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乃茵坐上教育局唯一的一辆马拉皮包车前往疏勒女校。初夏早晨的清风从远处飘忽吹来，摇动远近胡杨树的枝叶。大漠胡杨以独一无二的情态，占据了她心房的一角，永远扎下根来。
伍乃茵1931年参加进步组织，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批由延安来新疆，党组织因其是李云扬家属，派她来喀什工作。喀什分回、汉两城，回城就在今天的喀什市，维吾尔族是主要居民，汉城在今疏勒县城，则是以汉人为主的小城镇。疏勒女校的校长是王定国，教员有六位，还有两位兼职教员。那年秋后，王定国校长和王慧贤、李如榕老师调离学校，几位新添的教员也相继离开，到迪化女中求学去了。这时连伍乃茵在内，全校就只剩下五个教员了。当时女校学生名义上有近100个人，分为六个班，但学生不是天天来上学，其中已婚的所占比例不少，这些同学家务重，常以“拾掇屋子”或“赶巴扎”为由而请假。女校还附设一所民校，校长原由王慧贤老师担任，王老师走后伍接任校长。
当时疏勒的男、女两所小学还特殊担负着校外的抗日宣传和募集捐款等社会活动。由于在迪化的反帝总会有黄火青、于村、段进启、白大方等共产党员为领导并做具体工作，以后又有赵丹、王为一、叶露茜等人参加领导工作，对各地区、县、市的抗日宣传工作以及宣传“六大政策”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疏勒，还成立了抗日后援会，进行抗日救亡活动。伍乃茵来校之前，全校师生在王慧贤、鄂光祖、崔正奎等老师带动下，把校外的宣传工作搞得很活跃，上演抗日话剧，搞抗日募捐，长养着人们心灵深处的爱国感情。伍乃茵第一天进入校门，就见到师生们正在排练周末演出的节目。
由于教员奇缺，学校虽未为伍乃茵开欢迎会，但从老师和同学们的喜悦目光、亲切态度中可以看出，大家对她是寄予希望和欢迎的。有的人有时又以怀疑的眼光观察她这个“从口里来”的陌生人。她在同事和群众中严密地隐蔽着自己是中共党员的政治身份，因为盛世才害怕他们接近群众，更怕共产党员以公开面目在群众中出现。但如花岗岩的诱人光泽给人以坚强的感觉一样，也有人猜到她是“八路军”了。她从没有以过去一点得意的阅历，如曾经留学日本，在延安“抗大”当过女生队的政治指导员等，来炫耀自己或者盛气凌人，而是虚心诚意地团结全校教职员工和家长。那时她的思想是那么单纯，又有一个沸沸扬扬的生命热源，一心一意只顾把学校办好，无论对待所教的任何课程，或担任何种高低职务，都从不计较。校长分配她教什么便教什么，课外工作能做的多做，不会做的也想办法克服困难去做。她从不小看日常的每一件琐事，琐事构成学校生活中最细致、最亲切的一环；她从不忽略眼前的每一个细节，正如树枝上的一个小芽，明天就是一片翠绿。
王定国校长和王慧贤老师离校后，教育局沙局长曾有任命她接任校长的意思，各方面的舆论也很赞成。但她和爱人李云扬考虑到她刚来新疆，对风土人情不熟悉，搞学校工作也才开始，便向上级建议由别人来担任，她则尽力协助。后来任命王化民为校长，可是王因品德不正被撤销了校长职务，让她当校长的呼声更高了。她鉴于工作需要，义不容辞，便当了校长，但教学工作仍照常进行。
实际生活是最好的老师，它有效地教会人们各种各样的方法。她想办法提高教学质量，在校务会议上把讨论教学问题列为制度；她以身作则，努力学习政府政策和马列主义，又订出学习制度，以推动同事们学习；她提出整顿学校纪律，规定同学不能随便请假；她爱心滋润、真心昭然，起早贪黑认真批改同学的作业，在日记本上发现谁有问题，就找谁谈心；她常常深入家访，有时同学为参加演出占去了一些休息和做家务的时间，她便向家长耐心解释，争取家长协助学校做教育同学的工作；她有时也与同学们一起去游园，以增加师生感情。小同学黄冬梅陪伴她同床住宿，她耐心指导黄冬梅写作文，给她讲解革命道理。
女校担负的演出任务相当繁重，形势逼人。那时在喀什找不到剧本，又缺少演员，怎么办呢？伍乃茵只有大胆创作，积极培养歌咏、舞蹈、戏剧的演出人才以应急需。本来她对戏剧、舞蹈、连环画这几门艺术可以说是外行，但她凭过去上学时学过的几个基本动作加以创造就编成节目教同学们演出。她凭记忆将在延安看过的歌剧《农村三部曲》加工编写出来。她第一次上台担任主角，其他角色也安排得当，还请李云扬副局长在后台拉小提琴给他们伴奏。那次演出的节目，是为欢迎以“反帝会”秘书长王宝乾为团长的南疆视察团而准备的。女校在这次演出比赛中，想不到竟得了头名奖励。
伍乃茵在民校上课，根据学生都是年龄较大的家庭妇女这个特点，上课前先给她们教唱一支简易的抗战小调。第一次教的是陕北小调《缝衣裳》：“小小的灯儿暗幽幽，丈夫出征我家留，一针一线赶快缝啊！缝好把它送到丈夫手。”她们很有感情地唱着，回家也边做活边唱歌，家庭也变得有政治气氛而活跃起来了。有个做买卖人家的妇女，对她教的歌曲很感兴趣，后来还参加了歌剧《农村三部曲》演出呢！这位妇女开创了家庭妇女踏上舞台的先例。
伍乃茵除了学校的教学工作外，还搞妇女工作。她参考边区妇联的经验，觉得在喀什搞妇女工作头一件事，就是要动员各族妇女组织起来，为抗战胜利，建设新新疆，妇女自身解放而努力。于是，她积极筹备成立“喀什妇女协会”。喀什妇女由于受封建思想束缚和传统习惯影响，除了少数人能在学校或医院任职外，其他机关部门都没有她们的位置。那时喀什的少数民族妇女，平时出门还戴上面纱。为了动员她们参加“妇协”，伍乃茵以疏附、疏勒两城女校教员学生为骨干，亲自到各机关找那里的领导，通过他们说服，鼓励自己的妻子、女儿出来参加“妇协”。经过多次跑腿和耗费唇舌，终于把喀什警备司令蒋有芬的夫人傅玉文、喀什教育局局长沙必提的维吾尔族太太、各校的女校长、女教员以及机关领导的太太，动员出来参加了“妇协”。当时只有对盛世才的老婆和各大专区司令的老婆称为“夫人”，其他公务人员的老婆都称为“太太”。她们分别担任了顾问、主席、副主席，实际工作都是由她先出主意然后和大家商量决定。
苍天不负苦心人。1940年3月8日，喀什成立了有史以来第一个妇女组织——“喀什区妇女协会”。“喀什区妇女协会”成立后上报新疆“妇协”总会，经批准改为分会，“妇协”主席改称主任。“妇协”成立时，真是盛况空前。主席台上坐着各族妇女的头面人物、妇女群众代表、“妇协”的干部等等。她们神采奕奕地发表演讲，全场坐满数百位妇女群众，其中多数是女学生。各机关的领导也出席了。《喀什报社》记者也到会采访，并写了报道，以头条消息并用大幅版面发表了。
喀什“妇协”分会成立以后，显示了组织的力量，充满了生动的活力。各族妇女之间的关系密切起来了，坐在一块儿开会，以特有的民族舞姿赋予抗日救国及“六大政策”以新内容。晚会上的翩翩起舞吸引着观众，起到了宣传教育的效果。有些要求上学的妇女也来请“妇协”帮助。“妇协”的干部和积极分子也常常出面，深入到群众中解决家庭纠纷问题。有的妇女感慨地说：“过去我们有了委屈痛苦，只能到香妃娘娘庙去叩头哭诉。现在‘妇协’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就不用到娘娘庙去空求安慰了。妇协就是我们妇女自己的娘家。”
忙碌的日子是跳跃的，伍乃茵的工作业绩也是跳跃的。可惜，当她们的工作正在迈开脚步向前走的时候，1940年暑假她因爱人李云扬调任巴楚县县长，随他离开了喀什。
伍乃茵和李云扬坐上敞篷货车前往巴楚，要经过干热荒芜的戈壁滩。夏日流火，太阳直射，把她晒得全身灼痛，头晕作呕。
巴楚县城机关里的汉人很少，没有妇女在那里工作，只有一所维族女校。没有工作的清闲的“县长太太”生活，像一杆长鞭抽打着她。时光以前是她的朋友，现在却成了她的敌人。她不时在爱人面前吐露怨言：“难道我这个共产党员，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被埋没在这块夏吃盐碱水，冬饱风霜雪，偏僻闭塞、文化落后的土地上了吗？”迭起波澜，沮丧烦恼，靠智慧也靠勇气自我化解。她终于冷静下来，决心将烦恼和痛苦化解为工作的营养和动力。
当时有几个已到学龄或已读过几年书的汉族子女，随父调来巴楚，因没有汉族学校可进，便停学在家。她请求县政府拨出一间小屋做教室，开办了一个识字班，义务教学。全班学生12人，而常来上学的却只不过五六个。她采用复式教学方法，除了上课，还动员她们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带她们游园，学习维族歌舞。
工作赋予她一对翅膀，在开阔的世界里飞翔。她协助县政府义务做些工作，替李云扬起草工作报告，写新闻报道，抄写公函及招待来往的专家客人等等，好像是成了县长的私人秘书。她写的报道和通讯稿，在《新疆日报》或喀什报纸上发表了。县府的办公室窄小破旧、光线不足，各区、乡需要在城里修建一间驻城的办事处，县城也没有供开大会的礼堂和演戏的舞台。为了赶紧施工，她承担起画建筑图纸的任务。很快，办公室、新礼堂就修建好了。她设计的图纸打破这里的习惯，有许多宽敞的窗户。从此以后，县府各科人员在光线充足的办公室里办公，周末群众看戏或遇节日大会，也不用在露天受风吹日晒了。
1941年，新疆发行计划为500万元的建设公债。她主动协助县府动员各族妇女群众踊跃认购。她以身作则，将帮助县府抄写田亩赋税册子的酬金共20多元全部购买了公债，其他妇女也仿效购买。为了扩大推销宣传效果，她找了一辆牛拉的大车，带上几个“妇协”会员，到图木休克、恰瓦克、齐杆桥和马札胡加等地去推销公债。
当时巴楚全县还没有医疗卫生机构，群众也没有种牛痘预防天花的习惯。她从喀什买来一些牛痘疫苗、注射针筒和消毒药品，给县城附近的小孩们接种牛痘。她看见亲手种的牛痘疫苗在孩子们手臂上发得很好，就放心了。以后有些妇女、小孩感冒发烧也来找她，甚至有脱肛的小孩也来找。她没有学过医，有时只好拿些阿斯匹林或告诉病人一些卫生常识来应付，但这样既不能救急又带有冒险性。她深感巴楚人民迫切需要医疗和药物，建议设置医疗卫生机构。经县府决定在其所属的院子里设立了一个门诊所，还申请喀什派来医生和护士，但这个门诊所还未开业，她和李云扬又先后被调离巴楚。
那时新疆是个封建色彩十分浓厚，经济、文化相当落后的地方。巴楚妇女在生活车轮的挤压下，经济不能独立，时常挨打受骂，很少有机会进学校读书识字，更不容易出门参加社会活动。她到巴楚后即以维族女校校长、教员为骨干，团结机关的家庭妇女，于1940年七七抗战纪念日成立“妇女协会”巴楚分会。大家推选她担任分会主任，维族女校校长土尼沙依明当选为副主任，各区都选了“妇协”小组组长。在“妇协”领导下，搞了一个妇女生产小组，动员县府家属和其他机关的妇女参加生产小组纺纱织布。她请县府会计乌斯满在县府腾出一间空房安上两架织布机，又从县府监狱里找来一个会织布的犯人作指导。她照顾当地风俗习惯，对她们更加注意工作方式、方法。乌斯满的妻子卡姆巴汗，长得年轻漂亮，才结婚不久，丈夫不放心妻子出来，她就送棉花给卡姆巴汗在家里纺纱，按量付钱。过去在巴札上出售的土布多是原色而且十分粗糙，她设计把布织成有颜色条纹的，用生产小组纺的细纱来织，拿到巴札上大受欢迎，很快就卖光了。维族妇女阿西汗用纺纱得来的工钱买了一件合身的洋衫子，见了人就笑眯眯地说：“这是我头一次用自己赚得的钱买来的！”县府警士穷阿洪的妻子阿依木汗学会了织布以后，帮补了家庭收入，家庭也和睦起来了。生产小组除了生产棉纱、土布外，还手工织纱巾，做维族绣花帽；汉族妇女还接缝中式衣服，做布鞋。生产小组的妇女们还抽时间学习文化，一起唱歌跳舞，每逢节日开纪念会都积极参加。伍乃茵将共产党员的人生演绎得充满了浓郁的人情味，张扬着生活的向上力。用慧心之犁播种，青春的田野总会长出惊心的葱绿。
1942年，隆冬过后，万物更新，到处散发着干草的清香。4月，迪化召开全疆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伍乃茵任喀什区妇女代表团的团长。她向大会报告了喀什的妇女工作，并将巴楚妇女生产小组的情况写了报道投在《新疆日报》上发表。巴楚妇女生产的布匹、鞋子、帽子、纱巾，以及她模仿鲁少飞的报头漫画而画成的大幅连环画《六十年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在大会上出售、展览，博得了代表们的好评。代表们认为巴楚“妇协”分会组织妇女纺纱、织布、搞生产，是全疆妇女工作的创举，值得各地妇女学习。
只有把使命与生命合二为一的人，才会把生命对使命的渴求转化的如此色彩动人，如此血肉丰满，尽管所实施的事情既具体又质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