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的造山运动出现了这样一种变化：在20世纪的海平线上，具有全国规模的纯粹的农民暴动渐渐沉降，作为新生力量的资产阶级开始迅速上升。
分裂是伟大的。从一个古老而庞大的体系中分化出来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不到十年，就暴露了臀部的封建纹章，于是新的裂痕又产生了。革命派高喊着一个口号走向时代的前台：“排满！”这个口号不但使整个那拉氏政权面临严重的威胁，一群维新派分子也不禁为之惊惶不安。他们躲进残旧的古堡，在政治思想战线上，布置了一场对革命派的抵抗。然而，抵抗是没有力量的。科学的、民主的、进步的世界性潮流奔腾激荡。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由于以强旺的民族意识进行鼓动，很快便博取了知识分子的普遍同情。革命派的旗帜不可阻挡地成了社会的意向。
时间越来越明确地证明了一个事实：依靠落后的生产方式孕育起来的愚昧的阶级或者集团，根本无法开拓历史的新场面。近代科学知识，作为新型的生产力，大大推进了历史的进程。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已经不复为陈腐的儒家经典所可以囊括；其中的一部分，由于西方科学的灌输而充实成为国内的第一批先进人物。正是在这批人物中间，产生了不同于过去的草莽英雄的职业革命家。在近代中国，可以说，没有哪一位伟大的革命家不是经历过欧风美雨洗礼的。
留学成了新的时尚。当时，日本历经明治维新的阶段，奇迹般在东亚崛起。尤其在甲午战争以后，它不但获得了巨额赔款，而且掠夺了大片的中国领土。随着海外市场的扩大和战争胜利的刺激，国内经济和军事实力出现了巨大而迅速的增长。一衣带水，相形之下，益加显示了中国的劣势。清政府为了挽救自身的危机，不得不忍受战败的屈辱，把这弹丸岛国当成为取法欧美的样板，不断地派遣留学生负笈东来。就这样，东京，一时间成了中国留学生的中心，成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保皇派领袖云集的所在地，成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飓风口。
探索者/岛国的热血与星光人间鲁迅（上）周树人刚刚踏上日本国土，随即面迎了东京的一起爆炸性事件。
国学家章太炎选定明末崇祯皇帝自缢身死的日子——4月26日，即阴历三月十九日作为国耻日，发起“支那亡国纪念会”，借机宣传反清革命思想。他亲自起草了一篇措词激烈的宣言，并拟定东京上野公园内的西式菜馆精养轩作为开会地点。留学生报名赴会者多达数百人，孙中山署名为赞成人，梁启超也悄悄地签署了自己的名字。大会召开的消息，惊动了清朝驻日公使蔡钧。由于他的干预，日本政府明令警视总监取消这次会议，传讯章太炎等十个大会发起人。
杯水车薪。反抗的情绪一旦燃烧起来，便不会轻易被压服。在孙中山和章太炎等人的努力之下，会议终于在横滨如期举行。香港的《中国日报》为此发布了消息，以反清为宗旨的大会精神，弥漫了整个的中国知识界。
东京气候变得相当燠热。这种气候，使一个青年爱国者的头脑更快地成熟起来。
周树人温着“戎马书生”的好梦。因为有消息说，他们有可能进入成城学校去学习。靠近“三桥旅馆”的窗口，望一片异国的轻云，他兴奋地将情况写信告诉了二弟。
可是，他不知道，原来的学籍虽然附属于江南陆师学堂，学的却不是陆军而是采矿，根据清朝公使与日本政府所订的定例，那是没有资格进入这所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的。这次偶然的否决在一生中带有决定性的意义。他再也无须留恋滴血的锋刃，而有了一个从容选择别种武器的机会了。半个月以后，他成了弘文学院的学生。
弘文学院，是教育家嘉纳治五郎专为中国留学生设立的一所速成教育学校。1902年1月，校部迁至市内牛逾区五轩町三十四番地，此后又另外开辟了两处校舍。后来因为有些留学生以为“弘”字与乾隆皇帝的名字弘历相忤触，为了避讳，于是改为宏文学院。
学院以教授普通科为主，学习日语和普通科学知识，为升入高等专门学校打下基础，同时兼设各种速成专科班，供学生在短期内获得一些知识和一纸文凭。此外，还为赴日考察或学习教育者开办旁听班。周树人和同来的同学都被编入普通江南班，期限二年，学习时间是相当紧迫的。
当时，留学生大多从旧式学塾和书院中来，他们可以作漂亮的八股文和试帖诗，至于什么声光化电，几何代数，ABCD之类，向来是陌生的，因此，对于学院规定必修的自然科学的课目，都感到极难应付。周树人由于在矿路学堂时期经受过这方面的训练，加上基础扎实，自然绰有余裕，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而致力于攻读日语。日本译书既快且多，掌握了这样一门语言工具，便可直接或间接地阅读更多的世界名著，而无须经过严复、林纾之流的中介，即使他们的译笔曾经那般地令他沉醉。
在学院里，学生每人收费二十八元日金，除了二十五元作学费外，另发三元零用，周树人的生活，不会比南京时候有更多的宽余。从国内带去的十双白袜，因为常穿皮鞋，结果既不能自用，也不能卖钱；至于一元的银元，日本早已废置不用了，只好赔本换了半元的银元和纸币。他想起出国前措置这些东西的小心备至的情景，不免哑然失笑。没有任何积攒，三元零用钱，都叫香烟和零食给花光了。买不起高贵的“敷岛”牌香烟，就抽廉价的“樱花”牌。他喜欢樱花、爱吃的零食有蛋糕和落花生，买来就放在抽斗里，随时取出充饥。香烟是最可亲近的。它不但能为人驱赶倦意，夹一根在指间，看火星乍灭还明，烟云依依不散，在一个寂寥的世界里，于是也就有了一个可以相对守坐的朋友了。
新异的国土，新异的语言和知识，多少覆盖一些黯淡的离思，在给家里寄去一卷自撰的《扶桑纪行》之后，6月，周树人又寄出一张照片。在背面，他用了不无快意的谐谑的调子写道：会稽山下之平民，日出国中之游子。
弘文学院之制服，铃木真一之摄影。
二十余龄之青年，四月中旬之吉日。
走五千余里之邮筒，达星杓仲弟之英盼。开始不久的留学日子，在他的眼中熠现着理想的光彩。恍如严冬过后，乍见初绽的花枝，虽是一枝独秀，却有着拥抱整个春天的温暖而清新的感觉。
神田区骏河台有一座别墅式的两层楼房——清国留学生会馆。
这个策划留学生全体活动的机关，从蔡钧率先发起成立的那天开始，就置于清政府的控制之下。可是，被招致的留学青年，却把它称作美国费城的独立厅。正是在这里，他们举起革命的巨锤，给清政府敲响了第一声丧钟。
会馆大楼底层设有多种房间，像接待室、会议室、事务室等等，楼上是教室；楼房之外还有一间单独的小房，主管传达、收发，兼售会馆出版的书刊。这些书刊惹起周树人浓厚的兴趣，常常跑来翻阅，从中捕获国内的最新信息，追索革命的态势，倾听青年爱国者的心声。还有会议场上盛大的集会，演说场中激烈的演说，都是他所乐于接触的。他是火，是火就得找燥热的地方支持自己的燃烧。
记得首次参加集会是在锦辉馆。演说的是一位头扎白纱布的操着无锡腔的英俊青年，那话题，自然是最时髦的排满。他滔滔不绝的慷慨的言辞，使周树人和所有的听讲者充满了敬意。
“……我在这里骂老太婆，老太婆一定也在那里骂吴稚晖——”
周围顿然腾起一阵哄笑。
“老太婆”者，当是指西太后了。吴稚晖在东京开会骂西太后，无疑这是事实，但凭什么便断定西太后也在北京骂他呢？周树人不免感到扫兴，心想：演讲固然不妨夹着些笑骂，但类似这般无聊的打诨，却是非但无益，而且有害的。
正是这个吴稚晖，作为主角，演出有名的成城学校入学事件。
6月间，自费生钮瑗等九人申请进入成城学校学陆军，遭到蔡钧的拒绝。清政府十分害怕革命者掌握军事知识，对从中毕业的学生将任军队要职的前景，尤其感到恐怖，因此严格规定：除了政府保送的官费生，所有自费生一律不准进入成城学校。当时，吴稚晖作为广东大学堂教师，刚好带领着广东籍留学生住在东京。他对钮瑗等人的境遇非常同情，为此，结同孙揆均等二十六人到使馆静坐请愿。蔡钧勾通日本警方，把他们拘留起来；接着，东京警视厅以“扰乱治安”的罪名，宣布将二人驱逐出境。在押送途中，吴稚晖乘机跳落城河，旋即被救。有名的《新民丛报》披露了这个自杀未遂的消息。江苏籍学生秦毓鎏等几次前往公使馆诘问，蔡钧不但拒不接见，而且照样拘留了他们。这样一来，便引动了久积的公愤，全体学生马上集会抗议，从此，反对清政府的斗争再度进入高潮。
斗争结果，蔡钧被调走了，九名自费生于翌年获得正式保证，允许进入成城学校；第一个明确以反清革命为宗旨的留学生团体——青年会，在热潮中应运而生。
时势造英雄。群众性的斗争造就了不少名噪一时的领袖人物，但是，周树人对他们往往不抱好感。他重视人格，当他凭自己的敏感，辨识到了盛名之下的私心，那最不可容忍的浮躁，伪诈与专断时，就会立即远离他们。在留学生中间，能被他引为同类者并不多，过分的自爱使他显得有点儿孤僻。
他常常一个人走进大丛林里去。
在丛林里，他会很快地忘却自身的孤独，仿佛自身也化作其中的一片绿叶了。没有一片叶子是相同的，然而又各各长得多么强劲，多么丰腴，多么美丽呵！他畅意地采撷着、呼吸着，每每惊异于充盈其间的空气，何以会变得那般地富于生机。它形而上，既来自林木又不黏着于林木，完完全全是一片浑然的绿意，不见形影，却无所不在。
那是书籍的丛林。为他所时时感触到的周围的绿意，便是流泛于由众多元素、细胞、动植、人物、机械、事件等构成的枝叶婆娑的世界中的一种精神。在他的抽屉里，有古希腊、罗马神话，拜伦的诗，还有尼采的传。试看异国神话，那神秘而大胆的想像，不正是人间的正义与邪恶之争的虚幻的折光吗？说到拜伦的诗，文字其实是算不了什么的，要是比起他的独立不羁的人格。至于尼采就更不用说了，这个个人主义的至为雄桀的人物，其“超人”学说实在是人类的自觉精神和进取意志的鼓吹。从前读《天演论》，常为严又陵再三致意的“自强”精神所激动，想不到就在尼采的身上和书中找到了这种精神的具形。难怪日本思想界对他那么感兴趣，要腾出那么多的地方去介绍他，甚至为了他而无止无休地争辩！……
精神追求几乎成了周树人生命中的全部。怎样才能使一个人的灵魂健全起来？怎样使一个民族的实力壮大起来？中国的出路问题渐渐成了无数次思考的交叉点。他不仅自己阅读，还把那些具有启发性的书刊，如《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译书汇编》、《浙江潮》、《西力东侵史》、《朝鲜名家小说集》等，从书店陆续买下，寄给国内一样焦渴的二弟。
东京的风景是迷人的。富士山麓，春雪融融，江户川畔，樱花如织。无论是夕照的猩红，或是月夜的皎白，都令人感到这地方的天空是分外的澄明。凡爱美的人都不会不爱风景，只是对于周树人来说，少年时代的折磨已经多少擦掉了一些对那遗世而独立的山水的敏感。况且，他一直耽于人世问题的思索，背负着人类创造的责任，总是不肯放下。在他的视界里，一个民族的文化是远比它所拥有的风景更美丽的。在阅读西方的政治哲学和文学书籍以外，他还披览了不少日文的美学书，留意日本的画谱，从浮世绘木刻中间发现现代美术的风格。即使逍遥于美学境界，那些由美感传达的亲密的私语，最后还是告诉了他：日本民族怎样的执著不深，容易蜕变，适于生存，它怎样的不像幸存的古国，自恃陈旧的文明，一切僵化，往灭亡的路上走……灌注在大脑中的还是民族，还是变革，还是《天演论》那一套。真没有法子！从小开始，他就注定了不能超脱，注定了要隐忍着摸索着挣扎着奋斗着度过此后的艰难的一生。
不久，周树人认识了一位同乡青年，有幸终于找到了精神上的最可靠的友伴。
这位友人叫许寿裳，字季茀，杭州求是书院的学生。他是由官费派来的，同样进的弘文学院，只是被编入浙江班里。比起周树人，他要高出半个头；而满头短发，剽悍而洒脱，使一直拖着辫子的周树人非常爱慕。他常常把上衣敞开，有意无意间显示出一种阔大的气魄。虽然，他不喜欢夸夸其谈，但是一旦议论开来，也会异常激烈。只有微垂的眼睑透露了他的多思，宽大的鼻子和微厚的嘴唇，刻画着天生的仁爱。
具有共同素质而且作着共同追求的人，容易增进相互的了解。当初两个人的交往并不多，虽然每次见面，都感觉彼此间有着新的接近。
有一次，当聚谈到历史上中国人的生命不值钱，尤其是做异族奴隶的时候，两个人一同沉默起来，谁也没有话说。语言这东西，有时候显得最没有力量，甚至完全是多余的。好像这段悲哀的沉默，就远胜于万千般言语，一时间把心灵之间仅存的一层障壁给打通了。从此，他们的来往突然变得频繁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