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论》是柳宗元最重要的一篇政论文，写于被贬永州期间。
何为“封建”？封建，是我国历史上一种政治体制，即“封侯建土”的政治体制。商、周时期，实行“封国土，建诸侯”的分封制。这一制度直接导致了春秋战国时代的分裂和动乱。秦灭六国，统一中国后，废除了“封建”制，设立了“郡县”制，但秦又因暴虐而迅速亡国，所以在秦亡之后，关于封建制和郡县制孰优孰劣的争论，一直持续到中唐时期。
在郡县制已经牢固树立起来之后，各代封建王朝都或多或少地保存了封建制的残余，汉代如此，唐代也不例外。如唐初，萧瑀和颜师古等人就提出了分封的问题，虽遭魏徵、李百药等人反对，但为了维护某些贵族的特权，唐太宗还是采纳了这一办法，分封了二十一位王子和十四位大臣为世袭的都督和刺史。这虽是相当淡化了的分封制，但却为藩镇割据留下了祸患。安史之乱本身就是藩镇割据势力恶性膨胀的结果，但唐玄宗仍试图用分封诸王的办法来挽救危局，结果引起皇室争权的武装冲突，险些造成朝廷内部的分裂。唐代宗平定安史之乱后，姑息安、史降将，又形成了“河北三镇”和淮西为代表的藩镇割据局面。他们又在大搞独立王国，搞父子相传的世袭制。与这种藩镇割据政治局面相呼应的是分封制的谬论又开始抬头，替封建割据势力张目。那些企图通过分封的办法来达到王朝长治久安的人是迂腐的，不达时变的，而那些藩镇们则利用此理论来证明自己搞分裂割据的合理性。在这种情势下，重新讨论分封制和郡县制的优劣，就不仅仅是个理论问题，而首先是个关系到国家统一还是分裂的重大政治问题。柳宗元虽远离了政治中心，但出于一位杰出政治家的社会责任，他还是积极参与了这一场极具现实意义的论争，写下了这篇杰作。
文章首先描述了人类从原始社会进入文明社会的发展历史，指出历史是不断前进和演化的。原始社会并非“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也非“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人类在维护生存的斗争中逐步走向文明，起决定作用的既不是“天命”，也不是“圣人”，而是客观形势发展的必然。商、周实行“封建”制，“非圣人意也，势也”。而同样，秦统一天下，实行郡县制，也是“势也”，并非某些个人意志的产物；秦之所以速亡，“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即是说秦亡在于统治者失政，而非郡县制的过失。他认为：周代“失在于制，不在于政”，而秦“失在于政，不在于制”。
接着，文章又以大量的篇幅，抓住“公”与“私”这个焦点问题，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来总结政体变化的历史经验。历来赞扬封建制、反对郡县制的人有一个重要的口实，就是把“封建制”美化成“天下为公”的制度，而攻击“郡县制”为“家天下”，进而把郡县制度下所产生的一切弊端都归之于这一制度的本身。柳宗元用具体史实论证了殷、周之不革除封建制，是出于“不得已”，而秦朝革除封建制，实行郡县制，同样是出于“不得已”。他尖锐地指出：“（殷周）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己也，私其卫于子孙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畜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
柳宗元分析了周、秦、汉、唐四个主要历史朝代的情况，深刻地指出了“政”与“制”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各个朝代政治上的得失和制度本身的优劣并非一回事，雄辩地论证了郡县制的巨大优越性，肯定了郡县制取代封建制是历史之必然，任何人也无力改变这一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这就有力地捍卫了郡县制的合理性，批驳了鼓吹封建制的种种谬论，给中唐的割据势力和为割据势力张目者以沉重的打击，表现了柳宗元反对分裂割据，维护中央集权的政治态度，具有极大的进步性和现实意义。
柳宗元的《封建论》是历史上关于分封制和郡县制问题长期争论的一个理论总结。宋代苏轼评此文说：“昔之论封建者，曹元首、陆机、柳颂，及唐太宗时魏徵、李百药、颜师古，其后刘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论废矣。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东坡志林》卷五《秦废封建》）清人孙琮评此文曰：“识透古今，眼空百世。”（《山晓阁选唐大家柳柳州全集》评语卷二）这是对柳宗元杰出理论贡献的高度评价。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分裂割据是倒退的，没有前途的，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和人民意愿的。柳宗元的观点至今仍具有鲜活的生命力。我们从中也可更深刻地感受到他作为思想家的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