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书·本传》的《论曰》曾引朱熹论王安石之语说：“引用凶邪，排摒忠直。”朱熹完全是站在反对变法的立场上来看问题的，但其所谓“引用凶邪”却并非无据。查王安石执政期间引荐和重用的一些人，多有阴险狡诈和反复无常之人。如郑侠。此人素为王安石所重。郑侠亦以王为知己，为其尽忠效力。后郑侠曾多次给王安石写信，言变法已侵犯百姓利益，王未听。熙宁七年（1074）春久旱不雨，饥民流离，人情浮动，新法面临考验。正值此时，郑侠将自己所绘图密献神宗，并在其奏疏中说：“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三天后，天果降大雨，王安石等人入贺，神宗给他们出示《流民图》，并将他们痛斥一顿。后郑侠虽遭众怒而入狱，但他无疑是在王安石背后捅了一刀。唐坰（jiōng），此人熙宁初年因力主斩反青苗大臣而“安石尤喜之”，荐其廷对，赐进士出身。神宗薄其人，让他知钱塘县，王安石欲留之，令邓绾荐其为御史。但将为谏官时，“安石疑其轻脱，将背己之名”，于是未除谏官。唐坰怒王安石“易己”，曾上二十疏论时事，未被理睬，于是唐于“百官起居日”“叩陛请对”。在神宗面前，唐炯不但呵斥王安石，而且大声宣读自己的六十条疏奏，攻击“安石专作威福，曾布等表里擅权，天下但知惮安石威权，不复知有陛下。”并说王安石“逆意者虽贤为不肖，附己者虽不肖为贤”，以致诋毁王安石为李林甫、卢杞。再如李定、曾布、章惇等，多为奸邪之徒，而王安石用人之失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吕惠卿。
王安石初拜参知政事，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神宗让他和陈升之共同负责，王安石实际上即让其同党吕惠卿主管其事，权任极重。此后，王安石对吕惠卿“朝夕汲引”，到他第一次罢相时，又推荐吕惠卿为参知政事。这个原本只是真州推官的吕惠卿得王安石提携爬上副宰相高位后，为避免王安石再回来执政，于是就想一脚踢开王安石。他借郑侠案陷害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强行推行王安石已拒绝推行的“以田募役”法，又标新立异创“手实法”，闹得上下骚动不安。王安石复相后，不循资历选用新人，又与吕不合。加上因修改《三经新义》事，二人之间裂痕日大。故在王安石养病期间，吕惠卿乘机攻击他屡称病不治事。后吕惠卿虽被贬知陈州，但他的所作所为深深动摇了神宗对王安石的信任，直接导致了王安石的二次下野。其实，早在王安石变法之初，提拔吕惠卿为置制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时，司马光就对神宗说：“惠卿险巧，非佳士，使安石负谤于中外者皆其所为。安石贤而愎（刚愎自用），不闲世务，惠卿为之谋主，而安石力行之，故天下并指为奸邪。”与此同时，司马光又亲自写信给王安石说：“谄谀之士，于公今日诚有顺适（一切顺从）之快，一旦失势，将必卖公自售矣。”（《宋史·吕惠卿传》）忠言逆耳，刚愎自用的王安石根本不听来自持不同政见者的告诫，最后的事实是司马光不幸言中，吕惠卿果然在王安石失势之时出卖王安石以自保。
王安石是一位极其杰出的政治家，对政治斗争和用人之道多有清醒的认识。如他在熙宁五年给神宗的《上五事札子》中就说：“和戎之策已效矣……青苗之令已行矣。惟免役也，保甲也，市易也，此三者有大利害焉。得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利；非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害。”看来，他对新法某些条款推行的效果是有清醒估计的，特别是在用人方面，他认识到了免役、保甲、市易这三项政策事关重大，而其成败之关键就在于是否能“得其人”。但是认识是一回事，实际又是另一回事。在王安石的改革如日中天之时，大概也有点忘乎所以。凡附己者，一律提拔；凡逆己者，一概斥黜，这使得阴巧如吕惠卿之流得以扶摇直上。当局者迷。王安石沉迷于一片胜利、欢呼之中，忘记了他所谓的“得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利；非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害。”王安石还写过一篇《知人》的小文，文章很短，其中心论点是“贪人廉，淫人洁，佞人直”，并举王莽、晋王广和郑注为例以证之。文章句句警峭，发人深思。但反观王安石一生，他似乎并未真的弄明白自己所讲的道理。他在变法过程中始终信任奸佞小人吕惠卿、曾布之流，以致养痈遗患，使自己处于极为狼狈的境地，可见他并非一位“知人则哲”的聪明人。历史证明：王安石的改革之所以遭到失败，“非其人而行之”是其重要原因之一。由于用人失误，导致政治改革崩盘，这个教训是极其沉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