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书李鸿章是失败了，但孙先生没有丝毫灰心的表示。当他到北京时，看见满洲人的骄奢淫逸，庸黯无知，官僚的昏暗腐败，百政废，他断定满清政府的崩溃，是时间问题，因此排满的志向愈加坚决了。但是他经过这一次刺激，却增加了很多经验，他知道革命的运动，决不能依靠现成的势力，来企图实现他的主张，他承认上书李鸿章，是一个错误的幻觉，显然是已成泡影了，他现在须要自己树立一种势力，站在现成势力的对面，坚决地奋斗，冲破这现成的势力，才能完成革命的目的。然而革命的势力，怎样才能树立呢？那当然要有革命的团体，因此，孙先生决定重到檀香山去。
檀香山是孙先生旧游之地，那里有他的同胞哥哥德彰公，更有许多同乡华侨，无论在感情上，还是在经济上都能给孙先生很多帮助的。因此，他这一次重到檀香山，是怀着无限希望的。
太平洋的怒潮，不间断地在掀起。孙先生第三次到檀香山，他把革命的种子，从太平洋怒潮中带来了。旧时的亲友，他们应当怎样地对这一个怀有大志的少年，表示刮目相看？他以真挚的热情，开始向一切认识的以及不认识的祖国侨民宣传了。然而，风气毕竟还是闭塞。革命的呼声，似乎刺痛了他们的耳鼓，大家都掩着耳走开了。胼手胝足的华侨，对于祖国是最关心的人，但那时说到满清政府的腐败，以及如何改革的办法，这些政治的问题，似乎与他们的生计问题有些不相关联，他们是不会发生兴趣的。富有演说天才的孙先生，就滔滔地替他们解释多少疑惑，说许多刺激的兴奋的话，鼓吹，鼓吹得舌敝唇焦了，才得到一部分人的了解和同情。经过几个月的宣传，孙先生才决定结合少数同情的人而成立革命的团体。赞助最有力的，就是德彰公和邓荫南二人，他二人都愿倾家相助，这是很难能可贵的。
大约是纪元前十八年（1894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的事情吧，中国革命团体的元祖，在檀香山创立了，地点是在卑涉银行（The Bank of Beraice）华经理何宽的家里，到会的有何宽、李昌、黄华恢、邓荫南、刘祥、黄亮、郑金、程蔚南等，由孙先生主席，提议组织革命团体，大家就决定定名为“兴中会”，并且发表了中国专制政治史上第一篇革命宣言——《兴中会宣言》。
我们从乙酉年孙先生决志革命算起，到现在创立兴中会，恰恰十个年头。在这十年内，正是满清政府辱国丧权，倒行逆施，造成了内忧外患、最严重的存亡关头。在这时期以前的国内外大势，是由鸦片战争到五口通商，接着便是十四年的洪杨战争，纪元前五十六年至五十二年（1856年至1860年）英法联军之役，中国民族开始在不平等条约的桎梏中，沉沦于惨苦悲痛的生活。而满清政府的黑暗和社会经济的衰退，亦随之表现。到了这时期，便每况愈下，如日本的侵台湾，取琉球，到法越战争以后，更割安南以求和，满清政府的懦弱无能，和列强势力的侵凌威逼，更充分地在国人面前呈现无遗。于是藩篱尽撤，版图日蹙，如我藩属缅甸的被灭，黑省爱珲、漠河等地的被削，澳门被迫承认葡萄牙管理，西藏哲孟雄的被割，帕米尔高原的被侵，我朝贡国暹罗湄公河地域的被占，种种悲惨的事实，纷至沓来。在内政方面，纪元前二十五年（1887年）河南郑州黄河决口，二十三年（1889年）江苏、浙江、湖北等省大水，二十二年（1890年）直隶永定河决口，二十一年（1891年）芜湖、丹阳、武穴等处焚毁耶稣、天主教堂等大闹教案，二十年（1892年）山东各河大水。天灾人祸，连年交集。满清政府反借此开河江地，追进捐例，搜括民财，贬价招捐置官，于是仕途冗杂，各省吏治，愈不堪问。满清政府的西太后那拉氏却大兴土木，修建颐和同，自纪元前二十四年（1888年）动工至二十年（1892年）告竣，费时五载，耗财至千数百万两。同时在社会经济方面，也起了巨大变动。因为列强借不平等条约的关系，直接或间接向满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作政治性或经济性的投资。譬如当时已有外国直接投资的和中国借款举办的铁路，列强已在中国沿海和内河发展了他们自己的航运。因此洋货充斥市场，原料大量输出，由于外货入超急剧的增加，现金外流，逼着中国向殖民地的道路飞驰。1875年（纪元前三十七年）以后，国际贸易每年都是入超，计1880年入超约一百五十万两，至1894年增至三千一百五十余万两。十五年间入超的数目增加约达三十倍。而国际贸易总额也由一万五千七百余万两，增至三万八千四百万两。中国的落后手工业在外国的新式机器工业冲击之下，纷纷破产了，农村也因为购买的都是制成品而卖出的都是原料，支付了一大笔利润，弄得入不敷出而日渐贫困。列强又在满清政府手里取得了在内地开采矿山，设立工厂银行，经营各种企业的特权，他们可以利用中国价格低廉的原料和劳动力，以新式的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和管理方法，制造商品，在中国市场销售，以获得厚利，这种对国家民族经济上的损失，更是无法计算了。所以孙先生在《兴中会宣言》上就劈头大声疾呼地说：“中国积弱，非一日矣！”这寥寥八个字，包含了无数辛酸愤懑的热泪。
造成这种积弱的原因，满清政府当然要负一大半责任，而人民智慧程度的低落，没有纠正这腐败的政府，也不能辞其咎。因此，孙先生接着很严正地指出：“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这种种恶因所造成的恶果，便是：
近之辱国丧师，剪藩压境；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文物衣冠，被轻于异族。夫以四百兆苍生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固可发奋为雄，无敌于天下，乃以庸奴误国，荼毒苍生，一蹶不振，如斯之极。
这是何等的慨叹！如此大好河山，竞被一大批满清政府的庸奴，糟蹋到了极点。
当时最著名的庸奴，第一就是叶名琛。1857年，广州民众因为承五口通商之后，愤怒外人暴慢无礼，惹起了许多纠纷，英法联军欲以兵戎相见，通知叶名琛限四十八小时让出广州。这时本可据理力争，和平解决，但他竟置之不理，相信“过十五日必可无事”。结果联军破城而入，叶名琛也被俘而去。广州其他守将联衔驰奏，才奉到咸丰所下革职上谕，内称：“叶名琛以钦差大臣办理夷务。如该夷等非礼要求，不能允准，自当设法开导，一面会同将军、巡抚等妥筹抚驭之方。乃该夷两次投递将军、巡抚、副都统等照会，并不会商办理，即照会中情节，亦秘不宣示，迁延日久，以致夷人忿激，突入省城。实属刚愎自用，办理乖谬，大负委任，叶名琛着即革职。”但是上谕已经太晚，叶名琛已被解往加尔各答，居镇海镇中，终以死闻。
第二件事情，是1878年满清政府派侍郎崇厚为全权大臣，与俄国交涉交还伊犁之事。这个糊涂的大臣，竟擅将伊犁南部特克斯河流域的广大平原，奉送了俄国。当时翰林院侍读学士黄体芳一奏，可以看出崇厚误国的种种：“窃惟朝廷遣使外国，意在安边。失词不可，专擅尤不可。史册所纪，及历届奉使诸臣，未有荒谬误国，如崇厚者也。查崇厚奉使俄罗斯，卑以全权，隆以优秩，宜如何筹划万全，以副委任。俄人愿归伊犁，酌予犒师之资，尚属可行，奈何不顾全局，不虑后患，通商划界，任意定约，因索地而弃地，欲弭衅而招衅？行之则商税日亏，要害尽失，不行则俄人有辞，更烦唇舌。其心但知畏敌国，而不畏皇太后皇上。于重大事件，不请谕旨，擅自许人，不候召命，擅自归国。”这种荒谬昏庸的事实，真足以被轻于异族，不齿于列强。
中法战争是予孙先生以及国人很大刺激的一次战役，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这次战役中，李鸿章实际上也是一个误国的重要人物，因为他始终坚持和议，虽有谅山之捷，但巴黎和约已定，事已无可挽回，于是签约，停战，撤兵，屈降。张之洞谓：“中法用兵年余，未有如今日之得势者，我撤彼进，彼中狡谋，悔不可追！”彭玉麟奏称：“法狡无信，和可许，兵不可撤。”左宗棠也主张：“宜慎要盟。”但满清政府没有接受他们的建议，仍谕以“获胜得不偿失，蹉跌更伤国体”，严令撤兵。这完全是李鸿章误国所致，也是满清政府昏暗懦弱的表现。局势到了这地步，“有志之士，能毋抚膺！”革命的势力，不得不抬头起来，革命的呼声，在孙先生领导之下，开始堂堂正正地怒吼起来了。
“方今强邻环列，虎视眈眈，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这一段是接着庸奴误国以后，很明显地指出列强侵略的可怕。内政和外交，是有不可分的关系。有这样腐败的满清政府，当然招致了这许多继续不断的外患，而这些蚕食鲸吞、瓜分豆剖的外患，更加速地促成了中国覆亡的危机；这真是中国存亡危急的紧要关头。当时国际上对中国的观念，非常恶劣，他们都认为将步非洲后尘，由列强分据统治。外国出版界讨论“中国问题”的书籍，大多用这样可怕的书名：“中国之割裂”（The Breakup of China）。“中国之瓜分”（The partition of China）。“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这是孙先生开始对四百兆国人沉痛迫切的警告，要大家共负起这救民救国的革命重任。
“用特集会众以兴中，协贤豪而共济，抒此时艰，奠我中夏。仰诸同志，尽自勉励。”这是说明创立兴中会的主要意义，也是宣言的最后一段，用画龙点睛的方法。说出了孙先生的抱负，他对中国革命的无限热望，就寄托在这最后一段的寥寥数语之中。
这一篇极简单的宣言，坦白地指出当时满清政府及其官吏的腐败无能，和中国国内外形势的险恶，种下了民族革命的种子；经过仁人志士们的热血灌溉扶持，就很快地发芽滋长起来。这是中国革命火焰的初现，中国的革命史从此就和孙先生的生活史打成一片而开展了。
那时候，加入兴中会的只有二十余人，收到会费和股份银（大约就是会规所定的义捐）共有一千三百八十八元。孙先生本想再从檀香山到美洲去，向华侨推广宣传兴中会的组织。但是这个时候，满清政府在中日战争中节节失败，充分地暴露它的弱点，全国的人心开始和满清政府发现离心的倾向，上海同志宋耀如以为机不可失，就飞函孙先生，要他立刻回国。
这位宋先生也是广东人，外国人称他为宋查礼。1879年当他还在儿童时就移居美国，毕业于万德毕尔特大学。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回国后在上海协助组成第一个青年会，又从事于印制出售《圣经》的工作。他有三个儿子，三个女儿，在此后很长的时期中，他们整个的家庭，都和中国革命发生最密切的关系。
孙先生经过一番精密的考虑，认定广东可以做革命的发动地，于是就和邓荫南经日本回到香港，这时大约已是十二月底了。（见《檀山华侨》）
孙先生经过日本横滨时，有一个广东人陈青，到船上来兜卖东西，孙先生因为他是中国人，而且是同乡，就向他说起革命来了。陈青听了孙先生的话，回去就对他的同乡说：
“今日船上有一个人，很奇怪的，他说要在中国造反呢。”
这个同乡好奇心起，就到船上去见孙先生。孙先生见他，就问他姓名，知道是姓谭名发，在横滨开洋服店的，两人就谈了一会。谭发听了孙先生的言论，就非常悦服，他很愿意在孙先生领导之下效劳。因此他对孙先生说：
“我虽是一个知识浅薄的商人，我却很想替先生尽点忠心，以后如果有什么事情，我一定出力帮忙的。”
他说了，就向孙先生鞠躬而去。孙先生也很奇异这个人，他因此知道以诚恳的态度去感化人，不是一件难事，革命思想的普遍发展，是有希望的，他对于谭发的自动访问，留了一个深刻的印象。
从日本到上海，孙先生足不停留地就到了香港，上了岸，就去找陈少白，这时少白大约还在雅丽氏医校读书，因为放年假回到广州去了。孙先生就在当晚坐了夜轮，赶到广州去找他。经过了许多转弯，在一个朋友的家里，终于找到了他，这时孙先生革命的情绪热烈极了，他不能安闲地在广州玩，就和少白当晚仍回香港去，他们于是商量联络全省革命同志，扩充兴中会组织的计划。不久，郑士良从澳门来，也就帮助孙先生联络同志。少白就到上海去找郑观应、陈建威以及其他同志，准备一齐回到广东来起事。
这时候，香港有一个团体，叫做辅仁文社，由杨衢云、谢赞泰主持社务，虽以开通民智为宗旨，但对于满清政府也处于反对地位的，因此，孙先生要他们加入兴中会，以便集中革命力量。杨、谢及一部分社员都很赞成，并且愿意取消旧社名义，免致分歧。于是纪元前十七年（一八九五年）正月二十七日香港兴中会正式成立了。总机关设在士丹顿街十三号，为免人注目，以奉行天命，其道乃亨的意义，就题了“乾亨行”的名号，装作做买卖的样子。
孙先生在这一次到香港扩大兴中会组织时，对于革命的经验和计划，显然有进步了。他规定人会的必须一律宣誓，这是对于入会手续郑重的办法，而且这宣誓的手续，是成了孙先生此后对于同志和国民要表示信心时很重要的主张。那时又发表了一篇宣言和章程。
这次宣言，和檀香山发表的，词体上大致相同，仅有一词一句之更易。比较更明确一点的，就是檀香山宣言“乃以庸奴误国……如斯之极”一段，改为“乃以政治不修，纲维败坏，朝廷则卖爵卖官，公行贿赂，官府则剥民括地，暴过虎狼。盗贼横行，饥馑交集，哀鸿遍野，民不聊生”。这是更彻底地鼓动人心的暴露。同时更具体地指出满清政府的腐败，因为这里说明了三种事实：第一纲维败坏，第二盗贼横行，第三民不聊生。而这三种事实，有互为因果的作用，循环反复的演进，表现了整个满清政府的黑暗腐败。
关于纲维败坏、贪污卑劣的事实，在孙先生所著《伦敦蒙难记》中，很沉痛地说道：“至中国现行政治，可以数语赅括之曰：无论为朝廷之事，为国民之事，甚至为地方之事，百姓均无发言或与闻之权。其身为官吏者，操有审判之权，人民身受冤枉，无所吁诉。且官场一语，等于法律，上下相蒙相结，有利则各饱其私囊，有害则各委其责任，贪婪勒索之风，已成习惯。卖官卖爵，贿赂公行。间有一二被政府惩治或斥革者，皆不善自谋者。然经一番惩治或斥革之后，而其弊害乃尤甚。”又说“夫满清政府既藉科敛苞苴卖爵以自存，则正如粪土之壤，其存愈久而其秽愈甚，彼人民怨望之潮，又何怪其潜滋而暗长耶？”这正是有志之士能不痛心而欲大声疾呼、负起救民救国责任的说明。
由纲维败坏引起盗贼横行，所谓官逼民反，其结果便是：“哀鸿遍野，民不聊生”。这种社会秩序的崩圮，人民生活的痛苦，是当时任何人可以感觉到的。所以孙先生在《上李鸿章书》中，也毫不隐讳地说出：“方今伏莽时闻，灾荒频见，嗷嗷之众，何以安生？明之闯贼，近之发匪，皆乘饥馑之人，因人满之势，遂至溃裂四出，为毒天下。完善之地，已形觅食之艰；凶浸之区，难免流离之祸。是丰年不免于冻馁，而荒岁必至于死亡。由斯而往，其势必日甚一日，不急挽救，岂能无忧？”
这时代的政治、社会、经济各方面所表现的事实，够令人惊心触目。兴中会两篇前后宣言所包括的意义，不但喊出了当时国人隐伏在心坎中所欲说的话，并且也明确地指出了革命的对象。虽是在全篇的文字上，没有提起革命的口号，但这强烈的革命气息，已经很充分地表现出来。
在这次新订的章程中，更可看出孙先生对于革命运动有更进一步的规划了，就是第一，规定兴中会有总会和分会，并且要分会广大（章程第一条及第六条）。第二，规定会务的范围，如“设报馆以开风气，立学校以育人材，兴水利以厚民生，除积弊以增国脉等事”（章程第三条）。这好像是空洞的，但在那时的风气中本来不能明言革命的宗旨，所以这些事业，都可说是与革命宣传接近的事业。设立分会的办法，在檀香山时是没有说起的，但孙先生一到了香港，就主张有分会，这就可见革命势力的发展趋势，也就表示孙先生奋斗的进展：所以不到几个月，第一次的实际的革命运动，就在广州发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