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空队在苏联顾问主持下，有着比较严格的训练作风。盛世才的有些军官，如第三中队中队长黎焕章上尉等比较进步，但其中大多数军官终究摆脱不了旧军队的恶习，沉醉于花天酒地的糜烂私生活中。这种恶习，以潜移默化的方式，腐蚀着周围人的心灵。
龚廷寿学飞行后，总是赞叹盛世才的飞行教官穿笔挺的军服，有漂亮的女人和宽敞的住房。他慢慢地嫌发的学员服粗糙，贪婪地积攒钱，自己到缝纫铺做衣服，还与那个缝纫匠的老婆眉来眼去。党支部及时发现了他的问题，几次个别谈话教育，直至小组会帮助他改正错误，但他越陷越深，终于不能自拔。党支部鉴于龚廷寿屡教不改，为了严肃党纪，经陈潭秋批准，决定给予他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调离航空队，送回延安。龚廷寿拒绝改正错误，在党代表驻地招待所等待回延安期间，开小差逃跑了。
飞行班的邓明，从羡慕旧军官嫖娼宿妓，发展到道德败坏，屡经教育，坚持不改。经党支部决定、陈潭秋批准，给予留党察看处分，也调离航空队。1942年，大家被盛世才逮捕，邓明成了逃兵。
航空队的飞行学员和飞行军官待遇差别很大。学员是上士军阶，每月十来元津贴，吃学员灶，过集体生活，外出请销假；每当挨飞行教官训斥时，还要立正站着，目不斜视。每次机械日，飞行学员要帮助擦飞机，清洗机件，干最脏最累的活，被机械员指挥的团团转；而飞行教官在旁边指手画脚，悠闲自得。
飞行学员一毕业，苦日子就算“熬”到头了，马上授中尉军阶，每月工资100多元，加上各种补助，实际工资相当于陆军的中校。这些钱可供四五口之家过上富裕生活。一当上了飞行官，还分给一所住房，马上可以结婚，飞完当天课目就能回家。
1941年秋天，他们按原定教学大纲完成了所有课目的训练，成绩优良。按当初与盛世才商定的“协议”，可以毕业授中尉军阶，任航空队飞行官。可是，毕业之后面临一个新情况。当学员，在苏联教官的直接领导下，使用飞机，安排计划都优先保证，飞行时间比飞行官多得多。当飞行官，在盛世才的航空大队长、中队长领导下，平时飞得很少，安排计划也肯定得不到优先。
他们询问苏联顾问有什么办法可以多学一点技术？顾问回答说，只有寻找借口推迟毕业日期。
怎么办？党支部开会征求大家的意见。经过大家讨论，有两种选择摆在面前：毕业授军阶，待遇高，可以结婚成家。多数同学都二十四五岁了，参军近十年，是早就够结婚条件的营、团干部。跟他们同年龄，在抗战后方参加革命，现在新疆地方工作的同志，大都结了婚。如果继续当学员，有利于多飞行，进一步巩固和提高技术。“为了党的航空事业，我们要技术，不要官衔。请党代表陈潭秋同志批准我们推迟毕业。”
陈潭秋马上同意并赞扬了他们的请求。经苏联顾问协助，盛世才同意第三期飞行班除姚维滔按时毕业外，其他学员推迟毕业时间。
航空队的军官，听说他们要求推迟毕业，百思不得其解。“新兵营这批年轻人，实在傻得不可开窍，有钱不要，有姑娘不找，真是怪人！”
新疆只有40多名飞行员，再加上薪金高、待遇好、身体棒。每当年轻飞行员上街、逛公园时，总有不少姑娘投来的目光闪动着激情的光辉，赤裸裸地泼洒着爱慕。
迪化市唯一的女子中学有四五百名学生，其中不乏达官显贵的千金小姐，也有从东北和内地来的进步青年。航空队前两期的飞行员，几乎都娶了女中的学生。当时在女中流传着这样的歌谣：“学院、军校我不爱，师范更在外，只爱航空小皮带！”这时，女中学生的注意力，开始转向第三期飞行员了。靠着前两期的飞行员的家眷是她们的同学、校友，不断托人穿针引线。个别胆大心切的姑娘，竟指名道姓的递情书，透显出人性深处的潜在的渴望。
党支部研究这些情况后认为：大家虽然早已到了该结婚成家的年龄，但个人的暂时利益应当无条件地服从党的长远利益，“情”要服从“理”。现在，党需要大家集中精力，学好飞行，就要专心致志，不能因姑娘的求爱而分散精力，即使她们找上门来，有品貌出众的进步女青年，也要暂时撂下。党支部鉴于龚廷寿、邓明犯错误的教训，决定在学员中展开正确处理恋爱问题的讨论。大家表示：“不学好飞行，党组织不说话，决不谈恋爱。”指名道姓提亲的，被婉言谢绝了；主动上门交朋友的，找借口回避了；偷偷捎来的情书，如石沉大海了。
航空队的军官们，家眷们，女中的姑娘们，起初都不相信他们的举动，说年轻轻的小伙子，哪有美女追求不动情的？继而在事实面前惊奇失望，说他们这期学员都是“木头人”，“泥塑木雕不懂情！”
1942年4月，第三期飞行班正式毕业。中共21名毕业学员，都留在航空队，继续巩固、提高飞行技术。盛世才找借口未给第三期飞行班毕业生授衔，也不按飞行军官发薪饷。
7月10日上午，他们正在高家户机场飞行。忽然，航空队的教官任兆祥驾飞机来到高家户，说：“盛督办叫你们下午就回去。”
他们把帐篷一收，分乘两辆汽车，下午两点，回到航空队宿舍门口。航空队大队长张炳光立即来找吕黎平，说：“盛督办请你接电话。”
吕黎平来到队部，拿起电话，听筒里传来盛世才嘶哑的问话：“你叫李维先吗？”李维先是吕黎平的化名。“我是盛督办，我决定你们所有同学，今天下午离开航空队，搬到南梁招待所。”
“为什么？”吕黎平实在费解，便追问了一句。
“此事，徐杰先生知道，你问他就清楚了。”
事情来得突然，吕黎平当即和党支委紧急商议，决定派金生去请示陈潭秋如何处置。党代表驻地离航空队约有五里路，金生去后很快赶回来了，说陈潭秋证实有这回事，并指示说：“现在情况复杂，你们先搬出来。”吕黎平立即把盛世才的电话内容和陈潭秋的指示，向全体作了传达。当天下午，他们整好行装，搬出了航空队。
他们在航空队殚精竭虑、苦苦求索，长达四年五个月的学习生活结束了。1938年初他们进入航空队时共43人，此时，他们离开航空队时还有37人，其中21名飞行员。吴茂林患肺结核退学，后来病故；彭仁发在维护飞机时，由于盛世才的一名机械员违反操作规章开电门，不幸被突然启动的螺旋桨打死；汪德祥因飞行失事牺牲；龚廷寿、邓明犯错误先后停飞；严振刚因工作调动离开。
搬到南梁的“红房子”招待所后，陈潭秋马上来看大家。他沉重地介绍了盛世才与蒋介石秘密勾结，开始反苏反共的一些情况，并告诉他们：“你们37名同志，是党千辛万苦培养出来的第一支航空队，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目前，从陆路送你们返延安已不可能。我已向中共中央发电报，请中央尽快与苏联联系，争取把你们送到苏联去。待国内条件成熟后，再接你们回来建设我们自己的空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