，总理衙门进一步指出，不派人前往学习，是不能学到西人长技的要领。该奏重申出国留学的重要性，奏曰：
臣等查西人长技在于制器，而其大要皆本于算法。现欲取彼所长，辅我所短，自非选材前往学习未易得其要领。所选学生，年皆幼稚，自须委员常川约束，在沪挑选，分批送往外洋，亦须有人经理，所有请派委员陈兰彬、容闳、刘翰清等分别常驻美国及在沪设局，互相商办各专责成，应如所议办理。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第2册，第160页。
该奏对李鸿章等提出的六条“派员携带学生出洋肄业应办事宜”提一些修正意见。提出出国幼童年龄适宜在12岁至16岁之间，留学时间以十五年为限，期间遇上因病及遇有事故者，准其报明，由该委员确实查核，酌准送回。为了使出国人员和学生们不忘中国的礼节，总署决定在出洋肄业局设至圣先师神位，驻洋委员、同事、学生等在三大节及朔望等日，一体行礼。
清政府最终批准了留学计划。倾注着容闳十几年心血的留学教育计划终于得以实现，容闳在《西学东渐》“自序”中说：“我苦心孤诣地完成派遣留学生的计划。这是我对中国的永恒热爱的表现，也是我认为改革和复兴中国的最为切实可行的办法。”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1页。李元度在其《天岳山馆文钞》中谈及中国派学生出国学什么？他说：“选带才俊子弟赴泰西各国肄习技艺，以各国军政船政皆视为身心性命之学，中国当仿其意而通其法。”李元度：《天岳山馆文钞》，第255页。王之春在其《国朝柔远记》中记述此事：“西洋工艺专精船炮坚利，中国筹办海防常雇洋匠教习，至是曾国藩、李鸿章会奏派委刑部主事陈兰彬，江苏同知容闳选聪颖子弟赴泰西各国肄习技艺，从前斌椿、志刚、孙家谷等奉命游历海外，亲见各国军政船政，皆视为身心性命之学，中国当师仿其意，藉通其法。查照美国新立和约，拟先赴美国学习，计其程途由东北太平洋（太平洋，即大东洋，亦即外大西洋）乘轮船径达美都，月余可到。已饬陈兰彬等酌议章程所需经费，请饬下江海关于洋税项下，按年指拨，勿使缺乏。并请饬下总理衙门将该员所议章程，酌核奉旨报可。”［清］王之春：《国朝柔远记》，清光绪十七年（1891）广雅书局刻本，第221页。这段话，简练地论述中国为学习西方军政船政等“身心性命之学”，派聪颖子弟赴泰西，目的为仿其意，通其法。因中美有条约中“互派人员”的条款规定，中国学生先赴美国学习，经费由江海关于洋税项下调拨。其实，这也论述留美教育的意义和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