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寓言不仅具有卓越的思想价值，是先秦思想家、哲学家们思想智慧的结晶，读来益人心智，启迪良多，而且技巧丰富，手法娴熟，风格多样，处处体现出作家们伟大的艺术创造的才华，取得了多方面的极其宝贵的艺术成就。具体而言，先秦寓言的艺术成就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先秦寓言多具有故事性的特征
寓言的主要特征是用借喻的方法寓意义于故事之中。先秦寓言大都具有故事性和较完整的情节，甚至在部分寓言中已经有生动的人物形象的刻画和戏剧性的描写。
试读《韩非子》中的“和氏之璧”，这篇寓言即具有较为完整的故事和特定的情节：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献之厉王；厉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为诳，而刖其左足。及厉王薨，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献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为诳，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泣尽而继之以血。王闻之，使人问其故，曰：“天下之刖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刖也，悲夫宝玉而题之以石，贞士而名之以诳，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宝焉，遂命曰：“和氏之璧”。
卞和在楚山得到一块价值连城的稀世珍宝——璞玉，进献朝廷，却被依附权势的庸碌工匠一口咬定是石头。而厉王、武王既不能慧眼独识，又听信谗言，造成了“宝玉而题之以‘石’，贞士而名之以‘诳’”的悲剧。但卞和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在奸佞小人当道、昏君专权的恶劣环境中，敢于坚持真理。他坚持说这块玉是宝玉，平白无故地被砍掉了双膝，含冤忍辱地蒙受了骗子的罪名，这是多么惨痛的代价啊。但是，真理是永存的，一旦被人们认识，就会闪耀出灿烂的光辉。直至文王出现，他“使玉人理其璞”，经过玉人去伪存真的加工整理，彻底推倒强加在这块璞玉身上的一切不实之词，还其宝玉的本来面目。这样，卞和的名字和宝玉双莹联辉，传颂千古。
《韩非子》寓言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其中的历史气息非常浓厚。其中有不少被学者认为是寓言的，实际上从某个角度来看，也可以说是历史故事。也就是说，他只是把相关的对历史事件的记述重新审视，改变角度，重新进行润饰加工。章太炎在《与刘师培论学书》中说：“韩非采《左氏》说最多，其辩论繁而不杀。”原因有两个：一是历史典籍当时已大量出现，读书人已能接触到这些史籍。二是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不重空灵虚幻、神思缥缈，注重所有言说、谈论的事件都有事实根据，信而有征，可征。二者又可归结为对历史价值的重视。但是，历史故事从发生了的特定时空中被抽取出来，它的历史学价值其实已经有所改变，显示出价值向社会学领域的挪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它对于现实的借鉴性，这也正是寓言以及所有说教性文学的目的。所以，依此而言，这些经过加工、脱胎于历史记述的故事已经具备了寓言的特质和功用。在《韩非子》一书中，不少历史故事已经被寓言化，同时，这也使韩非子的寓言具有了情节化、故事化的特点。
《韩非子》中的历史性寓言，虽然大多出于虚构，但由于韩非子对历史人物性格的悠游从容的把握，从而使故事显得非常真实，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而且，《韩非子》寓言中的人物形象出现类型化倾向，如愚人、坏女人等。
战国时期，郑国为韩国所灭。郑人在文化上自然成为劣势群体，成为被调侃的对象，郑国人也成为“愚蠢”的代名词。《外储说左上》就有多则关于郑人的具有反讽意义的寓言：郑县人卜子妻之市，买鳖以归。过颍水，以为渴也，因纵而饮之，遂亡其鳖。
郑县人有得车轭者，而不知其名，问人曰：“此何种也？”对曰：“此车轭也。”俄又复得一，问其人曰：“此是何种也？”对曰：“此车轭也。”问者大怒，曰：“曩者曰车轭，今又曰车轭，是何众也？此女欺我也。”遂与斗。
郑人有相与争年者。一人曰：“吾与尧同年。”其一人曰：“我与黄帝之兄同年。”讼而不决，以后息者为胜耳。
不仅韩非子的寓言具有情节化、故事化的特点，许多寓言都具备这一特点。
《列子·汤问》中的“愚公移山”这则寓言不仅有完整的故事、丰富的对话，还有情节的展开，己近似于魏晋短篇小说的体制：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阳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惩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谋曰：“吾与汝毕力平险，指通豫南，达于汉阴，可乎？”杂然相许。其妻献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损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杂曰：“投诸渤海之尾，隐土之北。”遂率子孙荷担者三夫，叩石垦壤，箕畚运于渤海之尾。邻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遗男，始龀，跳往助之。寒暑易节，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残年余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长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彻，曾不若孀妻弱子！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应。操蛇之神闻之，惧其不已也，告之于帝，帝感其诚，命夸娥氏二子负二山，一厝朔东，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汉之阴，无陇断焉。
这篇寓言先交代故事发生的起因与环境，写九十多岁的愚公要搬掉挡在自家门口方圆七百里、高达万丈的大山，紧接着以愚公全家商议移山为中心展开叙述，愚公的妻子却在会议之上对愚公的想法提出了疑问，这可以说是整个故事中的第一个悬念与波澜；当解决了所有的问题之后，愚公便并亲自带领子孙挖山不止。后来，在故事的发展过程中又通过河曲智叟的嘲笑巧妙地设置了第二个悬念矛盾，故事情节显得跌宕起伏。直到当愚公的伟大壮举最终感动上帝，并派人背走了这两座大山时，才使矛盾得以圆满解决，也使文章首尾呼应，完整圆合。另外，在塑造形象时，这则寓言主要通过对话、对比来表现人物性格，将愚公的伟大气魄和坚强毅力、妻子的多疑担心、智叟的自作聪明与懦弱胆小，都刻画的鲜明生动。尤其对帮助愚公移山的换牙年龄的小男孩的动作细节描写，仅仅只用了四个字“跳往助之”，便生动传神地刻画出了那个男孩的天真活泼，勉力相助。这则寓言通过愚公全家移山感动天神的故事告诉我们，做事情时一定要有决心和毅力，这样才能取得胜利，同时也反映了我国劳动人民与大自然作斗争的雄伟气魄。
总之，先秦寓言已经有了较完整的故事情节，可以说，这一类寓言除了作为它本身的特点值得我们关注之外，它也为后世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已从情节的虚构及体式等方面开了我国短篇小说的先河。
二、先秦寓言创造性地运用夸张手法
先秦寓言广泛地运用了想象夸张等手法，体现了包括民间作者在内的作家们极为丰富的虚构能力和想象力。尤其是以庄子为代表的浪漫主义作家，他们长期受到南方巫风文化的熏陶，受到丰富的神话故事的影响，他们更具有惊人的想象和夸张能力，这就使这些寓言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效果。这些想象和夸张大致体现在以下这些方面：
首先，为突出事物形体上的某一特征而使用夸张。《庄子》寓言中那些奇幻的想象、大胆的夸张和出神入化的描摹，无不令人惊叹。如“鲲鹏展翅”，极富神化色彩，由几千里的大鱼化而为鸟，而且“其翼若垂天之云”。这奇谲大胆的想象在先秦其他作品中是不曾有过的。又如“任公子垂钓”，任公子做了一幅特大的钓具，钓饵竟用了五十头大肥牛，“蹲乎会稽，投竿东海”，一年之后得一大鱼，“离而腊之，自制河以东，苍梧以北，莫不厌若鱼者”，钓上的鱼竟然让江南的人们吃得生厌。而且其中钓鱼场面之壮阔，气势之宏伟，令人叹为观止，其中写大鱼食饵，“牵巨钩，路没而下，鹜扬而奋尝，白波若山，海水震荡，声作鬼神，惮赫千里。”可谓奇情壮彩。以上两则是宏观上的夸张，先秦寓言还有微观上的夸张，如“触蛮之争”的故事，两个国家的战争竟然微缩到蜗牛的两个角上，一次争斗竟至“伏尸百万”，收兵回国竟要“旬有五日”。这样奇特的构思和想象实在是无与伦比的。
其次，对于个人形象的夸张。这一类夸张往往是抓住社会上某种人的思想行为特征，运用丰富的想象，加以夸大渲染，有时看似荒谬，实则寄托教诲，隐喻哲理。这类寓言人物多采用“某人”“有人”“郑人”“宋人”“楚人”之类的泛指，没有确切的真实姓名，也不一定真有其事。寓言的人物及故事，纯属作者杜撰、虚构。但在现实生活中，又确确实实地存在这种现象，寓言则寄庄于谐，寓教于乐，在嘲笑讥讽中影射比较普遍的社会问题。如《吕氏春秋》中的“掩耳盗钟”，这则寓言即对盗贼的心理状态夸张得奇妙异常：
范氏之亡也，百姓有得钟者，欲负而走，则钟大不可负。以椎毁之，钟况然有音。恐人闻之而夺己也，遽掩其耳。
作者紧紧抓住盗钟者因为钟大不能背走，砸碎它又怕别人听见的惶惑心理，让他演出一场掩耳盗钟的丑剧。这种丑剧在现实生活中不一定确有其事，但是做贼心虚、自欺欺人的人和事却是普遍存在的，这则寓言的重要意义就在这里。
再如《列子·说符》中的“疑邻窃斧”，也夸张地渲染了人物的心理：人有亡斧者，意其邻之子。视其行步，窃斧也；颜色，窃斧也；言语，窃斧也，动作态度无为而不窃斧也。俄而扬其谷而得其斧，他日复见其邻人之子，动作态度无似窃斧者。其邻之子非变也，已则变矣；变也者无他，有所尤也。
这段寓言记录了现实生活中常见的一个小故事，一个人丢了斧子，就怀疑是其邻居的孩子所盗。于是，无论是邻居的孩子走路，还是说话，在他看来都像是偷了自家的斧子。后来，他无意中找到了自己的斧子，再看邻居家孩子的时候，觉得一切都又很正常了。
先秦寓言的许多人物形象，经过作者的夸张、渲染，构成一幅幅含蓄幽默的漫画。作者不仅用它来讥讽现实，而且也用它来总结经验教训，寄托哲理。如《庄子》中“丑女效颦”：故西施病心而颦其里，其里之丑人见之而美之，归亦捧心而颦其里。其里之富人见之，坚闭门而不出；贫人见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颦美而不知颦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穷哉！
作者仅用“其里之富人见之，坚闭门而不出；贫人见之，挛妻子而去之走”，寥寥几笔，就渲染了人们对盲目模仿、弄巧成拙丑态的憎恶。
三、先秦寓言广泛采用拟人化手法
拟人化手法的运用也是先秦寓言一个突出的艺术特征，先秦寓言中的拟人化故事，往往根据动植物或无生物本身的特性塑造形象。
如《战国策》中的“土偶人与桃梗”：今者臣来，过于淄上，有土偶人与桃梗相与语。桃梗谓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挺子以为人，至岁八月，降雨下，淄水至，则汝残矣。”土偶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土则复西岸耳。今子东国之桃梗也，刻削子以为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则子漂漂者将何如耳。”今秦四塞之国，譬若虎口，而君入之，则臣不知君所出矣。
这则寓言根据土偶遇水分解沉淀归回本土，桃梗遇水漂流四方不知所归的特点，赋予它们以人性。通过它们饶有情趣的争辩，说出了这样一个道理：一个人失去施展政治才华的土壤，就将像桃梗那样随波逐流，失去依托，自然的物性与社会的人性结合在一起，形象贴切，使寓言人物的思想光辉脱颖而出，产生巨大的艺术效果。
在拟人化手法的运用中，有时候动植物、无生物的寓言形象并没有直接出来说话，但却仅仅通过形象的塑造委婉地表现出作者的思想感情，也同样产生强大的艺术感染力。如《伯乐识骥》这则寓言：君亦闻骥乎？夫骥之齿至矣，服盐车而上太行。蹄申膝折，尾湛胕溃，漉汁洒地，白汗交流；中阪迁延，负辕不能上。伯乐遭之，下车攀而哭之，解纻衣以幂之。骥于是俯而喷，仰而鸣，声达于天，若出金石声者，何也？彼见伯乐之知己也。
当伯乐看到一匹千里马拉着沉重的盐军挣扎着上坡的时候，不禁为它的不幸遭遇而痛哭，深情地攀扶着它，并脱下衣服给千里马盖在身上；当这匹得不到赏识的千里马处于穷困潦倒之中，而受到慧眼独识的伯乐赏识，并得到亲切的关怀之际，把满腔的感遇之恩化作一声声可比金石的冲天长鸣，响彻云天。寓言只集中描写了这样一个场面，它的深刻寓意便已清楚地显露出来：世上非无千里马，关键是要有伯乐那样的眼光去发现它，否则千里马也只有老死于盐车之下。这样的写法形象生动而含蓄蕴藉，巧妙地把人世间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抱穷守贫的遭遇融进千里马的自然特征之中，耐人寻味，读之余味无穷，千百年来紧紧地拨动了无数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的心弦，引起了强烈的共鸣。
先秦寓言还往往以动物特定的生活习性进行寓意。庄子笔下的大鹏、学鸠、商丘木、井蛙、海鳖、螳螂等等寓言形象，既体现着自然界该物类的特征，同时又寄寓了社会生活中某一类人的性格、精神风貌。同时，这双重特征在形象中融为一体，水乳难分。如《庄子》寓言中的鹏“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的动作既符合自然界的鹏鸟，又象征着仁人志士志向远大、任重而道远的精神境界；学鸠“决起而飞，抢榆枋”、斥“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这些都只是小鸟自然的动作，然而这些小鸟们却自以为是地说：“此己飞之至也，而彼岂奚适也？”这就表现了庸人的心理。再如“坎井之蛙”中的井蛙和海鳖，便是根据其习性赋予其性格特征：以井蛙坐井观天的特点把它塑造成知识狭窄与浅薄的人；以海鳖生活领域的广大比喻其见多识广。此外，如《韩非子》中“三虱食彘”中的虱子，《战国策》中“鹬蚌相争”中的鹬与蚌等，都是根据动物的某种习性加以人格化了。再如先秦寓言中以鼠、猛狗、老虎、狐狸等象征恶势力，也都是从这些动物的凶猛或狡黠的某种习性引申出来的。这样不仅给人以强烈的真实感，也有助于领会寓言的深刻含义。
试读《战国策·楚一》中的“狐假虎威”：虎求百兽而食之，得狐，狐曰：“子无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长百兽，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为不信，吾为子先行，子随我后，观百兽之见我而敢不走乎？”虎以为然，故遂与之行。兽见之皆走。虎不知兽畏己而走也，以为畏狐也。
这是一则家喻户晓的寓言故事，狐狸用计谋蒙骗了一只愚蠢的老虎，使自己得以脱身。在人的心目中，老虎凶猛残暴，常常称它为兽中之王，所有的动物在兽王面前不过是束手待擒的猎物。狐狸尽管不如老虎勇猛，但却奸诈狡猾，这都是动物的自然特性。寓言作者展开丰富联想的翅膀，巧妙地借助狡诈的狐狸形象，辛辣地讽刺了假借他人权势而吓唬弱小者的卑劣行径；借凶猛的虎的形象，嘲笑了被他人利用而毫不察觉的强暴者的愚钝。既写出了狐与虎的自然特征，又赋予了它们与之相适应的具有典型意义的社会个性，使故事形象更丰满。后世用“狐假虎威”来形容那些借外力作威作福、欺压别人的人。同时，还可以引申说明仗势欺人的坏蛋，虽然能够嚣张一时，但最终决不会有好的下场。
《韩非子》中的“三虱争论”也借用虱子嗜血成性的特点来比喻统治阶层之间互相残杀的现象：三虱食彘，相与讼，一虱过之，曰：“讼者奚说？”三虱曰：“争肥饶之地。”一虱曰：“若亦不患腊之至而茅之燥耳，若又奚患？”于是乃相与聚嘬其身而食之。彘臞，人乃弗杀。
这则寓言将那些争权夺利、完全不顾及自己生命的统治阶级比喻为嗜血成性的虱子，他们不顾一切地“争肥饶之地”的时候，竟然忽略了自己的生死；而当意识到大难临头的时候，才想办法平息内讧、相互联合以保全自己，这一现象可以说是春秋战国时代诸侯你争我夺的真实写照。颇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的智慧竟然连小小的虱子都不如。
四、语言精练，通俗易懂
先秦诸子中许多人本来就是杰出的语言大师，他们在运用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的同时，往往又能以极其精炼生动而富有表现力的语言出之，于是使得众多的寓言作品各具特色，美如珠玉。就其语言的生动性而言，有的已达到语言性格化的要求；就其语言的精炼性说来，寓言往往用语不多而含蕴极深，短者一篇只有十多字，长者也不过四五百字，但观点鲜明、寓意深刻，通俗易懂，富有强烈的讽刺性和战斗性。
如《孟子》中的“拔苗助长”：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
整个故事有头有结尾地对宋人的言行、神态、语气都进行了记录与描写，全文共四十一个字，便把一个因拔苗助长而累得疲惫不堪的憨态可掬的宋人形象活灵活现地勾画出来，可谓准确之至、精炼之至。同时，也说明了一个深刻的哲理：办任何事物都不能急于求成，不能违背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
此外，先秦寓言也注意通过简短的人物对话来展示人物性格。如《韩非子·说林下》中的“避悍”：有与悍着邻，欲卖宅而避之。人曰：“是其贯将满失，子姑待之。”答曰：“吾恐其以我满贯也。”遂去之。
这段答话十分俏皮，却富有哲理。只此一句，就勾勒出一个诙谐而又深谙人事的人物性格。
总之，先秦寓言往往以“语约而辞尽”的明快笔调取胜，常常寥寥几笔，便勾勒出打动人心的画面和形象，先秦寓言在语言技巧上的高度成就和先秦诸子的苦心锤炼、精益求精是分不开的。
先秦寓言以其广阔的内容、精湛的思想以及艺术上的独创性在先秦文学中占据突出的地位，给后世作家以深刻的启迪，成为后世作家进行创作加工的源泉。其中的许多故事，如杞人忧天、愚公移山、拔苗助长、望洋兴叹、丑女效颦、邯郸学步、滥竽充数、自相矛盾、守株待兔、刻舟求剑、画蛇添足、狐假虎威等等，早已成为脍炙人口的成语典故，丰富了中华民族的语言及思想。这些寓言不仅以其简短的故事形式、含蓄幽默的特点、夸张形象的比喻等特征成为先秦文学中的一颗明珠，同时也直接为后代的笑话、讽刺小品所继承，并且对后世的小说、戏剧的发展也起到了诱发的作用。
1.试论先秦寓言的艺术成就。
2.谈谈先秦寓言夸张手法的运用。
3.结合作品谈谈先秦寓言的生动性和形象性。
4.试比较庄子与韩非子寓言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