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行动需要勇气。所谓勇气，未必只是敢于作流血牺牲；忍受屈辱，也许要比流血付出更大的代价。
那是1903年秋天。
日俄战争处在一触即发的状态。如果战争爆发，中国的国内矛盾势必进一步尖锐化，从而形成推翻满清政府的有利时机。对于战争，革命派普遍持有一种乐观的看法。
东京的浙学会会员王嘉祎、蒋尊簋、许寿裳、沈瓞民等，一共十几个青年人聚集在王嘉祎的寓所举行会议。他们分析了当时的形势，确认革命不应仅仅停留在宣传鼓动阶段，有必要另外成立一个秘密团体，回国组织武装起义工作。他们计划先占领湖南、安徽，或浙江一省作为根据地，然后逐步向全国扩展。大家一致认为，应当发动留在东京的浙江志士，如陶成章、魏兰、龚宝铨、蒋观云、周树人等，加入革命组织。于是，决定在会后分头负责联系。
浙学会最初在杭州成立，鼓吹反清革命，骨干和大多数成员都出身于求是书院。成立后不久，引起清政府的警戒，于是改名“哲学会”作为掩护，继续进行工作。在东京，这些会员仍然密切来往，并且通过《浙江潮》，积极宣传他们的宗旨。王嘉祎曾经担任过《浙江潮》的主编，自许寿裳接手以后，他还是该刊的对外主要负责人，编辑部实际上等于设在他的寓所里。
由于许寿裳的介绍，周树人认识不少浙学会的成员；对于王嘉祎寓所，也不会感觉陌生，确切点说，还带有一种亲切的况味。当许寿裳和沈瓞民向他发出入会邀请时，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会议如期召开。
不大的房间，烟雾迷离，异国的烟草散发着呛人的气息。
暗杀成了第一主题。会议对此表现出来的狂热，使周树人感到震惊。大半年来，虽然他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国民性的探索方面，寄希望于民族的根本性改造，但是，武装推翻清政府，仍然是他渴待的目标。在他看来，武装暴动是群体性的行动，因此必须唤起民众。如果没有国民的普遍觉悟作为基础，任何军事行动都只能充作失败的试验。恰恰相反，龚宝铨等人提出要开展军事行动，必先狙击几个重要的满清大臣，以便造成一种有利于革命的声势。周树人不能理解，为什么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要依靠暗杀来声援。思想过于深远，往往显得抽象空洞，不易为群众所了解；而权宜的做法，由于同具体的事实相联系，反而变得易于把握。因此，龚宝铨的冒险计划，很快得到与会大多数同志的响应。
周树人沉默着，一支接一支地抽烟……
大会决定派遣陶成章和魏兰分别往浙江、安徽联络会党；龚宝铨往上海组织暗杀；沈瓞民往湖南，与华兴会的黄兴建立联系。眼看这些同志返回祖国，偕将更多一批年轻有为的志士闯入死地，周树人心里十分焦苦。这时，他的耳畔仿佛有炸弹的嘶鸣，眼前则是倒毙的尸体和纷飞的血肉……他没有说话。真理和辩论，不是任何时候都是不可战胜的。在会议进行的不太长的时间内，靠近他的桌面，插满了一个又一个被强行按灭的烟头……
会后，他突然接到充当刺客的任务。
他不会想到，刚刚参加组织，就一头撞进一个巨大的冒险主义的计划之内。他知道，这个计划所以能够产生权威性的力量，显然受到社会上的某种思潮的支配。当一种思潮已经形成具体的物质环境，单靠个人的能量是万难改变的，当然这也并不妨碍自己作内在精神上的坚持与对抗。但是，现在是不可能了。为了使整个组织不致蒙受革命意识的损害，只有牺牲自己，从生命直到真理的秘密。彼岸是可系念的，而此刻行进在混茫之中，周围已是礁区。既然航船选定了这样的航路，不能倒退，也不能停泊，作为一名水手，那么就坚守被指定的位置，慷慨奔赴死亡吧！在未来的日子里，他相信那些同样为彼岸所招引的人们，将会严峻对待沉沦的事实，从回避中找到一次正确的航行。
如果生命仅仅属于自己，即使作无谓的牺牲，他也会毫无顾惜，可是，一旦想及同自己的生命密切关联的几个人，尤其是母亲的那种失去亲人以后的惨苦无告的目光时，却不免踌躇起来。
“我可以立即动身的，”周树人对组织说，“现在只想了解一下，如果自己死了，剩下老母，那时候该如何替我照料呢？”
对于一个革命者，领导命令去做的事情是只能遵命的，想不到执行之际，他竟还会这样提问题。既然是铤而走险，还有这些后虑怎么行呢？于是，组织上回复说：“不用去了，你算了吧。”
事情这样过去了。
谁也未曾怀疑他对革命的忠诚，可是，他的心中却从此留下了一道深深的擦痕，一种不被理解的屈辱在啃啮着他。他清楚地知道：自己与同志之间在观点上所存在的距离。如果因此而竟不能获得同志的信任，那么，获得真理的信任也当足以自慰吧？
他不能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