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的人聚在一起，常常感到无聊；寂寞的人聚在一起，却往往多得慰藉。“漂泊诗人”爱罗先珂的到来，便使鲁迅干涸的灵魂得到了润泽，他们一起相处的时光，始终是他所十分珍重的。
爱罗先珂是乌克兰人，1914年4月受俄国世界语学会派遣去日本，从此开始了长达九年的流浪生涯。他先后到过日本、暹罗、缅甸、印度；在印度，由于英国当局的驱逐，只好重返日本。不久，又被日本当局驱逐，便想返回久别的祖国了。当他历尽艰辛，长途跋涉来到赤塔，当地红军却不肯信任他，拒绝他入境。他不禁大失所望，带着凄怆而迷惘的心情，于两难之中漂向中国。
在上海，爱罗先珂取得日本朋友的帮助，到一家日本人开设的医院里当按摩师。正在这时，他结识了上海世界语学会负责人胡愈之。后来有人将他介绍给蔡元培，请他到北大教世界语。
一个外国人，没了眼睛，又是单身，以后将怎样生活呢？蔡元培考虑到他既懂英语，又懂世界语，还操得一口流利的日本语，便委托给周氏兄弟照顾，以为这样会便利些。
爱罗先珂本人也很乐意住进八道湾里来，因为在这以前，鲁迅就已经同他有过文字上的交谊了。
1921年五一节，爱罗先珂参加了日本社会主义同盟组织的大游行，被警察当局拘留。释放后不久，当局决定将他驱逐出境。在逮捕他的那天晚上，三四十名警察和便衣闯进他的住房，对他拳打脚踢，然后捉住手脚，拖下楼梯，直到倒在地上。他苦苦哀求：“放手吧，放手吧！”但是没有用。警察像拖一条死鱼一样拖着他，沿着石子路，一直拖到警察署。一些警察怀疑他是否真瞎，竟想硬挖开他的眼睛来……
《读卖新闻》有一篇江口涣的文章，对爱罗先珂被辱放逐的情形作了详细的记述。读过以后，鲁迅开始密切留意这位不幸的异国诗人。
他找来爱罗先珂的童话集《天明前之歌》，很快地翻阅了一遍，深为作者的赤子之心所感动。他翻译了头一篇《狭的笼》，接着把爱氏的童话寄给病中的作人，并表示了继续翻译的愿望。十天后，果然译成《池边》；接续地，又从中选择了《春夜的梦》和《雕的心》。根据旧日学生胡愈之转达的爱氏的建议，鲁迅又译了他的得意之作《鱼的悲哀》，以及另外的几篇。发表后，他请胡愈之把翻译的报酬，全数交给了爱罗先珂。
第二年，鲁迅把自己译的九篇，胡愈之译的两篇，和馥泉译的一篇，编成《爱罗先珂童话集》，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鲁迅翻译的动机，是想通过这些童话，传播被虐待者的苦痛的呼声，激发国人对于强权者的憎恶和愤怒。因此，对作者平和而且宽大到近于调和的思想，他不能不有所批评。但对于童话中那发自内心的叹息和感愤之辞，他是十分赞赏的。
在《狭的笼》所加的译者附记里，最后便说：他自己说：这一篇是用了血和泪所写的。单就印度而言，他们并不戚戚于自己不努力于人的生活，却愤愤于被人禁了“撒提”，所以即使并无敌人，也仍然是笼中的“下流的奴隶”。
广大哉诗人的眼泪，我爱这攻击别国的“撒提”之幼稚的俄国盲人埃罗先珂，实在远过于赞美本国的“撒提”受过诺贝尔奖金的印度诗圣泰戈尔，我诅咒美而有毒的曼陀罗华。泰戈尔鼓吹用东方文明拯救西方文明，力图维护传统秩序，在东方国家里是一个颇具代表性的人物。胡愈之曾著文介绍西方学者对他的批评，并把他同中国的遗老辜鸿铭联系在一起。在日本的时候，爱罗先珂与泰戈尔之间曾经发生过一次重大的遭遇战。泰戈尔认为，西方的文明是物质文明，而印度的文明才是真正的精神文明。爱罗先珂反对他的这个观点，并且证明，物质和印度哲学不是没有关系的。
名人未必伟大，伟大往往存在于平凡人的心灵中间。在这里，鲁迅把泰戈尔同爱罗先珂相提并论：一个是赫赫有名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一个是默默无闻的漂泊的盲诗人。鲁迅居然对前者表示大不敬，而对后者满怀敬佩之情。这种胆识，确是惊世骇俗的。
由于鲁迅的介绍与推崇，在中国，爱罗先珂的名字变得响亮起来了。
数年的流浪生活，好像对爱罗先珂没有什么影响，他的脸长得很清秀，丝毫不着风尘之色。黄色的头发一直垂到肩头，卷曲如波纹，闪烁着阳光般的明媚。身穿圆领绣花俄式上衣，或皮色短衣，腰间束着一根缀着铜片的粗宽的皮带，略添几分阳刚之气。只有将头稍稍偏右的惯常动作，以及深陷的眼睛，微蹙的眉梭，显露着内心的疲惫与忧伤。
八道湾里的大人和小孩，都喜欢爱罗先珂。这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他喜爱孩子，喜爱小动物，尤其喜爱音乐，他不愿意把自己同外部热闹的世界隔离开来。
当他带了心爱的六弦琴来到北京之后不久，便感觉到四围的寂寞了。连夏夜也没有昆虫的吟叫，甚至蛙鸣也没有，仿佛这是他最难忍受的，便买了十几个蝌蚪子，放在他窗外的院子中央的小池里。池子原来是周作人掘来种荷花的，然而从来没有养出半朵荷花，养蛤蟆倒是挺合适。爱罗先珂常常踱过来访问这些成群结队的蝌蚪，有时候，孩子告诉他：“他们生了脚了！”他便高兴地微笑道：“哦！”
他还劝作人的妻子信子养蜂，养鸡，养猪，养牛，养骆驼。后来，果然也就有了许多小鸡，满院飞跑；再后来也就听到了小鸭的“咻咻”的、“鸭鸭”的叫声……
三贝子花园是他常去的地方。到了那里，他就让在旁的朋友们把动物的名字一个一个告诉他。孩子们问，你什么也看不见，到这里干什么呢？他说，我能闻到动物的各种气味，凭着气味，也就能知道哪是老虎，哪是大象，哪是猴子，我还喜欢听动物不同的叫声。进到鸟房，他便会高兴地叫嚷起来，他说：“小鸟都是人类的佳宾，如果没有它们，人类就太岑寂了！”
有时候，他混进孩子中间捉迷藏。小孩子以为他是盲人，不会发现他们，不知道他的听觉特别灵敏，听到轻悄的脚步声，快跑几步，就把孩子逮住了。建人的四岁的男孩很调皮，常常缠住爱罗先珂玩耍。爱罗先珂叫他的诨名道：“土步公呀！”他必定回叫道：“爱罗金哥君呀！”爱罗先珂很不喜欢这个名字，每次听了都叹息着说：“唉，唉，真窘极了！”
爱罗先珂住在后院靠东的最后一个房间，那儿，除了床褥和桌椅，就是他心爱的伴侣六弦琴。在家的时候，他大抵坐近桌前摸一种厚纸，或用右手握着锥子，沿一把铜尺的边缘扎着小孔，那是在读书和写作。有时，也叫助手给他诵读文章。需要休息了，便持着手杖出去，不是到周作人的居室，就是在阶下的砖路上往来散步。吃过晚饭，或日间特别感觉寂寞时，他就会拿起琴来，一边弹一边高唱俄罗斯民歌……
鲁迅是常来看望他的一个，作为工作，则在他的直接帮助下继续翻译他的童话。
爱罗先珂很喜欢《桃色的云》，以为这一篇更胜于先前的作品，而且想从速赠与中国的青年。为了他的这个愿望，鲁迅终于下定开译的决心，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把它赶译了出来——破雪草：自由是最要紧的。
福寿草：冷的自由世界，比暖的监狱好。
紫地丁：我虽然爱自由，但是冷也讨厌。
勿忘草：暖比什么都好呵。土拨鼠是《桃色的云》中一个重要的角色。它说：“我想爱一切。不，我爱一切的。想做一切的朋友的。然而一切都不将我当朋友，因为我是土拨鼠……”它是寂寞的，然而焦渴。它不满于世代相传的黑暗阴湿的土穴里的生活，决心做一个强者；不为自己，也要叫起春来，叫醒上面的为冬所窘的冻着的世界。
在这个童话剧里，爱罗先珂说自己最爱的是土拨鼠。其实，土拨鼠不正是他的自况吗？对于这点，鲁迅是有着深切的理解的。
除了工作，鲁迅还陪着诗人消度寂寞的时光。或者一起在院内散步，或者把他没织完的袋子递到他手上，看他继续不停地编织，听他娓娓地讲说他所愿意诉说的一切：故乡的幽林和黄莺，印度的盲童，日本的风光，暹罗遍地的音乐……有时，鲁迅也用日语跟他倾谈。他的寂寞的确很深，每到末了，几乎都要诉苦似的说：
“寂寞呀，寂寞呀，在沙漠上一样的寂寞呀！”
半夜里，爱罗先珂也会唱起歌来，而且唱着唱着就像他的乡愁一样没有完结，直到隔壁的建人的妻子芳子走过来说：“爱罗君，现在已经夜深了……”
有一天，爱罗先珂忽然发起愁来，对鲁迅说：“将来的科学家，会不会发明一种奇妙的药品，注射到谁的身上，谁就会立即甘心去做服役和战争的机器呢？……”
这种热爱人类的心情，常常催使他冲破寂寞，参加到社会的各种活动中来。
中国的世界语运动，迄今已有十五年左右的历史，但是一直得不到广泛的开展。北京大学是比较重视世界语的，校长蔡元培拨出专款，并聘请孙国璋为讲师，开办世界语讲习班。然而他的教学并不令人满意，鲁迅甚至认为，他并不懂世界语，讲习班要让他教下去，中国是没有人会弄好世界语的。爱罗先珂到来以后，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的面貌，世界语班逐渐增加到五六百人。由于他的鼓动，学生对世界语的兴趣大增，几近狂热，不久就成立了世界语学会，又租房设立会址，还在法政大学开设了世界语班。
大约人道主义者都会赞成世界语。世界语，成了鲁迅和爱罗先珂的友谊的桥梁之一。几年前，鲁迅就曾著文表白过赞成世界语的理由；次年，在兼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讲师的同时，在世界语专门学校讲授小说史并任该校董事。教学期间，因考虑到学校经费困难，他还多次退还该校送来的薪金。他是世界语运动的真正的支持者。
爱罗先珂在北大、北高师、女高师、俄文法政专门学校等多处发表过演说，内容多属社会问题，语调相当激烈，并不如童话般的梦幻而纯白。
他猛烈攻击中国的传统制度和文化，称之为“过去的幽灵”、“可怕的恶魔”，而中国，则是“最旧的习惯、最固执的成见和最牢固的迷信的一个最旧的国家”。许多青年从母亲的乳汁里，从祖父祖母的关怀里，从互相间的交往里得到各种愚蠢的思想，陷于各种偏见，于是造成了可怕的沉闷。“几乎听不见青年学生响亮的声音，”他说，“按照这个‘习惯国’的习惯，似乎老头儿才说话做事，少年人都只静静地听着，一点事情都不干。”他指出，这样下去，“不但阻止了中国人民的进步，并且使中国人民倒过来向后走了”。……
背着“过激党”的称号到处漂流，便足以引起青年探险的兴趣了，加上他在演讲中的确没有顾忌，出语激愤而又满怀悲悯，自然深受青年学生的欢迎。所以，他每次演讲，都座无虚席，大约只有鲁迅、胡适、冰心讲演时才有这种盛况。
对于爱罗先珂不说中国的好话，鲁迅是极为欣赏的。爱罗先珂演讲的口头翻译，常常由他和周作人担任。周作人讲话不容易引起听众的兴趣，有些时候，爱罗先珂便直接指名要求鲁迅做翻译。有一次，俄文法政专门学校的学生因为要请盲诗人演讲，同教务主任发生冲突，那结果是实行“自治”，并决定演讲照旧举行。鲁迅从《晨报》得悉风潮的背景，考虑到演讲可能遭遇的困难，便亲自陪同爱罗先珂按时前往。
爱罗先珂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只要可能，他总是设法参加各种晚会活动，有时还登台演出，自弹自唱。在北大第二平民夜校举办的游艺会上，他就拨响六弦琴，唱了俄国有名的民歌《斯钦卡？拉辛》。演唱前，鲁迅将歌词大意译成中文，题作《俄国的豪杰》发表。同年5月1日，爱罗先珂在孔德学校的集会上唱起《国际歌》，把一支悲壮的旋律献给了这个劳动者的节日。
1923年元旦，他还参加了北京学生举行的示威游行大会。这次大会遇到了强权者的武力镇压：纸灯一盏一盏地破灭了，黑夜的鬼怪们倾巢出动，赤手空拳的学生在惨酷的殴打下受伤、流血、仆倒……
这就是爱罗先珂所触摸到的中国。
“寂寞呀，寂寞呀，在沙漠上一样的寂寞呀！”……
爱罗先珂是一个世界主义者，可是乡愁却又特别的深。他平常总是穿着俄国式的上衣，尤其喜欢他的故乡乌克兰的刺绣小衫。他的衣箱里，除了一条在沐浴时穿的缅甸筒形白布裤以外，可以说没有外国的衣服。他是俄罗斯母亲的真正的儿子，千万里外，犹以家乡式样的衣服温暖自己的一颗冰凉的心。
是4月的夜间，鲁迅到第一舞台看了“俄国歌剧团”的演出。
这个流亡的艺术团体，以低廉的票价出卖自己的艺术，可是北京社会的反应是那么冷漠。整个舞台，中央三十多人，旁边一大群兵，但楼上四五等座中还有三百多的看客。
爱罗先珂说：“寂寞呀，寂寞呀，在沙漠上一样的寂寞呀！”
没有花，没有诗，没有光，没有热，没有艺术，而且没有趣味，没有好奇心。沙漠不正是在这里吗？
他们舞蹈了，歌唱了。美妙，诚实，而且勇猛。
兵们拍手了，非兵们也拍手了，但都在接吻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片沉重而恐怖的大沙漠呵！
面对漂流转徙的艺术家，如对好友爱罗先珂，心里充满着赞美、哀矜、愤懑、惭愧……
一个星期过后，鲁迅终于写了《为“俄国歌剧团”》，送到《晨报》发表，作为对沙漠的反抗之歌，是对于相识和不相识的同感的朋友的劝诱，同时也是为流转于寂寞中间的歌人的广告，是报以爱罗先珂的心灵的回声。
“寂寞呀，寂寞呀，在沙漠上一样的寂寞呀！”……
7月3日，爱罗先珂离京赴芬兰参加第十四次国际世界语大会。他行前曾说，9月将返北京，最迟不超过10月；如果回不来就来电告知情况。然而，9月过去了，10月也过了好几天，仍然没有诗人的音讯。
风瑟瑟吹……
鲁迅深深地起了思念了。
在一个月的时间内，他便写了三篇小说：《兔和猫》、《鸭的喜剧》、《社戏》，而且都同爱罗先珂有关。
《兔和猫》以动物世界折射人类社会，是颇受了爱罗先珂童话的启发的。在家里，一对白兔生下两只小兔，但终于有一天全然销匿了踪迹。死掉的该也还有，但因为哺乳不匀，不能争食的就先死了。虽然后来又生下了七个小兔，数目多出几倍，可是谁又能确保它们的自害和被害的厄运呢？白兔家族的更繁荣，难道真的值得大家高兴么？造物把生命造得太滥，也毁得太滥了。在小兔被害之前，所经见的即有鸽子膏于鹰吻，小狗遭马车辗轧，苍蝇被蝇虎咬住的旧事，都是暗暗的泯灭，而且暗暗的被忘却！更令人悲愤而迷惘的是，白兔生育多少数目，以及是否为黑猫所噬，都没有一个确证！
爱罗先珂有一篇童话叫《小鸡的悲剧》，写一只古怪的小鸡，一天到晚总想学会力所不能及的本领——像它所热爱的小鸭子一样游泳，结果淹死在池子里。《鸭的喜剧》，显然是为了与这篇童话相对而起的名目。
小说如实写了爱罗先珂的往事：他为了造就一个充满音乐，充满生机的和谐的环境，既养了蝌蚪，也养了鸭子。结果，蝌蚪被鸭子吃完，未来的池沼的音乐家是彻底地被消灭了。在爱罗先珂远去之后，遗下的沙漠，遂只有长成的小鸭的“鸭鸭”的独唱。异类不能共存。如果说小鸡之死是自然产生的悲剧，那么蝌蚪之死，就是人类手造的悲剧了。爱罗先珂君，你的梦，难道是可能完美的吗？其实，你所眷念不已的缅甸的音乐，那遍地的昆虫与她的和协的奏鸣，就包藏了无数杀机……
强者与弱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他们的生存利益是互相对立，难以调和的。生命无论如何卑微，都应当具有独立存在的权利，而在现实中，往往适得其反。惟一合理的办法，就是对虐杀者实行反抗和报复，一如《兔和猫》的结尾那样：动用剧毒的氰酸钾！
有人认为，爱罗先珂攻击中国的种种说法，都是受之于鲁迅的。事实上，对于爱罗先珂的作品，他倒常有不同的意见。虽然，他也同样怀有爱罗先珂一般的爱与悲悯，但却有着为盲诗人所没有的强烈的复仇心理。他从来认为，没有憎，是不会有真正的爱的。
爱罗先珂的离去，勾起了鲁迅的伤逝的情怀。在深情的回顾间，他是那般眷恋尚未成其为“读书人”时候的生活。那是一种纯白的生活，美丽的生活。他写诗般的写了《社戏》，总想留一点往日的余痕。故乡终究是故乡。可是，流光逝水，不但少年时代的嬉游已不可再，就是那般的月光也没有了！
但愿爱罗先珂君能早日回到他那日夜思念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