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要尽快地离开八道湾。可是，举目京华，何处是栖身之所？
焦躁中，鲁瑞告诉他说：许羡苏的同学俞芬小姐住的院子里，有三间北屋空着，只是屋子矮小，住家要比八道湾差许多。这时，住房条件对他来说并不是重要的。经过实地看屋，他决计先搬过去，作为一个过渡性居所，然后再找合适的地方。他让孙伏园托许钦文再转托许羡苏同俞芬商量，俞芬立即同意了。
书籍与朱安。
虽然他没有什么很庞大的搬迁计划，但是朱安的处置问题，足够令他烦恼。书放不下，可以用箱子装起来，搁到教育部里去；人呢？经受二十年没有爱情的婚姻生活的折磨，此刻，他真想做一个彻底的孤独者，把自己同一切所谓亲人和生人者隔离开来。但是，能够做到吗？
本来，一些朋友和学生都曾劝说过他：既然没有感情，就打发她回娘家，负担她的生活费用；比较时行的做法，这已是相当客气的了，何必为此牵累了自己，陪着她一起做牺牲呢？他不是没有过这样的打算，只是觉得太残酷了。按绍兴的习俗，一个嫁出去的女人，如果退回娘家，人们就会认定她是被夫家“休”掉的。那时候，家人的歧视，舆论的谴责，都将一齐向她袭来，她的处境将会变得不堪设想，甚至连她一家的社会地位也要大受影响。对于一个体格和情性都十分柔弱的人，她承受得起吗？这么一想，又不禁自责起来。
不过现在也着实到了一个关键时刻。他想，还是征求一下她的意见吧，于是把决定搬离八道湾，到砖塔胡同61号暂住的情况告诉了朱安；并且问她，是打算留在八道湾呢，还是回绍兴朱家？又说，如果回绍兴的话，他将按月寄钱供给她的生活。
两个人很少这样商量事情，对朱安来说，恐怕是男人的一次最亲切的谈话了。然而，这种亲切又是何等地叫人悲哀呵！
她回答说：八道湾我不能住，因为你搬了出去，母亲迟早也要跟你去的，让我独个儿跟叔婶侄儿侄女过，算什么呢？再说婶婶是日本人，话都听不懂，日子不好过呵。绍兴朱家我也不想去。你搬到新地方，横竖总要人替你烧饭、缝补、洗衣、扫地的，这些事我都可以做，你让我随你一起搬出去吧……
还说什么呢？
都一样是走投无路、无“家”可归的人。既然一同被命运捆了来，那么，也一同由命运捆了去吧！
砖塔胡同的房子的确十分逼仄。
朱安住在靠东的一间，西边靠近街门的一间是为鲁瑞暂住而准备的住房，余下的中屋是鲁迅的卧室、书房、会客室兼餐室，没有凸出的长炕，也没有后窗，加上拥挤的用具，处处给人以一种压迫感。
构成书斋特色的一角，陈设简单，却十分整洁。桌上是一方砚台，上面盖着红木盖儿，一支“金不换”毛笔，还有一个古董式的小水池。书橱和桌面都散置着书籍，但并不多，显示出主人在混乱中的严整。由于朱安房内光线好，又安静，鲁迅便把三屉桌安放在那儿，白天伏在上面工作，向晚才回到八仙桌这边来……
这个中年男子的特异的生活，成了孩子们追踪观察的目标。
俞芬一共三姐妹，大妹叫俞芳，小妹叫俞藻。7月的一个晚上，俞芬把她们叫到跟前，严肃地说：“大先生一家就要搬来了，他们是喜欢安静的，以后记住，不能吵吵嚷嚷，只能斯斯文文。”她见没有答话，就威胁道：“不听话，小心我的扫帚柄！”
没几天，叫“大先生”的果然搬进来了。他穿的白夏布长衫，留着短胡子，脸色铁青，没有一点笑容，看上去确实有点可怕。俞芳小姐妹俩走近前去，叫一声“大先生”，向他深深地鞠一躬，又向站在他旁边的瘦小女人鞠一躬，就飞快地跑开了。
因为好奇，小姐妹俩常常隔着窗户偷看大先生他们。此后，一连好几天，都不敢接近这新来的客户。
俞芳在院子南侧的小土堆上种了一株芋艿，竟引起了大先生的注意。有一天，他指着芋艿向俞芳问道：“这是你种的吗？”
“是的。”
“为什么总是只有一片叶子的呢？”
“新叶出来了，嫩绿嫩绿的，非常好看，我就干脆把老叶摘掉了。”
大先生告诉她说，这样芋艿是种不好的，教她以后不要再把老叶给摘掉。
恰巧俞芬在旁听了，一个劲儿骂俞芳呆，大先生却微笑着说：“小孩嘛，总有小孩的想法和做法……”
俞芳从此不再害怕大先生了。她感到大先生细心，和气，总之没有姐姐厉害。
不久，大先生送给俞芳和俞藻每人一盒积木。小姐妹俩高兴极了。她们常常比赛看谁搭的积木好看，有时候，还请来大先生当裁判。他一边看，一边发表评论，仔细地指出花纹和颜色组合的美丑。平时，他还给她们改文章，画“小人”，说故事，从来没有拒绝过任何小小的请求。虽然他少有兴奋的机会，在孩子中间，却会不时地开开玩笑。有一次，他伸出右手，捏紧了拳头放在桌上，叫三姐妹使劲打，并声明说他是不怕疼的。小俞藻第一个打，恰好打在那大骨节上，没有打痛大先生，反倒把自己的手给震疼了。俞芬不服，跑过去用力一拳，到底还是打疼了自己。“你们打人，挨打的没痛，打人的倒痛了——”大先生头一次笑得这么痛快，弯下腰，连连用绍兴话说：“畅肚呵！畅肚呵！……”
大先生喜欢甜食，尤其是奶油蛋糕。开始，他自己买了，也送给小姐妹一包。可是，俞芬收了起来，没有给妹妹们吃。大先生知道了，以后每次送给她们的糖果和点心，总是三包，大包的给大姐，两包较小的归小妹妹。对于孩子，甜食本来富于诱惑力，而这馈赠却还有着别一份沁人心脾的东西。
俞芳生肖属猪，俞藻生肖属牛，大先生就叫她们“野猪”、“野牛”，他很喜欢小姐妹俩身上的那股野性。她们探听得他的生肖是蛇，便称呼他做“野蛇”了。“野蛇！”“野蛇！”她们联合起来对付他，一见面就齐声地嚷。
“蛇也有不野的吗？”大先生不但不生气，反而笑着反问道。
小姐妹俩听了，侧着头想了想，立刻格格格地大笑起来……
在家里，大先生只求安静。可是，两个小姑娘爱玩耍，常常叫嚷着互相追逐，闹得整个院子是她们的声音。大师母知道大先生在嘈杂时写不出东西的怪脾气，当吵嚷得凶时，自会走出屋外劝止。有一回，孩子们又在隔壁太师母处大声说笑，大先生亲自过来，笑着哄道：“你们讲话，声音不要太响。因为我在写文章，如果听见你们的说话声，一不小心，就会把这些话写进去的。”
一天夜里，他刚刚睡着，就被住在南屋的两位女工吵醒，弄得彻底失眠，第二天不得不躺倒休息。
晚上，姐妹三人去看望他。俞芬说：“大先生，你当时为什么不去制止她们呢？只要你大声咳嗽一声，她们听见了也会不吵的。”
大先生摇了摇头，说：“她们讲的话又急又响，我听不清楚，不知道她们吵嘴的原因。既然口角起来，彼此心里都必定有一股气，即使喝止了，那气不顺也要失眠的。再说，我被他们提起了精神，也不一定就能睡着。她们吵累了，气消了，却是能睡好的。你一声咳嗽，或一顿喝止，让三个人里有两个失眠，不如让一个人失眠算了。况且，她们吵得起劲时，根本不会想到连累了别人，所以也很难怪她们……”
他是这样善于体贴人和尊重人，尤其是身份卑微者。他家的女工是满族人，惯吃面食，不爱米饭，他除了付给工资以外，还折给饭费，让她们另外吃面食；如果她们想吃米饭了，就一起烧。女工和主家的伙食可分可合，是十分自由的。每次请客，他都把她们计算在内，从来不会忘记她们。
对小人物的尊重，决非居高临下的施舍。俞芳姐妹多次听到大先生说起人力车夫，他都带着一种由衷的赞叹。小说《一件小事》，就是怀着深刻的自省意识写成的；从那些苦力身上，他惊喜地发现了人性的未泯的光辉。
初到北京时，他多坐骡车，后来也坐人力车。对人力车夫的穷苦生活，他体察得很深。是岁暮时节，他乘坐人力车回绍兴会馆去，一路上风雪交加，穿了棉袍依然感到砭骨的寒意。而车夫，却穿得非常单薄，特别是下身，只穿一条破旧的裤子。他想，这样怎么能御寒呢？到了会馆，他付过车费，特地多给了一元钱，让车夫买一条棉裤，并且说，这样下去要冻坏腿关节的。第二天天气更冷，他下班时，大大震惊于自己的发现，站在教育部门口寻生意的车夫，几乎全都是穿单裤的！
一天，他照样坐人力车从部里返回会馆，不小心把钱夹丢在车上。后来，被车夫看见了，急急忙忙跑进屋里送还给他，并一再要他当面清点一下，看有没有少了东西。他自然很感激，立即取出一元钱作为酬金。车夫不肯收受，经过反复劝说，这才最后收下，称谢而去。
说起这事情来，他不无感慨地说：“这钱夹如果被慈禧太后拾到，恐怕早就落到她的腰包里去了！”
在他自己，遇事总喜欢自己动手，不是那类爱消闲的人物。自己泡茶，自己收拾房间，凡是能做的事，他都不轻易求助别人，甚至女工。像敲煤块这类力气活，也是他自己干的。有一次，他敲破了手，弄得鲜血淋漓的，不包扎也不哼一声，抡起大榔头照样地敲，直到敲完为止。
他备有一整套的订书工具，工作之余，就自个儿装订或修补书籍。在书丛中间，引线穿针，敲敲打打，粘粘贴贴，大约该是他的一大逸乐了。
小姐妹们不能理解的是，这般叫人亲近的大先生，对大师母竟会是那么冷淡。
大师母平日沉默寡言，突出的前额底下有一双郁郁的眼睛。每逢节假日，她的房间也总是冷冷清清的，远不如太师母屋子里的热闹。她常常独自一人坐在自己的房内吸水烟，或者做做针线，有时则到太师母房里坐坐，往厨房里忙些杂活儿。
太师母在时，三个人同桌吃饭，气氛会好一些。倘使老人家去了八道湾，剩下两个人来，谈话就极少。大师母要是开口，无非是问问菜的咸淡，和口味是否合适之类；大先生或略一点头，或答应一声，接着就又哑然无语了。他孝敬太师母，出门时总要到她跟前转一转，告诉说“阿娘我去者”，回来时也一定来转一转，说一声“阿娘我回来者”，并且时常带着点心回来。这时，他便照例地先送给太师母挑几块，再让大师母挑，然后自己拿几块。在大先生和大师母之间，当面如何称呼，始终没有人知道。
大先生有一只柳条箱，他把底和盖分放在两处：箱底在他的床下，里面放着他换下来的要洗的衣裤；箱盖则放在大师母的房门右侧，被翻了过来，放置他替换的干净的衣裤。箱底和箱盖上面，都有一块白布盖住，很有一层神秘色彩。
大师母对大先生是很敬重的，只要大先生有客人来，她总是以礼相待。大先生病了，吃不下饭，她就把米弄碎，烧成容易消化的粥糊，还托俞芬到稻香村等有名的食品店里买糟鸡、熟火腿、肉松等为他喜欢吃的菜下粥，使他开胃，能够多吃。至于她自己，却是不吃这些好菜的。在大冷天里，她领了太师母的意思，给他做了一条新棉裤，并且小心地摆放在他的床头，万不料竟被他送了出来。后来，太师母托他的学生孙伏园劝说，也全然无效。
三姐妹常常跟大先生学做操。有几次，当着大先生不在的时候，大师母也参加进来，和姑娘们一起做。她们心里都觉得好笑：年纪这么大了，腰腿又不灵活，再加上伶仃小脚，弯不下，跳不起，又何苦来！后来才悟到，原来她是暗暗地敬慕大先生，学大先生的样子，挣扎着要跟上大先生的步伐呢！
她对俞芳说：“过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的。”
怀着这份希望，她还说：“我好比一只蜗牛，从墙根一点一点地往上爬，虽然爬得慢，但是我相信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
这就是孩子们眼中的大先生：热情，亲切，严肃，神秘。
其实，大人的世界哪里是未谙世事的孩子所能窥测的呢？对于鲁迅，那深沉的忧患意识，波涛般骚动不安的情绪，恒定的寂寞感，即使同代人又有几个可以知晓？
他苦闷。倘使到了极度紧张的时候，就拼命写东西，喝酒。酒是好东西，喝了就把一切都忘了。平时诅咒中国人健忘，此刻却要拔除自己的记忆！有时候，酒是一整夜一整夜的喝，于是发烧，咳嗽，肺病开始袭击他。病了就病了，病了照样喝，——生命算什么东西呢！……
在绍兴会馆的时候，也曾病过一回，叫日本医生看过。别人问起他身体怎样，他便说：“我还未死呢！”那时候，虽然精神并不见得特别振作，但总想做事情，不像现在这般自戕，时时想到死。
然而，当“金不换”一旦捏在手中，他又清楚地意识到了自己的道德责任。他必须向前走。可是，当他向着一个目标走去的时候，那目标又迅速向后退去，而遗下一片无可触及的空茫……
他绝对不是幸福的人。他从来未曾满足过，只有空虚、渴求和痛苦。他的奋斗是孤独的。然而，正是这样的奋斗，赋予他以稳定的、强韧的、崇高的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