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残酷的斗争中，爱新觉罗家族的统治终于走到了尽头，曾经统治东方的巨人倒在了历史的车轮中。随着退位诏书的颁布，爱新觉罗氏彻底地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新的时代来临了。
溥仪从继位到退位，从三岁长到六岁，只有短短三年的时间。在这个幼皇的身后，是执掌朝廷政务的摄政王载沣和隆裕太后。三年的时间虽短，但朝廷上下，宫廷内外，还是发生了不少大事要事。
载沣摄政之后，虽然没有主持大政、统驭群臣的才华，但尚能牢记国恨与家仇，一心图治。荣禄死后，袁世凯接替他成了直隶总督，后又成为北洋大臣，练兵会办大臣。他还在军机处拉拢了徐世昌作为暗线，随时掌握王公亲贵间的风吹草动。袁世凯掌握实权后，继续扩充自己势力的动作，引起了清室王公们的警惕。袁世凯和清室亲贵们的斗争呈现白热化的态势。
到溥仪即位时，袁世凯已处于军机大臣要位，又收买了早已失去皇族的信任却手握重权的载沣。袁世凯还把自己的亲信，提拔成京畿陆军将领和几省的督抚重臣。他们相互勾结，实力庞大。而载沣只是单枪匹马，孤家寡人。但是，纵然回天乏力，载沣还是尽力承担摄政王的责任，绝不坐以自娱。
眼见袁世凯党羽成群，为防止他起兵造反，不可收拾，载沣让他回籍养病，终致放虎归山，留下后患。虽然袁世凯已经被罢黜，但他的赏羽依旧支持他。溥仪登基未满三年，武昌起义就爆发了。很快，革命风暴席卷全国，清廷的统治危在旦夕。清室满族陆军，在陆军大臣荫昌的统率下，奉命出征讨伐，却屡战屡败，告急的文书纷至沓来，满清贵族却想不出一点办法。这就给袁世凯提供了机会，载沣被迫再度启用袁世凯。
袁世凯再度掌权之后，出兵打败了革命军。不久，南北议和，袁世凯左右逢源，他依靠北方的势力与南方国民军接洽，又利用南方的势力威胁清廷。他在控制清廷的同时，收买南方国民军的要人成为自己的朋友。他到了完全可以左右双方的程度。立宪党人也把立宪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的身上，就连外国公使团也表示支持袁世凯，天下大势全在袁世凯的掌握中。于是，国民军方面做出了一个决议：“只要袁世凯赞成共和，就可以请袁世凯做第一任大总统。”这正符合袁世凯的意愿。
袁世凯早就有野心称霸中国，以前假意效忠清廷不过是欺世盗名的伎俩罢了。如今，随着局势的变化，他的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一方面，他授意驻俄公使陆征祥联合各驻外公使致电清室，要求清帝退位；另一方面，又向太后施压说：“除了实行共和，再没有别的选择了……”
听到袁世凯这些恐吓的言语，隆裕太后自然失了主张。此时，载沣已经被逼让位，太后只能向徐世昌询问事情的真假。徐世昌本是袁世凯的心腹军师，自然和袁世凯沆瀣一气，说这一切都是真的。后来，袁世凯自造的假报纸上又说南方国民军已在大沽口登陆，京城人心惶惶。足不出宫的隆裕太后再次向徐世昌问明情况。徐世昌一言不发，只是一边痛哭流涕，一边不断地叩头。隆裕太后见这情景更加急切，不断追问，徐世昌仍是“臣不敢言”、“臣不忍言”那一套。被问急了，他才表明：“国家危难至此，臣不得不言。现在救亡的唯一办法就是顺从民意，赞成共和，下诏逊位。”隆裕一下失了主张，应声说：“既然再没有救亡的良策，你就速去草拟逊位诏书来。”徐世昌又说：“京城早已岌岌可危，请赐纸笔，臣就在太后面前拟稿。”诏书写好后，隆裕太后仔细看过，在上面盖上了御印，立即公布。至此，袁世凯的阴谋大功告成。
1912月12日，隆裕太后被迫代溥仪颁布了《退位诏书》，溥仪退居紫禁城中的养心殿，宣告了清王朝的灭亡，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的结束。
清末北京西四牌楼的商业景观加图《二十四史》的742的S25373.皇帝梦成空，身陷牢笼成阶下囚作为曾经的皇帝、四海的富有者，爱新觉罗氏是不甘心将天下交出去的。为了祖宗的基业，溥仪不惜充当日本人的走狗，但那一统四海的大梦，已到了该醒的时候了。
尽管清朝已经灭亡，溥仪也已经退位，但根据《优待条约》，溥仪和隆裕仍然居住紫禁城内。尽管紫禁城外的世界已是风云变幻，但紫禁城这个小天地里仍然看似平静地维持着清朝的礼仪。溥仪也在这个小天地中，仍享受着皇帝之尊，慢慢地长大。
溥仪退位那年已经6岁了。同清朝以往的皇帝一样，钦天监为溥仪选好良辰吉日，开始读书了。溥仪的师傅既有教汉文的，也有教英文的。在师傅的着力培育下，溥仪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懂得了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他知道了天下原本都是他的，只是因为可恨的袁世凯和可怕的孙文，他才变成了紫禁城里的“皇帝”，把整个天下都“让”给了民国。在溥仪心目中，天下依然是他的，他要做“真正的皇帝”。
在他12岁那年，还真的出现了这样的一次机会，在仍旧忠于他的张勋的支持下，溥仪又一次登上了皇帝之位。
张勋原是清朝的江南提督，统帅江防营驻扎南京。辛亥革命爆发后，革命军进攻南京，张勋负隅顽抗，战败后率溃兵据守徐州、兖州一带，继续与革命军为敌。民国成立后，他和他的队伍顽固地留着发辫，表示仍然效忠于清廷，人们称这个怪模怪样的军阀为“辫帅”，他的队伍被称为“辫军”。1913年，张勋因参与镇压孙中山发起的“二次革命”有“功”，被袁世凯提拔为长江巡阅使。从此，他拥兵徐州，成为一个声势赫赫的地方军阀。
1916年，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称帝失败，黎元洪当上大总统，实权掌握在国务院总理段祺瑞手中。不久，黎元洪和段祺瑞在所谓“参战”问题上发生矛盾，段祺瑞主张对德宣战，黎元洪和国会则坚决反对。张勋因德国支持他的复辟主张，而反对对德宣战，但同时又蔑视黎元洪。因此，黎、段争相拉拢张勋，此时，张勋却另有打算。他伪装成黎、段之间的调解人，企图坐收渔利，同时拼凑实力，积极为复辟作准备。1917年5月下旬，当黎、段因解散国会问题争执不下时，段祺瑞策划武力推翻黎元洪并解散国会，黎元洪得到消息，先下令免去段祺瑞的国务院总理。张勋乘机提出“非复辟不可”的主张，于6月7日率“辫军”北上。黎元洪被迫下令解散国会，14日张勋到达北京。
经过一阵紧张的策划，张勋于6月30日潜入清宫，决定当晚发动复辟。1917年7月1日凌晨1时，张勋穿上蓝纱袍、黄马褂，戴上红顶花瓴，率领刘廷琛、康有为、陈毅、沈曾植、王士珍、红朝宗及几位辫子军统领共50余人，乘车进宫。
3时许，溥仪在养心殿召见张勋。张率领诸人，对溥仪行三拜九叩礼。接着，由张奏请复辟说：“隆裕皇太后不忍为了一姓尊荣，让百姓遭殃，才下诏办了共和，谁知办得民不聊生。共和不合咱的国情，只有皇上复位，万民才能得救。”溥仪说：“我年龄太小，无才无德，当不了如此大任。”张说：“皇上睿圣，天下皆知，过去圣祖皇帝也是冲龄践祚。”12岁的溥仪说：“既然如此，我就勉为其难吧！”同日，溥仪发布“即位诏”，称“共和解体，补救已穷”，宣告亲临朝政，收回大权。他公布九项施政方针，一连下了八道“上谕”，大举封官授爵，恢复清朝旧制。参加复辟的重要分子，均被授以尚书、阁丞、侍郎等要职，康有为任弼德院副院长，张勋为政务部长兼议政大臣，并被封为忠勇新王。张勋还通电各省，宣布已“奏请皇上复辟”，要求各省应即“遵用正朔，悬挂龙旗”。
复辟消息传出后，立即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孙中山在上海发表《讨逆宣言》，段祺瑞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组成讨逆军，防守的“辫军”一触即溃，张勋在德国人保护下逃入荷兰使馆。复辟丑剧，仅仅上演了12天，就在万人唾骂声中收场了。
1924年11月5日，参加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清朝小朝廷赶出了紫禁城。至此，溥仪结束了他十五年的“大清皇帝”的生活。溥仪被逐出宫后，先在他父亲载沣的北府住了一段时间，接着，又在天津的张园度过了八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溥仪随着年龄的增长，再由于服侍左右的清朝遗老的影响，他开始慢慢滋长了对国民政府的刻骨仇恨，时刻梦想着复辟大清王朝。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阴谋在中国东北建立伪政权。他们派时任关东军参谋之职的土肥原到天津面见溥仪，请他到沈阳去“亲自领导”一个“独立自主”的新国家。溥仪以为这正是自己“恢复祖业”的大好时机。于是，他登上日本人为他们准备好的汽艇，开始了他去实现“重登大宝”迷梦的旅途。1931年11月13日晨，溥仪在营口登陆。稍后，日本人没有按约带他去沈阳，而是以确保“宣统帝安全”为理由，不分昼夜地由日本军警“保护”起来，不得出居处半步。经过三个月时间的多方慎重磋商，日本军政各界最终统一了认识，决定在东北建立“满洲国”，由溥仪出任“执政”。
1932年3月9日，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精心策划下，溥仪正式出任伪满洲国执政。在出任“执政”期间，溥仪签署了日本人为他准备好的《日满议定书》，出卖了大量国家主权。并按照日本人的要求，向国联调查团表明了他“是由于满洲民众的推戴才来到满洲的”，他的国家“完全是自愿自主的”。对此，日本人感到非常满意。
1934年3月1日，溥仪似乎如愿以偿了。这一天，是他第三次登基，当上了“满洲国皇帝”，定年号为“康德”。溥仪第三次登极称帝后，享有了日本人需要他享有的“尊荣”，同时，也遭受了日本人给他带来的屈辱、痛苦和灾难。
溥仪在认识到自己的真实地位和所处境遇后，便由为了“恢复祖业”不惜一切代价，一变而为忍辱卑屈只求保全性命了。自1937年“七七事变”前后始，他一面继续听从关东军的命令，“裁可”签发大量出卖民族权益，支持日本帝国主义“圣战”的“满洲国”政令飞军令；一面战战兢兢地看关东军给他派来的“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的眼色行事。从1940年起，溥仪便不敢再公开祭祀自己的祖先，而是迎请日本天皇的祖先“天照大神”到长春，作为祖宗供奉起来。此时的溥仪，从肉体到精神，已经全面崩溃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溥仪也最终结束了他痛苦的傀儡皇帝生涯。16日，他在随关东军准备乘飞机逃往日本时做了前苏联红军的俘虏。第二天，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战犯，溥仪被押往前苏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