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业补贴
1.农业补贴的国外经验借鉴
冯继康指出，始于1933年的美国农业补贴政策，一方面为美国农业持续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也暴露出一些负面效应。当前美国农业补贴政策的现实运作显示出以下特征：在补贴数量上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在补贴方式上以“黄箱”政策为主；在补贴范围上几乎覆盖所有主要农产品；在补贴分配上相对集中于大农场主。未来美国农业补贴政策表现出：补贴程度日益强化；补贴方式由价格支持转向收入支持；补贴环节由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补贴工具由以“黄箱”为主转向以“绿箱”为主。胡霞认为，2000年开始在山区半山区实施的直接补贴制度，是日本政府在WTO框架内调整农业保护方式的最初尝试，也是日本农业保护实现从价格支持向直接补贴方式转变的转折点。直接补贴政策是依据各种土地生产条件差异而将补贴直接支付给农户。
2.我国农业补贴存在的问题
陈洁等指出，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运行两年来发挥了显著作用，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最低收购价标准单一，未考虑地区差异和品种及品质差异；信贷政策的变化没有配套的服务体系支持，资金运转环节复杂、效率较低；托市小麦销售方式单一，销售机制欠灵活；最低收购价贷款和利息的补贴机制不完善，增加了收购主体成本；托市收购政策的一些细节未考虑地方实际情况，预案公布时间、库点公布时间不合理，对政策执行效果造成不利影响。樊丽明等也指出，我国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的实施取得了良好效果，增加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稳定了粮食生产，促进了农业结构调整，但还存在一定问题，如补贴标准过低、粮食直接补贴政策不利于平抑粮食产量和价格的波动及粮食风险基金设计不合理等。
（二）农村合作经济组织
1.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意义
生秀东认为，订单农业存在高违约率的难题，然而合作社可以同时减少农户面临的事前交易费用和事后交易费用，进而减少农业的总交易费用，也可以减少公司所面临的交易费用。由于合作社具有降低双方交易费用的功能，订单农业的组织形式从“公司 农户”向“公司 合作社 农户”不断演进就是必然的。韩淑明也指出，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对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的进一步完善和体制创新，是中国农业实行规模化、企业化经营的重要途径，也是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改变农村经济“散、小、弱”状况的必由之路。尽管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在发展初期有专业协会、专业合作社、股份合作社等多种类型，但股份合作社将是其发展的主要方向。
2.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作用
郭红东等认为，在订单农业发展的过程中合作社是有效载体；农产品行业协会在订单签订和履行过程中可以发挥重要的监督、协调和服务作用；订单条款的安排会对订单履行产生直接的影响。刘登高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是适应市场竞争的一种制度安排，农民专业合作社具有规模集成功能、技术传递功能、智慧共享功能、市场信息集合功能、作业同步功能、能力互补功能、产业开发功能和诚信培育功能，使农业和农户步入组织化、产业化轨道。唐宗焜认为，合作社是由它们的成员自愿联合组成的为满足他们共同的需求服务的自助经济组织。合作社作为社员联合所有和民主控制的企业，是具有社会功能的企业形态，兼具企业部门和社会部门功能。它们是对市场交易中谈判权力垄断者的抗衡力量。尤其在当代中国，它们将是使农民、消费者和其他弱势群体能够获得市场谈判权力的有效组织形式，同时它们在就业创造和社区发展方面具有独特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3.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
（1）国外经验的借鉴。周衍平等对德国农业协会的考察认为，德国农业协会既有公法协会又有私法协会，既有区域性协会又有专业性协会，既有县乡基层协会又有联邦层次国家协会。协会类型繁多，功能多样复杂，从而实现了德国农业的高度组织化。为规范各协会的职责范围，增强协作联合，更好地代表和维护农业整体利益，由德国农民协会、德国赖夫艾森协会、德国公法农业协会联合会和德国农民与企业协会共同组建形成德国农业中央委员会。德国各农业协会的功能职责有所侧重，组织机关也有差异。冯开文对印度农村合作社考察认为，印度农村合作社一开始就是在法律引导下成长起来的，充分发挥了法律的导向作用；印度政府为推动农村合作社发展成立了包括全印度奶业发展局等一系列的管理机构，提供各种各样的发展基金，实施了各种发展项目，并形成了普遍的、很有实力的合作社的一体化经营。印度农村合作社较为完整的组织体系，是合作社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之一。这些经验都值得中国借鉴。
（2）政府支持。孔祥智等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与农户的利益一致，政府通过扶持合作社可以促进农业持续发展，从而提高支农效率。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提供的服务具有正外部性，它兼顾社会公平，必然影响自身效率，因此应得到公共政策的支持。潘劲也认为，我国全国性的农产品行业协会较少，地方性农产品行业协会发展较快，在我国农产品行业协会发展中存在立法缺失、管理体制弊端、协会发挥作用的空间狭窄、行业协会基础薄弱等问题。主张通过合理定位政府职能，加大政府对农产品行业协会的扶持力度以及加强协会自身建设等来发展农产品行业协会。
（三）工业反哺农业
1.我国已进入工业反哺农业的新阶段
洪银兴认为，在工业化的初期阶段主要是农业哺育工业，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就进入了工业和城市全面反哺农业和农村的阶段。达到全面小康社会水平的苏南和其他长三角地区，工业化进入了中后期阶段。从其对农业和农村的反哺程度看，可以说这里已经进入工业和城市对农业和农村全面反哺的阶段。周立群等认为，我国从总体上已经步入工业反哺农业的阶段。不仅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的提升为反哺农业提供了可能，而且作为一个后起的大国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也需要在国家层面提出和实施这一战略。这不仅是一种发展观和发展战略的重大转变，也是一种有别于其他国家的对发展模式和社会构建的探索。同时，我国现阶段的经济矛盾也使得工业反哺农业显得十分必要。宋德勇等对工业反哺农业的新阶段作了进一步的细化，认为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决定了目前乃至未来一段时期，我国仍处在工业反哺农业的初期，或者说是处在一个工业农业相互支持的阶段，尚未达到大规模的工业反哺农业阶段，因此，相关的农业支持政策比农业补贴政策更适用于现阶段二元经济结构转型。
2.工业反哺农业的路径选择
安同良等认为，在利润最大化的驱动下，工业部门在农村广泛投资设厂正是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这种自然反哺才具有实现的可能性，因此要遵循市场规律招商引资，相对弱化政府强制性反哺。农村工业产业的发展能够逐步吸收剩余劳动力，并使转移劳动力获得较高于传统农业部门的工资，由此形成自然反哺过程，因此要鼓励资金、技术等资源向农村投资，但也要认识到强制性反哺和自然反哺的互补性，政府履行其在工业反哺农业过程中的重要职责。另外也要选择适合地区资源禀赋的优势产业发展反哺模式，还要提高农民的进取意识和劳动者素质水平。洪银兴认为，工业化进入了中后期阶段后，工业和城市对农业和农村的全面反哺，不仅是指给农业提供自觉的足够的收入反哺，更重要的是由反哺收入为主转向反哺要素为主。县级政府越来越成为实施反哺的中心，以政府特别是县级政府为中心进行反哺，也就是由政府集中区域内企业的财力反哺农业和农村。其重点是改善农村环境，加强农村公共设施的建设，扩大公共财政在农村的覆盖面和增加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周立群等认为，由于面临各种约束条件，起始的反哺应以产业支持为主，以政府财政转移为主导，综合社会和企业的力量培育农业和农村的“造血”功能。政府的财政转移不仅仅体现在对农业的补助和免征农业税，而且要通过加大农业投入来培育农业和农村的“造血”机能，并在此过程中保持农民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
（四）粮食安全问题
封志明认为，随着人口增长和消费扩张，中国未来人口的耕地规模和人均耕地面积会进一步下降，人均粮食消费水平和粮食需求总量将进一步提高。我国粮食生产能力可以基本满足人口需要，从耕地、粮食与人口关系来看，中国未来人口的粮食安全必须向食物安全转变，从耕地资源约束的粮食生产与人口增长驱动的食物消费两端着眼。胡岳岷则指出，现时中国的资源禀赋正在向粮食安全的临界点推进，任何盲目乐观都是危险的。我们必须尽早采取切实保障粮食安全的政策与战略。第一，要认真推行全面统筹的人口政策；第二，要实行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第三，要实行兴农利农的水利政策；第四，要使惠农支农的财政政策制度化；第五，要进一步完善粮食储备制度。
李勇等指出，1995～2005年，中国每生产1万吨粮食所开销的财政支出呈递增趋势。目前的粮食安全财政成本偏高，中长期粮食安全财政成本也将偏高，尤其表现为粮食储备规模过大。因此，我们应该在保证国家对粮食生产财政支持继续增长的基础上，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构建新型国家粮食储备体系，充分发挥国家粮食储备及时吞吐、平抑市场粮价的调节功能。降低国家粮食储备规模，优化粮食储备的财政支出结构。构建一体化的粮食储备体系，提高国家储备粮的市场调节功能。实施粮食代储主体多元化战略，分散投资风险，提高粮食储备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