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夜，孙伏园到西三条里来，见面的头一句话就是：
“我辞职了。可恶！”
鲁迅颇感诧异。在晨报馆，孙伏园最近被排挤的情况是他所知道的，可是没有料到，事情会来得如此突然。
关于辞职的原因，孙伏园说，恰好出自他作的三段打油诗《我的失恋》。原来诗稿已经发排，等到孙伏园到报馆看大样时，却发现被代理总编辑刘勉己抽掉了。争执之下，刘勉己说这首诗实在要不得，但又说不出何以“要不得”的理由。孙伏园怒不可遏，顺手劈了他一个嘴巴，于是也就把自己的饭碗给一同劈掉了。
何必为一首小诗弄成这个样子呢？稿子之被抽，在鲁迅听来并不怎么气愤，倒是为此连累了伏园，觉得非常抱歉，心上似乎总是压住一块沉重的石头。
几天之后，孙伏园又跑来找鲁迅，说自己打算办一种刊物，与《晨报副刊》相对抗，并给予他们一些打击，问他的意见怎样。
鲁迅当然赞成，并且答应说愿意竭力地“呐喊”。
接着，孙伏园把计划告诉了周作人，又独力邀来过去经常在《晨副》投稿的一群，经过一番会商，办刊物的事情就算决定下来了。
11月2日。星期天。开成豆食店北楼。周作人、钱玄同、江绍原、顾颉刚、李小峰、章廷谦和孙伏园一起，商议刊物的名称和出版的具体事宜。
平时，这几个人都喜欢议论时事，发表些文章，他们认为，如果刊物的出版周期太长，意见就不能及时发表，因而决定出一个周刊，便于登载一些杂感式的文字，又不至于太过时。印刷费由鲁迅和到场的人分担，每月每人八元。编辑、校对、联系稿子、跑印刷所等事项，由孙伏园、李小峰和章廷谦轮流担任。刊物的名称一时想不出来，就由顾颉刚在带来的一本诗集中随意用手指一个字，分两次指出，就成了“语丝”，由钱玄同照样写了。既没有严密的组织，也没有一致的主张，那宗旨，多少模糊地体现在周作人草拟的《发刊辞》上面：“我们所想做的只是想冲破一点中国的生活和思想界的昏浊停滞的空气。我们个人的思想尽自不同，但对于一切专断与卑劣之反抗则没有差异。我们这个周刊的主张是提倡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总之，他们是要把《语丝》办成一个自由论坛。
第二天，孙伏园将情况向鲁迅做了报告。
鲁迅表示，倘能够不在有权者的刀下，颂扬他的威权，无所顾忌，任意而谈，排击旧物，催促新生，自然是很好的。他建议：第一期即当从资本和工本两个方面加以考虑，然后确定一个适度的印数，印出以后，卖不掉的就送人，以后少印；此外，还得与印刷所签订合同，保证如期出版，以获得读者的信用。
《语丝》的广告出来了。
《语丝》的创刊号出来了。
第1期出版后，鲁迅付了十元印刷费，比商定的多出二元，还颇有歉意。想不到印的两千份，几天之内就卖完了，外地的读者，仍然不断地汇款来信订阅。这期一共再版了七次，共印了一万五千册。这样，印刷费不但不成问题，而且有了盈余。由于登在《语丝》上的文章没有稿酬，于是先是印了“语丝稿纸”送给撰稿人，后来就请吃饭。大约出版了十多期以后，每月月底必有一次聚餐会，只是鲁迅没有参加。
相当一段时间以来，鲁迅始终没有在社交界露面。无论什么人请客，他肯定不出席；除了同一二朋友去小吃之外，也绝对的不大规模的请客。这脾气，直到他去厦门大学以后，才稍稍改变了些。
他虽然不出席同人的正式的聚会，却每次在北大上课之后，都会来新潮社小坐一会，询问一下关于《语丝》的情况，因为《语丝》没有社址，编辑和发行都在这个地方。在谈话中间，他常常参加一些意见进来。比如：一种刊物，应该如何在创刊号上显示出刊物的面貌，以后几期的稿应该如何安排；遇到质量较高的稿子，不要在同一期内挤满，可以把内容不受时间性限制的稿子省一些下来，留在稿荒时使用；特别是姓名比较陌生的来稿，或者尚未成名的外稿，必须仔细留意；有哪些地方哪些人来订阅，也都应当注意的。为了便于发现新的作者，从此，就有了一条不成文的凡外稿须署真实姓名的稿例。
原定的十六个长期撰稿人情形并不完全相同，其中也有自始至终从不撰稿的。没有哪一个像鲁迅一样忠实于《语丝》，从创刊到终刊，一直卫护着为自己所立下的宗旨。难怪他的论敌要把他看做是“语丝派主将”，其实，他从来没有伸出手去抓过什么旗子。
《语丝》的创刊号上，就有他的一篇很著名的文字：《论雷峰塔的倒掉》。在文中，他欢呼雷峰塔的坍倒和白蛇娘娘的得救，以异乎寻常的热情，祝福普天之下所有善良的不幸的人们；对于造起“镇压的塔”的法海，则是十分刻毒的诅咒：让“蟹和尚”永远被镇压在蟹壳里，非到螃蟹断种的那一天为止出不来！
这之后，他又把那篇曾经肇祸的打油诗拿了出来，特意增加了一节，同《影的告别》、《求乞者》一起发表在《语丝》第4期上。
时下的爱情诗滥得可以，什么“阿呀阿唷，我要死了”之类，看了令人头痛。于是，他调侃道：我的所爱在远方，可思而不可及；即使寻得，也无由回报同样时新而又珍贵的礼物，惟有猫头鹰、冰糖壶卢、发汗药、赤练蛇而已。生来就是这种下等人的脾气，喜欢这类古怪的东西，有什么办法呢？“从此翻脸不理我”，你以为我的“失恋”真是一场误会吗？知道了这缘故，就再也不必心惊，胡涂，神经衰弱，以致泪落如麻了——
那么，由她去吧！
“假作真时真亦假”。字面上嬉皮笑脸，油腔滑调，其实体现了一个思想战士在得不到社会的理解和反响所产生的决绝的态度。
《晨报副刊》原来是鲁迅经常发表文章的地方，现在，只能使他反感。后来甚至发展到这样一种态度：凡是对于投稿《晨副》的人的稿子，由他主编的刊物都不予以登载。
孙伏园还留在《晨副》时，徐志摩、陈西滢等留英回来的人便有文章陆续出现在副刊上，以后篇幅越来越大，以致最后完全占领了地盘。这时，鲁迅早已不作新诗了，偶尔也留心看看，却从来不喜欢徐志摩一流的诗。但是，徐志摩偏偏到处投稿，《语丝》一出版，他也就来了。
一天夜里，鲁迅睡不着，坐起来点灯看新到的《语丝》第3期。赫然在目的是：《死尸》。徐志摩译。
不知为什么，读徐志摩的东西就不舒服，连译诗也如此。他完全没有如别人所说的那种审美观照的优游态度，往往一接触文字就要想到那人的面貌、品格，以至各种各样的关系来。关于徐志摩，自然要连带想及泰戈尔，想及梁启超和研究系，一种莫名其妙的情绪马上占有了他。
在译诗的前面，徐志摩写了一篇很长很虚玄的议论。他说：“我不仅会听有音的乐，我也会听无音的乐（其实也有音就是你听不见），我直认我是一个甘脆的Mystic。我深信宇宙的底质，人生的底质，一切有形的事物与无形的思想的底质只是音乐，绝妙的音乐……你听不着就该怨你自己的耳轮太笨，或是皮粗，别怨我。”音乐？这种自以为高雅的文人意识和神秘主义的论调太可恶了。
鲁迅决意作一篇短文同诗人开开玩笑。
他自称为一个苦韧的非神秘主义者，因此，“只能恭颂志摩先生的福气大，能听到这许多‘绝妙的音乐’而已”。但是，其意显然不全在音乐，故问：“只要一叫而人们大抵震悚的怪鸱的真的恶声在哪里？”
文章出来后，《语丝》同人中有几位颇不以为然。但是，他们的意见并不可能造成什么干扰，反正鲁迅是得意的。
也许，徐志摩真的被刺痛了，相当一段时间没有寄稿给《语丝》。一年后，当周作人向他约稿时，他复信说他“不敢随口答应”，原因之一是，“我如其投稿不致再遭《语丝》同人的嫌（上回的耳朵！）”，说的就是鲁迅的《“音乐”》一文对他的伤害。
可以说，这是积仇的第一步。
在《语丝》创办以后一个月左右，《现代评论》周刊出版了。这是一个以谈政治为主，兼及文学的刊物，社址也设在北京大学。编辑人员大多是英美留学生，在北大文科任教，且多住在东吉祥胡同，所以北京《大同晚报》称之为“东吉祥派的正人君子”。其中，主要撰稿人有王世杰、周鲠生、陈源（西滢）、杨振声、唐有壬、彭学沛、李四光、丁四林、沈从文和徐志摩，还有高一涵和陶孟和，他们曾经与鲁迅在《新青年》里一同战斗过。
次年，中国的政治空气陡然变得紧张起来。血，火，学潮，使人们普遍经受了一次新的震动。这时候，以鲁迅为一方，陈源和徐志摩为另一方，他们分别以《语丝》和《现代评论》为主要阵地，展开了一场激烈的笔战。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父与子”的斗争基本结束了。“兄弟阋于墙”，已经成了势所必至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