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我在博士后出站报告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2001年6月，我从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毕业，旋至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在钟振振教授指导下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我的博士后出站报告选题为“唐宋牡丹文化与牡丹文学”。这一选题一方面是对博士论文《宋代咏物词研究》的自然延伸，盖博士论文重在梳理宋代咏物词艺术发展演进轨迹，对于具体各类咏物之作，则无暇作系统而深入的文化观照，而后者乃是咏物词研究不容忽略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则颇受程杰教授梅花文化研究的启示。程杰教授十几年来致力于梅花文化之研究，彼时刚整理出版专著《宋代咏梅文学研究》，发表相关论文数十篇，并积极参与“国花”评选的讨论。而我，在撰写博士论文时，对梅词和牡丹词做过比较细致的研读，对于程教授的研究深表认同。与此同时，前人时贤对于牡丹诗词及牡丹文化的讨论，较之程杰教授的梅花文化研究，显得不够深入系统。基于此，遂动念对历代牡丹文化和牡丹文学作一番清理。
在广泛搜罗和仔细阅读大量相关文献资料之后，我对中国古代牡丹文化逐渐形成了比较清晰的认识：在中华民族思想文化体系中，牡丹这种花卉被赋予了极其丰富和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而唐宋时期，则是这种历史文化内涵乃至民族精神得以凝成的关键时期。具体而言，唐宋六百年盛衰兴亡的历史与唐宋牡丹审美玩赏活动及其文化心理，以及唐宋牡丹文学，三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同步、互动关系（这种同步、互动关系，相较于梅、荷、菊等其他著名花卉，表现得尤为突出）。牡丹之所以在初盛唐之际成为“花中新贵”，与初盛唐时期王朝鼎盛的局面（特别是武则天对牡丹由轻贱而赏爱的经历以及盛唐宫廷纵赏享乐之风）不无关联；牡丹玩赏之风的漫衍，与安史之乱后中唐宫廷文化向士庶、市井的传播、扩散密切相关；唐宋时期，牡丹栽培、玩赏的中心由长安转移至洛阳乃至江南，恰与唐宋六百年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转移同步。而所谓风尚的漫衍、中心的迁移，莫不与朝廷盛衰兴亡息息相关。唐宋时期的牡丹文学（特别是牡丹诗词），从主题到风格以及所体现的文人士大夫的主体精神，也与此基本同步。更值得注意的是，今天我们通常所说牡丹可作为国家、民族繁荣昌盛的象征，这种特定的文化指向和象征意蕴，不是在国家、民族的鼎盛、太平时期（如开元天宝、真仁之世）凝成的，而是在国家、民族趋于衰弱乃至亡国灭种的特定历史时期（如北宋灭亡、中原沦陷，特别是南宋政权一步步走向衰败直至灭亡），在南宋文人士大夫对于北宋、中原乃至盛唐的集体回忆中逐渐凝成的。这大约应了一句俗语：“失去的才是最宝贵的！”于是在南宋文人士大夫的笔下，在他们的牡丹诗词中，我们看到了太多对于中原，对于北宋，乃至对于盛唐，对于长安，对于洛阳，对于曾经拥有的繁荣富庶的过去岁月的追忆；以及对于南宋政权一步步走向衰弱而终至于沦亡的惨痛历史的深刻反思！下面两首牡丹词可为明证：
曾看洛阳旧谱，只许姚黄独步。若比广陵花，太亏他。旧日王侯园圃，今日荆榛狐兔。君莫说中州，怕花愁。
妒花风恶，吹轻阴涨却，乱红池阁。驻媚景，别有仙葩。遍琼甃小台，翠油疏箔。旧日天香，记曾绕玉奴弦索。自长安路远，腻紫肥黄，但谱东洛。天津霁虹似昨。听鹃声度月，春又寥寞。散艳魄飞入江南，转湖渺山茫，梦境难托。万叠花愁，正困倚，勾栏斜角。待携尊、醉歌醉舞，劝花自乐。
我的博士后出站报告大体在上述思路指导下撰写完毕，2003年6月提交报告，顺利出站。此后，因忙于教学、科研及其他方面的原因，这一课题就暂时放了下来。2009年，广东省“211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人文学中心建设——比较文化视野的文学通化研究”项目启动并征集子课题，我忐忑地提交了申请。项目负责人栾栋教授一向关心青年人的成长，审读之后，欣然同意立项，我遂从电脑中调出旧稿，经过认真修改、补充和完善之后，整理成这部书稿。本书得以出版，与栾教授的推动和支持分不开，因此在成书之际，对栾教授表示衷心的感谢！
南京师范大学程杰教授对本书的选题有直接启发，在我离开南京后，曾多次联系并鼓励我完成本课题。暨南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史小军教授十年前与我在“烟台笔会”上相识，其时我刚开始本课题的构思；十年后，小军教授作为丛书策划人，大力推动本书的出版。多年来小军教授待我如兄长，本书由他策划出版，不能不说是一种缘份！责任编辑郑晓玲女士非常精细地审订了书稿，并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莫砺锋教授、钟振振教授、刘尊明教授、王兆鹏教授分别是我博士、博士后、硕士和本科阶段的导师。多年来他们十分关注我的成长，在我发展比较顺利的时候，他们给予我善意的提醒；在我面临困境与惶惑时，他们则多有开释和帮助。能遇到这样一批良师，既是我的幸运，也使我感到压力。幸运的是有疑时可随时向他们请益，压力则是担心我拿出来的东西是否会有辱师门。因此在本书付梓之际，我除了对他们心存难以言传的感激之外，另有一份忐忑与不安。
本书的写作跨越了十个年头。其间我调整了一次工作单位，探索并尝试了若干研究方向。工作单位的调整，对我而言，实在不是件值得欣慰的事，想起前辈所言“板凳要坐十年冷”，我深感汗颜。然情势使然，不得不尔。相比较而言，探索并尝试新的研究方向，带给我的乐趣和启示似乎更多一些。一般来讲，做学问如果能一竿子插到底，成就专门之学，固然值得称许，但在没有占据上佳选题和先发优势的情况下，摸索、碰壁、再摸索的问学过程，未尝不是丰富知识、拓展视野的较好途径。十年间我除了整理出版博士论文前半部（《宋代咏物词史论》，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以外，尝试思考和专题探讨过唐宋牡丹文化与牡丹文学、稼轩词、清真词、乐府补题、宋代上梁文、中国古代文体学、中国古代咏物文学与观物思想等课题，陆续撰写、发表了一些相关的论文。这些成果现在看起来仍显得有点零散，但它们体现了我不懈求索的轨迹，虽未臻上品，仍敝帚自珍。本书的定稿，算是对其中一个方向的小结。
最后，我要将此书献给我的妻子索元元和女儿甜甜！没有妻子的支持和奉献，我不可能完成本书的写作。女儿虽然不到五岁，却已对书本表现出特别浓厚的兴趣，在我忙于校对书稿时，她居然能咯咯地笑着翻看《父与子》、《不一样的卡梅拉》等篇幅较长、情节较复杂的图画书，看完后还能绘声绘色地讲上一通。过几天就是她的生日了，这本小书正可作为一份特别的生日礼物送给她。
路成文
2011年8月28日
于广州白云山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