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梦龙打破对男女之别的界线，认为女人中同样有大智慧，而且是男人所不能及的。有“贤哲”、“雄略”二卷。
●在生活中，千万别用另一只小眼去看待周围人，要知道，他们中的任何人都有可能比你在某些方面更高一筹。
【原典。
冯子曰：语有之：“男子有德便是才，妇人无才便是德。”其然岂其然乎？夫祥麟虽祥，不能捕鼠；文凤虽文，不能攫兔。世有申生孝己之行，才竟何居焉？成周圣善，首推邑姜，孔子称其才与九臣埒，不闻以才贬德也。
夫才者，智而已矣。不智则懵，无才而可以为德，则天下之懵妇人，毋乃皆德类也乎？辟之日月，男，日也，女，月也。日光而月借，妻所以齐也；日殁而月代，妇所以辅也，此亦日月之智、日月之才也。令日必赫赫，月必噎噎，曜一而已，何必二？余是以有取于闺智也。“贤哲”者以别于愚也，“雄略”者以别于雌也。吕武之智横而不可训也，灵芸之属智于技，上官之属智于文，纤而不足术也。非横也，非纤也，谓之才可也，谓之德亦可也。若夫孝义节烈，彤管传馨，则亦闺闼中之麟祥凤文，而品智者，未之及也。
【解译。
有些人看不起异性的智慧，所以常自命清高，结果自己把自己摔得粉身碎骨。真正有智慧的人，总是一个善于吸纳各种人智慧的人，以便补充自己的“智慧养料”。
【冯氏智慧。
匪贤则愚，唯哲斯肖。嗟彼迷阳，假途闺教。集《贤哲》。
【经典诠译。
冯梦龙认为聪明让人变得贤能，才能让人变得有本事，离开聪明和才能，人必败无疑。
冯氏案例：善于训练自己的做事能力
没有能力，即使天上掉下馅饼，吃完了也就完了。真正改变自己一生的方式是，靠能力说话、靠能力证明自我。以下例子可供参考：
“赵括母柴克宏母”秦赵相拒长平，赵王信秦反间，欲以赵奢之子括为将，而代廉颇。括平日每易言兵，奢不以为然。及是将行，其母上书言于王曰：“括不可使将。”王曰：“何以？”对曰：“始妾事其父，时为将，身所奉饭饮而进食者以十数，所友者以百数，大王及宗室所赏赐者，尽以予军吏。受命之日，不问家事。今括一旦为将，东向而朝，军吏无敢仰视之者。王所赐金帛，归藏于家，而日视便利田宅可买者买之。父子异志，愿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决矣。”括母因曰：“王终遣之，即有不称，妾得无坐。”王许诺，括既将，悉变廉颇约束，兵败身死，赵王亦以括母先言，竟不诛也。
括母不独知人，其论将处亦高。
后唐龙武都虞候柴克宏，再用之子。沈默好施，不事家产，虽典宿卫，日与宾客博弈饮酒，未尝言兵，时人以为非将帅才。及吴越围常州，克宏请效死行阵。其母亦表称克宏有父风，可为将。苟不胜任，分甘孥戮。元宗用为左武卫将军，使救常州，大破敌兵。
括惟不知兵，故易言兵；克宏未尝言兵，政深于兵。赵母知败，柴母知胜，皆以其父决之，异哉！
“漂母”韩信始为布衣时，贫无行，尝从人寄食，人多厌之。尝就南昌亭长食数月，亭长妻患之，乃晨炊蓐食。食时信往，不为具食，信觉其意，竟绝去。
信钓于城下，诸母漂，有一母见信饥，饭信，竟漂数十日。信喜，谓漂母曰：“吾必有以重报母。”信之受祸以责报故。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高甚）。信既贵，酬以千金。
刘季、陈平皆不得于其嫂，何亭长之妻足怪？如母厚德，未数数也。独怪楚汉诸豪杰，无一人知信者，虽高祖亦不知。仅一萧相国，亦以与语故奇之。而母独识拔于邂逅憔悴之中，真古今第一具眼矣。淮阴漂母祠有对云：“世间不少奇男子，千古从无此妇人。”亦佳。惜祠太隘陋，不能为母生色。
刘道真少时，尝渔草泽，善歌啸，闻者莫不留连。有一老妪识其非常人，（具眼）。甚乐其歌啸，乃杀豚进之。道真食豚尽，了不谢。（果非常人。）妪见不饱，又进一豚，食半而去。后为吏部郎，妪儿时为小令史，道真超用之，不知其故。问母，母言之。此母亦何愧漂母？而道真胸次，胜淮阴数倍矣。△冯氏贤哲之释用（一）
内外兼修，成为天下无敌手《智囊》的中心意思之一是：“以大智运大事”，即一个人要想成大事，必须内外兼修，强化自己的能力，这样才能成为天下无敌手。实际上，本领越大的人越注意内外兼修，让自己从根本上成为一个令人敬畏的强者。
对于德礼的关系，刘伯温在其著《郁离子》中有一段精彩的论述。刘伯温曰：
修己治人之道，止“勤于邦，俭于家，言忠信，行笃敬”四语，终身用之有不能尽，不在多，亦不在深。
古来圣哲胸怀极广，而可达天德者，约有四端：如笃恭修己而生睿智，程子之说也；至诚感神而致前知，子思之训也；安贫乐道而润身目卒面，孔彦曾孟之旨也；观物闲吟而意适神恬，陶白苏陆之趣也。自恨少壮不知努力，老年常多悔惧，于古人心境，不能领取一二。反复寻思，叹喟无已。
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子不相涉，则读书何用？虽使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耳！岂得谓之明理有用之人也乎？朝廷以制艺取士，亦谓其能代圣贤立言，必能明圣贤之理，行圣贤之行，可以居官莅民、整躬率物也。若以明德、新民为分外事，则虽能文能诗，而于修己治人之道实茫然不讲，朝廷用此等人做官，与用牧猪奴做官何以异哉？
古之君子之所以尽其心、养其性者，不可得而见；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自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故六官经制大备，而以《周礼》名书。春秋之世，士大夫知礼、善说辞者，常足以服人而强国。战国以后，以仪文之琐为礼，是叔齐之所讥也。荀卿、张载兢以礼为务，可谓知本好古，不逐乎流俗。近世张尔岐氏做《中庸论》，凌廷堪氏做《复礼论》，亦有以窥见先王之大原。
刘伯温论述的大意是：
自身修养以及治理国家的道理，有四句话终身用之而受益无穷，这就是：“勤于政事，节俭治家，所说的话忠信可靠，行事诚恳无欺。”
古往今来圣哲们的胸襟十分宽广，而达到至圣大德的，约有四种境界：笃恭修己而生出聪明睿智，这是二程的主张；至诚之心感动神人而达到先知先觉，这是子思的训导；安贫乐道而身体健康面无忧色，这是孔子、曾子、颜回、孟子的至高宗旨；欣赏大自然的美妙，吟诗做赋，而意志安适，精神愉悦，这是陶渊明、白居易、苏轼、陆游的人生乐趣。愧悔自己少壮不努力，年长时常有一种悔惧萦绕于怀，对于古代圣贤的心境，不能领略一二。反复寻思，叹喟不已。
明德行、做新人、办好事，这都是我们分内的事情。如果读书不能落实到自己身上，认为以上三项与我们毫不相干，那么，读书还有什么用处？尽管能写文章、做诗篇，卖弄自己的高雅，也只能算得上一个识字的放猪奴才罢了！怎么能够说得上是什么深明大理的有用人才呢？现在，国家依据考试中文章的优劣选用人才，也是要求士人能够代圣贤立言，明白有益于人类社会的道理，做有益于人类社会的事情，如此才能身居官位而不脱离平民百姓，兢兢业业地办事而成为大众的表率。如果以为深明德行，造福于民是分外的事，那么，虽然能写文章、做诗词，却丝毫不懂得修养自己、治理社会的道理，国家用这样的人做官，同用放猪奴才做官又有什么区别呢？
古代的君子是如何竭其心力、修养德行，我们是不能见到了；他们修养身心，管理家庭，治理国家，平定天下，全部秉持的是礼。从内部来说，如果舍弃了礼就无所谓道德；从外边来说，舍弃了礼就无所谓政务。所以六卿之官设置完备，而记录的书籍以《周礼》为书名。春秋时代，士大夫通晓礼，善于游说的人常常能够说服人，而使他的国家强盛。战国以后，以仪式外表华美琐碎为礼，就是叔齐也要讥讽的。荀卿、张载小心谨慎地以礼为实务，可以称得上知晓根本，喜好古风，不去追逐流俗。近代张尔歧做《中庸论》，凌廷堪做《复礼论》，也可以从中看到先王教化的原貌。
通过上面的例子可知，《智囊》强调的“以大智运大事”，是成功的一个重要前提！△冯氏贤哲之释用（二）
做人要有责任心《智囊》强调一个“诚”字，所谓“诚”，即做人要有责任心，这样才能把一件事办深办透。
康熙虽一贯主张应广泛听取臣下意见，但对于大权，他决不会有丝毫的放松。为了保证大权独揽，他始终坚持事必躬亲。
议政王大臣会议，是清太祖努尔哈赤所创亲信重臣与宗室贵族共同议政体制的继承和发展。太祖起兵初期，最早参与议政的是五位“理政听讼大臣”，又称“议政五大臣”。那时诸子侄年幼，五大臣身兼将帅，佐命开国，权势颇重，凡军国重务均由其赞决。以后子侄渐长，陆续成为专主一旗或专主若干牛录的贝勒、台吉。于是发展到领兵贝勒和五大臣共议国政的阶段。迨至1615年扩编八旗、1616年天命建元，后金政体进入以四大贝勒（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为主的议政阶段，五大臣也逐渐为八大臣（各旗固山额真）所代替。天命七年（1622）三月初三，努尔哈赤提出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是议政体制发展的新阶段。它使八和硕贝勒（即八家）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不仅对国君有一定监督作用，甚至可以废立国君；而对抑压和硕贝勒本身，则有更大的约束力，使得他们无权单独做任何事情，从而有效地防止个人擅权和分裂行为发生。
清太宗皇太极时期，议政王大臣会议权势逐渐消弱。主要由于从天聪五年（1631）起陆续设立六部、理藩院、都察院及内三院等政府机构，将原属议政王大臣会议职权代替许多，各部事务“有不能决断者”，才由议政诸王贝勒大臣会同议决。另外，由于皇权逐渐提高，皇太极掌握了宗室贵族议政的任免权，能随时排除异己，增补亲信；有资格参加议政者，亦必经皇帝任命才能与议国政。至崇德二年（1637）四月，贝子也准许“与议国政”，同时“每旗各设议政大臣三员”。并且，事之是否当议，及议奏之后是否准行，也都由皇帝决定。至此，议政王大臣会议有如皇帝属下的一个咨询机构。
顺治初年，睿亲王多尔衮摄政时大权独揽，排斥与削夺诸王权势，因而那时的议政王大臣会议有名无实。
多尔衮病逝、顺治帝亲政后，在共同清算多尔衮的斗争中，诸王权权势与皇权同时得到恢复和提高。议政王贝勒大臣人数显著增加，议政王贝勒由六名扩充至十三名。其中郑亲王济尔哈朗一家即占四人（本人，二子，一侄）。议政大臣人数也显著增加，仅顺治八年至十二年任命的议政大臣就多达三十余人。六部满蒙尚书全部列入，蒙古固山额真及大学士、皇帝侍卫、内大臣、王贝勒府长史等，也陆续列入。顺治八年至十三年间的议政王大臣会议，权力大，管事宽，有时竟否定皇帝旨意。谈迁在其所著《北游录》中，称之为“国议”，说：“清朝大事，诸王大臣佥议既定，虽至尊无如之何”；“六部事，俱议政王口定”；议政王大臣会议权势，达到顶峰。顺治十二年（1655）五月，济尔哈朗病逝。在此前后，有十余名议政王贝勒贝子等病逝、阵亡，或被处死、解职，议政宗亲贵族显著减少。顺治帝又于十三年（1656）九月二十八日，解除大学士议政之权。议政大权逐渐转移到上三旗议政大臣手中。
康熙初年辅政时期，辅政大臣位居诸王贝勒之上，并决定其爵位的升迁及继承，所以诸王贝勒皆惟命是从，甚至有人谄事鳌拜。辅臣还陆续裁减议政大臣。康熙元年（1662）正月，将“每旗所设议政大臣二员”裁去。后又因议政时，有些蒙古都统“不肯附和”，鳌拜“即裁止蒙古都统，不使会议”。
康熙帝亲政后，鉴于议政王大臣会议曾被鳌拜把持，会议内容任意外传。乃于擒拿鳌拜之前，七年（1668）正月，将鳌拜孙婿杜兰革去贝勒，降为辅国公，解宗人府左宗正并议政。废除辅臣体制后，又立即加以整顿，于八年（1669）八月规定：“其诸王贝勒之长史、闲散议政大臣，俱著停其议政。以后凡会议时，诸王、大臣，务须缜密，勿致泄漏。”此后又逐步地裁减议政王贝勒。康熙十一年十二月初四和十一日（1673年1月21、28日），先后批准和硕裕亲王福全及和硕庄亲王博果铎、多罗惠郡王博翁果诺、多罗温郡王孟峨，“疏辞议政”，解除他们议政之权。其他议政王贝勒以为皇帝欲全部取消议政，于是纷纷“疏辞议政”。康熙拟逐步地进行，故未允所请。并且，因翌年冬“三藩”叛乱，陆续命诸王、贝勒率师出征，议政人少，又命和硕裕亲王福全及和硕庄亲王博果铎再次参与议政。
战争虽对削减议政王贝勒权势的进程有所延缓，但并未使之中止。因诸王贝勒率军出征，不比平日家居，更易于将缺点错误暴露无遗。在平定“三藩”过程中，先后派出八名亲王、郡王、贝勒担任大将军。康熙认为，其中只有极个别人“尽心王事，已著劳绩”，而大多数表现不好，虽经一再警告，仍无显著改进，于是，令议政王大臣等举太祖、太宗军法，陆续“严行议罪”。自康熙十六年（1677）二月，至二十一年十二月十日（1683年1月17日），八名出征王、贝勒中，五名削爵、罢议政、解宗人府职。
此后，于康熙二十年（1681）八月，因并未著有勋劳，皇帝明令：“罢和硕庄亲王博果铎议政。”二十四年（1685）五月，安亲王岳乐因隐瞒一外蒙古喇嘛，经宗人府等衙门议奏，被革去议政及掌宗人府事，并罚俸三年。二十九年十一月，因在乌兰布通之战失误，将担任大将军的裕亲王福全及恭亲王常宁罢议政。这时，原有议政宗室王贝勒只剩康亲王杰书一人。杰书于康熙三十六年（1679）死后，康熙朝议政机构已无王贝勒，所以《清圣祖实录》只称议政大臣会议。议政大臣人数，根据需要，时有增减。大体限制在六部及理藩院满尚书，都察院满左都御史、领侍卫内大臣及八旗满洲都统范围之内，个别有时破例，从前锋统领、护军统领及六部满侍郎中选入参加。总之，其原有联旗合议的残余已被清除，成了掌握于皇帝手中的一种普通议政机构。
其议政程序，一般均由皇帝决定该议之事，由满大学士于议政大臣会议传达谕旨，令其议奏。议复返回后，大学士于皇帝御乾清门听政时，面奏请旨，由皇帝最后裁决。对于会推八旗官员，特别注意防止诸王借机安插自己的亲信，康熙二十年（1681）八月初八日听政时，大学士以议政王等会推正蓝旗蒙古副都统员缺请旨：正拟前锋参领雅海，陪拟护军参领孙塔哈。康熙问此二人及现任该旗官员均系何王属下。当前知现任该旗满洲正副都统及本次正副都统及均为安亲王岳乐属下时，便以“安亲王所属甚多”为由，果断地指定信郡王鄂扎属下陪拟之孙塔哈，为该旗蒙古副都统。有时议政王所拟正、陪均不用。如同年九月二十九日，大学士以议政王会推镶白旗副统员缺请旨，以护军参领蔡喀纳拟正，长史希福拟陪，康熙另提该旗的达克萨哈，问大学士如何？经讨论，尽管认为此人俸次尚浅，但皇帝以其“才具堪用”，所以还是授为副都统。另有一次康熙认为议政王大臣会推的杭州将军员缺，正、陪均不满意，另提两人让“另拟具奏”。议政王大臣等只好按皇帝意图将此二人拟为正、陪。总之，康熙时的议政王大臣会议，惟皇帝旨意是从，其地位与部、院等衙门相当，类似咨询机构。
由上可知，《智囊》告诉人们的“诚”字，是任何人都做任何事都必须落到实处的，否则就不可能有成功率。