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是著名的政治改革家、思想家和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而“八股文”长时间以来被人们视为“历史陈迹”“文化垃圾”，称之为禁锢人们思想的形式主义文体，把王安石和八股文挂上钩，似乎有点风马牛不相及的味道，但历史就是如此，王安石的的确确是八股文的祖师爷。
中国以考试取士的科举制度始于隋朝隋文帝开皇十八年（598）。科举，就是“分科举（举荐）人”之意。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开始以“策、论取士”，从而开创了“以文取士”的科举制度。唐代不断发展、完善了科举制，其主要科目有进士、明经、秀才、俊士、明法等多种，而最受社会和士子青睐的是进士科。唐初，进士科仍“以策、论取士”，至唐高宗时，则改为以诗、赋取士。宋沿唐制，仍以诗、赋取士。至仁宗朝，范仲淹、宋祁等“意欲复古劝学”，提出以策论代替诗赋取士，仁宗赞同并发布了“科举新法”的诏书，但遭到了多数士人的抵制和反对。改革不到一年，即以大败告终，科举考试又一切如故。王安石锐意变法，但他深知：实行变法的基础和保证是科举制的改革，即培养和选拔合格的变法人才。他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已明确提出改革学校贡举之法，认为“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要求废除学校的“无补之学”，以“朝廷礼乐刑政之事”和“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来培养“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的人才。仁宗未采纳王安石的意见，但神宗一即位，就力排众议，极力支持王安石改革科举法。熙宁三年（1070）“始策进士，罢诗、赋、论三题”；熙宁三年十二月王安石正式拜相后，即全面改革学校和贡举之法。熙宁四年，神宗发布诏书，宣布“罢诗、赋及明经诸科，代以经义、论、策试士。”（《宋史·本纪·神宗》）王安石又亲自拟定了新科举法的具体规定，明确提出了以儒家“一道德”育人的教育方针，正式对科举法和学校法实施变革，并为其做了两件十分具体的工作：一是创立制义体制，二是亲自训释《诗》《书》《周礼》，著成《三经新义》。后者是作为学校的统编教材，而前者则是奠定了后世八股文的基础。
所谓“制义”，其实就是后世通称的“八股文”。《明史·选举志二》：“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吴晗在其《朱元璋传》第五章中也说：“科举各级考试，专用《四书》《五经》出题。文体略仿宋经义，但要用古人思想行文，并且只能根据几家指定的注释发挥，绝对不许有自己的见解。格式排偶，叫作制义。”制义又称经义、时文、时艺、八比文等，明清时代因其题目取之于《四书》，故又称四书文，是元明清各代科举考试的专用文体。王安石首创制义体制，为这类文章“定格式”“立程式”，这种文体虽“与论体相仿”，但“为法较严”。王安石还身体力行，率先写下了“以经言命题”的文章《知者动仁者静》《浴乎沂》等，作为这种文体的范式。熙宁四年以后，制义以“代圣贤立言”跨进贡院，以“各言其心之所得”登上文坛。从此，王安石主编的《三经新义》成为全国各类学校的统编教材，儒家的圣贤之言成为制义文章的唯一指导思想，而王安石给制义文定下的“格式”“程式”就成为统一的文体格式。
其实，王安石所定宋代制义，只为八股文奠定了初步框架，元明清各代逐渐补充，完善。明初的四书义和五经义，虽仿宋代之经义，但还未形成八股文的定式，只有到了明代成化年间之后，功令四书文才有了破题、承题、起讲、起比（亦曰提比、起股）中比（亦曰中股）、后比（亦曰后股）、束比（亦曰束股）、大结这八个部分，且后四比（股）要求各有排偶两段，“八股之制，于是大备。”这种八股文的功令程式，直至清末都无大变。
王安石变法，在经济领域的变法是根本的，但由于触犯了封建王公们的根本利益而遭强烈反对，最后以失败告终；但其在上层领域的改革，特别是对学校贡举法的改革，却获得了成功。清代康熙年间进士俞长城说：“制义之兴，始于王半山，惜存文不多。半山之文，其体有二：或谨严峭劲，附题诠释；或震荡排奡（ào，矫健），独抒己见。一则时文之祖也，一则古文字之遗也。”（《可仪堂一百二十名家制义序》）。他称王安石为“时文之祖”，不为虚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