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比较匆忙地写出了这部书稿。我们常说，社会科学研究是个无底洞，你有多少时间和精力，它就有多少空间消融你的时间和精力。就说找材料吧，也许你花了两三年的时间，找到了你需要的百分之九十八的材料，但剩下百分之二的材料还须花两三年的时间，而这百分之二的材料，也许就是最为新颖、最有价值的材料。我这部书稿何尝不是只找到了百分之九十八的材料？于是只好自我安慰地说：我的人生之路应该才走完一半，今后我会花时间再琢磨这个课题。我不知道这是在安慰自己，还是在自欺欺人。
我能写出这部书稿，忘不了培养我六年的暨南大学和暨南大学的老师们，也忘不了与我朝夕相处的同门兄弟姐妹们。
2001年9月，我从湘西南一个偏僻的师范学校走出来，负笈南下到羊城暨南大学魏中林先生门下，攻读古代文学硕士学位，毕业后又跟随先生工作了两年，2006年9月再入师门攻读古代文学韵文学方向博士学位。这些年中，先生为我排除了工作和生活上的困扰，意欲让我能潜心修炼，但我这块重回炉的顽石几年过后仍是空空如也，让先生失望之余不免有恨铁不成钢之憾，“顽石”仍是顽石，仍是可以弃置大荒山无稽涯青埂峰下的丑石。
在暨大文学院所有的老师中，我最早见到的应是邓乔彬先生，不是在广州的暨大，而是十八年前我在上海华东师大求学之时，十八年后又在暨南园见到邓先生，而且能有机会坐在讲台下亲聆先生的教诲，这难道不是一种缘分吗？史小军先生可能比我大两三岁，所以同史先生交往虽曰师生，实则以兄长事之，小小烦恼事都可以说与先生听。程国赋先生是我入暨南园见到的第一位老师，我曾对人说若想见识年轻学者的风度，请到暨大来拜会程国赋先生。张玉春先生两度授我文献学，这是我颇感难学的课程，但先生的博学和善导让我真真认识到文献学对学好古代文学的帮助。赵维江先生菩萨心肠，很体贴学生，不管怎么忙，学生只要有事相求，绝对会放下手上的工作来帮忙，直到让你满意为止。张海沙先生的气质可以让课堂满室生辉，我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就是受先生启发而写出来的。徐国荣先生曾对我说，做学问一是靠功夫，二是须培养悟性，这话当我懒惰和迷惘之时就会常常想起。还有……
陈文忠、贺国强、白汉坤、崔向荣、颜文武、刘光耀、胡海义、蒋国林、王清溪、胡海义、夏令伟等诸师兄弟，我们相处时除了探讨学问上的事，还经常讲一些不太正经、愚不可及的话作为消遣。尤其是师弟颜文武，十四年前我俩几乎在同一天来到湘西南的一所师范学院工作；师弟胡海义，十四年前我站在湘西南这所师范学校的讲台上，他就坐在下面听我上课，今天我们却成了师兄弟，这又何尝不是一种缘分。还有李娇玲、花宏艳、张琼、尹玲玲、郑丽娟等师姐师妹，受孟夫子“男女授受不亲，礼也”的影响，交往少了些，但我们都相互帮助过。
我于2009年成功申请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晚清学人之诗研究”，这个课题的提出深受导师魏中林先生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古典诗歌学问化问题研究”的启发。这部书稿是我所申报课题研究的一个总结，其中许多思想内容就是导师课堂上的謦咳之录，由于太多了，无法一一注出。我不知这算是吸收导师的学术思想，还是引用导师的学术成果。
这部书稿得到了暨南大学出版社总编史小军先生的鼓励和支持，前面说过我在暨大求学时几度聆听史先生的授课，现在这部书稿又得到史先生的审阅，我觉得这是缘分，更是幸运。此外，暨南大学出版社的周玉宏编辑、陈凯玲编辑、史学英编辑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照，他们认真细致的编审为本书增色不少。由于他们对这本书稿所抱有的信心和珍护之情，它才得以顺利出版。
宁夏江
2011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