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佛一枚成熟的果实，被革命的硬喙那么一剥啄，便皮肉去尽，只余硬核，遗失在远方的角落。于阴暗之中，居然也慢慢地长出根来……
那是风沙洞的北京。
在南京，只作两个多月的短暂的勾留，便到这里来了。初到教育部工作时，曾经复萌过对于民国的一点希望；北迁以后，就全部给黑暗吞噬了。毕竟是帝都。千百年的污浊，难道一场雷阵雨就可以洗刷干净么？
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政府，在存在的三个月期间，发布一系列命令，禁止刑讯体罚，禁止买卖人口，革除清朝官厅的称呼，宣布学校一律废除障碍“民国精神”的旧科目，小学废除读经；此外，大力宣传“非常之建设”，发布了一些有关“振兴实业，改良商货”的通告。实际上，保护“人权”的口号只是停留在纸片上，对于农村中盘根错节的封建关系并没有丝毫的触动。虽然，“破坏告成，建设伊始”的改革图景一度引起人们的兴致，“中华民国工业建设会”、“工业建设会”、“西北实业协会”等经济团体纷纷成立，并且发行了《经济杂志》、《中国实业杂志》、《实业杂志》等刊物，但是，从中央到地方，其混乱和腐败的情况是同步的。由于整个政治结构没有实质性的改变，组织间的各种派别和势力明争暗斗，互相掣肘，孙中山等对于建设的倡议根本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实施。当时，革命派并没有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在临时政府内部，最初屈居于次要地位的立宪派实力迅速膨胀，足够可以摇撼新生的共和国政权。就这样，随着革命形势的倾斜，人们殷殷向往的建设机会也便完全丧失了。
中国历代的政治家精通权术。清廷的内阅总理大臣袁世凯，在取得帝国列强的支持下，纵横捭阖，先把朝廷的权力集于一身，然后收买、笼络和利用当时处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第三种势力”——立宪派的头子，从而，以手中北洋军队的强大兵力，对革命派一面作战，一面议和，一面麻痹，一面胁迫，终于致使南京的参议院以合法的形式，把他这样一个大野心家、大独裁者选举为临时大总统；两个月以后，接着迁都北京。
探索者/夜茫茫人间鲁迅（上）“惊人事业随流水”。一切努力，都变得无法挽回了。
周树人住在绍兴会馆里，这是他离开老家以后，一生中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会馆在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北半截胡同出口处，是有名的菜市口——前清时代杀人的地方。戊戌政变时杀谭嗣同等“六君子”，就在于此。时间相去不远。当时有这样一条规定，凡馆内住户不得携带家眷，这样，自然可以把相当的清静剩给周树人了。
他最初住的“藤花馆”。据说东边有一个藤花池，但这时已经不生涟漪，也不见藤花的颜色了。入夜，邻居却吵得厉害，使他心里特别烦躁。不过，即使嚣声沉寂，他也未必安宁的。“心事如波涛，中夜时时惊。”几年来，他常常会想起李贺这些诗句。此际，便不得不惊异于这位早逝的鬼才，早在一千年前，即已如此熟悉类似自己的这般无路可走的苦情……
教育部在前清学部的大衙门里办公，离住地不算太远，不用车子，走一下也就到了。
袁世凯篡夺总统职务以后，仍继续任命蔡元培为教育部长，次长则由南京时代的景耀月，换成曾经担任过清末学部参事官的范源濂。旧学部人员留用的很多，他们的封建意识非常浓厚，这样自然形成一个顽固的壁垒，把南方来的部员一概视为革命新党而加以排斥。旧官僚出身的范源濂更是一个权欲熏心、可恶透顶的人物。他上台以后，立即把北方派系抓在手里，加以博得袁世凯的支持，轻而易举地攫取了教育部的实权。为了进一步培养羽翼，他还组织了一个“尚志学会”，对抗蔡元培。在部员中间，新派人员本来很少，而且又有一些极易妥协的分子，于是，像周树人一样的坚定分子，不久便显得相当孤立。
官僚性的作风是与整体的机构和制度相适应的。5月15日，周树人到部里正式上班。从头一天起，新的工作环境所给予他的印象十分恶劣。他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枯坐终日，极无聊赖。”部里对等级差别、文牍程序之类，都有极其离奇而烦琐的规定，但是，真正的官僚是从来不受它的约束的。每天早上，只消在簿子上画上一个“到”就行了。不管案卷如何地积如山丘，部员们照例地混日子。办公的时候，有的下棋，有的品茶，有的念佛经，有的唱京戏，还有的则用尘拂啪啪有声地大掸其身上的灰尘……
比起在南京的时候，周树人的意气的确消沉多了。大家都无意办公，即使一个人孜孜地干公活，又于事何补呢？因此，每当上班，除了一些必办的公事需要办理之外，他便一头埋进古籍里。在书籍与书籍之间，只要情致接续不上，就又沉入到国民和历史中去，作冥冥漠漠的遐思。
南京远了。故乡更远。但有《越铎日报》、《民兴日报》以及家书，可以让他时常靠近他所熟悉的地方和人物。然而，由文字传递过来的信息，却是日渐增加着他的忧郁的色彩。7月19日，二弟的来信告诉了他一个极其意外的消息——
范爱农死了！
这是他归国以来所承受的一次最为惨重的打击！什么革命、民主、共和，一刹那间，全都被眼前的事实击得粉碎！
本来，爱农是浮水的好手，怎么可能被淹死呢？他疑心这消息并不确，但无端地又觉得极其可靠，虽然并无证据。这样，一连几天过去，他都无法消释心头的悲凉……
周树人离绍以后，继任的是孔教会会长傅励臣。他一面敷衍范爱农，留他作监学，一面同自由党头目何几仲串通一气，极力排挤他。不到一个月，他就被赶出了山会师范，连铺盖也被扔到门外去，处境十分狼狈。后来，他到岳父家里去寄食，无奈岳父只是城里的一个小学教员，生活也很清苦，于是又跑到杭州去，找一位姓沈的老同学谋事情做。但是，这位身任浙江军政府教育司司长的同学并没有帮他的忙，无法可想，只得仍旧逃了回来，依靠陈子英接济过活。这时，在《越铎日报》内部，宋紫佩一派同孙德卿一派的分裂已经公开化了。这群热血少年，另外办了一家新的报纸——《民兴日报》，继续同危害地方革命的恶势力做斗争。范爱农就住在报馆里，有时也执笔写写社论。他很困难，但还喝酒，是朋友请他的。其实，他已经很少同人们来往了，常见的只剩下几个后来认识的年轻人。然而，渐渐地，他们也好像不大愿意听他的牢骚话，以为不如讲笑话有趣。
“也许明天就收到一个电报，拆开来一看，是豫才来叫我的。”或许是解嘲，或许是自慰，反正他时常这么说。
在他所有的朋友中，恐怕真也只有周树人一个人能够理解他，值得他信赖。分手以后，他经常写信给周树人，仅5月15日至6月4日，就写了四封，平均五天一封。被赶出学校不久，他在信中这样向朋友表白心迹：“如此世界，实何生为！盖吾辈生成傲骨，未能随波逐流，惟死而已，端无生理。”生活愈穷困，那言词也愈加凄苦。
周树人很想为他在北京寻一个位置，知道这是他非常希望的，然而一直没有机会。当他刚到杭州，知道周树人返回绍兴时，还特地写了信来，说：“相见不远，诸容面陈。”怎么知道，从此就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了呢！……
一个生来就跟世界互不协调的人，他以他的诚实，让人感觉怪僻；他以他的执著，让人感觉孤傲。拿早年留学日本来说，他就始终不愿进入官立学校，虽然进入官立学校的学生可以领到官费，而且毕业回国，面子和资格都有了，容易找到较好的职业。相反，他进了一所升级和毕业都很难的私立学校。以这样的性格，在一个等级森严的势利社会里怎么能不碰壁呢？在绍兴，谁都知道他是一个老革命；可是谁都不承认他是一个老革命。“徐案”发生以后，他是遭通缉的一个，好在最后还能保留住一条萎顿的生命。革命一来，没快乐上几天，就又还原成革命前的范爱农了。平时，他每以白眼看人，却热心革命；他戴毡帽，穿蒲鞋，从来不修边幅，却认真办公；他喝酒，醉眼朦胧间也说些呆话，却是周围最清醒的人。革命军进城时，他是何等踊跃！送朋友离绍，又是何等悲哀！然而，所有这一切，都随故人的逝去而烟消云散了！他那么信任革命，而革命却不信任他！要是他还活着，他也还能像最初那样，伸手去摸王金发的光头皮吗？……
突如其来而又莫名其妙的死亡……
凡有个性的人，诚实的人，清醒的人，就注定要被这个世界抛弃。
罪恶的黑手……
22日，大雨滂沱。周树人没有上班。晚上，同许寿裳等几位朋友一起到陈公猛家，为被挤去职的蔡元培饯别。归来已值深夜，独坐备觉凄清。他再次想起了许铭伯讲述的谭嗣同雨天就义的情景，不禁默默暗诵严复的悼诗：“求治翻成罪，明时误爱才。伏尸名士贱，称疾诏书哀。燕市天如晦，宣南雨又来……”
革命所需要交付的代价如此之大，其实又何止乎流血！如果说，谭嗣同是有声的牺牲，那么范爱农则是无声的亡逝了。有声之死，尚能使后人缅怀壮烈，可世间有谁注意到死于无声的爱农呢？有谁能为他写几句哪怕是多余的哀词？这时，杜甫的许多在飘泊支离间写成的苍凉的五律，都如奔矢般聚集心头……
凝听无边的夜静，哀思绵绵，他第一次以老人般的情怀，写下三首整齐而凝重的诗篇：风雨飘摇日，余怀范爱农。
华颠萎寥落，白眼看鸡虫。
世味秋荼苦，人间直道穷。
奈何三月别，竟尔失畸躬！
海草国门碧，多年老异乡。
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
故里寒云黑，炎天凛夜长。
独沉清冷水，能否涤愁肠？
把酒论当世，先生小酒人。
大圜犹酩酊，微醉自沉沦。
此别成终古，从兹绝绪言。
故人云散尽，我亦等轻尘！第二天，周树人把写就的悼诗取出来看，无意中发现“鸡虫”正是何几仲的“几仲”的谐音，真是奇绝妙绝！带着一种报复的快意，他随即在诗后附加了一段话，暗示这层意思。收束的两句是：“天下虽未必仰望已久，然我亦岂能已于言乎？”其中“天下仰望已久”一语，原出于接收山会师范的学务科科员之口，当时绍兴知道这句口头禅的人很多。这么一骂，那针对性就显露出来了。他正要告诉何几仲们：即使远在他乡，奈何你们不得，但是你们有办法堵住我的嘴吗？
写完，他具了姓名，接着又涂掉，换上“黄棘”两个字。必须使用为爱农所喜欢的笔名，他想。于是，便轻快地折好笺纸，套上信封，给《民兴日报》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