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学院有着十分自由而良好的学术气氛。学校有一个机制，允许学生挑老师。在入学后的第一个月里，上百位教授每人作一个报告，介绍自己的研究方向，让学生充分了解，以便决定自己的导师，找到自己感兴趣的研究领域。其分配奖学金的机制也颇为与众不同，其他大部分的学校都会将奖学金的分配权完全赋予导师，这虽然无可厚非，但也在某种程度上剥夺了学生自由选择导师的权利。而卡内基梅隆大学则是自1969年起便由系管理机构负责奖学金的发放，如此一来，个人兴趣发生变化或是不适应导师执教风格的那些学生便无须担心另投名师时会失去奖学金的“赞助”。所以在这所学校，导师们并不能完全掌控学生，相反的，导师需要使出浑身解数来吸引“粉丝”投身其门下。
所以李开复一入学就看到，导师们白天不遗余力地向学生展示其研究项目的魅力，晚上则很花工夫开办party与学生交流感情。导师很花心思讨好学生，希望优秀的学生能够聚集在身边。学生也不一定要找一个在专业上符合自己方向的导师，倒是更加在乎哪一位导师更有远见，以及更能激发自己的潜力，更能让自己写出有世界最高水准的论文。
曾在微软中国研究院工作的张黔博士，她对李开复能够连续三年，每天用16个小时，心无旁骛地准备自己的博士论文无比羡慕，因为中国的博士生是没有这样的环境的，中国的博士不可能想做什么就是什么，中国的博士生导师们也不可能给博士足够的研究经费让博士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从体制上说，博士生导师带博士不仅需要有资格，还需要给学校交钱，也就是说，没有钱就不能带博士生，而要有钱，必须做项目，做项目和做论文是两回事情，在很多时候，我们的博士生都是在帮导师做杂事，而不是在真正做研究。导师忙着做项目，对于博士论文的指导也缺乏时间，或者说缺乏心境。
但在卡内基梅隆却不是这样，导师和学生的相互选择的机制，让卡内基梅隆大学有了很鲜活和自主的研究气氛，拿李开复的师弟沈向洋的话来说，别的地方是要你做什么，而这里，是你要做什么。
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学院向来以出华人天才著称，李开复之前有深蓝的发明者许峰雄，李开复之后有计算机视觉领域卓有成就的沈向洋，这都与该校的良好氛围大有关系。纵是华人中的翘楚，内心中也有那份腼腆，到底不如西方学生放得开，但在卡内基梅隆大学，体制上让这份腼腆荡然无存，也不需要存在。
卡内基梅隆大学的这种办学思路，激发了学生追求知识的乐趣，让学生愿意去探索世界的秩序和美感，时时陶醉于种种神圣发现，学会去敬畏、聆听和进行个人的创造，这正是高等教育的真谛所在。
一个现象是，在美国很多大学，博士生往往会比博士后做出更好的工作来。是博士后不如博士吗？当然不是！而是因为美国大学的导师在拿到项目以后，总是由他的博士生们来选择他们感兴趣的课题，剩下的才请博士后一起合作攻关。所以在做课题时，博士生总是比博士后有更大的兴趣。
哈耶克曾把求学比喻为自愿签一份契约，签约者要愿意为了学问而受苦，没有这种心态，再聪明也不能保证有所成就。
其实，求学也可以很快乐，也可以不以苦难者的姿态进行，前提是找到你的兴趣。
兴趣的作用真的比我们想象的大，那是一个人发现和找到自己的最佳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